【作家特写】忧伤时代──台北人：写给那些不曾满足的爱情－鏡文學

立刻阅读：《台北故事》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历经文革、插过队、做过工人的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透过女主角陈清扬悠悠道出这句名言。爱情要在绝处才能逢生，欲望是靠潮溼豢养的。《黄金时代》已远，现在我们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样讲述爱情不可为而为之的小说。

《台北故事》：侧写时代的碎心曲

小说里程瀚青与高镇东两个男人在九○年代末，爱上彼此，然后死之而后生。在狭促倥偬的时代里，两个处在低层阶级的男人何以发觉自身，以及对彼此的欲望？欲望升腾成爱，中间又要经历多少代价？这不是一般爱情故事，更刻画八九○年代那个蒸蒸日上的台湾，以及无法随时代上升的人又将何去何从？

《台北故事》在镜文学发表后，迅速成为回覆最火的作品。读者追得勤，也不吝于承认自己「看哭」了。读者暱称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这样更亲密、更接近作者。未见台北人之前，我以为这样的小说，该是出自年纪稍长的人吧，还不无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滚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岂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名不过三十岁上下女子。

年纪轻轻，何以写出痛感十足又充满画面的文字？在与她短短相谈的一个小时半里，很难说我得到了答案，毋宁更像是在雾中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围绕在她周身的雾，或城墙。

一个例子是，台北人不善于诠释自己。「你要说……」是她回答问题时常见的开头，彷彿她努力将回答塞进我的问题──带有「是因为你要这样说，所以我才这样回答」的语感，又或许是在确认问题真的是「问题」。

写小说不过是将脑中画面诉诸文字

同时，我很难想像这是她第一部小说。台北人说，在此之前她写的东西谈不上创作，大多写得很杂很随兴，甚至写过就扔，也不回头看。书写对她而言，不是纪录，不是为了保存被时间之河淘洗的种种。已发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个朋友》都是男男恋情，而且还是苦恋、虐恋，为何她钟情于诉说这个题材呢？台北人说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写小说时，我不会一开始就去想要传达什么，常常是听到一首歌，触发了我的视觉画面。画面出现了，我不得不把它写下来。」

至于为什么要写，对台北人而言，那是后来的事，非关写作。「我觉得讲出来为什么就匠气了，因为这可能不是一开始我做这件事的念头。」很少会在访问中听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气」，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会觉得访问我很无聊吧。」似乎是害怕给出的东西不够，台北人补上这句。

用老华语歌召唤时代氛围

八九零年代的华语音乐贯穿台北人的小说，甚且有狂热读者一一找出小说里的歌，搭配服用。音乐确实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须。「我只在家写东西，因为要听音乐，而且要开很大声。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乐，甚至可以一首歌重复听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几天都在听同一首歌。它们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谈到音乐，台北人顿时放松不少。她说她最近在听的是王杰〈忘了你忘了我〉，还直接用手机放起歌来。「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王杰的歌声开始作伴，我们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个华语音乐的美好时光。

「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

台北人有一个由黑胶唱盘、音乐录影带堆叠起来的童年。「我第一张卡带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带录音机到处跑，还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时，每天都在听父母的黑胶，无论是吃饭或做其他事都在听歌。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当时家里还有一面墙都是音乐录影带。不过后来这些都随父母离异丢了。」

台北人喜欢听回首时代的歌，但她从不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当《台北故事》面临修改时，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为发表在中国平台，会审文。我几乎每章都被锁。锁文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常常不知为何被锁，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东西来修改。」读到此，读者可能会想原来现今的《台北故事》是洁本？莫非有一个「比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让读者稍稍放心，「其实情欲戏没减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机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亲密行为时脖子以下不能描写太清楚。」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是性爱连结了程瀚青与高镇东，也是他们的性连结了作品与读者。写实近乎肉搏的情欲描写是台北人小说的好看之处，也是她反覆辩证灵与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欲望由此蔓延。读她的小说，我想起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台北人说，她喜欢的其实是王家卫电影里张叔平的美术设计。「我看王家卫的电影会恍神，常常投注在画面里，电影在讲什么反而不是重点。」

小说里的悲剧来自现实的无常

话及王家卫，台北人提起某位影响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带她欣赏王家卫，也是那人领她更广泛的听音乐。「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些故事。可以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都是被他影响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诉了我一个祕密：「他已经过世了，这些书写都是对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里头程瀚青的一句话：「有时痛苦能提醒一个人不要忘记，我不想他一转头就忘了我。」这或许说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带痛感。

悲剧是台北人的小说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也有挥之不去、阴惨惨的死亡。为什么总要让笔下人物饱尝悲离？台北人说，「现实生活很多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没有预料，它就来了。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情形，认识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当时还上过报。」因此，台北人写小说没有大纲，自己也不知道情节走向。「它（故事）就是来自生活，生活与故事并非谁轻谁重，而是因果关系。」

虽然很多读者反映《台北故事》结局太虐，但台北人写完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样也有点讶异。」面对逝去，台北人说，「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

妈妈也是她最有感的读者

「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

在网路发表小说至今，台北人累积相当的读者，读者回应踊跃，还会私信她。不过她坦言与读者互动压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们，只好说谢谢，谢谢他们愿意阅读这个故事。其中有位读者很特别，住在新疆乌鲁木齐。他说他看过我每本小说，跟他互动最没有压力──我们用音乐交流，他丢一首歌，我丢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说什么。」

还有一个读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妈妈。「我妈看完《台北故事》跑来跟我说：『我给你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刘德华的〈真永远〉。巧的是，有一位读者也传给我这首歌，说很适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讳言妈妈有点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说后对同志的观感有了变化。「妈妈看完当下没说什么，只问我：『还有吗？』我就再丢了作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写了封信，说觉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对的。这或许是我写小说的一件好事吧。」

访问尾声，台北人说了个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滨公园跑步，有位穿西装、看起来非常颓丧的先生向她搭话。她当下想逃离，但听他开口后，她留了下来。结果那位先生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三小时中台北人几乎没有说话。回想这段经历，台北人说，「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站在那听他说话，他或许就会去自杀。」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样的特质能吸引人向她诉说？「对方想讲，我就听。」台北人说。彷彿这是很简单的本领。我开始觉得台北人写小说是在回放这些她生命中的伤心人伤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为人知而透过文字倾诉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那是《春光乍泄》快结束时，彼时生嫩无比的张震告别梁朝伟，要他对录音带说几句话。梁朝伟只对著录音带哭泣，张震就这样把他的哭泣带到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过小说告诉我们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实相里，缠绕出最通透的爱情。因为世界是如此粗砺的一头兽，所以要小心对待爱。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