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河馬的消失與回歸──評駱以軍《明朝》

 《明朝》總體素材調性與《女兒》、《匡超人》相近，用科幻小說的世界觀作為外框架，承載標誌性的駱以軍小說文體。書中的十四個章節都具有各自的重心與美學效果。行文中的小說場景大概有三：第一是由劉慈欣《三體》衍生的「明朝」計畫，面向未來的世界觀，在書中大約佔了20%左右的篇幅。第二是揣想明朝文人特定處境，面向古中國的時空。第三是我們熟悉的，那個與駱以軍本人相像的敘事者，在當代收集或親身經驗的各種故事素材，包含把玩壽山石這種讓有追蹤駱以軍臉書的讀者會覺得可親可愛，同時又能牽出當代人文藝術商業模式建立過程的視野。 「未來─現在─過去」三種小說時空的視野在行文的過程中刻意地彼此交疊，等於讓這兩種時空視野互相補述（像是，讓古代牢獄中服侍老囚的女子自述二十世紀臺灣人的身世），互相補述的過程呈現兩者的異同之處，兩種情境互為隱喻的過程也就自然完成了。這是唯有小說這種敘事藝術才能呈現的詩意。在《明朝》中當代時空的素材常常採用這樣手段，作為另外兩個時空行文時的重要血肉。 後設技法消解小說幻術  因為時空視野交疊的形式特徵，讀者被引導成為一位後設讀者，時時刻刻意識到眼前所讀是駱以軍所述，而非意圖讓讀者長期沉浸的幻術時空。也因為讀者與文本的關係基本確立了，不同時空視野的切換在閱讀時就更明顯──像是，「我」與自己培育的明朝文化載體機器人的互動會是一個完整的段落，跟下一個段落（例如「我」跟其他被影射的、各種字母代號的當代人物的精彩互動）都有涇渭分明的世界觀轉換感──畢竟讀者橫豎都要當一名後設讀者的，靠單一段落的素材魅力來讓讀者一再獲得沉浸感，顯然比投注文字資源跟設計成本到敘事學公式上更經濟一些。對大眾小說的愛好者來說這樣的取捨可能比較陌生，但為了有效提升創作者本意的傳達率，刻意地阻絕某些受眾需求，反而是在藝術領域常見且合理的引導方式。 本來作為外框架的科幻世界觀反而被駱以軍的慣用的小說形式消化了，像是鳳梨果肉的酵素反而在消化人類口腔的蛋白質那樣。這也是有趣的事，科幻小說已經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具高度彈性的框架，但對駱以軍來說，有些效果似乎只能依靠後設的技法才能營造出來。也許就像電視節目的「轉場」這一技法的實際意義不在於銜接，而在於強調斷裂本身。後設技法「消解小說幻術的說服力」這讓大眾讀者覺得較負面的副作用，很可能才是駱以軍小說美學體系裡難以割捨的重要環節。  文明的滅絕  舉例來說，將「文明滅絕」作為核心意象，具有非常強大的感染力。這是一個時空尺度非常巨大的動詞，卻可以存在於幾乎任何人的心中（誰都不免是某個微小文化的末代繼承者），而且，總是迫近。這部分的思辨在《明朝》全書的最高潮，幾乎是最戲劇性的第十三章，直白地跟讀者說出「我已經不可能只是我」（第285頁），文明與個體的概念在當代資訊環境下如何無可避免地被消解，而某些個體的死亡幾乎等價於一個文明的滅絕。但，如果我們只是直接這麼閱讀的話，就又會把「文明」這個概念讀小了，它可以連接到上世紀中國文人流亡到臺灣後，試圖建立一個全面等比例微縮的中國文明的嘗試，也可以連接到臺灣人數十年來都非常熟悉的「亡國感」上。「文明」這個抽象概念必須被讀者內化，而不是僅僅只是特定的實例，因為特定的實例往往就會被快速連結到特定的立場與特定的反應。而一旦讓讀者落入這種可預期的、僵化的反應，駱以軍作為小說家的哲思餽贈就無法達成。於是乎，「將滅絕的太陽系文明」這一隱喻投射的對象，在小說中是隨章節流變的。駱以軍一邊為這個核心隱喻增添血肉，又一邊透過後設技法的副作用、透過「我」對社會各種固定反應的憂愁，明示暗示讀者，不要太快接受眼前的一切。最後才能抵達駱以軍試圖在讀者心中建立的「文明」一詞所對應到的概念，同時擁有抽象的一般性，又擁有對應各個可能實例的飽滿血肉。 這是非常小說式的抽象概念闡述法，比起直接援引一個名詞，小說家更傾向於用幻術演示，而如果概念的抽象性讓讀者難以一次捕捉到，小說家就會多重複幾次──通常是兩次或三次──讓讀者的心智自行捕捉到這幾個連續實例的共同高頻共鳴點。  有多少駱以軍的評論者會忍不住在他們的書評中模仿駱以軍的語言呢？駱以軍的語言在表達力上的卓越性能，可以讓書寫者大量倒出心裡的抽象概念，而不用找一個生冷僵化的詞去對應它們。要比喻的話，駱以軍的小說語言跟日常的邏輯推論語言，恰好像是人工智慧與程式語言的差別。程式語言設定明確的變數、函數，然後明確地去推演符號之間的運算。人工智慧則是把訓練用的資料餵給神經網路，神經網路是否理解了又或者如何理解，其實都無法確定。餵完無數張石虎的照片跟無數張貓的照片，準確率優化到跟人類一樣高甚至超越人類時，我們總可以說這個神經網路學會了辨別石虎照片跟貓照片的方法。駱以軍的小說語言不斷餵食各種幻術素材，像是不斷餵食訓練用的資料給讀者們。在很短的篇幅內檢視，其傳達率可能是比日常語言低的，但隨篇幅不斷拉長，（作者沒有失誤的話）其意義會漸趨明確。  由「我」的情感與世界觀作為基底  用這個方式去理解《明朝》，就不難理解，為何小說的章節之間有完全悖反敘事學的斷裂感了。《明朝》實際上是一個從最抽象核心一路往下分支，抽象概念與實例的樹狀結構。章與章、故事與故事、段與段、句與句、詞與詞，是不必在因果或時間上連續的，它們之間的關連方式是高頻泛音的共鳴。也因為真正的目標是高頻泛音的共鳴，其餘的血肉素材就擁有高度的自由度，得以容納各種乍看之下跟《明朝》不具有緊密關係、但極度誘人的素材，例如那些跟其他作家的八卦互動。這些標誌性的素材就像村上春樹喜歡賣弄他的中產階級品味一樣，比較多是美學效果上的優勢，因為走鋼索的難度極高：這些素材要能生效，就必須看起來像是真的；但如果被當成真實來解讀，就會遭遇倫理性的質疑。小說中也後設地再度強調，「私小說」並不是解讀這些素材的理想標籤。這個走鋼索的難有兩個層面，一是它在兩種失敗之間（失效或者被當成真實）幾乎沒有空間。一是，作為小說，意義的定奪終由讀者自行決定。也許這些素材的理想讀者，是那些被窺看感勾起興趣，順利解碼出彷彿可以參照的現實人物，卻又拒絕將這一切素材當成事實來詮釋的讀者。而透過各種手段增加這樣的理想讀者的比例，就是這個鋼索難題的解決方案。 這個時候，後設技法「消解小說幻術的說服力」在整體策略的檢視下，就更有功能性的意義了。 《明朝》非常現代主義地，用特定技術將小說的「意義」與「魅力」各自完成之後，系統性地整合在一起。在現代主義宏觀架構之間填充的血肉，駱以軍的抒情性佔據重要的成分，讀者完全可以同傷共感。我們甚至能說，《明朝》各章節間高音共鳴的特定環節就是某種特定的情感。也可以說，全書後期戲劇性的高潮大逆轉，不是依靠外部事件勢力的興衰，而是由「我」的情感與世界觀作為基底。 但要說《明朝》是向內封閉的世界嗎？ 在小說裡，被世界的規則給完全抹銷的河馬這一物種，成了「我」被世界完全擊潰、最黑暗的章節末尾的救贖象徵。牠們在小說前期被宣告滅亡，但卻突然出現，在鐵皮屋外抽煙的「我」與小說家W眼前奔跑，兩人凝視河馬群奔跑的這一瞬間，像是在凝視潘朵拉的箱底安放的希望。牠們對「我」跟身旁的小說家W來說甚至還不算是人類，想必也是完全無法溝通的吧？其回歸也完全是超出「我」的理解之外。但「我」卻在乎這些，理應完全無法觸及自身憂傷核心的河馬。《明朝》的絕望是《三體》式的絕望，冰冷世界物質性法則下，本應無比確實的絕望，照道理來說不會有任何迴轉的可能。卻因為河馬撕裂時空奔跑而來的這一事實，微微撼動了《明朝》的絕望前提。這也許象徵了「我」對世界與未來的謙卑：即便是宇宙中一顆即將滅亡的星球，也不必然就是孤獨。   本文作者 | 李奕樵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秘密讀者成員。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獎二獎，入選九歌一○二年小說選。★ 【知音如此】不一樣的陳雪 X 駱以軍★【作家特寫】預知毀滅紀事：專訪駱以軍《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