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烏托邦消亡史——梁淑淇談《無差別愛人》
文|翟翱
2020-11-03
梁淑淇的文學起源既喧囂又孤獨。
她由母親獨自撫養帶大,暑假常到母親工作的紡織工廠幫忙,一邊剪去襪子多餘的線頭,一邊聽收音機廣播劇。廣播劇用聲音召喚她進入想像的世界。身處漫天飛舞的布料纖維,她心卻在故事,跌宕曲折的情節,周旋糾葛的人物,以及超脫現實的樂趣。後來得知那些劇多改編自小說,回家發現母親有很多藏書,開始主動進入另一個世界。現在,她創造。
梁淑淇 著
寫作療癒受傷的心
18歲時,梁淑淇以小說〈等〉獲第一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冠軍,之後陸續出版《雙十年華》、《小心愛》、《我和我的……》、《陽光最是明媚》、《愛你愛我》等。也許,寫作與孤獨有關,梁淑淇坦言自己極為內向,「我害怕面對陌生人,也不習慣跟不熟的人交談,說不出口,只好寫下來,即使寫下來也不好意思直接寫出感受,所以透過小說隱身其中,不讓別人發現我。」
也許,寫作與想被看見有關。從青春少女寫到現在,寫作有帶來自信嗎?還是讓她更習慣內向?她答,還是害怕跟陌生人相處,「對我來說,寫作是療癒受傷的心,堆在心底太滿的時候,寫出來才能抒發。」
「以前我媽就說我都把情感藏在心裡,所以總是不明白我在想什麼,我完全不會跟她說任何心事。有時即使面對丈夫,有些心事我也無法當面跟他說。說不出口我們就互傳短訊,透過文字交流,我比較自在。」
因此,儘管梁淑淇的書名都帶有愛或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卻也多所質疑。她曾在其他採訪中提及,小時候母親藏書多是亦舒、瓊瑤等人的愛情小說。在愛情小說中長大,她卻懷疑愛的存在。也許,寫作也與欠缺有關,新作《無差別愛人》看似建構了一個愛的科幻世界,實則演繹了愛的消亡史。
▲梁淑淇與母親合照。梁淑淇來自單親家庭,母親的藏書是她小時候的文學啟蒙。(圖/梁淑淇提供)
科幻包裝社會寫實
《無差別愛人》可套以前幾年流行的反烏托邦作品外殼,骨子裡卻是《火線交錯》、《衝擊效應》等,藉由多線敘述帶出眾生相——或者說,「不幸的總和」的寫實之作。
小說設想不遠的未來人類經歷毀滅性人禍與災難,量子電腦成為「智能總理」統御世界;人類由人造子宮大規模培育,誰的精子與誰的卵子結合,由智能總理計算分配。繁衍不再是愛的結合,純粹是電腦運算的結果,親子關係因此消失。家庭功能則以「無差別愛人」制度取代——智能總理根據資料計算,為人分配家庭。血緣帶來的親疏遠近不再,人與人之間的愛一旦相等,即是天下兼愛。
梁淑淇以此為背景,鋪展「無差別愛人」制度誕生的原因:求子多年未果,終於懷孕的妻子,卻陷入產後憂鬱,最終在恍惚間導致滿載學生的公車墮橋;為暴力籠罩的家庭,父親長期家暴母親,兒子默默目睹,長大後在電梯間揮刀殺人;男子衝進幼稚園亂砍,殺死兩名幼童。這三起無差別殺人事件何以促成無差別愛人社會降臨,梁淑淇在小說間展現高超的調度能力。她的文字超連結,讓兩個看似迥異的文本世界(反烏托邦與社會寫實),與三組小說人馬相互糾纏,成為這部奇異又複雜的小說。
梁淑淇說她最喜歡的小說家是伊坂幸太郎,當年讀他的《Lush Life》大為驚豔,後來每本都找來看,「他的小說像鬥智遊戲,每次我都在想他的下一步會怎麼走,又總是想不到。」伊坂幸太郎的《魔王》與《摩登時代》同樣藉科幻小說側寫人的渺小與偉大,《無差別愛人》若是,但多了幾分苦楚。
寫《無差別愛人》是為了回應現實裡的無差別殺人,梁淑淇說靈感來自2016年的「小燈泡事件」。「事件發生時,我們全家三人在台灣旅遊,正在計程車上。我女兒跟小燈泡同年,我不斷想為何會發生這種事。如果有愛,是不是就能避免慘劇,如果有人在某一刻關心別人,會不會改變一切?」
▲2009年梁淑淇於澳門路環。在澳門長大的她,18歲就獲當地文學獎。她坦言澳門很小,寫作圈子也小,閱讀人口少,出書沒聽到太多回饋,常常不知道讀者在哪,「有點寂寞,不過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內向,總是躲在自己天地寫寫寫。」(圖/梁淑淇提供)
沒有愛了也沒關係
小說裡不幸的家庭關係成為更巨大的不幸,吞滅其他無關之人。「家庭慘劇往往是因為被關係綁死,覺得自己沒出路。小孩無法選擇父母,如果可以的話,會不會減少一些悲慘的故事?如果可以分開,人們會不會更珍惜一段關係?很多人以為自己非愛一個人不可,得不到便想同歸於盡,所以我在小說裡丟出的是:如果人們可以從愛中解放,這個世界會如何?」
無差別愛人,讓世界的愛等量,其實是消弭了愛,「或許因為我在單親家庭長大,所以我從不覺得一段關係必須綁得死死的,相愛的話繼續走在一起,不愛就乾脆分手,瀟瀟灑灑,記住有過的愛,好來好去,至於令人不快的事記著也無益。」梁淑淇透露,母親在她小學時另組家庭,後來她跟外公外婆生活。我故意問她,會覺得被拋下嗎?「一點也不會,我很開心母親找到幸福。」
愛是如何消亡的?梁淑淇用其中一條主線鋪展給我們看——「潘紀凝」被「有小孩才算圓滿家庭」的執念所縛;有了小孩後,她卻產後憂鬱,不止是不快樂的媽媽,更是萬念俱灰之人。梁淑淇透露,自己也一直渴求擁有自己的孩子。
「我跟潘紀凝一樣,很想要有小孩,覺得這樣才算一家團聚,並曾為此陷入極大的憂鬱,對生活完全失去熱情,彷彿再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帶給我情感的衝擊。當時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走出幽暗,有天我做了一個夢,類似小說中『The One』那一節的夢,醒來後豁然開朗,想通了沒有什麼需要強求,於是再也不執著。我常常覺得是那個夢拯救了我,有時當人困在情緒中走不出來,可能就等著某一個開關,那個開關可以是一個人,一首歌或一個夢。只要打開了那個開關,一切將有所不同。」
潘紀凝與她老公本是恩愛的夫妻,卻從對愛的期待到無愛的地獄。梁淑淇說,她想讓文字長出加害者的生命史,與愛的消亡過程,「人的行為再怎樣極端,必定是什麼東西被觸發了,如果我們找到那個關鍵點,或許就能幫助他們。」如同梁淑淇前面提到的開關。悲哀的是,現實中關鍵往往是由錯失鑄成的。
《無差別愛人》另一條主線是兒子成為無差別殺人者的母親「常蕙言」。梁淑淇的女兒八歲,談到女兒,她說為人父母痛苦在於「我們未必能夠理解他們,只能努力陪伴。至於他們會不會愛我們,我們只能等待。」
在梁淑淇口中,小孩愛父母不是必然的——正如她所謂「不覺得一段關係必須綁得死死的。」女兒比較愛跟爸爸在一塊,「不過最近女兒願意讓我陪她睡前聊天,她跟我說她的見聞和心情,也會問許多關於我小時候的事。我喜歡這樣的親子時光,讓我們更了解對方。」
「我女兒是一個很開朗的人,跟我完全不一樣。」怎麼說?「我是一個很悲觀的人,許多事情先往消極想,即使收到好消息,也怕功虧一簣。可能因為我個性悲觀,認為現實大部分事情不受掌控,所以寫小說儘可能有正面結局。這是我身為作者的特權。」
也許,寫作真的與欠缺有關。梁淑淇說,她喜歡寫多線敘述,因為「我們總以為自己是故事中的主角,其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我們無法得知他人的存在,仍如月亮牽動地球影響彼此。」總以為你唱罷我方登場,其實生命一如小說,是壯美的混合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