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上的樂園——專訪吳曉樂《我們沒有祕密》－鏡文學

吳曉樂很在意臉。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筆下人物的面孔，以及新聞事件裡千人一面的受害者。

採訪時，她不止一次提到「我想要她們長回自己的臉。」吳曉樂說，社會有張受害者臉譜，一旦受傷，我們就要活生生的人戴上，變成乖順愚笨天真爛漫的角色。

「我們想保護一個人，就會把他們修飾得很笨很無知，好讓他們獲得同情，同時剝奪他們的個性。我想寫一個性的故事，不用大家習慣的寫法——女人很可憐，男人很可惡，社會不尊重女人。」

這便是她最新長篇小說《我們沒有祕密》所抵抗的，一種危險的抵抗。《我們沒有祕密》吳曉樂第二本長篇，也是醞釀最久的小說，一直想寫，卻一直找不到正確的方式敘述。寫完了，她仍在自我懷疑。

受害者長出自己的臉

小說起源於幾年前友人告訴她一部父親與眾女兒亂倫的紀錄片。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標籤已貼妥，該是鄉民征討獸父的時候，可鏡頭裡其中一名女兒卻說：「如果晚上爸爸沒有來找我，我會難過。」這讓吳曉樂思考，受害者的臉，是什麼樣子？

《我們沒有祕密》是吳曉樂迄今最危險作品。因為這是後「me too」時代難以討好公理（或鄉民）的故事：女孩在名為愛意或初戀的樂園裡，樂園卻在顫顫巍巍的懸崖上，「我小說裡的受害者可以是壞人嗎？可以可愛嗎？我們可以原諒一個非典型的受害者嗎？」稍有不慎，女孩陷落。吳曉樂也是，完稿後，她仍不斷自問「這樣寫，真的可以嗎？」

她自我懷疑的是「讓受害者嘗到甜頭，會不會抵銷她／他的痛苦？」而這正是吳曉樂想通過《我們沒有祕密》試探的謎底。謎底在深淵，打撈過程往復於黑暗，她坦言幾度想放棄，最後花了一年半才完成，「寫這本書像在觀落陰，每次動筆心裡都會抗拒，因為我會跟著沉下去，寫完會憂鬱非常久。」支撐她的動力又是什麼？「後來我筆下的女主角跳了出來，希望我捍衛她們的臉。」

她們的臉，一張張在深淵裡模糊不清的臉。

小鎮對壞女人的危險

聰明如吳曉樂，知道讀者不會輕易與她一同到深淵，所以用乍看像狗血韓劇的誘餌當開頭——妻子消失了，妻子有祕密。律師「范衍重」妻「吳辛屏」人間蒸發，曾有家暴疑雲的律師被懷疑是凶手。同時，他來到妻長大的小鎮找人，卻發現在此，祕密以鎮為單位，大而噬人。

過程中，范衍重遇見妻的家人與過往友人「奧黛莉」與「宋懷萱」，然而每個人口中的吳辛屏都不一樣，他都不認得。妻的面孔漸漸模糊了，她曾是性侵受害者，是說謊的人，是十八歲就心如蛇蠍的高中生，也是他日日夜夜的枕邊人。最終，吳曉樂沒有閃避，不是虛晃一招，給出了用祕密交換祕密，以謊言抵達謊言的結局。

或許是經歷了作品影視化，《我們沒有祕密》看似有別於《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與《上流兒童》，脫離吳曉樂熟悉的教養議題，更具驚悚小說的類型框架，結局也轉了好幾層。然而直到小說中段讀者才會發現，《我們沒有祕密》仍直指家庭「行禮如儀」冷冽之逼人。家的空廢，成為小說的悲劇來源。至於主角們老家坐落的小鎮，更是耳語交織的咒陣。

吳曉樂說，小鎮對壞女人是很不友善的，而且女人很容易成為壞女人，「我媽在澎湖長大，她跟我說不理解為何大家會懷念所謂的小鎮風情。因為我阿嬤生了五個女兒，只要有男生站在門口等她們，就會被閒言閒語，說不知廉恥。」吳曉樂引張亦絢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說法，封閉的空間對女性而言，「鄰居『守望相助』之『助』，更近『助紂為虐』。」

越想越不對勁的故事 

妻子長大的小鎮是封閉的空間，對外來者范衍重來說則像迷陣，《我們沒有祕密》也用類型迷陣作為布局，又敢於直球對決。吳曉樂問我「怎樣？這次有進步吧？」答案是肯定的——如果進步指的是勇於走寫作的鋼索，去問沒人敢問，可十足八卦，人人都想知道的事，所謂的「越想越不對勁」。被侵犯了，可不可以越想越不對勁？想越久，正義是不是就會離你越遠？

「鄉民看到性侵新聞，都會推文說價錢談不攏，又一個『越想越不對勁』。我想講的就是越想越不對勁的故事，我要說，如果你人生沒有越想越不對勁，那你不是神就是白痴。」

人們看到性侵新聞，已練就膝反射思考，標籤當事者。吳曉樂說，這時就需要文學把這個空間撐出來讓人思考，「如果我的小說變成新聞，就只有加害者與受害者，但你不知道他們長什麼樣子，法律不能處理的，就交給文學。」

2018年，吳曉樂寫《上流兒童》，曾長時間田野調查，「學習如何正確理解受訪者所說的話，並在短時間內記下她們提供的資料。」寫《我們沒有祕密》，吳曉樂同樣花費大量時間田調。為了回應紀錄片裡「女兒如果期待爸爸走進她的房間，那一瞬間她在想什麼？」吳曉樂閱讀性侵調查報告，採訪好幾名性平委員，「田調時，我發現很多女性表示自己兄弟對她們有性接觸，即使是一瞬間的碰觸，對女性來說也像烙痕。」

吳曉樂強調田調的重要，「過程中遇見的個案故事、性平委員，以及讀過諮商師的文章，幫助我走完這本小說，因為這麼困難的事都有人在做了，而我只是寫小說。」既然《我們沒有祕密》寫非典型的性受害者，那麼受害者經驗是否可以被扭轉或克服？——這是一個危險同時僭越的問題。

不過吳曉樂沒有中計。「我沒有答案，但我想這一切會發生，是不是因為我們不能談論年輕的性？男生練習性的方式很強調碰觸，例如小男孩很愛玩抓雞雞。當很多家長在崩潰小學不能有性教育，我就想到那些在抓雞雞的小男孩，他們總需要知道性吧？可是這種性探索的界線到底在哪？我自己朦朧的感覺是，至少讓我們開始談性吧。我的女性友人被媽媽問：『如果你不是處女，那你可以給老公什麼？』友人回答：『技術。』」 

掌握身體如同書寫巧藝，「最終的問題或許是，女孩們有自己的性故事，可是別人都幫她們寫好了。」故事被寫定，樂園傾頹了，女孩永遠只能是失敗者。因此，《我們沒有祕密》在懸崖邊搭建樂園，寫出不一樣的性的故事。

《我們沒有祕密》也寫到了「事件之外」那些看戲的人，為何人們總是如此熱衷他人的悲劇？「因為自己過得不好，就會想知道別人也過得不好。如果是現充的人，不會在意他人，而我們在意他人，就會合理化自己的看戲行為，開心他人出事，卻忘了他們就是我們。」

當獵物自願坐上椅子

巧合的是，寫這本小說時，吳曉樂的律師朋友成了性平委員，有一天丟給她一個問題：「如果你的12歲女兒，給人摸胸部，你可以接受她是自願的嗎？」12歲的女孩，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臉？

吳曉樂坦言，「我很難有答案，只能跟我朋友說，至少你要讓那個女孩知道性不髒。」這時，她變出各式關於性的譬喻，「就像甜點，很好吃，但你可能還不能吃。也像開車，開車很快樂，只是你這個時候還不能飆車。」如何描述性又不汙名化，顯然是難題。

吳曉樂在小說裡這樣描述獵與被獵的複雜關係：「十歲的她突然被放到一張太高的椅子上，又相信只有把她抱上去的人，才可以放她下來。」《我們沒有祕密》是危險的，也在於吳曉樂想呈現性受害者的面貌，又不汙名性，可偏偏我們習慣找可怪罪的對象。

「然而，受害者跟加害者的關係是很扭曲的，有自己的生態系，裡頭可能有快樂，可你敢不敢去講這個快樂？我敢。我想讓讀者知道一切都是人性的思考，受害者不是這麼笨，是有吃到糖才會繼續走下去。」像格林兄弟的糖果屋童話。吳曉樂試著讓她的角色有自己的面孔，也嘆道「讓她們長出臉，真的好難，她們的聲音一直在跟我對話。我會想，她們是為了想要被愛嗎？可是她們怎麼可以想這樣被愛？最後我問自己，我要寫的是一個標籤，還是一個人？」

《我們沒有祕密》最後其實仍有祕密，吳曉樂也習慣接收祕密，例如她說婚姻不是靠愛維持的，而是對彼此的供需暸若指掌才能長久，「共享一種黑暗，只有你能看出檯面下的我。」就像小說裡范衍重本來認為婚姻是謊言，後來卻發現「老婆的謊言比他扎實。」

吳曉樂說，她的創作觀察多是靠聽來的，而不是觀看，因為大家很愛找她說心事。我以為其中有訣竅，吳曉樂卻說，「你只要給他們一張椅子，他們就會坐下來滔滔不絕，因為每個人都想搶先講自己的版本。」

所以渴求的力比多真的無所不在，你想被傾聽，很輕易的，就會坐上高高的椅子，卻不知怎樣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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