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憂傷時代──台北人：寫給那些不曾滿足的愛情－鏡文學

立刻閱讀：《台北故事》

「人活在世上就是為了忍受摧殘，一直到死。想明了這一點，一切都能泰然處之。」歷經文革、插過隊、做過工人的王小波在《黃金時代》裡透過女主角陳清揚悠悠道出這句名言。愛情要在絕處才能逢生，慾望是靠潮溼豢養的。《黃金時代》已遠，現在我們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樣講述愛情不可為而為之的小說。

《台北故事》：側寫時代的碎心曲

小說裡程瀚青與高鎮東兩個男人在九○年代末，愛上彼此，然後死之而後生。在狹促倥傯的時代裡，兩個處在低層階級的男人何以發覺自身，以及對彼此的慾望？慾望升騰成愛，中間又要經歷多少代價？這不是一般愛情故事，更刻畫八九○年代那個蒸蒸日上的台灣，以及無法隨時代上升的人又將何去何從？

《台北故事》在鏡文學發表後，迅速成為回覆最火的作品。讀者追得勤，也不吝於承認自己「看哭」了。讀者暱稱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這樣更親密、更接近作者。未見台北人之前，我以為這樣的小說，該是出自年紀稍長的人吧，還不無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滾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豈料出現在我面前的，是名不過三十歲上下女子。

年紀輕輕，何以寫出痛感十足又充滿畫面的文字？在與她短短相談的一個小時半裡，很難說我得到了答案，毋寧更像是在霧中縮短了彼此的距離。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圍繞在她周身的霧，或城牆。

一個例子是，台北人不善於詮釋自己。「你要說……」是她回答問題時常見的開頭，彷彿她努力將回答塞進我的問題──帶有「是因為你要這樣說，所以我才這樣回答」的語感，又或許是在確認問題真的是「問題」。

寫小說不過是將腦中畫面訴諸文字

同時，我很難想像這是她第一部小說。台北人說，在此之前她寫的東西談不上創作，大多寫得很雜很隨興，甚至寫過就扔，也不回頭看。書寫對她而言，不是紀錄，不是為了保存被時間之河淘洗的種種。已發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個朋友》都是男男戀情，而且還是苦戀、虐戀，為何她鍾情於訴說這個題材呢？台北人說寫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寫小說時，我不會一開始就去想要傳達什麼，常常是聽到一首歌，觸發了我的視覺畫面。畫面出現了，我不得不把它寫下來。」

至於為什麼要寫，對台北人而言，那是後來的事，非關寫作。「我覺得講出來為什麼就匠氣了，因為這可能不是一開始我做這件事的念頭。」很少會在訪問中聽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氣」，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會覺得訪問我很無聊吧。」似乎是害怕給出的東西不夠，台北人補上這句。

用老華語歌召喚時代氛圍

八九零年代的華語音樂貫穿台北人的小說，甚且有狂熱讀者一一找出小說裡的歌，搭配服用。音樂確實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須。「我只在家寫東西，因為要聽音樂，而且要開很大聲。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音樂，甚至可以一首歌重複聽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幾天都在聽同一首歌。它們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談到音樂，台北人頓時放鬆不少。她說她最近在聽的是王傑〈忘了你忘了我〉，還直接用手機放起歌來。「愛情終究是一場空，誰說我倆的過去盡在不言中……」王傑的歌聲開始作伴，我們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個華語音樂的美好時光。

「音樂就像媒介一樣，能觸發我許多小時候的畫面。」

台北人有一個由黑膠唱盤、音樂錄影帶堆疊起來的童年。「我第一張卡帶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帶錄音機到處跑，還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時，每天都在聽父母的黑膠，無論是吃飯或做其他事都在聽歌。音樂就像媒介一樣，能觸發我許多小時候的畫面。當時家裡還有一面牆都是音樂錄影帶。不過後來這些都隨父母離異丟了。」

台北人喜歡聽回首時代的歌，但她從不回頭看自己寫的東西。當《台北故事》面臨修改時，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為發表在中國平台，會審文。我幾乎每章都被鎖。鎖文不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常常不知為何被鎖，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東西來修改。」讀到此，讀者可能會想原來現今的《台北故事》是潔本？莫非有一個「比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讓讀者稍稍放心，「其實情慾戲沒減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機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親密行為時脖子以下不能描寫太清楚。」

不過，我們很難否認是性愛連結了程瀚青與高鎮東，也是他們的性連結了作品與讀者。寫實近乎肉搏的情慾描寫是台北人小說的好看之處，也是她反覆辯證靈與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慾望由此蔓延。讀她的小說，我想起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台北人說，她喜歡的其實是王家衛電影裡張叔平的美術設計。「我看王家衛的電影會恍神，常常投注在畫面裡，電影在講什麼反而不是重點。」

小說裡的悲劇來自現實的無常

話及王家衛，台北人提起某位影響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帶她欣賞王家衛，也是那人領她更廣泛的聽音樂。「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些故事。可以說我的很多生活習慣都是被他影響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訴了我一個祕密：「他已經過世了，這些書寫都是對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裡頭程瀚青的一句話：「有時痛苦能提醒一個人不要忘記，我不想他一轉頭就忘了我。」這或許說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帶痛感。

悲劇是台北人的小說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時候，也有揮之不去、陰慘慘的死亡。為什麼總要讓筆下人物飽嘗悲離？台北人說，「現實生活很多意外就是這樣發生的，你沒有預料，它就來了。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情形，認識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當時還上過報。」因此，台北人寫小說沒有大綱，自己也不知道情節走向。「它（故事）就是來自生活，生活與故事並非誰輕誰重，而是因果關係。」

雖然很多讀者反映《台北故事》結局太虐，但台北人寫完時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樣也有點訝異。」面對逝去，台北人說，「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

媽媽也是她最有感的讀者

「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

在網路發表小說至今，台北人累積相當的讀者，讀者回應踴躍，還會私信她。不過她坦言與讀者互動壓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應他們，只好說謝謝，謝謝他們願意閱讀這個故事。其中有位讀者很特別，住在新疆烏魯木齊。他說他看過我每本小說，跟他互動最沒有壓力──我們用音樂交流，他丟一首歌，我丟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說什麼。」

還有一個讀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媽媽。「我媽看完《台北故事》跑來跟我說：『我給你一首歌，我覺得很適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劉德華的〈真永遠〉。巧的是，有一位讀者也傳給我這首歌，說很適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諱言媽媽有點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說後對同志的觀感有了變化。「媽媽看完當下沒說什麼，只問我：『還有嗎？』我就再丟了作品給她看。過了幾天，她寫了封信，說覺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對的。這或許是我寫小說的一件好事吧。」

訪問尾聲，台北人說了個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濱公園跑步，有位穿西裝、看起來非常頹喪的先生向她搭話。她當下想逃離，但聽他開口後，她留了下來。結果那位先生一講就是三個小時。三小時中台北人幾乎沒有說話。回想這段經歷，台北人說，「我覺得當時如果我沒有站在那聽他說話，他或許就會去自殺。」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樣的特質能吸引人向她訴說？「對方想講，我就聽。」台北人說。彷彿這是很簡單的本領。我開始覺得台北人寫小說是在回放這些她生命中的傷心人傷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為人知而透過文字傾訴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縮小成一個小小的錄音機。那是《春光乍洩》快結束時，彼時生嫩無比的張震告別梁朝偉，要他對錄音帶說幾句話。梁朝偉只對著錄音帶哭泣，張震就這樣把他的哭泣帶到美洲大陸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過小說告訴我們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實相裡，纏繞出最通透的愛情。因為世界是如此粗礪的一頭獸，所以要小心對待愛。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