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文學走讀系列活動／打開臺灣——走入文學中的風景「國家的窺探，叛國者的平庸與邪惡——兩岸間諜群相」
鏡文學「打開臺灣——走入文學中的風景」走讀活動，打造一趟深度旅程，帶你探訪《叛國者》的歷史原型場景，一覽軍情局的祕密！想一窺軍情局的面貌、了解國安機關的歷史變遷、揭開情報人員的生活面紗、探討「叛國者」的情感糾葛？李志德親自帶你走一趟，說給你聽！並加場「神秘嘉賓」專場講座，特別分享僅此一場！錯過不再！ 透過作者李志德的引領，我們將一同走訪與情報歷史相關的地點，深入瞭解臺灣的情報歷史與其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同時反思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以及人民如何在其中尋找自我定位，聽祕密，讀故事。快閃出團，報名要快！手刀填寫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T4xWdCbRzXQE7dvr6✅活動時間：2024/3/9（六）13:00 – 17:00✅集合時間：2024/3/9（六）13:00✅集合地點：「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公車站（忠義街雨農國小正門旁）✅名額：30名✅行程價格：1200元（含導覽、講座、餐點、書籍、保險費用）✅贈書（紙本書三擇一）：📖李志德《叛國者》📖胡慕情《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 》📖鄭進耀《 戒不掉的癮世代：臺灣的毒梟、大麻、咖啡包與地下經濟 》🔴 報名辦法：1. 即日起至2024/3/5（二）中午12:00 前填寫表單報名，主辦方將發送報名通知信。2. 請於收到報名通知信的隔日15:00前，依照信件提供之帳戶匯款新台幣1200元報名費，並回覆該通知信，回傳匯款帳號末5碼或匯款單，以便查詢報名情況，完成後即報名成功！3. 2024/3/8（五）發送「報到通知信」，請留意報到時間與集合地點，團隊行動切勿遲到、脫隊。【走讀路徑】「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公車站（集合點）→芝山岩入口（地理環境與社區變遷）→軍事要塞遺跡（哨崗、碉堡、地下基地）→戴雨農將軍事略碑、雨農閱覽室（戴雨農生平事蹟）→芝山岩最高點俯瞰國安局（國安局與情報局歷史關係）→情報局大門→雨農國小（昔為情報人員子弟小學）→雨聲醫院（情報人員專用醫院）→李志德分享講座（ft.神秘嘉賓）→賦歸【歷史特色下午茶】芝山岩一帶隱藏版美食每人一份導覽設備每人一副無線導覽耳機，讓你在過程中可以自由欣賞，並可以同步聽到講師的講解。專場分享講座「神秘嘉賓」親自現身！作者李志德邀請特別嘉賓蒞臨，與李志德展開精采對談，揭密情報單位的神秘面紗！嘉賓現身僅此專場，錯過不再！🔴注意事項：1. 2024/3/8（五）中午12:00 前，私訊鏡文學粉專取消報名者，可全額退還報名費（轉帳手續費需自行負擔）。逾時取消則不退。2. 商品不包含：個人消費及自費遊程、個人加購保險等。3. 若預定出發日因人數不足無法出團、或是因自然、疫情、天氣等不可抗拒因素而無法出發，旅客得選擇全額退費。4. 請旅客自行前往集合點出發，解散亦依據遊程規劃地點解散，本遊程不負擔出發前及解散後之保險及安排。5. 行程全程步行，需健行芝山岩俯瞰軍情局及國安局，請著輕便衣著，注意防曬與防蚊。6. 以上若有疑問歡迎私訊鏡文學粉專，或寄信至客服信箱 mf.service@mirrorfiction.com【導讀人】李志德《叛國者》的作者，是臺灣媒體界的重要人物。他的職業生涯穿梭於多家知名媒體，包括聯合報、臺灣蘋果日報及自由亞洲電台，並曾在公視新聞部及端傳媒擔任要職，對臺灣媒體業有深入瞭解與影響力。【文本簡介】李志德的長篇小說《叛國者》，原型故事來自1990年代兩岸層級最高的情報戰「少康專案」的真人真事。《叛國者》這部間諜小說的完成，李志德將它視為一個開始的起點，為台灣的創作系譜補上缺席的間諜類型作品這一環，也讓大眾藉此回憶，我們曾有過這樣的一段歷史、這樣的時代、這樣的過往生活。同時藉由實地走訪情報人員群聚生活之地景，深度探討《叛國者》文本與情報員過往事蹟的結合，了解臺灣間諜歷史與文化。走入文學中的風景《叛國者》帶你走讀景點📍芝山岩周邊地理環境、雨聲國小、雨聲醫院「戴笠先生的字『雨農』成了情報局所在地的印記。叫『雨聲』的有直屬醫院、子弟小學和局本部緊靠的一條街；附近另一所小學直接叫『雨農』為名，跨外雙溪也有一座『雨農橋』。」——李志德《叛國者》-------------------------------------------------📍軍事要塞遺跡「當年來台灣的同志，大部分家屬就在局本部旁邊的芝山岩山坡上，搭個棚子、木屋就住下。吃飯時間一到，幹部連同家屬老老小小就到局裡餐廳開伙，揭得開鍋，靠的就是技術總隊給我們一點米。」——李志德《叛國者》-------------------------------------------------📍戴雨農將軍事略碑、雨農閱覽室「情報局沒有一天不在祭祀戴笠，以及日後陸續奉祀進來的同志。即使叫『局慶』的日子，都訂在3月17日，這是1946年戴笠意外身亡的那一天。這是個「以死為記」的單位，陰鬱且莊嚴。」——李志德《叛國者》-------------------------------------------------📍芝山岩最高點俯瞰國安局「陽明山像一座綴滿權力寶石的聖山：山頂有蔣中正總統的草山行館、半山腰有蔣夫人宋美齡創辦，招收烈士遺孤的華興中學。中學對面，牆上五個金黃大字：『國家安全局』，情報局本部緊靠山腳西側。情治圈裡的人習慣稱國安局『山上』，情報局做為下級單位，就只好是『山止』。」——李志德《叛國者》-------------------------------------------------📍軍情局大門「胡聞天的車子過了復興橋猛力左轉至誠路，左拐右拐走了幾十公尺後，他重踩了一下煞車，好順利轉進雨聲街165巷，這條窄巷只通往一個地方：軍情局局本部。」——李志德《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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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新聞是追流星，寫小說是抓住那千分之幾秒外的閃光。」——李志德《叛國者》新書分享會╳朱宥勳現場對談
鏡文學出版、期待度最高的臺灣諜報小說——李志德《叛國者》，於１日下午在「左轉有書」社運主題書店舉辦新書對談講座，現場由作者暨資深媒體人李志德、作家朱宥勳深入對談這本改寫自兩岸史上最大情報戰「少康專案」的虛構小說；雙方一路從李志德兒時周遭圍繞著情報員長輩的經歷，談到小說寫作虛實交織的處理手法。鏡傳媒董事長裴偉、鏡文學總經理董成瑜也特別到場支持，現場討論熱絡。《叛國者》一書所改寫的「少康專案」，是兩岸史上最大情報戰，發生於九〇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期的第三次臺海危機。當時，臺灣情報局策反因六四事件對國家灰心的中國解放軍少將劉連昆成我方間諜，最終行動失敗，劉連昆遭處決。曾任端傳媒總編輯，後入職鏡文學的作者李志德，進行了大量的實地採訪，蒐集機密的第一手資料，經過兩年半的田調及寫作，加上臨場感的細節，以及生動的人物描寫，交出了堪稱一九四九年以來、經歷兩岸冷熱戰後，臺灣最被期待的一部諜報小說《叛國者》。而去年出版台海戰爭小說《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的作家朱宥勳開場就問：「讀過《叛國者》以後，我認為寫實的程度令人震撼，但你之前都是寫非虛構的報導文學如《海風泱泱》、《無岸的旅途》等等；而《叛國者》裡，如果說虛構的情報員是〇〇七，那麼非虛構的情報員就要報帳簽單據，難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敘事觀點不停切換，還有大量無法得知的中共視角，為什麼你最後選擇了小說這一個創作形式？」李志德回答：「最先提出《叛國者》一書想法的是董成瑜，我們當時討論過要紀實報導還是小說，做為一個IP，英美劇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但台灣在訊息解密的制度還不是很周全，且訪談對象太容易被標定，而中國更不可能『真實地公開』這個檔案，既然是IP，在故事的處理上也不可以有盲點，所以選擇了虛構的手法。」▲李志德《叛國者》新書分享會。（圖／鏡文學）針對寫作上的虛構與非虛構一題，朱宥勳補充，「真實」和「寫實」不一樣，「情感和邏輯上都是對的但不見得發生過」即為寫實，即使全部是真的，以小說的形式呈現也可以保護真實的受訪者。李志德說，以前自己在影集上看到「純屬虛構」，還以為是律師教的免責宣言，寫完《叛國者》的他才發現那其實是文學創作宣言，像是在說這些角色、故事和空間是我的創作，如同書中的中共間諜黎玥兒一角，就是李志德從網路一張香港中環上班的女生照片，想像而來的。討論到故事本身，朱宥勳認為，《叛國者》裡最大的糾結是信任，最大的動機是信念，不為了錢，是最恐怖的。而李志德丟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會為了什麼背叛自己的國家？」李志德以蘇聯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對此一問的論點為例：「答案是『MICE』，也就是英文裡的『老鼠』。M是Money（錢）、I是Ideology（意識形態）、C是Compromise（妥協），而E是Ego（自我）。」李志德開玩笑地說：「如果在這故事中，有一個誰的工作成功了，我們現在就全都得讀習近平語錄，或早死於三年大饑荒了，但也因為另外一個誰的工作沒有失敗，我們今天才得以坐在這裡，還寫《叛國者》這種書。我們不是要辯論什麼事情，而是互相聽對方的故事，這也是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中，重要的一件事，重新把國家的力量、核心統治和特種工作安放到民主體制裡，就是了解他們的故事。」朱宥勳說明：「小說才可以打開討論的空間和生命經驗，持平地講自己的故事，而不去否定對方的故事。」到場的讀者之中，有人問李志德：「記者的背景對小說寫作有什麼幫助？」李志德回答：「記者有非常多的空間，可以拿到很多的好故事，但你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你只可以寫你知道的。如果說寫新聞像是遊戲《薩爾達：曠野之息》裡林克去追那片掉在山另一邊的流星，沒追到就是沒追到，那麼寫小說才可以抓住那千分之幾秒以外的閃光。」鏡文學總編輯董成瑜最後結語，台灣影視走過了之前的低谷，留下一個大型的缺口，留下來的人不多，現在台灣影視起來了，卻沒有那麼多人寫。董成瑜認為，編劇大多關起門來寫，但記者是非常會田野調查的，我們要用現有的資料加上週刊的資源，不停地和編劇合作寫書、寫小說，才可以幫台灣的戲劇類型拓荒全新的方向。文／顏一立《叛國者》作者簡介李志德，1969年生的天蠍座。二十餘年的記者生涯。情報工作人員的後代。主要興趣集中在臺灣政治、軍事、兩岸關係、中國和香港。待過《聯合報》、《蘋果日報》、自由亞洲電臺、公視新聞部，並曾任《端傳媒》總編、《鏡週刊》文化組副總編輯。曾出版《無岸的旅途：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海風泱泱》。《叛國者》書籍簡介作者：李志德出版社：鏡文學出版日期：2023.5.26他是一名愛國者，但歷史上他卻只能是名「叛國者」。一紙文件，一卷錄音，一條情資，那些見不得光的事，都將決定國家的明日。★改編自兩岸最高層級間諜案「少康專案」真人真事，臺灣最受期待的諜報小說！★二十年政治記者、資深媒體人李志德首部長篇，精彩演繹國共分治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場情報戰！★致敬勒卡雷！時代之下的餘人與餘生，細膩刻劃九〇年代諜戰背後的利益與權謀、人性與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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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諜報小說《叛國者》問世 ——「少康專案」史實改編！演繹1949年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場情報戰
曾任端傳媒總編輯的李志德，2020年入職鏡文學，經過兩年半的田調及寫作，即將在5月26日出版諜報小說《叛國者》。這是李志德第一本長篇小說，他透過大量的調查採訪，蒐集兩岸情報戰的第一手資料，加上生動的情節及人物的撰寫。鏡文學相信，《叛國者》堪稱1949年以來兩岸經歷冷戰熱戰之後，臺灣最被期待的一部諜報小說。《叛國者》一書所改寫的「少康專案」，發生於九〇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期的第三次臺海危機。當時，臺灣情報局策反因六四事件對國家灰心的中國解放軍少將劉連昆成我方間諜，最終行動失敗，劉連昆遭處決。而《叛國者》出版的此時，彷彿時空輪迴，正是第四次的臺海危機，且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版《反間諜法》。在臺灣，「保密防諜」的口號也隨著中共升高臺海情勢重新響起。也正好就在這時，遭到中國祕密拘捕的臺灣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被一部分人士指控為「間諜」。被問到這個問題，李志德認為，間諜是種罪名，「要指控，首先你要有證據。不然就是抹黑造謠。」李志德說，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臺灣社會雖然時時處在嚴酷的國安危機裡，但對於「識讀間諜」這個議題，往往囫圇吞棗，任人胡亂帶風向而不自知。他希望從包括《叛國者》在內更多的間諜故事，能讓臺灣人更認識國際政治環境裡這個「必要的陰暗面」。《叛國者》李志德 著出版日期：2023/5/26改編自「少康專案」，九〇年代臺灣打入中共的最高層級內線間諜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91、92年在解放軍高層建立內線情報員，全案代號「少康」，前後有兩位情報員：總後勤部大校邵正宗和少將劉連昆，代號分別為「少康一號」和「少康二號」。「少康二號」劉連昆尤其重要，他從1992年一直為臺灣工作到1999年。其間經歷1995、96年臺海飛彈危機。劉連昆提供的情報，讓臺灣（及美國、日本）提早掌握中國發動演習的意圖，對於阻止戰爭爆發，維持臺灣海峽和平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少康二號」在1999年遭中共破獲，劉連昆、邵正宗被處死。劉連昆為何被破獲，軍情圈一直有不同說法。但最流行的說法是李登輝在1996年總統選舉宣傳場上，宣稱解放軍發射的飛彈是「空包彈」，洩露了劉連昆交付臺灣的機密，讓對岸反情報部門覺察有內間，最後查到了劉連昆。李志德說，李登輝的「空包彈」這種說法，幾乎成了「少康專案」失敗的歷史定論。但就情報專業來看，這樣的論斷很不周全。李志德透露在寫作過程裡訪談了多位情報局的退休情報官，雖然他們都不曾直接接觸少康專案，大部分對李登輝也難以認同，但不只一位退休軍官認為，實務上要發掘、逮捕一個敵方的內線諜員，不可能因為一句話、一條線索就能成功。 但對李志德而言，最大的挑戰是，諜報的公開資料有限，因此他只能重拾記者本能，透過大量調查採訪，祕辛和情節，構成了這部小說。至於真實事件，為什麼不是以報導文學呈現，而是用長篇小說處理？李志德表示：「這是認知作戰。當時定義這個事件的人，有『他』的政治目的，有『他』的歷史詮釋，如果所有人的認知，就停留在『他』要的那個階層上，這對臺灣的歷史是很大的傷害。但你再怎麼採訪，都是片面之詞堆疊起來，不等於真相，也穿不過新聞寫作的牆；反而透過文學的手法，我們可以還原出人類情感裡共同認可的、暫且叫做真相的東西。」同時也增加讀者對情報員這個行業的認識，進一步對陰暗權力的運作有所認識。情報員，他是一名愛國者，歷史上他卻是一名「叛國者」「我用一個故事告訴你，一個間諜案的偵破，其實有好多好多的證據。」李志德除了重新提供「少康專案」和兩岸情報戰的觀看面向，他也書寫了情報員的為難。李志德認為，間諜也是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志向、好惡，對自己人生各有不同的期待。他強調，在寫作時，他盡力讓《叛國者》裡沒有一個「刻板的『壞人』」，角色間互相碰撞時而造成悲劇，但每個人都是依照自己的意志來追求生命的成就。希望讀者能看出這一層滋味，這不僅是為了讓小說好看，更是因為人的生命，本就是如此。李志德在小說中設計了兩位「不合時宜」的人物，他們抱著民主自由新中國的大夢，但在對岸那樣一個歷史上少有的專制與封閉的體制下，這樣的期待，卻突兀得「不合時宜」，而這其中的為難，也決定了兩位人物在故事中的命運。「每個時代、每個體制裡都有『不合時宜』的人物存在；在臺灣，不合時宜就不合時宜，但在中國，不合時宜，就只能去死。」透過一個間諜案的偵破，立體化了兩岸之間的差異。父親是情報局解碼員，他也解父親這個密碼《叛國者》一書，同時對情報員工作情節的描寫也相當細膩。說話像密碼的李志德，事實上便是情報局的解碼員之子，父親的工作如果用影視的比喻，就像是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中，班奈狄克．康柏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飾演的艾倫．圖靈，而父親解碼，他也解父親這個密碼。父親向來不談工作，李志德就從生活推理。記憶中，下班的父親常帶一個裝有餅乾、鍋巴或冰棒等零食的黃色牛皮紙袋回來，紙袋上，寫了幾個代碼般的大寫英文字母，父親把零食拿出來，會再把紙袋撕碎，一下、二下、三下……父親撕著撕著，撕成了難以辨識的碎片，才丟進垃圾桶，李志德發現，那是某種專業訓練。後來電腦崛起，人腦解碼就此化為古老的手藝，出於個人興趣的李志德，也拿過幾本講密碼原理的舊書去問父親，但父親的第一反應是：「你問這個幹什麼？」對父親來說，那是一門機密的學問，是個不能對外人講的世界，因為父親退休前，一直是完全封閉的狀態。面對父親神祕的職業，難道從小寫到作文題目〈我的父親〉時，都是虛構寫作？「對，就寫他是個公務員或軍人，寫到那些形象裡去就是了。」李志德回答。《叛國者》一書，於5月26日正式上市，7月1日下午二點在「左轉有書」書店舉辦新書分享會，由作者李志德與作家朱宥勳進行對談。報導／顏一立購書資訊：https://mirrorfiction.com/news/898《叛國者》作者簡介李志德1969年生的天蠍座。二十餘年的記者生涯。情報工作人員的後代。主要興趣集中在臺灣政治、軍事、兩岸關係、中國和香港。待過《聯合報》、《蘋果日報》、自由亞洲電臺、公視新聞部，並曾任《端傳媒》總編、《鏡週刊》文化組副總編輯。曾出版《無岸的旅途：陷在時代困局中的兩岸報導》、《海風泱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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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的手路，時代的回應——李志德評《八尺門的辯護人》
「對律師來說，真相是未經修飾的事實。......對從事創作的作家來說，事實是素材，不是控制他怎麼做的工頭，而只是他的工具。他的任務就是讓這些素材奏出樂聲。」英國作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以國際政治和間諜行動為題材創作小說，他走遍世界，訪問無數政要、官員、平民。在他的自傳《此生如鴿》的序言裡，這位有著宗師地位的小說家這樣辨證「事實素材」和它奏出的「樂聲」 ----也就是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勒卡雷為小說創作所做的準備，現在稱作「田(野)調(查)」，和記者的「採訪」可以看作同義詞。一般人的印象裡，「採訪」是一個作者，帶著筆記本、錄音筆事前影印的大疊資料，約定一位專家或者一個團隊，邊翻資料邊問問題。有時，創作者也請求進到受訪者工作、生活的處所，短輒幾小時、一兩天，長輒一星期、一個月或更久，希望筆下角色從行動到心思的最細微之處，不只要「像」受訪者，更要發展出新的「人格」，因應小說家筆下為他們張羅的各種挑戰。但如果把這個關係反過來呢？原本應該是受訪者的專家，拿起了小說家的筆，摸索起文學作品的格律，會是什麼樣子呢？唐福睿的作品《八尺門的辯護人》展現的就是這種可能性。《八尺門的辯護人》唐福睿 著出版日期：2021/12/10一、從法律跨界文學《八尺門的辯護人》，單看書名就能知道是一部和法律、法庭相關的作品。主線故事是一位遠洋漁船的外籍漁工「阿布」，被控因故殺死了船長一家人。由於阿布請不起律師，因此公設辯護人佟寶駒就擔起了為他辯護的責任，法庭內外的攻防從此開始。作者唐福睿出身法律科班，學士、碩士，還有五年執業律師經歷。他一開始就以主角佟寶駒和父親的一場扶養官司，展現了對法庭活動和法律流程的精準把握。這段法庭活動篇幅極短，更非關主線故事，但唐福睿以簡單幾筆就成功讓讀者看到法庭的日常，並不都那麼正經八百，更多的恐怕是這樣的口水多過法律的吵吵嚷嚷，只有懂得箇中三味的人，才能展現這種真實的拉雜感。描寫了一次小開庭，作者接著就鋪開了一個大法庭：《八尺門的辯護人》整個故事跟著「阿布」的審判程序鋪開：在準備庭上：公設辯護人佟寶駒，出其不意地挑戰通譯的利益迴避問題。正式開庭時：佟寶駒以「心神喪失」為依據，要求停止審判，重做精神鑒定，這是出於他的助手，替代役男連晉平的建議。交互詰問時：檢方一位重要證人「敗中求勝」，不僅閃過佟寶駒的質疑，甚至讓他陷入困境。再之後，是尋找重要證人、言詞辯論、判決......一次審判，基本上就是一場解謎。唐福睿以個人的專業背景，精準地在法庭的不同階段裡，揭示、展現不同的線索。讀者代入法官的視角，按著精確的司法程序，成為真正的解謎人和判決者。這是《八尺門的辯護人》最精采可觀的部分。甚而可以形容唐福睿用他的小說啟動了一個另類的「法律白話文」運動。二、一念平民，一念菁英故事的主角佟寶駒出身八尺門，這是故事設定的主場景。這座位於基隆的漁港，曾經是台灣最重要的遠洋漁業基地之一，早年一大批原住民為謀生來到此地工作、聚居。但佟寶駒不同於族人，他抓住了向上流動的機會，藉著原住民身份得到聯考加分，先進入法律系，再考上公設辯護人，晉身白領。佟寶駒成功「晉身上流」，產生了新的張力：「原住民 vs.漢人菁英」。後者的代表是剛受完律師訓，服役之後就要以「世襲」姿態進入法律界的連晉平。連晉平在佟寶駒的單位服替代役，因緣際會地成為「阿布」辯護團隊的一員。唐福睿筆下寫佟、連這一對搭檔的互動，精微細緻的程度，是他身為「法律人」對讀者的另一次威力展示。法庭是人組成的，法院是法庭的集合，因此，在其間的人，固然可以籠統地全稱為「法律人」，但作者籍著佟、連兩人的你來我往提醒讀者，縱使都在法院的屋簷之下，不同人的追求依然千差萬別。連晉平初出茅廬，一心為阿布爭取平等待遇，這個想望相對單純。但佟寶駒是一個久待法院，已經決定退休，而且已經有了好出處的老油條。他一開始的表現，是讓自己安於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反正案情很單純，審訊很費時，阿布最終是死是活，都可以和他無關。而抱著這樣心態開始這場官司的佟寶駒，竟然在準備庭上神來一筆地看穿了通譯可能的偏頗，走出了實踐正義的第一步，也讓連晉平為之改觀。為什麼佟寶駒要這樣做？唐福睿沒有給出簡潔的答案。相反地，整本書的大半篇幅都在描寫佟寶駒自己與自己的拉扯。一方是自己原本設定的軌道：「混」過本案、申請退休，開始新的律師生涯。更不要說被害人還是自己的童年友伴，族人間的人情，有實實在在的壓力。一方的拉力很明顯，另一方的拉力卻很隱諱。事實上，佟寶駒一開始做出「努力追求正義」的姿態，有一部分動機也是利益，他要為自己未來加入律師事務所創造話題，打開知名度。佟寶駒有時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在阿布的辯護官司裡有「追求正義」的成分。他嘲笑連晉平不斷想著如何在精神鑑定領域裡為阿布找生路，但卻在法庭上出人意表地循著連晉平的思路，聲請為阿布重做精神鑑定。佟寶駒沒有說出來，但事實上在他心裡的某處，可能比連晉平更在乎阿布。何以故？因為阿布的處境，是他父親、族人的映射。在眼看著父親面對漢人老闆如此卑下順從時，佟寶駒終於識穿「自己對卑微有多痛恨」。是追求正義的法律菁英，還是官僚機構的裡的碌碌平民，幾番來回擺蕩，都在佟寶駒的一念之間。三、下了霹靂手段，仍是菩薩心腸嗎？說「廢除死刑」是《八尺門的辯護人》這部作品的「終極關懷」應該不為過。唐福睿在故事裡把廢死的企圖心，毫不隱藏地寄付給了法務部長陳青雪。唐福睿從描寫陳青雪家中的一幅觀音像開始，展開了 —-- 我相信是更多是作者自己對死刑的哲學觀。死刑應不應廢？在觀音像前，讀者一開始以為陳青雪是那種每當槍決死囚時，就會在佛像座前點上一盞明燈的法務部長。但陳青雪並不是。她有佛教信仰，但廢死並不為實踐佛經字面上的教義，對陳青雪而言，為宗教而廢死太虛偽；死刑應廢，而是它本就應廢，「她支持廢死的理由極其純粹：人命高過一切。」第一次讀《八尺門的辯護人》的讀者，在闡述陳青雪對死刑理念的這兩、三頁，很可能要放慢速度，來回兩、三次，才能明白陳青雪的人設和理念。但所有攻關的努力都不會白費，因為從這裡開始，廢死的種種議論就時而伴隨，時而交纆著法庭審理的故事線，佟寶駒時而嘲弄連晉平，時而和陳青雪爭辯，作者更把這些爭辯拉回到陳青雪和佟寶駒學生時代，因為「我國應該廢除死刑」永遠是個學生辯論賽場上的經典題目。除了爭辯，在故事裡「死刑與廢死」也是催動各方人馬的動機：政治人物要處死阿布向人民交待；連晉平和佟寶駒，則要在法庭的框架下，用盡一切方法 ----從要求重做精神鑑定，到尋找關鍵證人，證明本案仍有疑點 —— 保住阿布不被處死。但陳青雪不一樣，儘管同樣廢死，但她站在一個冷眼旁觀的位置上，儘管仍然盤算著廢死，但她的目標不是挽回阿布，而是扭轉整個制度。唐福睿在最後，拋出了全書最重要的一個道理難題：善念，能不能以惡行來成就？這是個千古難題，但卻不適合在這裡說下去，說開來，因為一旦在書評裡劇透，就像把凶手名字寫在推理小說的封面上一樣，都是會遭讀者憎恨的惡行。四、階級，始終都在佟寶駒是《八尺門的辯護人》中最豐富、精采，而又完全能夠展現唐福睿的企圖心的主角。在他身上匯聚和拉扯的，一是歷史，二是族群，三是人性。佟寶駒有一段與眾不同的經歷：他的父親佟守中曾經因為待遇和權利遭到剝奪、侵害，憤而持刀殺害漢人船東。雖然被害者沒死，但卻讓佟寶駒從小就在一塊深重的陰影下長大。難堪的，與其說是身為殺人犯之子，恐怕更多是這一句悲鳴：「難道我們不是人嗎？」佟守中的故事，不難讓有點年紀的人想起，它應和著1986年的「湯英伸事件」。一位來自阿里山的原住民，也是位師專學生，經職業介紹所引介，到了一家洗衣店打工。在欠下介紹費、身分證被扣和超時工作的交相壓迫下，他在酒後殺死了洗衣店老闆一家三口，面臨死刑。當時擔任天主教花蓮教區主教單國璽，偕同一群教授和藝文工作者，發出了「槍下留人」的呼聲。早年台灣報導文學的重要陣地《人間》雜誌在1986年7月深度追蹤報導了這起案件。在卷首的「編輯室報告」裡寫道：「尋找一個社會案件的內在線索和人文根源......是什麼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個人的背景下，誤導了、刺激了、迸發了這樣的鉅痛沉哀呢？」湯英伸案，恐怕是台灣開始討論一名「重刑罪犯」形成背後的因子，包括出身族群、成長環境、家庭社經地位，以及，更重要的：表面看似「公平」的體制，對每一個人而言是不是帶來了真平等。這樣的問題，事實上到今天社會上仍在談論。不過終究有了些變化。原本有機會向上流動的師專生湯英伸，掉進了求職陷阱，和雇主一家人同時走向噩運。相反地，佟寶駒和他的一小部分族人得到了上升機會。只不過社會階級仍在，下層的工作仍然需要勞動力，這時像水一樣適時流進來的，是更弱勢的，連印尼官話都不會說的印尼人。時代，也就從1980年代推進到了今時今日。唐福睿沒有讓他的作品耽溺在歷史情結裡，他讓故事發生在聘雇了外籍漁工的遠洋漁船上，遠洋漁業正面臨著國際嚴格的檢視，一位隨船的觀察員甚至不明不白死在作業的途中。海上犯罪頻仍，但通譯短缺造成審判品質低劣......在成書出版的2021年，這些都近在咫尺的新聞。唐福睿把這些元素有機地編織起來，寫成了一部回應時代的作品，沈鬱如鼓聲，一如勒卡雷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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