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用小说带我们抵达事物的核心——柯映安 Ｘ 舟动谈事件改编小说－鏡文學

立即阅读：《无恨意杀人法》

鼎鼎大名的佛斯特对小说曾有一个古典而永恒的定义：「它依傍于两座峰峦起伏但并不高峻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一边是历史。」说明小说依附历史之真实，同时唱和诗的抒情与言志。

镜文学即将出版的舟动《无恨意杀人法》与柯映安《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正是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小说。前者以台湾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为架构，后者则以田调对象——娱乐女记者——的经历为基底；若以佛斯特的譬喻来说明，《无恨意》或许更依傍历史的山峰，而《女记者》则近于诗的那一端。

尽管如此，两部作品都与现实世界拉扯，或对抗，或对话。因此，两位作者谈创作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运动伤害」，有交集也有同中存异之处。

在既有主题中连结自己好奇的部分

立即阅读：《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

一开始，我好奇两人如何选择所写的事件，或者说，该事件之于他们有何可写之处？在写作《无恨意》之前，舟动已出版《慧能的柴刀》、《跛鹤的羽翼》等推理小说。在《无恨意》里，他将社会事件与阴谋论牵连；读到最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些看似随机或说无差别的杀人案，背后其实有更大的恶意存在。

「镜文学找上我时，给我很多案件，其中之一正是我很想挑战的。」何以言挑战？舟动表示，「凶手为何如此」是他看待犯罪时最感兴趣的。郑捷事件之后，他开始关注无差别杀人（他习惯用「无差别」而非「随机」这个词），而凶手动机正是这类案件中失落的一环。再者，他自《跛鹤的羽翼》开始将社会议题（家暴）放入推理小说中，因此，想藉由《无恨意》处理看似无以名之的恶。恶是否真无以名之？小说最后，舟动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柯映安《女记者》以一桩娱乐女记者死于毒趴的耸动事件开头，带出女记者是为钱还是为新闻而死的疑问。正当读者以为这是一部女记者奉献己身、追求新闻的热血之作，小说又一下掉入「荡妇羞辱」的泥淖中；女性在其中动弹不得，包括在她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职场上。

柯映安大学念的是历史，此前多写剧本，《女记者》是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最初，她接受镜文学邀请，为的是根据受访者经历，写一本女记者职场故事，「但实际访问后，我发现我需要帮助受访者思考：『外界到底好奇我们什么？』因为她可能觉得娱乐记者是很平常的工作。掌握这个脉络后，我发现女记者不只要面对办公室，还要对付经纪人、艺人，双方互利共生，甚至相互讨厌还得合作。」

至于在这之间让女性无所遁逃的，则是凝视的眼光。

柯映安与舟动都用事件改编小说来回应他们对台湾现下此刻的观察。

「女性在社会观感下，常常因被凝视而做出被迫的反应，但有时这又是很幽微的。例如我在一个男性较多的宴会中，下意识的帮大家倒茶。倒完茶后，我问自己：『为何这样做？』却没有答案。这可能是很多女性会有的习惯，而男性也习惯了接受。女性随时都感觉凝视的眼光，又置于如此复杂的职场，让我觉得可与小说谈的性议题结合。」

性，在此成为权力的展演，也是女性遭受凝视的体现——每次有性爱自拍或影片外泄，在PTT或各大论坛就会有乡民求上车、喊加一。柯映安不讳言，同为女性，那些推文对她而言，已是一种伤害。然而，若与之认真，对方可能会觉得自己只是在开玩笑，「但这如同许多网路上看似玩笑的厌女言论，其实更严重，因为他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很恐怖。」反过来说，乡民何以觉得可以在中性的网路空间里，肆无忌惮的开女性玩笑？是否预设了网路是男性的场所，女性在此仅是被凝视的客体。

田调资料有了，取舍才是关键

舟动透过《无恨意》探问人性，柯映安则由《女记者》之死检视这个社会。他俩经由小说丢出同一个问题：「台湾，何以至此？」不同的是，舟动著眼于阶级，柯映安则关注性别。小说之于这两人，看似是理所当然的面对社会的方式。然而，两人也经历了相当的田调，才让小说信而可征，尤其是舟动。

「我读了无数的判决书来分析案情，以及各式精神鉴定报告，将律师会遇到的法律问题与精神鉴定如何进行，都融入了小说。写作时，最重要的是时间轴，例如故事要放在一审二审还是最高法院，这些都得厘清流程，再抓出时间点。」舟动说，他写到每天睡觉都还要想事件始末，写完了才能走出来。

同时，他实际走过小说里每一个场景，并将之拍下；写作时，一个视窗开照片，一个开WORD，藉此「感觉那里有一具尸体，有人在逃亡。」这些便是为了「将小说在地化」的一部分。因为舟动认为，「推理小说本身是舶来品，如果只依循欧美那一套，跟外国作品有什么不同？」

不过材料蒐集到了，如何取舍又是一大学问，「例如判决书，你不可能完全放入小说，所以要思考把哪一段放入。还有我用场景描写呈现法医鉴定的凶案现场，也是转化资料的方法。」对舟动而言，很多材料其实「过硬」，却是必须的，他选择将之保留在小说——因为唯有厘清事实，我们才有客观看待案件的可能。

「其实很多资料搜寻就有，但大家不去看，那我就透过小说让大家看。我希望读者踏出同温层，看看不同的东西。」舟动如是作结。

柯映安比较常读历史科普与人类学书籍，接触较多的叙事文本，反倒是电影。访谈中，她也不经意的引用《一一》里的那句：「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来说明小说之于我们的意义。

相较于舟动得与大量文献资料搏斗，柯映安的田调看似简单，受访者的态度也很开放，不过她仍面临困难的取舍，「《女记者》虽是根据真实事件，但故事在写人物，所以我选择的是『我的人物有办法做到，或他们在这个状态下可能做出的行为』，再依据人物内在逻辑与目标来挑选素材。」

「当田调资讯太多，我就必须一再厘清：『主人翁走到这里，她的困境够了吗？足够推动她去做下一件事情吗？』之后再问受访者，便常常获得想不到的答案。」同时，柯映安必须确保田调资料不偏离小说主轴，在天女散花般的资讯中，撷取故事前进该有的样子。

给出观点，是改编的意义所在

小说处理如此现实的题材，如何与之保持距离，又不歪曲，成为改编事件小说的难题。舟动费心的想呈现小说的在地性，其实正是为小说最后给出的惊人谜底铺路；柯映安则紧抓人物内在逻辑为钢骨，藉真实事件为其添加血肉。我由是好奇，真实事件会不会让他们绑手绑脚？

舟动认为，「重点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观察来切入该事件。」他并以普悠玛出轨为例，「一开始我们可能责怪驾驶，后来才看到结构面的问题，这样的事件应该由代议士处理，而小说家也可由庞杂的事件中搓出一条线、一个主轴、一个观点，让人们看到其中的过去与未来。当然，作者不可能呈现全部的观点，他永远都是主观的，只能尽量达到多重观点。」

柯映安则以她自己过去改编的一个新闻事件为例，说明事件与小说间的关系。「有一则新闻是爸爸把老婆打跑了，之后独力扶养两个小孩。有一天，他中了两千万发票，于是忽然从很糟糕的爸爸，变得努力规画人生，重新振作。结果最后他得了癌症。」

就新闻读者而言，这则曲折又带有黑色幽默的事件已说完了，但柯映安的观察是：「这个爸爸在中产阶级眼中，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可是他如此糟糕，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永无翻身的机会。」因此，她想知道「这个爸爸有了希望，会做些什么？他和儿子之间有没有和解？」

「我在意的是小说有没有给出一个观点。」柯映安说。这也唱和舟动认为作者能理出一条线，藉此映照事件的说法。

离开同温层，但读者都在同温层

访问最后，我好奇他俩从写之前到之后，对议题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舟动说，「一开始只知道受害者，读了判决书才认识加害者。」因此，更不要说那些只看新闻了解案情的人——乡民的正义可能不是正义。柯映安则藉写《女记者》确认了她对女性处境的观察。至于多理解的，是记者生态。

舟动是英语教学者，写推理小说之余，也评推理小说。在他身上，可以看见创作者对作品的要求与自我砥砺。

「其实记者是很孤独的，他们很少收到回馈。新闻写得很好，但主管不会称赞你，阅听人更不会，因而陷入『我用什么东西证明自己』的纠结。小说里，主角跟配角辩证新闻在他们心中究竟是什么？这背后要说的，其实是如果记者把新闻当作自己的作品，会过得很痛苦。」

呈现社会舆论或说乡民反应，是处理新闻事件小说不可避免的环节，《无恨意》与《女记者》也不例外。在此，他们既是作者也是小说的一部分，因为在网路中，他们与读者——广大的乡民——无异。然而，柯映安坦言她已渐渐避开那些看了会受伤的留言，「或许这代表退缩到同温层了吧。」

访谈过程中，我们一再提到同温层，也希望众人离开各自的同温层。这显然并非易事。小说，作为提供异质观点的手段，当下的处境或许更为艰困。处理跟主流意见相左的小说，就像在逆风处写作，有著不小的运动伤害。

写作是孤独的，更孤独的是小说家想藉此呈现他心中本该是如此的世界；正因他们不认同这个版本的世界，所以创造了一个更良善的。因此，广袤之中注定了一开始只有小说家踽踽独行。我想起舟动说的，「写作初衷是好的，那就去做吧。」

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理由不做。

因此，小说家会继续在事物的核心处，所有线索指向真相之地，等待读者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