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的台湾进行曲——专访《默默》原作、金漫奖漫画编辑黄思蜜
年轻时创作的《默默》改编成影视剧、出版品《Day Off》（每日青菜著）售出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外语版权，留守番总编辑黄思蜜也因《Day Off》获得第十三届金漫奖漫画编辑奖，二零二二可以说是黄思蜜的丰收年。荣获金漫奖后，黄思蜜在社群中写道：“小时候想过当漫画家，没想到后来当了设计师还开出版社，今天能以漫画编辑的身分站在金漫奖的舞台上。”小说家、设计、一人出版总编到漫画编辑，黄思蜜的多重身份以及在跨界的亮眼成绩，无不让这世代的众多的斜杠青年们，好奇这其中的平衡与巧劲。《默默》黄思蜜著《默默》是他的第一号油画作品学画出身的黄思蜜以素描比喻短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默默》是他的油画习作。《默默》描绘完美主义者叶广，为了争取父母的认同而投入学生会长选举。却被他的对手——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徐启章——撞见自己爱车被偷的狼狈时刻，两人在选举期间，台面上相互攻防之际，暗生情素。黄思蜜笔下的角色幽默可爱，看似美好的校园日常却潜伏著霸凌，以及对体制和阶级的愤怒。《默默》的叛逆受到村上龙《69》启发，黄思蜜转化学生时期当选班联会会长后遭受霸凌的经验，在选举日隔天，黄思蜜发现抽屉的课本被人写著不堪入目的字眼，至今不知凶手为谁的他，在《默默》中安排同样的桥段并让角色找到幕后黑手。这圆满现实中的不如意、转化现实的手法，也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小天使与机器人〉里，文内人去楼空的一幕来自于他的儿时经验，现实中与好友失联的黄思蜜，选择在虚构中让两位角色重逢。黄思蜜也将《满地都是小星星》里失志的艺术家江睿阳带到日本，以江睿阳之名出版旅日随笔《游乐园》、举办摄影展，还闹了个大误会，让江睿阳这名角色以艺术家之姿登上自由时报。作者与角色的虚实交织，也反映在《默默》的叶广与徐启章上，叶广下意识讨好所有人的性格是黄思蜜圆融的一面，但徐启章渴望一切毁灭的不甘，则是黄思蜜“中二”的黑历史。黄思蜜直言，现在重温《默默》，就像是凝视著另外一个人一样。与过往的割裂，也成为黄思蜜日后的课题。自日本返台后，黄思蜜与几个好友成立留守番，希望能编辑出日本那样的具设计感的刊物。几个伙伴不支薪，不计得失，靠著热情做出一本本书，这般热血的工作模式却因为七年前的一场风波而结束。当时曾有读者批评，留守番若是关门，都是因为黄思蜜；合作伙伴甚至对黄思蜜说，就算留守番能参加台北国际书展，也不会开心。就像是重温《默默》时，已经无法体会叶广和徐启章的感情，黄思蜜回忆当时一切，也无法理解自己当时不成熟的应对，现在的他后悔自己若是能早一点认错，也许当年的伙伴们还能一起工作，一起到台北国际书展。▲受到村上龙启发的《默默》。（图／镜文学摄影／邹保祥）由租书店的小房间走向国际书展“我们那个时候的愿望其实很小，想将我们的出版品带到台北国际书展，就觉得BL作品可以跟其他书一起展列。”黄思蜜回忆，小时候去租书店借BL作品，总是需要进到一间小房间里，仿佛见不得人似的。就黄思蜜看来，BL就像武侠、推理一样，只是个类型，在任何地方读都不丢脸才对。当留守番加入独立出版联盟，黄思蜜总算实现年少时期的愿望，将BL带出小房间，与其他类型的出版品一同展示在灯光下。现在的黄思蜜甚至与旗下的BL出版品一起来到法兰克福，在黄思蜜眼里，留守番的蓬勃发展，其实和台湾社会风气转变有关。“我们做这件事情只是时间上刚好跟台湾一起成长。我们吸收自由的养分，台湾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那大家就可以越自由地谈论自己想看的东西。”“一起成长”这一点也对应在BL的“不再梦幻”，黄思蜜分享同志友人们从拒绝BL，认为BL描绘的男男日常太过梦幻，到现在一个个入坑。他认为，这和台湾大环境变化有关，同志们可以想像幸福，十年前那些太过梦幻的Happy End，都不再只出现于小说里。▲留守番起家厝。（图／镜文学摄影／邹保祥）丑陋大人们（？）的下一步位于板桥松江街路上的留守番小书店，是“留守番”这个大计画的子项目：出版有设计感的BL作品、登上国际书展、开书店，黄思蜜一项项完成与伙伴的愿望清单，最终走到留守番小书店，抵达当年设下的终点。一路走来不时有朋友劝她，不能靠理想做事，这让黄思蜜不禁反问：“如果我没有靠理想做事，那我还能做什么？”自大学毕业制作，以自己的裸照为主视觉，对抗先芭比瘦身型的“胖比”包装盒；旅日时，替笔下的角色江睿扬出书、办展。黄思蜜靠著理想与冲动，做了不少好玩的事。然而在坐拥资本和经验后，三十多岁的黄思蜜却没有心神再去做“好玩的事”。黄思蜜以一人出版挑起一切，抗拒将出版事务系统化，是基于保留出版更自由、更接近“人”的特性，好比《一生孤注掷温柔》这本书，黄思蜜将一本本封面烧穿，透出内页的文字，以此呼应小说里的烽火与幸存。若将留守番的出版品一字排开，早年的刊物除了书名外，并没有文案。黄思蜜说，这是因为在贩售现场，编辑自己就是文案，编辑直接与读者交流，将一本本书交出去。但随著出版量增加，黄思蜜不只需要盯著成本和销售数字，也必须将出版变得更“制式”才能量化，这些“妥协”都将当年那些“好玩的事”越推越远。▲“我现在就是那样的大人。”黄思蜜自我调侃。（图／镜文学摄影／邹保祥）原先趁著《默默》售出剧集版权，镜文学曾请黄思蜜改写《默默》，然而当他试著重写，才发现自己离那个叛逆的年岁太过遥远，黄思蜜曾经在《默默》中控诉的大人，竟然已经成了自己。黄思蜜翻开手里的《默默》，幽幽地读出当年写下的句子：“大人如果是这么丑陋的生物，为什么要我们渐渐变成那样？”“我现在就是那样的大人。”黄思蜜自我调侃。在访问中，黄思蜜时不时把自己是讨人厌的甲方挂在嘴上，直呼自己要耗损殆尽。但此刻黄思蜜并没有休息，他的下一项计画已经悄悄上线：在留守番新成立的Youtube频道里，有著他开店和逛法兰克福书展的vlog，晃动的手持镜头充满雀跃，画外时不时会飞出一句“好可爱！”。也许成长便是在冒险和世故间找到平衡，刚好和台湾一同成长的黄思蜜，或许能够让留守番的年轻读者们，对于“长大”有那么一点期待。▲意外登上自由时报的“艺术家”江睿阳。（图／黄思蜜提供）▲一本本烧灼的手工书，这些都是曾经的“好玩的事”。（图／黄思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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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时间里的直男──专访骆以军《大疫》
骆以军说《大疫》是他的“转大人”之作，“以前我写小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的角色还是比较直男、比较内向世代，不是真正被弄过的。从这本后，我才有能力去写被弄过的人。”《大疫》骆以军 著出版日期：2022/8/5“这些到底是真的假的？”骆以军喷了口烟。烟雾缭绕时间与空间。时间是裴洛西访台后几天，中国的飞弹越过台湾。空间是骆以军老爱来的咖啡店鸦埠。至于这些，指的是他新小说《大疫》写的此刻与不久前的疫情，或者说，整个世界。“我觉得特别是我‘出事’前两年，世界不断在内卷，好像有一个导演喊了ACTION，一切开始启动卷曲。川普上台，美中对抗，香港成为一个暴力城，又好像一个棋盘──《明朝》出版前我就在香港。接著就是疫情。”关于疫情。“最先我们观看的景窗，是武汉的疯狂，接著大家慢慢疲乏。我五十五岁了，但从六四到九一一，不曾有过这样停不下来的翻动，或是这样翻动在叙利亚在伊拉克，所有人仿佛成为命运的骰子，被玩物著骰著。写《大疫》时，我看到义大利、法国的疫情死亡，接著是美国，这很真实，然而台湾又很奇怪的像有菩萨捧著，之前大家都说台湾一定会爆掉。接著就是乌克兰战争。然而说著说著半年又过去了。”与其说《大疫》是在写疫情，不如说骆以军因为疫情而感到时间“怪怪的”，如同小说开头描述的溪流静止如琉璃，“整个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开始，疫情只是我写这本小说的一个点子。疫情最严重时，我不同的朋友们开始重读瘟疫的文本，才发现我们一整代人对瘟疫多无知，以为那都是中世纪的事，可是它真的成为现实了。刚开始我们不当一回事，后来这个对瘟疫的恐惧跟挫赛（疶屎）超过我们对灾难或事件的时间代谢习惯，进入了日常。”“我们在疫情第一天的愤怒与恐惧，多么像世界末日最后一天，可是第二天又来了，又有别的事发生。”愤怒与恐惧不断被延宕，最终被水解稀释。大疫、死亡、战争该是猛烈的，人的感受却因被玩弄久了而匮乏。身处事件，时间已不能成为标的，于是小说家跳出来问，欸，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像《楚门的世界》最后一幕，金凯瑞走向那道门，通向真实世界也通往一个更大的虚幻。但死亡每天都在发生，怎么会假？或许该问的是，怎样才是“真”？真假之辨与辩的必要，来自骆以军叙述小说这项技艺与志业常动用的词──观测。骆以军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现代华文小说是小说家观测世界、心灵的方法论，“华文心灵从古典进入现代小说，朝向波特莱尔、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透过小说论小说方法进行观测，反省二战以来的恐怖。”而《大疫》正是骆以军叫停时间的观测。小说写世界被疫情与连带的战争所灭，最后的幸存者躲藏到一座溪谷里。闲来无事，他们用说故事打发时间。一个又一个故事，隐喻连绵再连绵。经典骆氏小说美学。正当读者以为《大疫》是一部当代版《十日谈》，读完才惊觉它混合爱伦坡〈红死神的面具〉与《黑镜》，一种反身的惊悚质疑。疫变世界，灾后馀生，在当代小说并不稀奇，骆以军也知道，“爱特伍就写过，也写得很厉害。所以《大疫》不是一本了不起的发明，但你以为你是活生生的人，其实只是讯号，就像《黑镜》在做的事。西方有太多可用的点子，就《大疫》来说，是共产中国的失控，外溢出来，被我们用西方来的小说方法论观测书写。”提到中国，我问骆以军，身为台湾或香港的小说家是否注定在巨大的中国阴影下写作，不得不回应一种惘惘的威胁？现下，解放军正集结，飞弹刚飞过。骆以军的回答是，“我一辈还好，未来会越来越激烈。那一堵看不见的分辨之墙，就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怀疑是不可信的。”何以被怀疑？且话回《明朝》。骆以军先为《明朝》小小平反。他说《明朝》其实是很屌的观测（在此，我们都笑了一下），是中共跟明朝巨大暴力、官场的叠合；前者话语是马克思，骨子里玩的是明朝的东西，“我觉得你刚说的压迫威胁，这几年越来越强大，本身也很荒谬，这本来是我爸那辈或朱西甯的遭遇，却叠合到了现在。”而这也是骆以军说的，时间的内卷，暴力的日常化。说到阿共打过来，骆以军说了一个小故事，也是他在小说之外对中共政权的观测──可以拉入直男研究社讨论的那种。“刚才我去买磨寿山石的砂纸，卖砂纸阿婆说买十张送一张啦，反正阿共都要打过来了，我说不会啦。中共这样就是那种东亚差劲直男，在外受气，回家打小孩的表现。可是你会觉得很恐怖，有十几亿人半世纪被这样差劲直男政权统治，被塑造成某个样态了，你能拿这些人怎么办？不可能如科幻小说的高科技外星人来全部杀光吧，或者像二战纳粹那些人判定要怎样处理，或史达林做的种族灭绝。但我的规格无法处理到这部分。”提及《明朝》，也就是骆以军前面说的“出事”（按：《明朝》出书后有两个时间点事件，一是2019年11月朱宥勋书评〈“投降”是文明的最终形式吗〉见于脸书，引起各方人马对书评是否“思想审查”，以及《明朝》挪用《三体》世界观得当与否之讨论；二是2020年3月，《明朝》被指出其中桥段，与骆以军在2019年1月至3月开设小说班之学员刘芷妤于2019年6月9日《自由副刊》刊出之〈火车做梦〉内容重叠，引起是否剽窃、抄袭，乃至骆身为小说班导师与学员之权力结构，以及听取学员故事不告而取之争论）──骆以军沉淀两年的看法是，这也是一种内卷。骆以军说自己当初像被困在那时空。“最初写《大疫》，对那件事我写了很多，后来都删掉了。那时候我很痛苦，像被欺侮后再回想那过程。我删掉的五六万字，后来看，很多是重复的，只是为了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病人的自白。后来我觉得《大疫》现在这写法对我是很好的，当我感觉这杀气斗气，就思考到底我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我是强暴者还是被强暴所生下的怪胎？”没删的、残存在小说里的，有几处关乎“写作伦理的纷争”（《大疫》原话）。包括叙述者自问“我是否站在删除别人故事的那一方？”还有是老人偷了年轻人珍贵之物，还是年轻人硬把自己的磁碟片插入老人这台电脑之记忆体之辩。最醒目的，该是第五章节说故事的人召唤《红楼梦》之袭人、宝钗、凤姐、秦可卿而说的：“我们为什么不会去声讨那作者对这些‘活在文字之外’的，但他们是他们自己故事的主人，那个伦理？”小说人物的回答是“因为那个作者早已死去几百年了。”同时，《大疫》溪谷里讲故事的人述说的，是死者的故事。我问骆以军，这样在灭绝世界讲述其他死光之人之事，是不是为了“逃避”写作伦理问题？这是不是他设置的，一个回旋掉伦理的机关？──如同小说要角谷主说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故事，都不能追究不能批判。”骆以军的回答是，“不记得写的有没有被删掉了。”后来又说，“我想的没有你说的那么清楚。但就那件事，我非常生气，因为所有小说上的人物都不可能是凭空虚构的。我一直觉得用‘私小说’这词来说我是错误的。私小说在日本有很严谨明确的定义，透过‘我’在扯裂一个原本日本的群体性，这是日本小说进入现代的一个过程。我在二十年前就说我的小说不是私小说。但确实，我的小说可被批判，我在转换现实跟小说上有障碍，以前作品也是，有心的人都可以找出小说人物是谁。但事实上，小说是倒走过来的梦境，那之中的任一关键抽换、抽远成人类寓言的恐怖与哀悯，谈虚构或对存在型态的液态捕捉，早就不知差距千万了。真实的说，你启动这样的追踪（人脸辨识），所有人的小说都可以扯上这夹缠的，川端、大江、奈波尔、波拉尼、孟若、莒哈丝、七等生、张爱玲……这真的非常像‘大白’检疫的一种，非常反小说的一种假问题。”一切开始内卷或者说跑调，肇因他直男式的脸书反击。“当初因为我的冲动我的暴力骂了朱宥勋，他们觉得我在挑他们，其实我没有在挑他们。我骂朱宥勋是因为我觉得那样真的不对，这样跟国民党、共产党看一本小说有何差别？说一本小说是投降主义？尤其加上这几年的选举激化。我要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政治立场？难道我要出来说，不，我的政治立场是这样、不是这样。这不是很羞耻吗？”觉得自己被诛心了吗？骆以军说，“对啊，我觉得很白痴，很像被降维。原本在小说要反思人世的深水区，被用这些网路弄潮、单一标签，而且是乱贴，消费掉了。如果未来这件事变成一个公案，是这个时代所谓这些自诩文学人很丢脸的一件事。”访问间，骆以军不断用直男自况。我问他为何强调“直男”，是种诿过吗？对他来说，这词有什么意义？“自嘲自婊吧。直男就是尼安德塔人，这一刻是废墟，上一part他们还是暴力来源。说到源头，就是典型第三世界，军训教育下的男性，就是蠢。我爸那种低阶的逃难的党国人士，或者以前跟我一起混流氓的，都是直男。长期处于一种家父长的压迫，所以我逃兵，很怕警察，痛恨体系。可是虽然我是直男，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同志，有Gay哥们。虽然生理上我爱的是女生，但对人际的黏著性、时光契约的重视，包括出事时帮助我的，都是最不直男的。我会想，会不会其实我是超级深柜？而如果我不是直男，也许当初就不会动用那样关羽、张飞式叫阵。”这是直男行为研究社的告解吗？我再问骆以军，会后悔“叫阵”吗？他答，“不是后悔，是反省。反省我的傲慢。以前觉得我练武至今，至少也是火云邪神，哪来的叫阵者，看我一掌劈死，结果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地狱，死的是我。”而这千千万万，也是除了瘟疫，小说里一再诉说的病征。《大疫》里人因为网路的不断复制贴上自我成为某种类病毒的存在，写“为什么我们变得那么自恋？变得那么刻薄？因为我们早就被移形换位，成为网路上的，到处存在的，却又稀薄到无任何存在意义的小闪光。”“但这一切是戏。是电波幻影。是流量。是实境秀。是订阅小铃铛。缥缥缈缈。飘飘忽忽。”骆以军说，“我们这代人很怪，被投到这大网路时代的人，彻底验证《心经》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透过网路，我们不用有长长的一生就能体悟这些。”这与两年前我访问时他对网路（特别是脸书）的评价差异甚大。我问骆以军，这转变是因为他所谓的“出事”吗？骆以军不讳言，“是啊。我出门前还有点低潮，看到有人又来骂我。我点进去看那人脸书，他的脸书只有自己一个人。”“这两年我朋友都建议我去谘商，这创伤很大，可是我觉得我不是三十岁二十岁的人，我是练家子，以前在文坛就被长辈霸凌。这件事，我会觉得委屈，是因为我是很有意识的不会去对年轻人建立恩庇侍从的关系；他对你好，你要报恩于他。三十几岁时，我跟自己说，如果变成大哥，绝对不要有人因为我的存在而痛苦。所以那些年我是人渣，但我很快乐，我像颗被踢来踢去的足球。”“到了《明朝》这件事变成网路时代的群体意见，只能用很古典的祈祷跟情感去想像过了好几十年后你们会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或者一定有好人跟坏人。于是最后这件事变成一团闹剧。杨泽对我说，不要那么抓马，不要这时候弄错唱腔，以为自己是哈姆雷特。我们是在一个岛，曾经发生漳泉械斗的岛，没有教诲忏悔的习惯，我们的善恶判断都是非常世俗的，那世俗的过程就是靠拉帮结派，这在我们这一辈没有少。至于我出网路的这些事，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掉进陷阱，进入一套语言：说年轻人都这样，网路都这样，这就是一种陷阱。我觉得我一路有捍守这信念。”最后这段话，似乎与《大疫》写网路病征、病毒化扞格。但小说叙述者并不等于作者本人。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重叠。骆以军对《大疫》下的结论是，“这本小说如果放在网路上，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地下室手记》。可是正好它有长篇小说的框骨，形成一幕幕的幻景，独立时空之架构。可以说我最后服膺的，还是即使这些是幻影，我仍认真的把他们一炮炮的烟花打到黑夜里，哪怕他们稍纵即逝，存乎一瞬。这是小说要坚持的技术。”我想到骆以军的小说观测论。观测到了，之后呢？骆以军的回答是，“用小说跟世界表演，展现像电影的视觉，例如《黑镜》、《爱x死x机器人》。”然而透过千回百转、极其视觉性、官能感的表演，又离小说家所观测到的真实有多近，或者说，有多远？如果观测到的是假的，那书写本身呢？此前，骆以军说了一个小故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能把这些真实当作电影在看。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乌克兰防空武器把俄罗斯战斗机射下来的画面，看得很爽，后来才发现是游戏画面，我被骗了。我这么警惕，在这世界的介面上还是看错了。”我问骆以军，这是一个隐喻吗？开启了《大疫》的观测与测不准。骆以军说，是。错看了世界的介面，骆以军的小说方法论还管用吗？这是我最后的问题。骆以军的回答是，“这问题像我一边吃雪糕，雪糕一边在融化，我没有能力跟时间长度告诉你它是错的。它不会错，因为我们今天坐著谈小说，都是因为这方法论的成立。如果不成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的会是古诗。”雪糕与时间，都请多停留。或许终究骆以军还是唱错了腔，只是演的不是哈姆雷特，是浮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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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全景饭店——专访李桐豪《红房子》
汗水与耐性都在蒸发。采访前李桐豪在圆山联谊会泳池畔给摄影师拍照。大疫之年，人潮比池水还冷，或许是真的太久没有外国大明星下榻此处了，唯一的外籍旅客见我们大阵仗，跑来问“是明星吗？”此处，是不远坡上的圆山饭店，主建筑在太阳照射下散发红珊瑚的亮泽，血色凝滞的红。我俩趁拍摄空档聊了几下。摄影结束，坐接驳车回饭店大厅，上车时李桐豪对我说不如改笔访吧，我一时语塞，一会才吐出“当面访比较有感觉。”他反问我“你很喜欢采访人吗？”我又语塞了。《红房子：圆山大饭店的当时与此刻》李桐豪著出版日期：2022/7/1经验匮乏者进大观园尽管李桐豪的文字给人一种大观园的气象，兼具藏与无尽，是长廊配曲洞，青溪扶大山，一会蔷薇院一会芭蕉坞，过了潇湘馆还有怡红院，但他不断称自己没什么好访的，“没什么经历，写作也不是很用功。”我问他自认是经验匮乏者吗？他又反问我“谁不是？”并接著补充，“我对文字不像其他作家虔诚。”这话让我疑惑，说你当初在OKAPI或自己部落格写的东西，可是文字的乾坤大挪移欸，从年世兰到珍奥斯汀，徐熙媛到王祖贤都能写，这样还不虔诚？李桐豪依然用波澜不惊的声音回答，“我只是看到好笑的东西想分享给别人，先是一个电视儿童，才是一个读书的人。”这解释了我们今天在此的原因。这一回，李桐豪取用了一个更巨大的符码——圆山饭店，躲在它背后讲故事。这便是《红房子》，一本圆山饭店的传记。最初这项镜文学委托创作的计画是小说，之所以改成传记，李桐豪说，“真正的纯文学是提款变现自己的经验，如果你是一个经验匮乏者，会很痛苦。写圆山的小说，等于叫我从没钱的户头变出现金，而人物访问是从别人的户头转帐放到自己户头，后来折衷，那就写一本圆山的传记。”所以，李桐豪不是建造大观园的人，而是第十七回里去帮大观园命名的贾宝玉。从采访人物，拼贴艺界故事，到帮建筑物写传，李桐豪说并没有太大不同，“就是寻找故事藏在哪些角落”。一开始，李桐豪想写圆山百人传，可发现受访者“不免有些千人一面”，所以改变写作策略，翻阅旧报纸，“从资料里看当时的人如何看圆山饭店，再诠释他们的看法，同时把觉得好玩的东西放进来。就像把毛衣拆掉重新织一件。”之后《红房子》的搭建始自2020年10月，结束于2021年6月。▲李桐豪在圆山联谊会泳池，讲述最近开放的孔二小姐故居故事，故居便坐落泳池附近。书里〈焉能辨我是雌雄〉章，纪录了曾任圆山饭店总经理的孔二小姐在此的风声水影。（图／镜文学）搭一座鬼店里的全景饭店那么故事藏在哪？李桐豪从它的前身台湾神社开始追索。从日本统治到党国时代，圆山饭店始终是统治者的精神象征，天子脚下的内务府、御膳房。解严后，圆山饭店告别党国一家亲（仍带有半官方色彩），可人们对这的想像依旧来自昔时它在肃杀中的欢宴，白色恐怖里的一抹红。李桐豪在书里用一句话概括大众对圆山饭店的复杂感受——“当日对统治者有多敬畏，眼前的菜肴就有多华丽。”圆山饭店的故事也藏在此刻我们坐的咖啡厅之上与身旁。头顶是不厌精细的帝王装饰梅花藻井，一旁则有穿著租借旗袍的大嫂团——刚拍完合照，正呵喝一个个姐妹单独入镜。咖啡厅不远处的礼品陈列有仿郎世宁画作，以八田与一为名的烧酌，还有台湾牛肉面礼盒。圆山的今昔之变，俗艳与雕琢，并存在饭店建筑里，不但封存清末民初的想像，也混杂台湾岛的历史。李桐豪说圆山饭店像经历了自己的转型正义，“达官显贵走了，消费者来了。”这种时光错置感，让我想起菲律宾独裁者马可仕老婆伊美黛说的，“他们没找到秘密，只有美丽的鞋。”他们，指的是1986年参与人民力量革命的群众，撬开那座洁白的西班牙殖民风格马拉坎南宫大门，发现三千双伊美黛来不及带走的鞋。也是1986年，民进党在圆山饭店成立。《红房子》花了一个章节记述此事。台菲两座红白房子，一样曾是统治者的内务府、御膳房，一样在1986年被反对统治者的人侵门踏户。不一样的是，白色的皇宫将迎回它的旧主人，甫当选的小马可仕与伊美黛。至于红色的皇宫，成为被书写，赋予血色历史深度的《红房子》，被刨出了秘密。《红房子》前几章是圆山饭店的前世今生——宛如《鬼店》没拍出的全景饭店前传；中间是圆山的历史轶事；最后几章则是资深员工的人物采访，《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般的告白。大写与小写乃至边边角角的历史，员工的打拼人生，都构成了圆山的传奇。例如蒋宋美龄最后一次公开谈话“老干新枝”演讲，其实是俗称孔二小姐的孔令伟主导；民进党在圆山开会成立，有位神秘的客服部副理帮忙；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背后有圆山做的辣椒酱当推手，“穿凿附会，就是对历史的挑战，也是最好的邀请，告诉人们：欸这些历史很好玩。”上下求索圆山饭店的种种，这部传记也是李桐豪对圆山饭店的意见。例如〈一个警察之死〉一章，写1954年有“天下第一分局”之称的中山分局局长赵品玉被免职，“台面上的故事版本没有满足我，我就把联合资料库里72笔资料全部找出来，才发现其实是因为赵品玉拆除了圆山的违建计程车招呼站，才被圆山告上蒋家。”看似写岔了，其实是旁敲侧击这座饭店曾经的权力峥嵘。“这些资料的取舍就是我对圆山的看法。例如台美关系，圆山就完全见证了这段从热到冷的过程。后来台湾跟美国因为韩战再度热恋，多像《倾城之恋》啊。”▲李桐豪给邱师傅剪发。“访问大人物，写出不同面向，是一种成就感；访问一般人，帮他们整理生命故事则是有趣。”（图／镜文学）人物采访，大改造戏剧性的Before After长期写人物采访，也让李桐豪试著从不同的角度写圆山的人物，“不喜欢美图秀秀滤镜下与摆出人设的访问。”我在其他访问中读到李桐豪说自己喜欢采访大人物，他听了摇头说没这回事，想了一下又说“我修正这说法，应该是喜欢采访有年纪的人。”落在《红房子》里，便是“总统的理发师”邱炎锺师傅。李桐豪说，曾帮蒋经国、孔二小姐理发的邱师傅能看见“伟人的后脑勺”，是他写圆山饭店最喜欢的采访对象，“我们太习惯看总统玉照，称颂的文章不缺我一篇。而我会的大概就只是这样吧，让受访者说故事，而不是倡议讲道理。”这次采访，李桐豪到圆山商店街找邱师傅边理发边闲聊。这时，门外有名背后背包、穿轻便运动装的男子踟蹰。他见邱师傅在忙，留下一张字条托我们给邱师傅。结束后，邱师傅端详字条上的名字，说是以前总统的侍卫。总统的侍卫来找总统的理发师。在圆山饭店，真的会撞到故事。谈到采访，李桐豪说，“访政治人物多数是无聊的，我宁可跟nobody讲话，他们没被访问过。访问过程，我就像在帮他们整理回忆，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回忆有多珍贵。访问这些人，好像是居家改造实境节目，对方有或没有哪些家具，多大多小的空间都摆在那，我只是把这原本的地方摆设成我自己以为的他。”写圆山饭店也是如此。写完《红房子》，李桐豪对圆山饭店的看法没有多大改变。“我是台南人，以前搭客运到台北，看到圆山就知道喔到台北了，那是最鸟瞰的视野。再来是《饮食男女》跟《一一》里的圆山带给我的想像，约是两千年前后，已经不是很党国权威，而是中产可以在这里消费了。然而中产之所以到这里，是上行而下效。权贵走了，可以把自己当作权贵的消费者来了。现在消费族群又扩大到中南部观光客。再来是严长寿入主圆山想改革结果失败，好像光绪皇帝面对慈禧，清末最后的变法。”“最终，圆山饭店像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缩影，没有明确的主权或主人，上面的人来来去去，底下员工常无所适从。它也是中华民国的‘遗泽’，要加上括号的那种，很华国美学，有的人觉得美，有的人觉得丑。”华国美学，百足之虫，所以红房子仍矗立，迎接一批又一批曾经也有主人的主人。访问结束，摄影师要李桐豪学《一一》里洋洋站在大厅红毯拍照。李桐豪照办，拍了几轮后，见他趁隙拿出手机拍堆满创意花灯的圆山大厅，再立刻把手机塞回牛仔裤。像见著有趣景象的小朋友，也像最后馀晖的见证者。▲杵立在圆山大厅的李桐豪被圆山的红包围。他写圆山便以《荒人手记》抄录色彩元素周期表般以“红”破题：“红房子尽是红地毯、红廊柱，红窗櫺。红是朱红，是烛红，是鸽血红，是二月枫花红，红是火红，是胭脂红，是腊想歌时一烬红。”（图／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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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犯罪，召开一场爱的无力者大会：专访陈雪《你不能再死一次》
1995年，陈雪出版《恶女书》。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她还在写。酷儿先锋、台妹人妻、恋爱教主、犯罪女王，不同称号在她身上来来去去。时移事往，许多同辈小说家停笔了，文学地位同时定于一尊，但她还在写，写到让自己疑惑的地方去了。小说家到了天命之年，却对小说有越来越多疑问。《你不能再死一次》 陈雪 著出版日期：2022/6/10行过死荫之地找答案其中一个她必须一再回答、廓清——来自他人，也是她自己的——疑问：为什么要一直写悬疑／犯罪小说？《摩天大楼》以降，接连出版《无父之城》、《亲爱的共犯》、《你不能再死一次》，用一本一本的节奏挨近犯罪小说的框架；一开始是单纯悬疑元素，接著出现侦探查案，最新的《你不能再死一次》更有了连环杀人事件。确实让人好奇，她孜孜矻矻研磨谋杀巧艺是为何？陈雪的回答是，“为了逼近答案，”她对这答案的回答是“面对罪行我们该怎么办？”人性如迷宫复杂，也能同繁星不朽，但人很难专注探索——在这短影音、OTT夹击，长篇小说让作者跟读者都案牍劳形的时代。因此，陈雪说，需要“用犯罪小说的钩子”让读者愿意进入迷宫仰望星斗。进入之后呢？“我想知道杀了人，会变成怎样的人？或者说杀人的动机，有没有可能杀人者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做？表面上这恶行很极端，但我们不也常常游走在恶行的边缘吗？去探究理解即将走向极端的人，是不是能拉回一些人？”前阵子事件视界望远镜拍到了黑洞，陈雪也在做一样的事，丢出犯罪小说的钩子到深不见底的地方，悄声问，还有人在这里吗？从“纯文学”出发写悬疑犯罪，陈雪是孤独的。“写《摩天大楼》时，有个朋友说他不懂我为何会从《迷宫中的恋人》变成《摩天大楼》，他始终没告诉我他的纳闷是什么。好友看了我后来几本小说，只说：‘你会的是我不会的。’之后也很难再讨论。有一段时间，好像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段时间我也会怀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好像跟好朋友已经不是同一路的人了，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讨论小说创作。这种感觉让我很困惑。后来我只能告诉自己，我是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只能靠自己摸索。”说完，陈雪想了一下又说，“可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写罪行啊。”▲“难道恋爱教主加犯罪女王，就会把小说家陈雪取消了吗？”这是先行者如她，从“纯文学”到类型的大哉问。陈雪写出了疑惑，也在疑惑中自我辩证答案。（图／镜文学）犯罪的美丽新世界不过这句补充透露当我们讨论纯文学跨足类型，必须很小心，稍不注意就会落入谁主谁次、有尊有卑的二元窘境。陈雪自己也明白，“我很怕自己有写悬疑小说是在降低自己的感觉，相反的，我是在写悬疑／犯罪时才发现小说的边界。”“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类型或犯罪往往被看轻，那它为何很难写？我自认是专业小说家，还是觉得很难，甚至不断问自己为何要写这个，我到底适不适合写？这让我思考，答案或许在小说自身。类不类型、纯不纯文学是小说方法的不同。”“所以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限制了我们去写（犯罪小说）？”这或许是访谈中这么多问句里，陈雪最渴望知道答案的。为了写悬疑犯罪，陈雪重新学写对话。这件事过去让她焦虑，“我们习惯用风格化的叙述推动剧情，但犯罪小说需要对话。进入对话后，角色说话要有个人特色，日常的感觉，不能风格化。同时，对话不像描述，很难用漂亮的文字，只能用基本功。这提醒我戒除对文字的依赖，让文字更中性。文字不只是服务作者。”犯罪小说仰赖的框架或者说套路，一度也是陈雪的心魔。“我知道要有套路，但常常想不落俗套，所以会陷入犹豫矛盾。”从《无父之城》到《你不能再死一次》，犯罪小说的痕迹更明显，陈雪的说法是“终于摆脱心里的包袱”。写犯罪，表面上是跨界，实际上是再发现，发现小说别有洞天，发现自己还能写，“我才五十岁欸，还有扣打，可以去学习新东西。”回到植有桃花林的小镇《你不能再死一次》有个华美的死亡开场，少女陈尸在盛开的桃花林中，“花瓣坠落于发著短草的地上形成一片花毯，花毯中盛开著一张少女的脸。”死亡混著花与青春，禁断的甜腻气息。不久，女主角父亲被指认是凶手。父亲被捕后自缢，她因此家破人亡，远离家乡。十四年后，同样的犯罪手法再度出现，女主角被迫回到家乡，直面桃花林中的黑暗。相较前两本，《你不能再死一次》有侦探，有办案过程。更重要的是，有凶手——一个连续杀人犯——的模样。陈雪不讳言，写这本是她创作以来最痛苦的一次，“这本小说的最大功臣是阿早，小说来自他想到的书名，我才从这书名去想怎样的情形不能再死一次。”过程中，伴侣阿早怕陈雪写不好，不断跟她讨论，“去年五月我把初稿给阿早看，被他退稿。之后我跟阿早睡前都在讨论小说要怎么写。他以一个爱人的心情担心我写差了，两边（纯文学与犯罪）不讨好，连他都说你还要写这个吗？但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所以这本改了五个版本。交稿后我心里只想，我不想再改一次。”所以，写犯罪小说，除了摆落文字习惯，学习套路再反套路，陈雪还学到了一件事，“以前我觉得写小说就是一个人的事，这次的经验很宝贵，打破了我的想法。”过程中，有件事让陈雪记忆犹新，“有个段落我一直写不到位，阿早就放了徐佳莹的〈人啊〉给我听——因为我平常写作只听古典乐。我是很少哭的人，写到最后，我哭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演员，在扮演自己写的角色。这时候我才想到，过去写纯文学我不会脱离自己太远，但写犯罪不一样。”从创作者变成自己创作的角色，这一回，还包括连续杀人犯。“我想写非一般的杀人者，琢磨这样的人的心态。以杀人者当第二主角比较少见，所以我放了很多篇幅在这角色上，因为要够曲折，够层层叠叠才能逼出罪行对人的影响，又是什么导致的。”陈雪的创作姿态，让我想到英国作家薇儿麦克德米。同是女同志，同样书写谋杀，描摹暴行。薇儿麦克德米过去常被非议，为何要写得这么残忍呢？自称见血会昏倒，却努力在小说里杀人的她回道，女性本来就生活在危机四伏中，时时都有可能遭受侵犯。因此，女性书写犯罪更能从当事者角度感受，并度人以这感受。▲为何持续写悬疑／犯罪？陈雪还有另一个更直觉的答案，“以前写小说像在修复自己，把自己修好了要做什么？结果是写谋杀。这个呼唤非常强烈，就像我已经准备很久了。”陈雪说自己不熬夜，努力吃得好睡得好，都是为了专注写小说。仿佛身体是一座神殿，唯小说供养。（图／镜文学）再狂野追寻一回回到陈雪，她更从加害者的角色出发，带给读者原来爱恨互为表里。这也回到一开始陈雪的疑惑，恋爱教主为什么一再操演犯罪？“很多读者习惯看我的脸书写恋爱故事，可是读完那三百字后，就像喝鸡汤也不会长肌肉。不被爱，不爱自己小孩，因为爱做了错误决定，或者爱怎样拯救自己，都是读小说才能有的体悟。”陈雪是小说之神钟爱的女儿，因为她仍信仰小说的力量，“小说让我们拥有无法度过的人生，透过阅读，你逐渐经历别人的人生，而被改变。即使你从小到大都待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读了很多小说，你就能穿透世界。”因此，陈雪左手写恋爱课散文，右手写出《无父之城》是小我的爱遇到国家级暴行的下场；《亲爱的共犯》是彼此相助如珍珠项链般串链的珍贵之心；而《你不能再死一次》则是当爱被误译的悲剧。陈雪坦言，一开始不大喜欢恋爱教主跟犯罪女王这类标签，“但后来我觉得也满酷的，而且它们是有共通的，都是关于爱的想像。小说里，我尽量让读者可以找到一个站立的地方，不要站在流沙上。回过神，人会发现自己是可以穿越这些残酷无情的。”一手写恋爱，一手写不被爱，需要精巧而调节的平衡感。陈雪说，现在的稳定生活，给她这样的写作力量。“以前的我没办法达到这种平衡，因为以前我就是谈恋爱与无止尽的幻灭，不断找下一个人。我会想，难道人只能互相勾引，狂爱后背叛、分离吗？难道爱情没有另一种可能吗？这样想才意识到，我以前的生活也是一个套路啊，我用现在的生活证明了，人可以反自己的套路。”访问前夕，陈雪以《亲爱的共犯》获书展小说奖大奖。我问她有何感受，陈雪回答，得奖让她觉得好像可以再写一本；写犯罪，终于感觉自己不是出界了，而是在拓展身为小说家的边界。边界落在哪？小说家其实走过。陈雪说了一段故事，“前阵子《恶魔的女儿》重出，我才发现里头都是对话，阿早就说不是你不会写对话，只是忘记了。我想对啊，如果世界上没有我的价值，我应该要自己定义。当初《恶女书》连出版都差点没办法，为什么我到了五十岁，写东西要绑手绑脚？我应该再大胆一次。”这次访陈雪，是我听过受访者丢出最多疑问的一次，也是透过疑问获得最多力量的一次。我想起罗贝托博拉纽一首关于侦探的诗，遥远回应了陈雪不断探问的小说的边界：“我梦见迷失的侦探／在阿诺菲尼夫妇家的凸镜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恐怖模型。”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所惧怕的，都构成了小说家的边界。陈雪是博拉纽梦见正寻寻觅觅的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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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骗徒，双胞总统，千万密帐：还原毛邦初案——王骏谈《1951全面追缉》
记者出身的王骏是历史控。他说用历史事件写小说，就像端上一道鱼料理。事件本身是那条鱼，旁边必须有葱姜辣椒调味配色。意思是，光写大事不够，还得琢磨上至总统下至走卒贩夫在干嘛，受了什么影响。如此，才能带出时代的气味。新书《1951全面追缉》便是这样——王骏称之为“纪实小说”——是继《十信风暴》后，再以小说还原历史。这次，他瞄准早已被人遗忘，七十年前牵动中美关系，掀翻蒋氏政权的毛邦初事件。远在美国的空军驻美主任毛邦初向华府告御状，称蒋介石政权腐败贪污，而后更引起真假中华民国总统之争。落难的强人总统如何招架？对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关系有何影响？小说重返当年，也印照现下此刻的台美关系。第一集❓毛邦初是谁？他为了什么事搞到要叛逃？❓毛邦初最后卷款潜逃，老蒋总统其实很意外？❓他卷走的钱到底有多少？最后都去了哪里？第二集❓当时台湾舆论如何看待毛邦初案？❓毛邦初案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民国37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华民国当时压错宝？第三集❓毛邦初叛逃后，还设立了一项台大奖学金？❓毛邦初弟弟也在空军，后来怎么了？其他的家人现况如何？❓前行政院长俞国华在事件里扮演什么角色？第四集❓除了毛邦初案，1951年的台湾还发生了什么事？❓从《1951全面追缉》，如何看现今中、美、台的国际关系？❓小秘密／撰写纪实小说著重消息来源，王骏老师大公开如何取得机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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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心的局限──专访孙明立《神医》
孙明立的《神医》有个讽刺的名字。虽名“神医”，但更多在为神医除魅，当满街都是神医，还有神医吗？ 小说一开始，便是神医救人。主人翁“东毅”八岁时母亲罹患疯病，三分像人七分似鬼，遇神医“汪昊”医治，却言二十年后母亲的病将复发。此后东毅选择从医，然而救母像办案找线索，母亲身上仿佛住了另一个人，东毅发现自己身上也是。救母变成了打鬼。救母也像求道，要面对的不止是药石罔效，还有医病与母子关系的重叠——病中的妈妈不是原本的妈妈，但自己还是她的儿子，背负亲情的重量与治好妈妈的压力。因此，《神医》丢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当医病关系变成相互情绪勒索，可不可以退出，退出或不退出又将付出什么代价？《神医》是市面上华文小说难分类的存在，既杂学又当代——结合古代五术（山、医、命、相、卜）与现代医学，同时触及医病关系乃至长照。《神医》试图用某种已黯淡或逝去的世界观来理解现代社会，让人想起徐浩峰，而作者孙明立其实不到三十岁。虽是90后，大学读的是心理系，他却学中医、命盘、风水、太极拳，又习佛，十足老灵魂。《神医》孙明立 著出版日期：2022.04.15病里如咒的亲密关系孙明立高中开始自学中医，契机来自他的隔代教养背景，“祖父母身体不好，频繁坐救护车到急诊室，签病危通知书，看他们身体逐渐败坏，而且是不可逆的，开始想怎样学新东西帮他们。”然而这中间有扞格与遗憾。祖父母的治疗选项无法由当时才高中的他决定，对此，“有悔恨没早点学（中医），也有不甘心，凭什么是由没花时间照顾他们的人做决定。”孙明立当兵时，祖父走了，祖母气切躺床。气切后病人有痰但咳不出来，要用一根管子把卡住的痰吸出，时时刻刻都要有人顾。一开始家里只有他跟一位外籍看护，他推迟入伍时间，跟看护建立起一个迷你的照护系统SOP。我问，中医在此有发挥效果吗？孙明立说，那时看以前打网球，曾是女文青的祖母缩成三十几公斤的模样，只帮她揉揉穴道，因为“心态崩塌了”。这样面对病榻中人的心情，投射到小说，便是主角看待发病母亲的爱恨。为何病的是自己母亲，为何自己得守著她，为何自己不允许自己离去？▲书柜一隅，不同于其他写作者，还多了中药罐跟刻有卦象的钱币。（图／孙明立提供）中医的衔尾蛇难题尽管学中医十年，孙明立却说最初写《神医》的动机是“因为没底气”。“学中医跟实证的过程中，我看见了效果，方法学说真的有道理，却还是常常被当骗子在检视。尽管我学的有帮到对方。”他认为原因出在“中医是死的，当一门专业被人把持的话就是死水，像《黄帝内经》、气、经络都是不可质疑的。当病人被中医治死，都说是医生学艺不精，不是中医需要改进，跟西医相反。”《神医》里东毅学的是西医，其后才学中医，跟宛如师父的汪昊有过不少中西医辩论。学中医十年，孙明立看待中西医之别说，“西医讲微观，是分门别类的科学，中医自认洞察整体，如环无端，可这如环无端会不会也是一种自我膨胀？”像古希腊的衔尾蛇，看似循环无限，其实是自我吞噬。“我一方面认同中医如环无端的思维，同时用力放大它的缺点。如果停留在‘喔它就是这样’，不去解释，就不会进步。要意识到医术的局限，而不是用中医的完整无缺来欺骗病人。”因此，《神医》回答文章一开始提问的答案，便是“更理直气壮讨论中医的方法，第一步或许就是让我们先理直气壮的批评中医。”为了理直气壮的写《神医》，“想知道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如何看待中医”，孙明立找了三位中医师进行田调，方法是跟诊，最久跟了半年。他发现有些医师看法跟他很像，觉得自己所学的“没底气”，“可是这是他们的职业，无法把这担忧表现出来，有医师听到我的小说叫《神医》，说很好啊，现在到处都是神医。”除了相同的担忧，田调过程孙明立也有真正的见识。“跟诊针灸的那位医师有天叫我摸病人脖子，说要用一种很柔的劲去摸，问我能不能摸到——像给我的入门挑战。那手劲像太极拳，要感知对方的重心跟皮肤的张力，因为刚好我有打太极拳，能摸到‘东西’，他就觉得欸这小鬼还行，让我跟诊。”透过跟诊田调，孙明立说原来中医不是死水微澜，还有人在意该如何进步。这位医师的针灸方式也被他运用在小说里，“把针尖摆在方才找到的位置，像是在等水泥地面变成流水一样等著……素丽的皮肤像是突然芝麻开门，对东毅的针放行，虽然进针不到半寸，但整个过程的触感非常奇特，真如汪昊所言，毫无平常穿透肌肉组织的阻碍感，甚至有种针被吸进去的错觉。”▲为研究中医，孙明立从古籍到当代研究都有涉猎。（图／孙明立提供）只是拿了把屠龙宝剑我好奇，平时会帮自己卜卦、把脉，还会看风水的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跟一般人不同？他的回答是，“以前学命盘，心想哇太好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性格，现在才知道我没有改变什么，我的缺陷还是一样。”这中间的转捩点是什么？“就是平凡的过生活，发现自己也是平凡人，毕业后当兵，当兵完出社会，工作上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焦虑。”最终《神医》是一次不凡的除魅尝试，因为孙明立先除了自己的魅，用他自己的譬喻来说是，“很小的时候得到一把宝剑，以为可以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最后发现宝剑不过是装饰。”意识到自己局限的同时，却也为此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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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没有先知，只有错乱的好人——专访张国立《私人间谍》
张国立像永远的小说顽童，说话中气十足，结尾常常哈哈哈大笑，还有一套左右互搏的哲学。他说世界上最重要的莫过于“我”，“我做好我自己，我老婆高兴，我女儿也高兴，这两个人高兴我就高兴。”“所以你说身为人，‘自己’是不是最重要？会把人贬低的社会，便是不好的。放到小说，就是只为自己写。因为这样，我写作时都很快乐。”正是这份快乐让张国立写小说其快无比，能同时交叉写三本小说，因为“一直埋在同一本很无聊。”《私人间谍》张国立 著出版日期：2022/3/16沙林杰或卜洛克，他选择卜洛克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张国立的职业小说家理论：既然是职业，得一直写，那就要快乐的写。他在不同访问提到的说法是，作家有两种——沙林杰式跟卜洛克式的；前者第一本书就轰动文坛，但至此成绝响，后者从软调色情写到推理小说，有说不完的八百万种死法，“这两种作家，我比较愿意当卜洛克。”因此，写完三本《乩童警探》系列作，张国立很快便交出新作《私人间谍》。不过谈新作，张国立总会谈到更新一部，而且最新尚在构思的作品，还是他梦到的。仿佛小说路康庄大道，走马看花他都能记下。与“我”的哲学看似相悖的，是张国立对希腊悲剧的信念。三年前我采访张国立，他自称是希腊悲剧的追随者，两千多年前希腊人写的故事告诉他，所有人的命运都跟自己的过去有关。所以活著就是在前进的时间里迎接过往决定的宿命。尽管如此，信奉悲剧的张国立不悲观不萎靡，别的作家写作是苦闷的象征，他写作唯一的抱怨是需要抽烟，老婆会不高兴。世界再疯狂，他也有不尽的好奇。张国立的人生哲学让我困惑，就像悲剧读起来是爽朗的不搭调。直到我读完他的新作《私人间谍》，才明白他的追寻即是逃离。活得自我，才能外于这个世界，同时观察、欣赏它。▲写完乩童警探三部曲，张国立交出追忆狂飙青春与荒谬时代的《私人间谍》。谈到那个还有匪谍的年代，张国立说“抓共匪其实很虚幻，但精神错乱的人很多，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错乱。”（图／镜文学）文青间谍的自由幻梦《私人间谍》透过三个章节讲述既狂飙又苦闷的70年代，一名说是间谍其实更像文青的自由梦。主角石曦明的父亲是有战功的荣民，因父亲之故，石曦明加入国民党，并在当兵时被警总吸收成间谍，负责监视代号水手的归国学人。水手生活平淡无奇，唯一可疑的是有名妖娆神秘女子出现在水手窗台。最终女子不见其人也不知所踪，水手却因此遭罪。四年后，受水手读的《老人与海》启发，发奋读书的石曦明进了大学，又遇到当年的警总叔叔，向他打听学校里的匪谍名单。多年后，石曦明学成回台，搬进当年水手住的房子。然而退去的时代浪潮回卷，尝过自由滋味的他得面对过去间谍人生的这笔帐。《私人间谍》书名有玄机，既名间谍却不为国，何以私人？因为间谍夹在国家与良心之间，也受困于父子般上对下的指导与掌控；小说描绘的这层关系与其说是国家机器与间谍个人，倒不如说是传统价值里如父如子的执念在作祟。眼尖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主角的背景跟张国立很像。张国立说，他生命里真的有一位“警总叔叔”。“以前我在《中华日报》他常常出现，总是笑脸迎人，到哪里都看得见他，对谁都很客气。他看到我就说国立啊怎么没烟啊，就拿烟给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警总保安处的。他对年轻人都很好，但是有目的的。”如同张国立在小说里写的，这样的人物需要年轻人成为他布的键与人脉。写不是先知的众生这位总是笑咪咪的人物让张国立想写，“你说他是坏人吗？也未必。他从小受的教育跟人生环境告诉他，因为匪谍让国民党丢失中国，所以有仇恨，所以要抓匪谍。很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是白色恐怖的来源。但那个恨跟付出也是真的，人离开自己的时代就无处安放自己。你要他否定努力了一辈子的自己，太困难了，而且他可能比我们都努力。”“你期望每个人都是先知吗？大家都是混啊，混到能靠关系就好。”张国立说。认为小说是在写白色恐怖吗？张国立答没想过，认为这说法是种“束缚”。“这些人做不对但是自己理想的事，可谁告诉他们不对？就像美国也曾有麦卡锡主义。我不喜欢用这个白色恐怖这词，太模糊。这就像说我是个老先生，但我心里可能不老啊。好人坏人分太清楚，写小说就不好玩了。”张国立的看法并非安全牌，或许还有些政治不正确，但《私人间谍》确实也是部讽刺小说，讽刺因为抓共匪而错乱的时代。这，关乎张国立从小到大的“想反抗”。“社会与大人不断期望我成为某种面貌，我觉得很烦，难道我不能做自己吗？就像我十八岁决定写小说——你看我是不是很早熟。我妈妈很慌张的说，这样我以后怎么活。预官退伍我在家写小说，我妈说看样子我人生是不行了，只能替我多存点钱。后来我找工作就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还有小时候有一个沈伯伯常跟我讲故事，是我说故事的启蒙。后来我得奖，他拿报纸框起来贴在家里。我心想不要这样吧，我只是喜欢写而已，没有什么理想。”回首青春，张国立总结是“念了文学，结果人人都在为我担心。”因此，写《私人间谍》是“趣味化那个人人都在给自己压力的时代。”▲学生时期的张国立。张国立读日文，曾让母亲不开心，因为家里出身南京。回忆这段求学经历，他形容“命运会小心安排你，给你开扇窗，让你有机会跳出去本来的生活。”（图／张国立提供）没有束缚，人生就能看多一点很难说张国立是把一本悬疑小说写成了《家变》，还是把《家变》的主题写成了一本悬疑小说。毕竟张国立始终主张小说没有类型与纯文学之分，“小说里没有纯不纯，写得好就好。”谈到类型小说，张国立以最近看的影集《僵尸校园》为例，“《僵尸校园》其实是《苍蝇王》的变形。类型的架构永远存在，只是你用现代精神去诠释。”或许，《私人间谍》是张国立用自己的“现代精神”——反抗时代对人的定义与塑造——诠释他经历过的年代，书写混沌的众生。同时，张国立在小说正文前写道“听说只要有人记得你的名字，你就永远存在／给张渟，我的母亲我一直记得”。谈到母亲，张国立说，“我妈从小放任我，我觉得很了不起；她会担心，但不会制止或要求我。”接著张国立反问我，“你知道你爸妈为何结婚的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爸是再婚，而且我妈很匆忙嫁给他，我一直很好奇原因。后来去中国大陆问我大阿姨，我大阿姨说我妈抗战时认识一个男生，对方因为要打战而离开她。八年抗战完，她还没结婚。有天她接到电话，是那个男生从武汉打来的，二话不说飞去武汉，两个月后脸色很臭的回来，就嫁给我爸爸了。”“我们平常都会忘记爸爸、妈妈有自己的人生，有可能你不是你爸爸、妈妈的最爱所生下的。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玩，一个人的人生真是丰富到难以想像。所以你说小说写得完吗？不可能嘛！哈哈哈。”所以，不是对世界有由衷的好奇，不懂得欣赏无聊的人生，无法成为张国立这般的小说家。这般的小说家张国立讨厌被人摆布。有一个小故事是他当年在《中国时报》上班穿短裤，结果被高层长官骂，“后来我退休后只穿短裤，现在连一套西装也没。”张国立真的总也不老，因为把洒脱活得很中二，“当你人生可以摆脱各种束缚，就可以看到多一点，这样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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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镂空虚，才能写实权力是如何被制造的——专访柯映安《权力制造》
《权力制造》是柯映安继《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第二次与镜文学合作委托创作。《女记者》用通俗剧的架构，剖析性的权力关系。大多时候，性是一把社会递给女性的刀，期待后者用它来表演同时毁灭自己。“女性在社会观感下，常常因为被凝视而被迫反应。这种被凝视的感觉，又置身复杂的职场（按：娱乐圈产业），让我觉得可以与小说谈的性结合。”透过自身经验与观察，以及采访《镜周刊》娱乐记者，柯映安找到贴近《女记者》的方法。不过《权力制造》距离她更远了，无论是从阶级还是性别来看。小说以台湾企业斗争故事作为背景，主角是刚归国的小弟，面对金玉其外的家族企业，不甘交出接班位置的兄长，以及蠢蠢欲动的老臣。最终在他眼前的，是被权力蚀空的家。《权力制造》不是HBO影集《继承之战》般的纯商战作品，更趋近不流血不革命的《纸牌屋》，权力的规模缩小了，侵蚀人心的力量却不变。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权力制造》柯映安 著出版日期：2022/3/4探底了，也是边界《权力制造》有实业小说的外壳，但掀开来，更多的是人性在权力堂奥或搅碎机下的成住坏空。这样的小说走向，柯映安不讳言，是写作面临困难的取舍。第一个困难是，《权力制造》的情节背景比《女记者》庞大，从《女记者》到《权力制造》，故事情节由小变大，柯映安采取相反的写作策略，“写《女记者》是我膨胀自己，让自己有底气，但这本是我知道它很大，我无法掌握，只好把它写得很小，越小我越能掌握。”把它写得很小，成为柯映安挑战《权力制造》这题目的关键。再者，柯映安自问，商场尔诈我虞每个地方都有，如果要再说一次这样的故事，跟当下时空的连结是什么？为此，柯映安虚构故事里“康兴生技”的发迹过程，与家族支柱、父亲宋再兴的人生，“我希望这个家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时常回头看自己的故乡。这也是因为过去我写的主角都是底层出发的人。”既然故事原型的阶级与自己天差地远，就先把人物打回出发点，让自己能够同理。然而，写到第五章时，柯映安发现了新的问题。“我卡住了，因为我不擅长写商战。当我发现无论怎样我都写不好，只好努力找自己会写的，家族与女性。”柯映安坦言，当时感到很挫败。让她开窍的是一篇毕飞宇谈小说的文章〈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读蒲松龄〈促织〉〉。毕飞宇以蒲松龄这篇写蛐蛐的小说为例，说明小说家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促织〉这则故事最后，蒲松龄让蛐蛐斗鸡。为何是鸡，不是更夸耀的老虎或狮子？毕飞宇的回答是，这关乎在小说的传奇性与批判性之间取得平衡。蛐蛐斗虎斗狮，人类斗天斗地，当然威武，可是王道过头，就会变成所谓的龙傲天。小说要保持批判性就不可以离开日常，而且“不顾常识，一味地追求传奇，小说的味道会大受影响。”毕飞宇的结论是，写小说需要想像跟勇气，但想像跟勇气有其边界。或许遥远，但仍有边界。“如果商战我写不好，至少我刻画了人性，并且让读者觉得自己也开始关心书中角色。”落实在《权力制造》中，便是康兴生技宋家女性的困窘，以及家族企业第二代面临的亲情缺失，甚至反噬。▲柯映安于2019年4、5月搜集《权力制造》资料，2020年春节前后动笔，写到2021年才完成。小说前期与编剧团队经历一次次的讨论，来加强人物动机，是写《权力制造》面临的难题之一。（图／柯映安提供）勇于想要的女性角色《权力制造》里的女性精采有戏，她们沈沦犯傻，有治理长才，更多时候却因为男人或有权力的男人精疲力尽。“我喜欢她们的想要。”柯映安说。“我想写的是，她们都有问题，但任何状态的她们都很好看，有自己的生命，不管多疯都很精采。你问我这样写，是不是想鼓舞女性，老实说，没有。我只是写出她们的韧性。她们做的错也都是她们主动的，正因为是她们想做的，之后才有能力抽身。”想写这样的女性，柯映安说或许是因为身边不乏类似的女人。“有的深陷痛苦的关系，甚至不伦，但关系中的人互相依靠是有原因的。以前我的女生朋友深陷一段关系，大家听了都会说你很笨快离开，可是这样只是把她们赶到连倾诉对象都没的地步。我后来找到的方式是，你继续痛苦吧，总有一天你会受不了而离开，不然就是你赢了。我把这想法投射到书中女性角色。”“‘你以为是你把我人生搞砸的，但其实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一直很佩服这样的女性。”柯映安说。原来《权力制造》藏了半部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在里头。▲柯映安与编剧团队前往台东、兰屿田调。（图／柯映安提供）狼与哈士奇女性角色如此，男性角色也不逊色。柯映安说，书里甚至故事原型中的人物都面临二代接班常见的难题：接班失败。因为一代跟二代无法沟通。“你进去或离开家族企业都代表你跟家的关系，当老板与下属的身分重叠父子关系，如果儿子不适合公司也无法离职，因为离职就是割舍亲情，背弃父亲的期待。此外，大家都想要得到老板称赞，但二代不同于一般员工的心态是想要得到老板／父亲的爱。得不到又无法离开，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怨恨。”“一代是狼，二代是哈士奇，他们是不同物种，但还是要一起工作。”为了写家族企业斗争，柯映安翻《商业周刊》，看一堆管理类书籍，还包括川普侄女写的川普传记《永不满足》，“书中写到，川普有足够时间旁观爸爸羞辱哥哥的行为，并从中学习。他学到最简单的教训，就是不要像哥哥一样。这样的状态也发生在故事原型与小说中主角的哥哥身上。”怨恨掏空了权力的美好。我问柯映安，写完《权力制造》有更懂得权力是怎么一回事吗？柯映安摇头，“写过程中我有思考，但还是不了解。我觉得权力如果要被讲清楚，可能要透过政治剧。尽管我参考了很多《纸牌屋》，终究能力只能呈现成这样。”或许柯映安无法写明枪暗箭的商业战争，但她懂得描摹人性。想知道黑暗是如何产生？是不是因为有个东西高高在上，阻挡一切，却离我们太高太远，无法观测呢？那就转身描绘黑暗吧。权力是如何制造的，也是如此。▲柯映安在当地人推荐下到兰屿山中找寻天池，意外成为写《权力制造》的材料。（图／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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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莉史翠普在员林──专访陈思宏《楼上的好人》
追问梅莉史翠普是不是真的在员林前，不妨先看《艾蜜莉在巴黎》。尽管这部影集毁誉参半，但陈思宏说至少有一点它写到点上了。“第二季有一集巴黎热浪38度，艾蜜莉家没冷气，办公室也没，热到快崩溃。她的法文班同学跟她说嘿我家有冷气，她就去了，顺便上了床。我看到这一幕觉得太真实了，因为柏林也会热到38度，我朋友常常说谁家有冷气我就要嫁给他。”“她在热浪中变形了。”陈思宏说。这恰恰是他用三部曲写夏日的想法──高温蒸汗，礼教氤氲，气味流窜，人意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体的存在，为此焦虑却也兴奋。当遮掩的羞耻散去，欲望便成了醍醐味，引出脆弱也最真的自己。楼上的好人陈思宏 著出版日期：2022/3/4当做戏的女人无法演活自己细数三部曲，从永靖出发，绕道佛罗里达，最终复返员林与柏林；《鬼地方》在中元溽暑、纸灰飞扬中揭开家国大大小小的伤痕；《佛罗里达变形记》撕毁青春讴歌，正视少年少女成长痛与被迫做的美国梦。收官之作《楼上的好人》，或许是陈思宏三部曲最贴近写女性的一次。不同于《鬼地方》写好几名女性半活不死的生命史，《楼上的好人》将繁复工法用在同一名女性角色上，一针一线将她绣得立体，有声有色。在《楼上的好人》，陈思宏把此前“夏日三部曲”的核心“变形”跟做戏结合，指出了其中的吊诡之处：为何当女性变形，变得不像原本的自己，才得以停止做戏？陈思宏说，自己喜欢描写女性多过于男性，“因为女性在男性掌控的社会必须变出许多面貌求生。”不由自主的女性，总是扮演他人眼中的自己，假装开心，隐藏悲伤，否认欲望，复述男人给她们的台词。迫在生活中粉墨登场的女性，都活成了戏精梅莉史翠普。千千万万的梅莉史翠普上演不属于自己的戏码，“她们更引起我的兴趣，也更值得书写。”▲《楼上的好人》是陈思宏“夏日三部曲”最终作。他称自己有准时焦虑症，写完浩浩荡荡三部曲那一刻的心情是，“很佩服自己，没有迟交稿，甚至提早。”完成三部曲的目标，会不会觉得松口气，可以慢下来了？“我不知道欸，这应该是完成人生里程碑的心情，但我觉得自己还没做到。”他透露接下来想写的还是三部曲，以数字为出发点。（图／镜文学）一场夏日破处之旅《楼上的好人》叙述住在员林的女主角“大姊”到柏林找小弟，经历一连串观光客的不适跟文化震撼，平行回望员林童年，其中藏著小弟出走他乡的秘密。不过且慢，大姊还有一个更重要任务。她想要破处。小说以“员林老处女来柏林了”破题，寻弟之旅成为破处之旅，《楼上的好人》因此延续从陈若曦《纸婚》、马森《夜游》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女性异国探险系谱。影像中也有类似的女性身影，例如茱莉亚罗勃兹演出的《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与茱莉安摩尔的《Gloria Bell》。“在异国的月光下，我们更容易变形，因为无人知晓。当周遭都是听不懂的语言跟陌生面孔，你就会解开束缚，因为束缚都来自人情。”陈思宏说。白话一点就是，“你看很多同志到一个新国家、地区，都是先打开交友app，寻菜一轮。”然而，相较上述影像作品的轻松写意，《楼上的好人》里的大姊有许多磨难。首先，她并不讨喜。大姊充满怨怼，初来乍到德国，看一切都不顺眼。更可怪的是，她曾是护家盟。谈到大姊这角色，陈思宏有几分犹豫（同时带著兴奋），“尽管我担心读者不喜欢她，但跟著她走完这夏日旅程，我相信读者会喜欢她。”员林铁枝路旁的破败房屋，是《楼上的好人》中大姊小时候一家人住屋的灵感来源。（图／陈思宏提供）两则反同现场的记忆如果在柏林，一个护家盟老处女。小说一下便有两个惹人议论的标签，想发文骂人的读者，不妨先听听陈思宏描述的2017年同婚释宪现场。“婚姻平权运动多数期间我不在台湾，释宪当天刚好我在场。那天立法院前同志聚集，彩虹旗飘逸，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仅仅过条街，就是身穿白衣服各式不知道什么盟的人。这带给我很大的视觉冲击。我在两边游走，反同方有钱到有流动厕所，我注意到上面有彩虹标志——其实是流动厕所公司的logo，就故意问，欸你们厕所贴彩虹标志是怎么回事，你们是支持同婚的吗？接著，此起彼落的尖叫声包围我，一群白衣人对穿花衬衫的我尖叫著。其实这让我很兴奋。我默默记下这一群对我尖叫的女性。后来我把她们揉进大姊这角色。”陈思宏说，关于婚姻平权有很多论述，“但我想知道一个来自员林的小家庭如何面对这个撕裂社会的议题，以及，一个女性为何想加入反同阵营？” 为了写《楼上的好人》，陈思宏访问了五位曾参与反同运动的女性。他发现她们的共通点是，其实不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问其中一人说，你为什么讨厌同性恋？她吓得连忙否认说没有啊没有。”陈思宏的结论是，她们是寂寞的人，把教会视为家庭的延伸或补充。“对她们来说，加入教会其实像结婚，想逃避孤寂而加入群体，再被这个群体动员，做自己也不明就里的事。”当天稍晚，还有另一个场景令陈思宏印象深刻。“我离开立法院后，走到台北火车站，看到一个全身白衣的阿姨迷路了。迷路的她遇上一群很明显是同志的男生，这群小gay跟她说阿姨你跟我来。于是花花绿绿的小gay领著一个白衣阿姨。我觉得这画面超有趣，就远远的跟踪他们。我不知道这件事对那个阿姨有什么启发或质变，但我相信她之前一定没有真的跟同志相处过。”这便是《楼上的好人》给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女主角的原因。陈思宏说，“这很有趣。我写女性都希望她们能尽最大力量违反‘原厂设定’──那些对女人的期待跟枷锁，可以不用好看，不用瘦，不用结婚，不用温柔，不用体贴，不用当母亲。我想到，啊那些对我吼、对我尖叫的反同女性岂不是正违反了这些原厂设定？”老处女碍著了谁？《楼上的好人》主角除了是现实中曾对陈思宏尖叫怒吼的天选casting，还动用了他读彰中的老处女记忆，“我一直都对老处女这称号很有兴趣，这称号有个冲突，老了却还是处子之身。我们在各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词，因为各种文化都常常以性贬抑女性，用性来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存在。”但老处女碍到了谁？“从小到大，学校里都有一位被称为老处女的老师，我读彰化高中时就有一位。同学们用各种方式羞辱她，例如全班忽然大笑，在她经过时大叫老处女。”“求学阶段我跟这些被称为老处女的老师都很好。她们发现了我的不一样，在群体中处于弱的一方。或许，她们在我身上也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因此，在冒犯的风险下，陈思宏书写这样不合时宜的女性，让角色作为证明般的存在。证明女性可以不用是社会给的原厂设定。证明男人不能用自己狭隘的目光，囚禁活生生的女性。证明自己曾经在求学路上遇到雪中送炭的队友。▲《楼上的好人》以“大姊”的观光客奇遇苦难开场，讲述一段夏日破处之旅，图为柏林U-Bahnhof Schlesisches Tor车站。（图／陈思宏提供）一个男同志写反同保守女性，是有趣的跨界，但是不是也是冒犯呢？我刻意问陈思宏。他的回答是，“写作就是关于跨界，如果只能写身分规范内的，那我们写小说干嘛？确定自己基于尊重，就不要怕冒犯别人，要找到一个温柔的施力点，建立对话的可能。”不过小说既以老处女想破处推动故事，最后势必要写到她究竟能不能如愿。“这是个难题。”陈思宏说。因为写多一不小心就会俗套，甚至重回陈思宏所谓的“原厂设定”；写少，则又会让读者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身体被绑住的女生，被打开了，她会怎么办？”陈思宏构想大姊的破处。“我觉得大姊的性会是带荒谬的喜感。我不想写光彩的性，这关乎我们对性的期待想像，以为总是光鲜亮丽，一定要俊男美女香扑扑干干净净的，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有过性的探索就知道，跟人生一样，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因此，小说最后大姊对她的破处对象说：“我不美，但你可不可以专心看著我。”用独一无二结合员林与柏林的方式达致了她的愿望。小说这样描述：“原来这就是性。等一下，这就是性吗？身体几秒连结，进入，往前后退，瘫软松垮，好累喔，懒得遮掩，不用装美，不想收肚，我不介意你的疤，你不在乎我的老朽。他放了个屁，微臭。她闻著屁，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没人需要为了屁声道歉，没人需要为了松垮道歉。”这是最不浪漫同时最富人生况味的性了。三部曲终章：陈思宏的影像之书等一下，所以梅莉史翠普只是一个浮想联翩的比喻，不曾踏足员林？不，她真的来过，在小说的最高潮，陈思宏动用了小说家无以伦比的连结时空跟情感能力，让梅莉史翠普以她拿下首座奥斯卡女主角奖的《苏菲亚的选择》在员林重现。“我一直想把梅莉史翠普写进小说里。追根究柢，我就是一个死文青，喜欢把看过听过，然后有感的影像音乐放到故事。”从《苏菲亚的选择》到《新天堂乐园》，从曾屹立员林的国际戏院，到柏林如今还开张的“国际电影院”（Kino International），都被陈思宏写进《楼上的好人》。用一本小说连结复数的电影文本，让不同作者展开对话，相异的地域交叠。于是梅莉史翠普“成为”《楼上的好人》角色，员林与柏林互为前世今生。这关乎陈思宏对进电影院看电影的由衷好奇。“我常常想为何人类喜欢看电影？因为灯关了，在黑暗中我们是被带进另一个宇宙，这是串流无法比拟的。美国有阵子盛行歌舞片，因为萧条年代需要娱乐，进入电影院，就是进入万花筒；跟欧洲不同，欧洲是到电影院逼你面对现实。我们在电影院共享一个私密的宇宙，不论是逃脱还是面对现实的电影，都是小说可以施力、拿来取用的。”因此，《楼上的好人》是陈思宏的影像之书。小说里，唯有当大姊与小弟在电影院，他们才真正回到了故乡，那里有他们共同的快乐记忆。至于陈思宏自己，“我想透过小说说一次我爱电影院。”存在与不存在员林的梅莉史翠普，以及小说接合电影文本，在在显示作家调度想像与挪移现实的本事。陈思宏说，“有人不喜欢谈论小说设计，但我觉得设计是很重要的，我很高兴看到很多写作者一起回到虚构跟想像的力量，带我们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写完三部曲，陈思宏对自己的期许是“一个无聊的说书人，但把想像力放到最大”。夏天三部曲完结了，但夏的记忆不会散去，我们跟著主角不可免的袒露自己，其实就是认真看一看不成人样的自己。三部曲最终的提问或许是，你怎么知道那个不成人样的自己，会不会其实是真实的自己？变形，其实是变回。陈思宏在三部小说里写出的夏日奇观，不过是人们初来世界，最柔软无所畏惧的一面。小说家用夏天的故事诉说被压抑的曾经。▲陈思宏把梅莉史翠普写进了《楼上的好人》。当年他曾在员林国际戏院看她演的《苏菲亚的选择》，而柏林也有一个“国际电影院”。因此，电影或者说电影院像小说里的虫洞，打通了过去的员林与现在的柏林，年幼的大姊与小弟探头看见此刻已疲惫不堪的自己。图为柏林国际电影院。（图／陈思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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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被完美淹没的女孩——专访巫玠竺《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
巫玠竺有完美主义。采访前我拿出新买的笔记本，撕起黏在背面的标签，一个没撕好，留下痕迹跟残胶。巫玠竺看了，忍不住说：「我帮你撕干净好不好？」说完，她自己也笑了，接着说，「从小到大，我就被训练得很焦虑。读大学后，才开始学习不要那么完美主义。」追求完美如她，就连不完美，也要学习。巫玠竺的首部长篇小说《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有《饥饿游戏》以来反乌托邦青少年小说的架构，内里则指向比极权乌托邦更危险的心灵游戏——少女千姿百态的妒忌与猜疑。《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是未来世界的《少女死亡日记》，也是比网飞影集《菁英杀机》更致郁的青春显影。正是她的完美主义，才能写出这样心机如蛇信缠绕试探的小说，「五岁那年，我得到优良儿童奖，幼儿园园长很开心。我问我妈为什么他这么开心，我妈说因为我得奖。可能那时我就发现大人很好操控，只要秀出完美，他们就看不见底下的阴暗。」《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巫玠竺 着出版日期：2022/12/31茫然的学霸，不知考试是为了什么巫玠竺今年35岁，求学期间是学霸，从小学什么都比别人快。高中读台中女中，升高三的暑假她把自己关起来，军事化安排三套读书进度，一个暑假就把高一高二的东西复习完了，后来如父亲所愿，考上北医医学系。按照世俗定义的成功如她，常收获赞美，然而她说「别人说我很厉害，我就想然后呢？」「考试很简单，但考完我总是很茫然。」她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幼儿园时她因为音乐程度好，在表演上被老师安排敲木琴，其他同龄小朋友扮鸡跳舞，「我妈一直说『哇你好厉害』，可是我很难过，因为我其实很想扮成鸡。」「一生扮成鸡的机会就这样没了，你说伤心不伤心？」幼儿园的遭遇成为一个事后回想的文学隐喻，凤凰跟鸡，终究不同栖。可凤凰会不会过了换羽时期，才发现自己不过是站得比较高的鸡？回首青少年岁月，巫玠竺说，「我一直在满足大人，功课好是为了我爸，平常生活是为了我妈。小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被人推着向前，然而向前是为了什么？」完美的裂解，发生在巫玠竺20岁左右。那时她父母先是开始漫长的冷战，不见面不沟通，最后才决定诉诸法律离婚，前后花了十多年才落幕。一开始，巫玠竺试图扮演协调父母的角色，帮双方带话，「父母的婚姻纠葛让我感到十分困惑跟无力，这不是我的责任，可是我想做好。后来我花很多时间才能重建他人跟我的界线，意识到自己如何被人影响。」谈到父母，巫玠竺说「他们是好人，可是人的能力有极限，好人也是。当你面对问题时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无明，跳脱那种无明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从父母婚姻结束到完美少女的裂解，成为写作《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的底蕴。不过巫玠竺的写作之路其实起步得晚。考上医生执照，PGY完成（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她给自己一年的gap year，一边到偏乡当志工，一边写小说投文学奖。▲《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以软科幻包装少女暗潮汹涌的心事。尽管女孩逃离了被海水吞没的命运，仍摆脱不了命运里的悲剧因子。小说里先进的垂直农场成为隔绝女孩的孤岛。（图／插画家贞尼咸粥绘制）学习不完美，岔出人生道路去写作她之所以写作也跟追求完美有关。「读书时，我常常参加国语文竞赛，接受国文老师训练。有次作文比赛的题目是我练习很多次的，我觉得很无聊，就用类似小说的笔法。本来预期拿第一名，结果没有，我大哭一场，觉得很对不起老师。因为我妈也是老师，就帮我打听，才知道其中一个评审特别要我妈转述，说我很有天赋，以后要努力写。」「从小我因为成绩好，所以没有探索其他路的机会，不过一直记得这句话。后来我想验证这句话，到底人家看到的我是不是真的，才开始写作。」为何是在PGY完才开始写？巫玠竺的回答也不脱完美主义使然。「到医院后，我发现跟我想象的有落差，医院中很多事不是靠我的完美主义可以达到的，以为把事情做好，病人就会好起来，结果不是这样。这让我很痛苦，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人生太按照蓝图走，所以存了钱就去偏乡当志工。」「但这中间还是有完美主义在作祟，我把那一年的文学奖全部列出，然后一个一个投。」巫玠竺补充道。既然如此，没得奖不会很难过吗？「会啊，我投的第一个文学奖就没得，大哭了一场。」「那一年我26岁，过得很穷，可是很自由。」巫玠竺说。▲巫玠竺喜欢收藏绒毛玩偶，因为家里实在太多只了，所以规定自己一年只能买一只。绒毛玩偶成为她焦虑时的慰藉，如同写作带给她的。（图／巫玠竺提供）少女的战争，背负太多美好的下场之后巫玠竺钱花光了，就去担任巡回健检医师。或许是人我界线太难重建，巫玠竺当医师很少做侵入性的治疗，刺穿他人身体的同时彷佛自己也被打开。写《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是巫玠竺重新建立这个界线的一部分。小说设定在不远的未来，虚构的岛国因为海平面上升出现气候难民。女主角江鲤庭跟林鸢的家乡被淹没，转学到主岛上的菁英学校，同时加入垂直农场工作。在此，她们遇见学校风云人物金幼鸾跟马可薇，前者是骄纵的富家千金，后者是完美学霸。相较其他少女不起眼的江鲤庭渐渐发现，即使远离了海平面，自己却逐渐被淹没感到窒息，起了逃离的念头。在校园独来独往，总是很酷的林鸢，也因好友江鲤庭而卷入山雨欲来的风暴。 少女不想被淹没，可是她们的命运已写在名字上。几位主角的名字都带有动物名，尤其是鸟类名，「因为我觉得人生就像从一个鸟笼飞到另一个鸟笼。开始写之前，我搜集很多鸟部首的字，记下好听的，准备拿来取名。」至于江鲤庭的「鲤」字，也暗喻了她的命运，「因为她跟其他人天差地远，所以用鱼当名字。」 小说里，女孩间一个留心或不留心，不是明枪就是暗箭，然而就算明着来，也是冷兵器，难以大声求助，也很难诉诸体制规范。女孩每天都是千疮百孔的一天。然而，为何女孩之间总是无法好好相处？巫玠竺的观察是，「现代社会开始鼓励女生要有野心，却又不自觉期许女生得保持优雅，其中有落差，精力与矛盾就无法全部发泄，变成只能很幽微的攻击彼此。另一方面，女生常被期望尽可能温柔和顺，想讨好同侪，就很容易被同侪之间的小动作影响。因为同侪关系，往往成为评判你是好女孩或坏女孩的标准。」我好奇，学生时期是学霸的巫玠竺有被排挤吗？「没有，可能成绩是我的保护色，另一方面，我那时很喜欢运动，比较常跟男生玩，有点活在自己的世界，很少跟女生在教室聊天。不过我曾被邀请到一个类似校园女王蜂的女孩家玩，她对我说『听某人说你很想跟我做朋友。』我听到当下愣住，开始理解女孩间可能总有些不明说的小规则与情绪。」听起来，求学时期的巫玠竺像小说中自由自在也爱运动的林鸢，不过她说这四个角色都有她的影子，「江鲤庭是我的自卑面向，林鸢是自由的部分，马可薇代表我的完美主义，金幼鸾则是善于操控的我。」「写作到后来像心理治疗，让我看到以前的自己，理解自己。小说帮助我处理不稳定的那一面，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很需要稳定。对我来说，写小说像在默默炼蛊。」巫玠竺停顿了一会说。正因为是默默炼蛊，巫玠竺说《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写了两年，中间没给任何人看。 ▲▼2013年巫玠竺到柬埔寨担任国际志工。（图／巫玠竺提供） 有毒的妈妈，带给少女毒素的循环至于炼蛊有毒的部分，小说里是每位人物都有的扭曲的母女关系——女儿总渴望母亲认同，无法被认同便自我厌恶；母亲或把女儿当成自己的延伸，或把女儿视为同自己竞争的对手，「也许，东方教育下的母亲处理母女分离议题常做得不足，下场便是小孩变成母亲的延伸或成就。母亲没有恶意，但分得不够开，就会带给女儿痛苦。」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件事？巫玠竺说是她帮母亲「处理」婚姻问题时，「那时我妈很多事情都会求助我，因为她和我爸的沟通一直不顺畅。可是突然有天我妈情绪上来了对我说，她会婚姻失败都是我害的，因为从小我跟我爸比较有话说，我爸才可以『明目张胆』的不跟她讲话。然而我妈又很想把我当姐妹淘相处，小时候很爱找我去逛街。有次我说我只想待在书局，要她自己去逛，她对我大发脾气，说『好啊以后都不要找你。』让我吓到。」「我妈像一个还没完全长大的少女，不是很有能力意识同理别人在想什么。跟她相处，可能我需要多一点体谅跟成熟，可是我也有想当少女的时候。」因此，《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里，少女面对的不止是同辈的少女，还有在她们之上的少女母亲们。或许少女们真的背负太多了。如同日文里有「美少女」（Bishojo）这个词，传到台湾已成为日常用语，可是少女为何总是被赋予美好的想象与「成为美好」的欲望呢？《美好少女的垂直社会》摹写少女们因他人的目光而石化，巫玠竺也因这本小说重新整理自己的少女时期，以及面对仍很少女的母亲。「我妈或许是属于另一个年代的少女吧，我无法以我这时代的标准去期望她。」体认到这一点，现在巫玠竺已找到跟母亲好好相处的方法了。访谈最后，巫玠竺透露自己会跳钢管舞。钢管舞仰赖肌肉，看起来清瘦的她，原来很精实。访完了，我们一起走到捷运站。看着她，我想着她让自己保持在地平线之上，是不是也是一种寻找人我平衡，不被自己追求完美的习癖淹没的方式呢？▲巫玠竺2018年开始练钢管。（图／巫玠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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