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因五鬼搬运爆发弊端,十信主事者蔡辰洲与财政官员攻防,一时之间政坛震荡,更爆发挤兑潮,堪称台湾历史上风暴最烈的金融弊案。
十信案何以尾大不掉?解严前政府权力只手遮天,何以不到40岁的蔡辰洲却能板荡台湾政局?最后又是谁出手收拾?
《十信风暴》是王骏继《江湖无招》后第二本小说。当年案件爆发,他是在线记者,30多年后回首此事,以纪实之笔写就这本非虚构小说。此中有政治角力,也有金融诈术,是《纸牌屋》加《大空头》──只是以上皆有所本。
王骏人在加拿大,我笔访他写《十信风暴》的心路过程。王骏笔力强健,谈小说之余,不但解答我对他写作上的疑问,更重燃了那个年代的记者魂。
因篇幅稍长,访问拆为上下两篇,上篇王骏带我们重返当年现场,下篇论及政局秘辛与彼时行政院长俞国华,以及已届暮年的蒋经国。十信案,或许是强人如他,最终却也最无力的一次出手。
《十信风暴》
王骏 着
出版日期:2020/7/3
十信案发生时,您在哪家媒体任职?如今读者可能很难想象没有SNG车的年代,记者如何追新闻,可否描述追此案的过程?
答:民国七十四年春天,十信案爆发时我在工商时报,任外勤记者。刚入行没多久,正好赶上这档大事。当时,尚未解严,以报纸而言,不但家数有限,而且张数也受限制,只有三大张。每一大张,四个版,总计十二个版。
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新闻来源只有报纸,因而每家报社都指派专人每天「比报」,比较自家报纸与对手报纸。如此一来,记者压力极大。那时当记者,在报社内与同组记者竞争;在报社外,与同一条路线上其他所有报社记者竞争。
此外,每个外勤记者都配有「呼叫器」,又称「电子拴狗炼」,二十四小时开机,不得关机。不定什么时候,呼叫器就哔哔作响,扰人作息。
那个时代没有网络,加上政府管制,舆情较单纯,不像现在百家齐鸣。两相比较,那个年代媒体与受众之间,信息权力不对等,媒体无法充分反映民意;但另一方面,社会气氛远比现在祥和,新闻事件当事人免于「全民公审」压力。
当时跑十信风暴新闻,基本上报社或电视台追新闻过程与现在差不多。尽管科技不同,工具有异,但基本心法、手段,还是一致。
日报记者都是晚上上班,深夜下班,次日上午休息,中午出门跑新闻,晚上回报社写稿。不过,十信风暴期间,经常上午有大事,因而,外勤记者颇为辛苦,一大早就出门,在外头奔波一天,晚上回报社写稿,闹到深夜才下班。
▲1986年,王骏与时任财政部长钱纯。十信案当时,蔡辰洲动员「十三兄弟」帮立委赴时为央行副总裁的钱纯住宅,要求央行暂停对十信检查,遭钱纯严峻拒绝。(图/王骏提供,镜文学版权所有,请勿任意转载)
写此书的资料搜集花费多久,多取自何处?
答:撰写这部小说使用大量数据,尤其书中人物绝大多数以真名登场,因而所写内容必须有所本,有根据有证据。
写书之前,我搜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有两大类,一类是自己早年收藏,第二类则是去图书馆搜罗所获。
我当记者以后,就习惯保留数据。每天下午跑新闻,傍晚回报社,吃过晚饭之后,开始写稿。每天写稿前,必然把前一天晚上所写,当天见报新闻、特稿,拿剪刀剪下来,贴在稿纸上,带回家去,妥善保存。二十多年间,在报上所写新闻、特稿、专栏、社论,全都留了下来。除了报纸剪报之外,我在杂志所写「外稿」,也都剪下,妥善保存。
还有,就是当年访谈数据。譬如俞国华谈十信始末;又譬如,陆润康谈十信始末,以及他自己日后遭遇。这些内容,都放进这部小说里。访谈资料之外,我手边还保存若干第一手文件,像是行政院十信案行政责任调查报告、监察院十信案行政责任调查报告。
这部小说里在多处地方,对徐立德财政部长任内十信违规放款坐大情况,有精确描述。所有这些描述,全文引自当年行政院、监察院调查报告,在自有资料之外,为了写这本小说,我在2019年三月间,费时一个月,几乎每周六天,天天下午走访中山南路国家图书馆。那儿有当年报纸数字档案、有杂志数字档案、杂志实体档案。从国家图书馆,获致大量书面资料,据以撰写这部小说。小说里,凡是对真名实体人物,所做明确描写,都有书面根据。
因此,这整本小说,最高撰写原则,就是「有多少报纸、杂志书面数据,写多少臧否内容」。自2019年四月中旬开始动手撰写,至八月间写毕全书,凡20万字,费时约75天。
用小说回首35年前的事件,有何不同的观点或当时未察觉的角度吗?
答:当年,我主跑财政部。十信风暴新闻范畴,大致可分为「灾难核心」、「救援团队」、「财金当局」、「司法机构」四大部门。灾难核心,是指十信与国信,以及这两家金融机构所有附带关系企业;救援团队,指的是进驻代管十信的合作金库,以及进驻代管国信的银行团。
当时,我是财政记者。主跑财政部。整个十信、国信事件财政部几年间处置过程,极为熟稔。对其他相关领域,我常与同事谈论案情,也略知梗概,但也仅只是梗概,不能窥其全貌。
事隔35年,许多细节早就遗忘,因而,撰写这部小说,等于重新坠入时光隧道,重拾当年记忆。为此,我花费颇多时间,泡在国家图书馆,翻查当年报纸新闻、杂志内幕报导。经过彻底翻查,对当年十信、国信风暴,有更全面了解,无论观点或角度,都比当年要宽广。当年只深切了解财政部作为,如今,则是所有领域,都撷取详尽数据。
当然,这也涉及个人成长。当年才20多岁,成熟度毕竟有限,眼界与见识都比较狭窄。35年后,重新再看十信案,当然有更深一层了解。
既然有更深层了解,通过小说笔法,较之报导描述,有何不同?
答:我当外勤记者那十几年,正好碰上台湾经济起飞年代,新闻业也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一般,冒出许多杂志。
当时,我持续给多家杂志撰稿。写杂志稿件,与写报社新闻、特稿,完全是两码事。在报社写新闻、写特稿,得遵守一定格式,言论尺度也较狭窄,尤其,用字遣辞不能随心所欲。
给杂志写稿,称为「写外稿」,可以赚稿费外快。那种杂志外稿,讲究抖露内幕,套一句现在新名词,那叫「爆料」,尺度宽阔,用字遣辞飞天遁地,随心所欲。我写了将近20年「外稿」,早就锻炼出写稿本事,对于新闻事件,只要知道了内情,可以不加思索,心无悬念,一挥而就。
写这本《十信风暴》,形式虽是小说,骨子里,就如同我当年给《财讯》、《新新闻》、《商业周刊》写外稿。那种外稿,对于一桩新闻事件,要把人、事、时、物、地,交代干净,描绘清楚。这样,稿子才引人入胜,杂志社乐于采用,才能赚得到稿费。这次写《十信风暴》小说,基本上,与当年给各家杂志社写「外稿」,并无二致。
我当年写「外稿」,有场景描写,有人物表情,有故事经纬,有前因后果,原本就丰富立体,有层次感,只要一看,就引人入胜,会一直读下去。35年后,我写《十信风暴》,只是稍微转变「外稿」形态,加入了对话,如此而已。
我注意到小说小节皆以地点为名,或官邸或政府单位或私人俱乐部,这是刻意安排的吗?
答:这纯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十信风暴》是我第二部小说,之前,我第一部小说,是一部武侠小说,名为《江湖无招》。
我写《江湖无招》,是且战且走,事前并未勾勒故事大纲,而是现编现想,想出故事梗概,然后去搜集资料,接着动手撰写。写了万把字,素材耗尽,然后,再重头来过,重新勾勒故事大纲。
写《十信风暴》,略有不同,但心法还是一样。这一次,我先把所有资料搜集齐全,接着仔细精读所有数据,充分消化之后,依照时间先后顺序,动手敲打键盘,开始撰稿。然而,我事前虽已搜集全部、完整资料,也仔细精读、消化,但撰稿时,并无完整故事大纲,而是看多少数据,写多少内容。
既然是依照时间轴撰写小说,一开始当然要写十信事件爆发源头。我曾给俞国华写过回忆录,他曾讲过十信内幕,但当时不许我写,不准放进他回忆录。十信事件爆发时,俞国华是行政院长,当然清楚整个过程,他老先生已经去世将近20年,当年他所说内幕,可以出土见光。
因而,我就以俞国华当年所说内幕,为这部小说第一章。故事背景,在七海官邸,因而,第一章就以「七海官邸」为名。
写完第一章,写第二章时,就不假思索,照着第一章模式,拿「展抱山庄」当名称。如此这般,依序往下,每一章章名,就都是地点。
当然,我这样安排,有个前提:必须对民国74年间,整个台北市模样,要有清晰记忆。这一方面,我占优势,我生性恋旧,对自己青春少年时期往事,铭刻于心,永恒不忘。因而,写这部小说时,里面场景就是民国74年景况。
▲南京东路上的宝通大楼,民国74年事件爆发时是十信总部。现为合库银行。 图/镜文学提供
所以可说是您在脑海中重建了30多年前的台北?
答:例如第一章开始未久,俞国华座车离开行政院,走中山北路,前往大直总统官邸。小说里,他座车从忠孝东路口右转,上了「复兴桥」。
当年,台北市铁路没有地下化,铁道把台北市切割成南、北两大部分,也因而,当年台北市诸多南北向大马路,都兴建了天桥或地下道,以穿越铁道。忠孝东路越过铁道时,那桥梁就叫「复兴桥」。现在,复兴桥早拆了,成了中山北路一段前端起始那一部份。
比方说,我写来来饭店景致,就说这饭店斜对面,是行政院新闻局旧大楼。那新闻局旧楼,当时就在忠孝东路旁,后来拆了,现在是行政院大楼前面广场。还有,我写财政部,说是只有一幢大楼,后头有空地,已决定兴建第二幢大楼,将来两楼相连,并做一处。当年财政部这新旧两幢大楼,现在都已废弃,财政部都搬家了。我写《中国时报》,也是说,只有一幢老楼,后头广大停车场,要兴建新楼。
不但固定景致如此,我还在小说里,添加大量民国74年十信案爆发时,同时期诸多时代元素。这些,都是我脑海里所残留,当年跑十信风暴新闻时,同一时期相关影像。
凡此种种,都是回忆与恋旧。或许,一开始的确无意间,以「七海官邸」为章名,但细细回想,其实这也是一种内心深处思惟反射,投射出自己怀旧心态。这样看来,以政府机构、建筑、餐厅、特定地点,为章节名称,也并非全然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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