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睹风雨飘摇年代的台美原貌——张国城评《1951全面追缉》

一睹风雨飘摇年代的台美原貌——张国城评《1951全面追缉》

这本著作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王骏先生能够用丰富的新闻记者经验,运用轻松的笔法贯串史实,让读者理解这段国府一向讳谈的史实。作者不仅旁征博引,同时逻辑一贯,让读者能够体会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的台湾原貌,笔者有幸能先行拜读初稿,的确如作者所说的,“……读之既能消遣解闷,寻奇赏乐,亦能向学求知,吸纳台湾重要史料。”《1951全面追缉:军购.密帐.叛逃者》王骏 著出版日期:2022/4/15以笔者对中华民国现代史的粗浅研究,加以主持几项科技部专题研究计画的经验,发现台湾的一般朋友对中华民国来台以后的历史,有相当程度的误解;这当然是在于过去的历史教育,新闻舆论,对这段历史避重就轻、讳莫如深,抑或有张冠李戴的情况。譬如:首先,“两蒋时代是清廉的年代”,事实上,毛邦初案的金额对当时国家财政的影响,对外形象的冲击,要比拉法叶案严重的多。但知道毛案的人却远少于后者。当然毛能如此上下其手,源于当时的法制远不如今天完备,能够办理对美军购的人员也不像今天这么多,但如此的贪污仍然是非常可怕的;展读这段历史,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中华民国政府之所以败给中国共产党,失去整个中国大陆退守台湾,实在是其来有自,不能全然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停。众多的贪腐和无效率,“四大家族”的恶劣形象是美国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和支援的主要因素。书中用大量篇幅记述蒋中正后来依法办事,派人到美国以司法方式追诉毛邦初,不管最后能讨回多少,总之是一种励精图治、追补前过的作为,对重建国府的形象和美国支持中华民国的意愿,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这一段史事对中华民国的重大意义。蒋中正总统本身生活简朴,但他本身能力的限制让国府的“人治”到了一个足以动摇国本的程度—这一体制居然可以让单独个人身兼会计和出纳,将数千万美元当作私人金钱般地运用,又没有可靠的审计制度,因此造成了中华民国相当的损失。这一段相当不堪的历史,透过作者的生花妙笔重现于世,让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史事的本末,也可一睹当时国府在美国的外交风貌。其次,台湾社会当然都知道美国外交、军事和经济援助在1950年代对中华民国的重要性,但对于中华民国当时对美国的态度,其实所知有限。中华民国政府虽接受美援,其实对美国从未推心置腹真诚认同;从书中主要人物的态度,虽然作者以文学写作的笔法渲染了众多当事人的牢骚(事实上未必全然如此犬儒),但是就台湾人的一般感受和经历,对这种“不甘心合作又无决心自立”的态度,应该不陌生。这些都是我们在饱览作者笔下的历史风华之馀,或许可以反思今日台湾是否仍然如此?笔者认为,这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与现实差距之处;例如第二回叙述“蒋中正从士林官邸搭车上班之际,途中,在中山北路上,瞥见有个士兵衣著不整,踽踽独行,他要随车侍卫龙头,以“拐拐”无线电,转告后头随侍车警卫,拦下士兵,问明单位番号…”,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纂的《蒋中正先生来台后军事言论集》(三巨册,超过1000页),之中,确有不少这类的记述,出现在蒋对内部高级将领的讲话中;但事实上所谓的“拐拐”(AN/PRC-77无线电)在1968年才服役,(当时1950年)是没有的。第四回“…强人长子,出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继而,创立国军官兵“手牒制度”,杜绝吃空缺歪风。”“军队手牒”是旧日本军队的遗风,是士官兵入伍之后一人一本的手册,不只是军人身分证,也包含服役经历和相关须知;蒋自己在日留学时,下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炮兵联队实习时就有,应不须蒋经国教他;第五回(1951年3月)提到周至柔在南机场(现在台北市青年公园)打高尔夫“…空军却出了花样,说是来台美军众多,都没个休闲娱乐地方,有必要盖个高尔夫球场。就这样,反过头来,要陆军总部下令,派陆军工兵担纲,构工苦干,又出人力,又耗机具,推平农地,拆除建物,营造出这座美仑美奂高尔夫球场,全长五千馀码,共九个洞。”但是该球场是在1953年10月16日兴工,1954年8月完工,1951年周至柔应该还无法在该地打球。第十二回提到毛邦初面见李宗仁,“…空军副总司令、兼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空军中将毛邦初,向李总统报到。报告总统,属下失职,属下来晚了。”以当时的习惯,毛邦初是不可能在李宗仁前面加上姓,口称“李总统”的;最后一回“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新闻又播放美国国防部长麦纳玛拉谈话,说已下令第七舰队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往越南外海,外加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泰国乌打抛空军基地、台湾清泉岗空军基地,美国海、空军各式攻击机、轰炸机,将对北越展开“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遍炸北越战略要地。”历史上,滚雷行动是1965年3月2日才开始,执行该行动的美国海空军和陆战队飞机也没有从菲律宾和台湾出动。笔者长年以来一直以为,领导人的功罪,除了个人私德以外,能不能知人善任,扶保善类殄除败类是更加重大的责任。但是传统中国史家一直到今日台湾社会,在考察、评判领导人时,还不甚习惯有这样的观念。另外,对领导人常常有过高的宽容和过苛的批评。前者当然源于意识形态和传统“忠君爱国”思想,无足深责。后者除了意识形态之外,经常也是忽略任何人无论地位再高,都是受自身识见、所获资讯、能动用的资源和所属组织特性所局限的;笔者窃以为臧否任何领导人,都应该从这方面去探讨,才是具有建设性,避免过度被意识形态所影响,且能作为后代参考的有意义途径。本此,这本著作是一本优秀的奠基于史实的虚构小说;笔者除了对作者深表敬佩以外,对台湾读者来说,更是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本文作者张国城现为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擅长国际关系理论、东亚区域政治、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两岸关系与中国研究。著有《国家的决断》、《两岸关系概论》、《东亚海权论》、《台湾健检书》等书。负责主持的科技部经典译注计画包含当代国际关系学泰斗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经典《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飞弹危机》(Essence of Decision),以及哈佛大学约瑟夫.奈伊的《了解国际冲突:一项对历史和理论的介绍》(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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