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從家族史到台灣史 陳耀昌：這是一座受到祝福的島嶼

 立即閱讀：《獅頭花》 追索家族血脈的故事，是陳耀昌寫作的起點。 他自醫學研究半路出家寫小說，為的是當初聽說陳家祖上有個「荷蘭嬤」。寫著寫著，荷蘭嬤究竟有無，於今對他而言已不那麼重要。他有更大的心願──希望今年（2019），我們的政府官員能夠去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出一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由台灣原住民頭目卓杞篤與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所簽下的約定書。 那是十九世紀中期，發生在恆春半島的事。一八六七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於墾丁一帶觸礁，船員們登陸避難，卻不幸遭當地排灣族原住民襲擊。船員家屬輾轉委託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前往交涉，促成了李仙得與當時「下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會面，協調原住民日後協助船難者的允諾。 一八六九年二月，兩人再次見面時，卓杞篤要求將先前的口頭約定落成文件，成了台灣第一份由原住民與外國簽訂的外交條約──據信這份文件目前仍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這段歷史，則成了陳耀昌「台灣花系列」首部曲《傀儡花》的上演舞台。 自醫跨文習慣埋頭找資料 《傀儡花》之後，是《獅頭花》。接續《傀》書寫的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年， 重現一八七五年屏東大龜文王國與清朝淮軍之間，那場如今早已被島民淡忘的「獅頭社戰役」。厚墩墩兩部鉅作，出版時間相隔不過一年餘；此前他還有小說處女作《福爾摩沙三族記》，一出手就是大長篇。說起寫作過程，陳耀昌最常掛在嘴上的，無非是他四處踏查田調時所碰上的種種巧合，以及那句總是被他用來作為結論的「如有神助」。 「每次人家提到我寫小說，都說我不務正業。我要特別強調，我才沒有不務正業。我可是很認真在做我的醫學教授。」陳耀昌半開玩笑地亮出衛福部頒發的獎章──這位全台首屈一指的血液腫瘤內科名醫兼台灣細胞醫療先驅，執筆寫起小說，也不過是近幾年的事。 陳耀昌開始寫小說後，許多人開他玩笑說他「不務正業」，其實他另一個身分是血液腫瘤內科名醫兼台灣細胞醫療先驅。 「很多人都問我怎麼開始寫作的。我五十歲之前只有寫過兩次文章：一次是小學五年級的全省作文比賽，我得了第九名，那是我唯一和寫作有關的獎項；第二次是大學時，我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院刊《青杏》社長。這是我少數與寫作沾得上邊的時候。」講起來都是相當久遠的事。 二○○三年二月，陳耀昌受時任中央社副社長的曾嬿卿邀請，在《財訊》開了生技專欄，一寫就是三、四年，是陳耀昌固定發表文字的起點。二○○四年，一次回台南老家掃墓，叔叔告訴他，陳家在台灣第一代的查某祖是「荷蘭嬤」。「我就想：我自己是做基因研究的，怎麼不試著看看從資料證明我是荷蘭人（的後代）？」 有了專欄「練筆」的基底，加上畢生從事醫學研究，早已培養出埋首文獻資料的無限耐心與功力；驚人的記憶力，更讓任何蛛絲馬跡烙印在陳耀昌的腦海裡，舉凡人名、照片、時間日期，近乎過目不忘，必要時得以串連──凡此種種，都為陳耀昌自醫跨文的鍛鍊做足了準備。 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陳耀昌人在首爾，半夜三、四點睡不著，乾脆起身寫下《福爾摩沙三族記》第一章。「我第一行怎麼寫你知道嗎？我寫：『三到五萬字，中短篇小說。』」起於叔叔不經意的一次談話，讓陳耀昌從家族的追尋，爬梳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來台後，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千絲萬縷，最後成了浩浩蕩蕩的長篇。雖然沒能真正證明自己的血脈，然作品出手擲入文壇，卻是一鳴驚人。「我的目的是寫我祖先的故事。後來幸運得了獎，想說不要變成一書作家，這樣太丟臉了。就繼續寫吧。」他說著說著，又是哈哈一笑。 重視踏查藉此呈現多元史觀 寫的雖是小說，然陳耀昌非常重視踏查；親臨現場為他帶來的衝擊，不僅是他創作時源源不絕的靈感，更是他無法停筆的驅動力。許是自身醫學領域的間接影響，陳耀昌的小說主題，特別著眼於台灣歷史上族群間的衝突與融合。如同他在另本著作《島嶼DNA》所聲明的主張：台灣人（種族）很「混」，且早已「混」得都相同。「假如我們從一六六一年鄭成功來台算起，到現在三百五十幾年。往上回溯，經過了十二代或十三代，一個人有幾個祖先？答案是2048或4096。現在的你的DNA，只是那裡面一個人的，你要怎麼證明不同？」這是陳耀昌不時倡導族群和諧的論點基礎。 寫的雖是小說，陳耀昌非常重視踏查，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點，再遠他都跑去現場。圖為原建於光緒三年（1877），位於北勢寮的「淮軍祠」（不知何時改名為白軍營），埋有約四百名未參加「獅頭社戰役」即已病逝台灣的淮軍。 台灣是移民社會，隨時有人來來去去；台灣人的「混」，是地理與歷史造成的必然。也因此，陳耀昌認為，讀台灣史，需如陳寅恪所說：要有「了解之同情」。 陳耀昌寫《傀儡花》，寫《獅頭花》，寫原住民、漢人、清朝淮軍之間的糾葛，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點，哪怕可能只是一座破敗的小廟、偏遠的孤墳，再遠他都跑去現場，試圖感受空氣中遺留下的氛圍。「我們常說漢人欺壓原住民，或說原住民襲擊漢人，其實不能這樣講。一邊是冒死過來求生存，一邊是受到侵犯。但這就是移民社會的無奈。」清朝實施海禁，中國沿海居民迫於生計，只得冒死渡過「黑水溝」，所謂「六死三留一回頭」，成功率只有三成。「大家都有為了求生存的不得已，不然要怎麼活下去？」 「所以我才強調『多元史觀』，特別像我們這樣的移民社會更加需要。要兩邊互相體諒。但這很難。」陳耀昌認為，要解決族群問題，必須先相互了解歷史。畢竟各有處境，端看各自理解的角度。 然這樣不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嗎？「你要說是，也許吧。但要這樣才能族群和諧啊。」人生在世，誰都不過圖個安身立命，但能不能在互知互諒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轉圜？「台灣的族群混雜是事實。族群當中，我們可以分出各自的文化，那是多元；而族群的確有人數多寡，我要強調的是『同舟共濟大和解』，包括一九四九年過來的人也一樣。用俾斯麥的話：愚者向經驗學習，智者向歷史學習。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為小事情擦槍走火，在這個時代，我們更要避免同樣的狀況再發生。」 小說化歷史補足台灣史空洞之處 《獅頭花》企圖重現一八七五年屏東大龜文王國與清朝淮軍的「獅頭社戰役」。圖為位於台東達仁鄉的大龜文王國標示。 縱使陳耀昌後來的書寫，已與追尋家族血脈無關，然他依舊孜孜不倦，要說他轉而追尋「台灣史的血脈」，也無不可。「我自認我寫的是小說化的歷史，不是歷史小說。台灣史有太多被誤解的、空洞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補上。就像吳密察說我是『另類的歷史書寫』。他承認我寫的是歷史，不是憑空編造的小說。」以小說為手段，替「如何理解台灣歷史」下一帖藥方，正是陳耀昌的目的所在。 「台灣一直是被上天眷顧著的。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大規模戰爭，土地下的冤魂，為數甚少。當然要去理解對方、對不同立場的人感同身受，是一件困難的事；也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台灣這樣，無論從民族、歷史、地理等觀點來看，都這麼複雜。但我們是很特殊的。這是歷史給我們的優勢。」即使每一段台灣史讀來、寫來，處處都是艱辛困苦，陳耀昌依舊懷抱樂觀，「我一直認為，我們是被祝福的。Be bl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