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林剪云：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文｜陈琡分
2017-07-18
聊到二二八事件，林剪云先回忆起她还在念大学时，回到屏东老家的夏日某天。
「那时放假，我返乡回家，穿著短裤在床边半坐半躺。躺著躺著也没什么事，突然我一个念头，想到之前在图书馆某本书上看到二二八事件这个词，但丝毫不知来龙去脉。我就随口问了在旁边的老爸：『阿爸，啥密是二二八事件？』
我爸那时手上不知道在忙什么，听到这句话，像被什么打到一样，停下手上的事，一言不发地走过来。我本来以为他要拉一把椅子坐下好好告诉我什么是二二八，没想到他脱了脚上的木屐、直接往我大腿用力一挥，啪地一声清脆响亮；然后丢下一句话：『拗盖拢麦赛出企外靠供加！』（以后在外面不可以讲到这个）」
从小学三年级起总是名列前茅、不曾被父亲痛打过的林剪云，竟然在上了大学、成年之后，因为「二二八事件」这五个字，被老爸拿木屐招呼，痛到她当场飙泪。「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件事是禁忌到什么程度了。」
一段空白的历史
少女时期的林剪云，对于台湾历史的空白，早已燃起炽烈的好奇心。
那约莫是1977年，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学校教科书一派歌舞升平、赞颂领导英伟；党外运动则在全台各地日渐风火蓬勃。校园高墙将属于台湾的黑历史隔绝在外，同年年底中坜事件拉起往后街头运动的序幕，美丽岛事件再隔两年就要发生，空气中则不时流动著白色恐怖的肃杀。一般人遭到长辈如此喝斥后应当退缩，但那一记痛击让反骨的林剪云燃起更炽烈的好奇心。「我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严重？」更有甚者，她开始意识到台湾史并不像学校教的那样，而是有著好大一块空白，或说黑幕。这让她早早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台湾的近代史写完。
将近40年前埋下的种籽，到现在才结出第一颗果实。这段酝酿的期间，林剪云从1989年第一部长篇作品《火浴凤凰》出版以来，不只小说，还编剧本，如《火中莲》、《断掌顺娘》、《路长情更长》等，从有线台到无线台都有她的成果。特别是无线台的编剧经验，因为每部戏都是将真人实事搬上萤幕，林剪云自此从闭门造车的小说家，变成到处与人聊天的采访者，甚至有过写一档戏就访上一百多个人。「我的采访工夫，可以说是从编剧这边所累积的。」而这些工夫，到了「叛之三部曲」要准备开花结果时，便扎扎实实地派上了用场。
「叛之三部曲」首部《忤》是浩浩荡荡16万字的钜著，故事从1946年说起，围绕在屏东万丹首富鼎昌商号李仲义后代李其昌，与其子李子庆、李子毓家族，以及自泉州冒死渡过黑水沟来台打拼、辗转落脚万丹贩售小食的林伯仲，两条主线，一富一庶，细细勾勒起当年台湾南方的丰饶繁盛，呈现有钱人家和一般百姓在政局动乱之时，个别面临的艰辛与危险。
十多年来，林剪云真正花在书写的时间上并不多，很多时间是用来考据、用来伤心、用来难过。
《忤》的事件主轴即是二二八。为了写出最接近实际的情节，林剪云字字句句详加访谈、考证，从大户人家使用的物品，到底层民众的日常生计，一事一物都追查得上穷碧落下黄泉。民生琐事即已用力如此，遑论那些牵动人心的历史。回溯起来，《忤》最初始的电脑档案，竟早在2003年就已存档。十多年来，林剪云真正花在书写的时间上并不多，「很多时间是用来考据、用来伤心、用来难过。」
林剪云本身就是屏东万丹在地人，对自己的考据成果也相当自信；但伤心难过，又是怎么回事？
真实比小说更令人伤心
问题一抛，林剪云略有停顿，再开口时竟语带哽咽。「因为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原来在《忤》当中，主角子毓留下的遗腹子，是林剪云的邻居兼同学。「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美，却又这么孤独寂寞的女孩子。我从旁看著她，愈感受到这家人的孤苦伶仃。所以当我在写李家的遭遇时，我自己都很崩溃。」虽然两人早已失联，但林剪云对子毓之女的悲痛共感，至今仍相当深刻。
小说中写到的三栈西洋红楼，现已拆除。
然而《忤》的书写还是面临查证上的困难。「台湾近代史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事件无从查起，除了尽力挖掘史料，还要拜访很多耆老。」先不说近代台史研究者基于立场不同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走访地方耆老所得的内容也不完全正确，更多的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词，或直接丢来一句「抹记啊啦」。即使解严业已30年，即使现代台湾号称民主自由，许多走过那段黑历史的人们，提起往事仍旧选择三缄其口。毕竟在当年，就连沉默，都不见得是明哲保身的解药。
可能林剪云比其他历史小说创作者幸运的一点是，其他人必须消化诸多文献，才写得出一个故事，但她就成长于她笔下的大营里。「我看过有钱人的生活，也看过底层人的生活。当我面对这一团各说各话的混乱时，我就看身边人的遭遇是什么，去回溯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她从真实的人物出发，撰写他们的境遇，再往上与历史层层相扣，浑然天成地造就了这部各项细节都能栩栩如生的作品。
我只是呈现台湾人一路以来的寻觅与挣扎
三部曲分别定名为《忤》、《逆》、《叛》，第二部预计以美丽岛事件为主轴，第三部则落定在太阳花学运，都是颠覆政府当局的事件，用现在的话讲，无非是著眼于「暴民们」，但也可看出在不同时期，叛乱者从「唯一死罪」，如今可站上公堂，争取更多民主权益。这是时代的演变。
然不少学者如李敏勇、戴宝春，都对林剪云的规画表示担忧，认为无论美丽岛或太阳花，都尚未真正入史，要写成历史小说言之过早，容易引起争议。「但怎样才算历史？历史小说又该怎么定义？这也是我很想追问的。」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时间太接近，很多当事人或其家属都还在，很多事情也尚未水落石出，弄得不好，林剪云还可能因此闹出官司。不少人建议她改写已经盖棺论定者，以免惹祸上身。「但我想写的是事，不是人。而且从近代史到现代史，是真的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或许写没有人会跳出来指指点点的东西会比较安全，只是那样的话，近的事情不就永远没人写了吗？」
只要扯上政治，不免就万般艰难，永远都有人要你表态，要你选边站。「的确有读者说我在《忤》当中对日本的责难不够深。但我该写的都写了。该有什么感想、什么结论，是读者自己要去想的。」身为小说作者，最大的责任是把故事讲好，而非藉文批判，甚至宣扬自己的立场。「如果我要批判，那我应该写的是政论，不是小说。」
「这些人、这些故事本来就存在，我只是确认史实之后，把它们写出来。我没有特别要去指责或说服什么，我只是呈现当代的状况，呈现各世代台湾人一路以来的寻寻觅觅、挣扎、牺牲。我要说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