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从家族史到台湾史 陈耀昌：这是一座受到祝福的岛屿
立即阅读：《狮头花》 追索家族血脉的故事，是陈耀昌写作的起点。 他自医学研究半路出家写小说，为的是当初听说陈家祖上有个「荷兰嬷」。写著写著，荷兰嬷究竟有无，于今对他而言已不那么重要。他有更大的心愿──希望今年（2019），我们的政府官员能够去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一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由台湾原住民头目卓杞笃与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所签下的约定书。 那是十九世纪中期，发生在恒春半岛的事。一八六七年，美国商船罗妹号（Rover）于垦丁一带触礁，船员们登陆避难，却不幸遭当地排湾族原住民袭击。船员家属辗转委托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李仙得前往交涉，促成了李仙得与当时「下瑯峤十八社」总头目卓杞笃会面，协调原住民日后协助船难者的允诺。 一八六九年二月，两人再次见面时，卓杞笃要求将先前的口头约定落成文件，成了台湾第一份由原住民与外国签订的外交条约──据信这份文件目前仍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段历史，则成了陈耀昌「台湾花系列」首部曲《傀儡花》的上演舞台。 自医跨文习惯埋头找资料 《傀儡花》之后，是《狮头花》。接续《傀》书写的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年， 重现一八七五年屏东大龟文王国与清朝淮军之间，那场如今早已被岛民淡忘的「狮头社战役」。厚墩墩两部钜作，出版时间相隔不过一年余；此前他还有小说处女作《福尔摩沙三族记》，一出手就是大长篇。说起写作过程，陈耀昌最常挂在嘴上的，无非是他四处踏查田调时所碰上的种种巧合，以及那句总是被他用来作为结论的「如有神助」。 「每次人家提到我写小说，都说我不务正业。我要特别强调，我才没有不务正业。我可是很认真在做我的医学教授。」陈耀昌半开玩笑地亮出卫福部颁发的奖章──这位全台首屈一指的血液肿瘤内科名医兼台湾细胞医疗先驱，执笔写起小说，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陈耀昌开始写小说后，许多人开他玩笑说他「不务正业」，其实他另一个身分是血液肿瘤内科名医兼台湾细胞医疗先驱。 「很多人都问我怎么开始写作的。我五十岁之前只有写过两次文章：一次是小学五年级的全省作文比赛，我得了第九名，那是我唯一和写作有关的奖项；第二次是大学时，我担任台大医学院学生院刊《青杏》社长。这是我少数与写作沾得上边的时候。」讲起来都是相当久远的事。 二○○三年二月，陈耀昌受时任中央社副社长的曾嬿卿邀请，在《财讯》开了生技专栏，一写就是三、四年，是陈耀昌固定发表文字的起点。二○○四年，一次回台南老家扫墓，叔叔告诉他，陈家在台湾第一代的查某祖是「荷兰嬷」。「我就想：我自己是做基因研究的，怎么不试著看看从资料证明我是荷兰人（的后代）？」 有了专栏「练笔」的基底，加上毕生从事医学研究，早已培养出埋首文献资料的无限耐心与功力；惊人的记忆力，更让任何蛛丝马迹烙印在陈耀昌的脑海里，举凡人名、照片、时间日期，近乎过目不忘，必要时得以串连──凡此种种，都为陈耀昌自医跨文的锻炼做足了准备。 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陈耀昌人在首尔，半夜三、四点睡不著，干脆起身写下《福尔摩沙三族记》第一章。「我第一行怎么写你知道吗？我写：『三到五万字，中短篇小说。』」起于叔叔不经意的一次谈话，让陈耀昌从家族的追寻，爬梳一六二四年荷兰人来台后，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千丝万缕，最后成了浩浩荡荡的长篇。虽然没能真正证明自己的血脉，然作品出手掷入文坛，却是一鸣惊人。「我的目的是写我祖先的故事。后来幸运得了奖，想说不要变成一书作家，这样太丢脸了。就继续写吧。」他说著说著，又是哈哈一笑。 重视踏查藉此呈现多元史观 写的虽是小说，然陈耀昌非常重视踏查；亲临现场为他带来的冲击，不仅是他创作时源源不绝的灵感，更是他无法停笔的驱动力。许是自身医学领域的间接影响，陈耀昌的小说主题，特别著眼于台湾历史上族群间的冲突与融合。如同他在另本著作《岛屿DNA》所声明的主张：台湾人（种族）很「混」，且早已「混」得都相同。「假如我们从一六六一年郑成功来台算起，到现在三百五十几年。往上回溯，经过了十二代或十三代，一个人有几个祖先？答案是2048或4096。现在的你的DNA，只是那里面一个人的，你要怎么证明不同？」这是陈耀昌不时倡导族群和谐的论点基础。 写的虽是小说，陈耀昌非常重视踏查，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点，再远他都跑去现场。图为原建于光绪三年（1877），位于北势寮的「淮军祠」（不知何时改名为白军营），埋有约四百名未参加「狮头社战役」即已病逝台湾的淮军。 台湾是移民社会，随时有人来来去去；台湾人的「混」，是地理与历史造成的必然。也因此，陈耀昌认为，读台湾史，需如陈寅恪所说：要有「了解之同情」。 陈耀昌写《傀儡花》，写《狮头花》，写原住民、汉人、清朝淮军之间的纠葛，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点，哪怕可能只是一座破败的小庙、偏远的孤坟，再远他都跑去现场，试图感受空气中遗留下的氛围。「我们常说汉人欺压原住民，或说原住民袭击汉人，其实不能这样讲。一边是冒死过来求生存，一边是受到侵犯。但这就是移民社会的无奈。」清朝实施海禁，中国沿海居民迫于生计，只得冒死渡过「黑水沟」，所谓「六死三留一回头」，成功率只有三成。「大家都有为了求生存的不得已，不然要怎么活下去？」 「所以我才强调『多元史观』，特别像我们这样的移民社会更加需要。要两边互相体谅。但这很难。」陈耀昌认为，要解决族群问题，必须先相互了解历史。毕竟各有处境，端看各自理解的角度。 然这样不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吗？「你要说是，也许吧。但要这样才能族群和谐啊。」人生在世，谁都不过图个安身立命，但能不能在互知互谅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转圜？「台湾的族群混杂是事实。族群当中，我们可以分出各自的文化，那是多元；而族群的确有人数多寡，我要强调的是『同舟共济大和解』，包括一九四九年过来的人也一样。用俾斯麦的话：愚者向经验学习，智者向历史学习。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因为小事情擦枪走火，在这个时代，我们更要避免同样的状况再发生。」 小说化历史补足台湾史空洞之处 《狮头花》企图重现一八七五年屏东大龟文王国与清朝淮军的「狮头社战役」。图为位于台东达仁乡的大龟文王国标示。 纵使陈耀昌后来的书写，已与追寻家族血脉无关，然他依旧孜孜不倦，要说他转而追寻「台湾史的血脉」，也无不可。「我自认我写的是小说化的历史，不是历史小说。台湾史有太多被误解的、空洞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补上。就像吴密察说我是『另类的历史书写』。他承认我写的是历史，不是凭空编造的小说。」以小说为手段，替「如何理解台湾历史」下一帖药方，正是陈耀昌的目的所在。 「台湾一直是被上天眷顾著的。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大规模战争，土地下的冤魂，为数甚少。当然要去理解对方、对不同立场的人感同身受，是一件困难的事；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台湾这样，无论从民族、历史、地理等观点来看，都这么复杂。但我们是很特殊的。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优势。」即使每一段台湾史读来、写来，处处都是艰辛困苦，陈耀昌依旧怀抱乐观，「我一直认为，我们是被祝福的。Be bl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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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虚实间，见江湖──王骏：一部武侠，就是一辈子
立刻阅读：《江湖无招》 王骏曾任记者，采访的都是政商名流，从俞国华到江丙坤，摊开来可以连成一部国政小史──台面上的版本。那台面下的呢？2010年起，他断断续续写完60万字的武侠小说《江湖无招》，将于18号出版。 江湖险恶，何以无招？因为他写的是乱世中庶民（真正的那种）面临新与旧，破与立，是与非叩关时的挣扎，也因为他自记者之眼，见证高手对决无招胜有招的境界。听起来好像很高上大，但问他写了什么？王骏只淡然的说：「就是乱世里的一些人。」 有些作品，记下写作者某段时期的想法，或某阶段的成长。然而，有些写作者一出手，倾注在文字当中的，就是自己的一辈子──一辈子的见闻、一辈子的养成，与一辈子的积累。 王骏第一部武侠小说的《江湖无招》（原名《乱世侠影》），就几近是这样的作品。 半生报人转业写小说 摊开王骏的资历：报社财经记者、专任主笔，写社论、短评，正业之余还写摇滚乐专栏与台湾美军电台小史。不仅替多位政经名人如俞国华、王昭明、江丙坤、林振国、白培英、钱纯、赖英照、郭婉容等人着传，更得过新闻局「金鼎奖」。一辈子都在文字中打滚的他，信手拈来，尽是政商财经专术，国计民生大事。 是以，当他退休之后，某天向身边友人提及，他写了一部武侠小说（的起头）时，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啊？你会写武侠小说？」 「其实这就是自我证明而已。」写作者之于自己作品的起始，时常存在「被雷击中的瞬间」，一种宛如被老天拣选的使命感。王骏回想自己对着计算机屏幕敲下《江湖无招》第一个字的缘由，或许没有这么伟大的成分，然多少也是带着一丝文字人骨子里的骄傲。 「大概是2010年，我刚从报社退休不久。某天在报纸副刊上，翻到〈武侠小说大赏〉的连载。一看下去，怎么这些个作品，不只文字、语句、标点符号错误连连，更累文赘字成篇；细读下去，三两段就读出写作者生活历练的缺乏。武侠小说不该是这样写的。」 小说中提到多种十九世纪末西洋火器，王骏自小就对武器有兴趣，照片中是在钦佩星号上玩五零机枪。 就「武侠小说不该是这样写的」这么一个念头，王骏如捏塑土偶一般，捏出了生在清末乱世的储幼宁，借着他的双眼，从八岁幼龄写到而立的青壮，透过储幼宁闯荡江湖的遭逢，写出中国在面临西方文明强硬叩关之时，庶民生活所面临的新旧混杂与转变──那是储幼宁的经历，也是中国皇朝末世的经历。 要说《江湖无招》是武侠小说，也不尽然。毕竟储幼宁虽因肝郁之症成了武林奇才，但王骏并未安排他就此一路征战、称霸武林，反倒着墨更多时代交替独有的奇闻异事：旧社会的生剐活驴、擂台比武、黑白狡诈；与新文明的巨舰洋炮、电报机枪，以及西方势力的入侵等。既有传奇，又有典故，读来像是掺了武侠因子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像《儒林外史》现代版。 写出混迹江湖的真实样貌 「我自己最喜欢、觉得最棒的武侠小说，就是金庸。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确是最好的，但他的作品却不算是很好的武侠小说典范，他的小说角色都太出世、太超尘了。」王骏认为，无论是《射鵰英雄传》、《神鵰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或《鹿鼎记》，那些脍炙人口的人物与情节，都与现世相去甚远。 「金庸笔下的每个江湖人物都很不得了，不仅可以为所欲为，还身强体健、不愁肚腹，甚至连皇帝都怕他们，这是不对的。」王骏另提了王度庐，「你看王的《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紫凤镖》，看他描述的江湖，那才是真实的情况。所谓的江湖人物都是很卑微、很低贱的，混江湖的人多半很惨，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无敌的。」 于是，他让自己的角色徘徊在庶民阶层，连用的兵器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众人争抢的稀世珍品。「就是用刀啊，刀刀刀刀刀，没有其他的。」为什么？王骏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剑太贵了。「一把好剑不只要有名匠锻造，还得刻花、开锋、磨利，再配上精心设制的剑鞘。一般的江湖人物哪用得起啊。」相较之下，刀是便宜又有用的武器，杀伤力又强大，砍坏了就换一把，比起剑来的确现世许多。 早年金融财经记者经历，描写到清末盐商如何综横黑白两道入木三分。照片是与财政部长钱纯合影。 「我写的东西有些弱点。其中之一是，我让储幼宁碰到很多事，但在这些事当中，他多半是配角，只在关键时刻才跳出来帮忙解决问题，一件结束之后再下一件。」因此，读者看的不是储幼宁如何打怪破关升等，而是他所带出的清末太平天国的乱世残局。 「所有故事的上层都是真的，下层都是假的──英法联军、西洋舰队，战争种种都是真的，炮艇是假的；太平天国是真的，里面提到的将领士兵是假的；抢粮是真的，屠村是假的。」诸如此类的虚虚实实，交替出奠基于历史的江湖时代感，而非架空的武侠世界。 倾注所学，从短幅到巨制 《江湖无招》的初始只有开头的六千六百字，写完之后一搁就七年。「那时给几个朋友看过，大家都说不错，我自己也觉得不错。」这些年来，他逢人就提「我写了部武侠小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人家看完之后给了正面响应，他也就此感到满足。「但就这样不错不错，就一直放着啦。反正也没特别想怎么样嘛。」他哈哈一笑，好生嘲弄了自己一番。 及至编辑找上门来，他才再度积极起来。他想起七年前那个「自我证明」的意念，想起那个「认为人家写的东西不好，那就自己写看看」的壮志，总要认真给自己一个交代，不能就此停在那六千六百字。 小说主人翁于清末乱世行侠北京上海各地，作者本人也游历大江南北。但当时编辑问他故事梗概，问他大纲设定，他一概不知。「编辑问我故事会怎么走，我想写的是什么？我说：『就是乱世里的一些人。』」当了一辈子的记者，写了四十多年的报导，面对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创作，他重回新手的生涩。「每天就是想多少、写多少。有时想了一个初步的哏，写着写着来了更多的哏。」像是储幼宁遇到了一桩桩的事件，王骏放弃对作品的控制，反让故事带着他走。 于是，他由六千多字的短幅再开，最后落到六十三万字的巨篇。王骏在其中倾倒自己从中学开始的大量阅读：高阳、唐鲁孙、老舍、巴金，当然也有金庸；加上他行走大江南北的阅历、从事记者工作大半生的文字锻炼，佐之以数十年老相声迷的积累──凡此种种，让他的叙事洗练且带幽默，用典说故浅白生动，犹如化身天桥底下说书人，日复一日，掀起一页新的篇章。 「我还是想证明一件事：证明我能写武侠小说。至于作品红不红、值不值，无所谓。我就尽我的能力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朋友看了，觉得不错。那或许，我这辈子只写这一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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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都会爱情教主「水瓶鲸鱼」：把城市写得实了，爱情，也就不那么虚了
立即阅读：《好想结个婚》 水瓶鲸鱼于九○年代出道，她笔下忏情式的都会恋爱物语让一代人心动也心碎。去年，她出版《我在这里想你──高雄爱情故事》，同时将《我爱你》、《好想结个婚》等旧作授权镜文学刊载。回望这位失恋系爱情教主在不同时空下的文字，我们将再次领会虚幻爱情里的真义。 水瓶鲸鱼说话的时候，神韵与语气总是带有一丝少女感，常常说著说著，自己就先笑了起来。 因为自己是水瓶座，因为喜欢鲸鱼，就这么两个理由，让本名张秀贞的她，当年组出这样一个笔名出道。「很多人以为我是网路作家，但我一开始发表作品是在报纸上；」她笑著点出一个时代的转变点：「我出道的时候网路根本还不普遍啊。」 编《失恋杂志》摇身爱情教主 1992年，水瓶鲸鱼出了文字作品《性爱履历表》、《露骨》；其后数年，她在报纸上连载漫画《好想结个婚》，也陆续发表短篇小说。1998年，她一股作气将前几年累积的作品一次推出：《好想结个婚》、《你爱我吗》、《失恋杂志》。就是这本《失恋杂志》，让出版社顺著当时鹊起的网路风潮，为她在网站上开了个作家专属的讨论区，让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水瓶鲸鱼人气大爆。单是她的讨论区，每天就有将近一万人次的浏览量，半年后更超过了两万人次──但那个时候，水瓶鲸鱼本人还不会上网。 「因为那时我用的电脑没办法上网啊！」她大笑，那还是拨接上网的年代。可能要现今四十岁以上的人，才记得那个拨号时的嘟嘟沙沙声。连水瓶鲸鱼自己都想不起来她当时用的电脑是什么型号。「是我朋友李性蓁（已故作家，笔名蓝丝绒）先跑进去讨论区，一直告诉我里面有多好玩，叫我赶快上去。我就一直拖。到最后终于上去，才发现里面真的好多人，而且大家已经熟成一团，变成一个小世界了。」 因《失恋杂志》而来的读者们，顺著网路汇聚，在上头分享、诉说自己过往的恋情。爱情永远是最能快速凝聚共感的议题，在每一个或许寂寞的夜里，或某些特别需要抚慰的孤单时刻，在这个热络的讨论区里，任何人都能找到与自己契合的他人故事，因而获得虚拟的相濡以沫。 以城市的细节乘载爱情的重量，水瓶鲸鱼「谈情说画」，奏出跨越时代的都会恋曲。 彷彿一场晚宴，她是那个姗姗来迟的主人，双手托腮、满怀兴味的倚在楼梯扶手上，俯瞰著大厅里宾客们的酒酣耳热，彷彿事不关己。「好奇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多人。」 于是她就这样莫名被推入「网路作家」之列。出版社相准了她引动的热潮，央她主持「失恋杂志」网站，并汇编同名季刊。网站一做就是九年，季刊出了十六本，每一本都由她挂名，且亲自绘制封面，结果给人她多产，而且产的都是《失恋杂志》的印象。「哪个总编辑的名字会一直出现在刊物封面上啊。」她懒懒的生了一句抗议，但也就这样一句而已 踏足不同城市感受其中恋爱氛围 然不可否认的，从九○年代到千禧年间，水瓶鲸鱼俨然成了都会男女的爱情教主。一手画漫画，一手写小说的她，始终以一头直长发示人；其清秀又混杂了俐落与疏离感的外貌，与她笔下的女主角有几分相像，也让人难以判断她实际的年龄。 2009年，在朋友邀约之下，水瓶鲸鱼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台北，前往中国，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居住，及至2013年决定搬回台湾，回到故乡高雄。2017年她出版《我在这里想你》，这是她第一本明确挂出城市所在的作品，里头的十一篇小说与五篇漫画，以她一贯的口吻，诉说都会中的情感故事，有些落寞惆怅，也有些错过的遗憾；每个故事与高雄结合得甚是紧密，勾勒出这座工业取向的南方大城的爱情样貌。 台北、北京、上海、高雄，各个城市发生的爱情，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无论在什么年龄、什么城市，讲起爱情都差不多。」然而，城市的细节会自然渗进爱情的毛细孔里，吞吐出不同的气氛。「例如台北很潮溼，尤其冬天常常下雨，东西动不动就发霉，出门都要带伞。」伞和雨，遂成了水瓶鲸鱼描绘台北时最常出现的意象。「上海夏热冬冷，但跟台北感觉比较接近；在北京很难谈恋爱，而且北京太大了，明明住在同一个城市却见不到面，更令人生气。」 高雄呢？「高雄很长，大众运输分北高雄和南高雄，也不像台北那么密集。如果自己跟喜欢的人刚好一南一北，想见个面也是很奔波。」她笑说。 水瓶鲸鱼的创作经常出现三种元素：「菸、酒、床戏。」；此外，她曾主持的「失恋杂志」，为其代表作之一。 「人永远都在渴望恋爱，也永远都在谈恋爱。每个人都是，我也是。只是年龄不同，看的也跟著不一样。」还是轻熟女的时代，聚焦的是比较单纯的爱或不爱，进一步谈结婚与不结婚，人生则出现各种分歧。「随著年纪愈来愈大，状态可能不同。我还是单身，我的读者很多都已经结婚生小孩，甚至离婚了，我的心情和他们就不一样。」 水瓶鲸鱼似乎就停留在某个分岔点上，在是否让爱情转入家庭之间──其实两端各有其茫然与烦恼。「在我的状态里，单身、没有上班、有一点经济能力，开始面对一些例如买车买房等现实困难，在情感上，过了适婚年龄，但还是渴望恋爱……这一块是我目前比较能捉摸的。」 谈恋爱工具改变 爱情故事谱出新意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只能打传统电话，连B.B.CALL都没有。」回想她的第一部漫画，尽是相约碰面、打电话、发传真、答录机留言等场景，然后步入网路时代，再到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不过十多年，过往谈恋爱的方式却彷彿钻木取火了。 「爱情都差不多，但谈恋爱的工具不一样了。」以前约会，如果对方一直没来，自己只能等在原地胡思乱想；现在有手机有网路，还可以看打卡去查人到底在哪，「已读不回是怎样？没有网路？怎么可能──之类种种都会产生不一样的幽微情绪，有一些关键就会发生在这些小细节里。」不只谈恋爱要与时俱进，写恋爱更是。 自漫画《我爱你》一炮而红，水瓶鲸鱼细腻独特的绘画风格、抚慰寂寞的散文故事、辛辣锐利的小说对白，累积许多经典代表作，透彻道出都会男女恋爱核心。 「我比较在意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些我的感受，有些我的表达，有些我想讲的事。至于这些事适合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哪里。」几句简单的写作原则，带出她对「真实」的要求。「一定要有一些因素是真的啊，例如环境，这样才会让事情合理的发生。」彷彿把城市写得实了，爱情，也就不那么虚了。 但无论如何，在意的都还是人的心境，与人的情绪，而那会与环境相关。「所以都得住上一段时间了，认识一些人了，和这个城市发生一些连结了，属于这个地方的故事才会出来。」城市的外貌在变，核心不变；「爱情也是，谈的方式或许因时代而不同，但本质永远一样──只是想要有个人陪。」正因为洞悉了这一点，无论身在何处，水瓶鲸鱼笔下的爱情，总能如此「贴地」，轻轻一点，就刺入你我的心。 看更多：水瓶鲸鱼｜作家专页【寂寞的一百种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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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青春是件奢侈品──明星煌：重新定义台湾青春文学
立刻阅读：《浮华世界：职场生存指南》 2015年5月，一名大三男学生因俊俏的外表，在速食店被拍下照片，上传至PTT。男孩的轮廓，神似在《甄嬛传》中饰演果郡王的演员李东学，挟著这部彼时红遍大街小巷的戏剧，男孩一夕爆红，乡民神出他的来历，封他为「台大果郡王」。 网路上的人气，让男孩一脚踏入演艺圈，成了人气谈话节目的班底。2016年9月，男孩以「青春文学教主」之称，推出他的第一部小说《花漾心计》；市场的好评，让他在短短三个月内，又出版第二部作品《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没来过》，奠定了男孩代言青春的地位。热衷文学的他，回头沉潜琢磨自己的写作，酝酿到2017年8月，才在众多读者的期盼之下，推出他的第三部作品《浮华世界：职场生存指南》，更进一步售出电影版权。 对年方23岁的明星煌来说，这是他梦般的经历，也是他所拥有的真实。 梦般的经历是他拥有的真实 刚过去的这两年多，可说是完全颠覆了明星煌原本的人生计划。「我应该就是社会主流认定的那种乖孩子、好学生吧。」中上家庭、名校出身，毕业后要找个稳定的好工作应该也不难。明星煌坦言，父亲对他的设定，就是一直念书，学历能念多高就念多高，拿到学位后求职，顺顺遂遂无风无雨。「他希望我生活快乐、简单就好。」父亲的朴实要求，体现在当初明星煌选填大学科系志愿上，「我的成绩让我可以选择任何想要的科系，但我爸希望我别填中文系，他觉得当作家太辛苦了。」然从高中就习惯随手书写、累积故事的明星煌，心里始终抱著写作的梦，最终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思。只是在踏进文学大门之前，上天先安排他往演艺圈开开眼界。「我应该是我们家族中最浮华的人吧。」他笑。 台大出身的明星煌，至今仍认为在中文系的学养积累是创作的重要基础来源。 许是绕进花花世界的那一趟，让年少的繁华想望得以满足，才使得明星煌能够安下心来，驱策自己认真面对书写。「以前老想著要当个作家，但就只是一个想法，没有太认真落实。是到了快大四时，决定趁著自己还是学生、时间还很充足，给自己一、两年试试。」 尝试的念头一萌芽，明星煌将自己从高中就开始动笔的《花漾心计》整理定稿，投至出版社，很快获得回应。这部被誉为《红楼梦》现代校园青春版的小说，不只是明星煌多年的文字累积，也足可见出他惯于精雕细琢的文笔，甫推出即为台湾的青春文学设下明确的定义：情感丰沛、气氛轻巧，角色们面容姣好、生活无忧；而在看似天下太平的设定中，暗藏著一丝伏流般的躁动──是成长的必要条件，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台湾的青春文学自有其清新与时髦度明星煌的出现，让台湾的青春文学不再只是抓住中国青春文学的衣角。有别于顾漫《微微一笑很倾城》、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或郭敬明《小时代》，明星煌认为，相较于中国，台湾的青春更保有一股纯挚的气息。「虽然两岸都有青春文学，但我们有我们的清新与时髦度。」在明星煌身上，这两者都能得见。「青春其实是件奢侈品。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拥有青春，这是很残忍的现实。」从家庭、学养、外貌到年龄，青春的确必须要有某种生活水准才能伴随，进而准确掌握、书写，这也让明星煌大感自己的幸运。「我接触到的生活圈，以致于我写下的世界，恰恰击中了所谓青春文学的写作元素。现在的我之所以能代言青春文学，真的就是刚刚好。如果我不符合这些符码，我也扛不起这些作品。」天时地利人和，明星煌不讳言，这些都是上天赐与他的厚礼。 然他对这份礼物也用得小心翼翼。「我也担心自己出道的方式，以及在演艺圈既定的形象，如果直接出书，会让我被视为靠外表、人气来转型卖书的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字魅力，明星煌私下经营一个匿名的粉丝专页，不放照片，不做任何譁众取宠的宣传，就只是日复一日地书写疗愈系的正能量短文，鼓舞众多疲累、受伤的心灵，一字一句、扎扎实实地累积出三万多名粉丝。青春教主躲在帘幕后方，为读者端上一碗又一碗温暖抚慰的鸡汤，最后才以《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没来过》集结现身，惊艳四方，那是他货真价实的努力。 新作《浮华世界：台北凰城雾语》很大篇幅是在咖啡馆撰写。 明星煌从不避讳将自己的背景，或是在生活与工作中的见闻写入小说。「第三部作品之所以取名叫『浮华世界』，那是我现阶段对这个社会的理解──没有见过最繁华的喧嚣，或是最糜烂的恶心，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与质朴。」从一个只会读书的典型好学生，一脚踏入五光十色的演艺圈，明星煌坦承他也有过目眩神迷的时候。但在见识、甚至亲身经历过斗争、陷害与矛盾等等的人性丑陋，知晓台北这座城可以如此喧嚣，才明白质朴的珍贵所在。「年轻世代对上流、繁华一定都很向往，我也是。中国的青春文学，无非也是在打造这样的氛围。但愈打造，就是愈缺乏。」 青春的赏味期限于是他让北唐洋洋从一开始如初生之犊般地积极求进：「想跟前辈们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他具备胜过新闻业同仁的文字感与媒体素养，又有丰富的电视谈话经验，以及加上一张就算不迷人也堪称讨喜的脸蛋，那他还需要具备什么绝对不可少的条件，才能当上主播？」到最后「一个人走在台北，偶尔寂寞，偶尔对未来充满憧憬，有时也会为何去何从感到徬徨，不过这又有甚么关系呢，他依然欣赏这座浮华又功利的城市，如同他深爱暮春的飞花，天晴后的微雨和被落日照红的云和霞。」个中转变，是明星煌为台湾与中国的青春文学隔出的差异，也是他暗藏给读者的密语。「我很希望告诉和我一样的年轻读者，主角们之所以勇于抛弃那些浮华事物，因为真正值得看重的，都不是那些。」世界繁花满眼，有谁不爱？连他自己到现在还是会受其诱惑。「但你总是要有著正确的价值观，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 青春是转眼即逝的流光，值得珍惜品味，只是不应耽溺其中。「我后来决定打破浮华世界的梦幻，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生活态度。」对境成迷梦红尘，繁华落尽见真淳──明星煌唸起这段诗句，「只不过，青春还是有它的得天独厚，有它的赏味期限。既然我还在这个时候、拥有这些幸运，那我就好好把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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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当医学碰上推理──冷言：让我来示范，这才是推理小说！
立即阅读：《人间蒸发事务所》「这盏路灯设置在围墙边，刚好是两条巷子交接处，两面墙以锐角相接，围墙内可以看到种在庭院的树和平房。 阿丰抬头看到的是在明亮水银路灯下，一具两眼圆瞪、四肢瘫软，被吊在半空中的尸体……才刚从人行砖道上爬起来的阿丰，两腿顿时一软，又瘫在地上。他曾经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喝醉酒眼花，又抬头看了一眼。这次他很确定没看错，尸体虽然在摇晃，但那双眼睛却彷彿盯著他看……」 这是台湾推理小说家冷言2015年作品《辐射人》的开场。短短几行文字，即预告了接下来剧情将围绕著这具吊在路灯下的尸体发展。「我用高雄的自强新村当故事背景。这座眷村刚好在我们家附近，现在几乎都没有人住了。」怎么会把自己家附近当成是凶案现场，不觉得有点怪怪的吗？「就……某天开车经过那座眷村前的三叉路，路口有一盏特别矮的路灯，我突然想到：如果那盏路灯下面吊著一具尸体，应该满恐怖的吧？」从这个念头作为起点，一边发想故事，一边蒐集眷村的相关资料，现场勘查周边位置与相对关系，进行记录、拍照。准备就绪后，将脑海中的情节一一落入据实建置好的场景，一部虚实交映的推理小说，就此诞生。 冷言的长篇作品，几乎都有著这样的本地设定。推理小说其实是一种很适合架空的类型，为什么要让故事上演在你我真实生活的大街小巷？ 专属台湾的推理小说 「十多年前，推理迷时常谈论『该如何写出属于台湾的推理小说』。推理小说的确很适合架空，例如日本新本格时期就常常这么做：将地点设定在一座没人听过的岛屿，或一处不知道在哪里的村庄，然后莫名死了一个或几个人。台湾的推理小说要这样写也不是不行，但如果把作者名字盖掉，就看不出来是台湾的创作者写的。所以，针对『如何写出台湾的推理小说』这个重点，最简单就是直接用台湾实际的场景──这是我的思考。」 所以读者会在冷言的作品中看到台湾各地路名，看到「顺这条路直走到底就是鼓山三路，鼓山三路以西，从61巷到241巷这一段是一大片眷村，沿著鼓山三路成带状分布。从马卡道路走到这里，大约需要十多分钟。」这样犹如指路的叙写；又或他作品其中一部系列主角叶正华，从出没的地点到从事的职业，转个身几乎就是冷言自己──一名执业中的牙医。「其实这样取材最容易，你不需要再花脑筋去设想画面。实际去现场看过，按照拍回来的照片的去写就好。」感觉像是个偷懒的招数，却反而让小说有了扎实稳当的基础。 高明诡计的易读性 冷言在2000年时，以刊载在《推理》杂志的短篇小说〈偷脸〉出道，短篇轻快幽默兼带讽刺，长篇则走本格推理路线，风格较为沉重。唯独十几年来，冷言累积的作品不算多。「平常都是随手把点子记下来，遇到文学奖或邀稿才写──有目的比较好驱动自己。」原以为推理需要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但冷言却不是。「点子多数是从电视、电影，甚至某些旅游情报来的；有时遇到某个有趣的人，也会思考如果把对方变成角色会是怎样。」是把那人变成尸体的角色还是活著的角色？冷言笑得神祕。「总之是到处捡拾这样的片片段段，要写的时候再把属性类似的整合在一起。」他说。 书房有一面六公尺宽的书墙，各种推理小说与写作用的参考书摆满了书架，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创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转折，有人著眼动机，冷言独爱的，始终都是诡计与解谜。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创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转折，有人著眼动机，冷言独爱的，始终都是诡计与解谜。「诡计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的意外性。一个能和故事完美契合的诡计，读起来很过瘾，让人非常佩服。」怎样算是好的诡计？要困难到除了神探无人能破，还是要华丽得令人目眩神迷？「都不是。」 「好的诡计不必难，但一定要合理。一个写到完全没人能推理出来的诡计，再华丽也是唬烂。」冷言常被某些作者笔下过于复杂的诡计弄到晕头转向，甚至失去阅读的耐心。「如果一个诡计要反覆看两、三次才能了解作者的意思，那对读者来说是一种折磨。」冷言认为，最理想的诡计要掌握住「三七法则」：让三个读者可以随著剧情拆解、七个读者发出意外惊叹，这才是高明的铺陈与趣味所在，也是对作者最大的挑战。「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读者在读到解答时发现，其实线索前面都有，只是自己有没有掌握到。」不能最后才突然冒出线索，甚至把一切都推给巧合或外星人，那是最糟的手法。 医学背景成为犯案助手 医师的职业背景，对创作有什么影响？「有啊，就是医学观念会非常正确。」冷言笑说。虽然不见得要有尸体才有谜团，但命案还是推理小说占比最大的起手式。端看如何描绘相关细节，就可判断作者的用心与否。「有些推理小说，要嘛光用一把小刀就把心脏挖出来，或是一个人失血那么久还没死，或是地上的血字三、四个小时都不会干……我读了就觉得，还是要有基本的医学知识啊。」冷言一一细数。「诡计要合理，杀人现场也要合理。把尸体剁碎冲进马桶？人有骨头，你怎么剁得碎呢？」医学训练让冷言在写作时格外重视有凭有据，即使是虚拟的小说，也要站在知识面说话。 所以叶正华是他的分身吗？「本来是，后来就不这么想了。因为除了职业，其余都差太多了。」冷言勾勒出的叶正华虽然不是热血型的，然却极富正义感，「但在目前的台湾现实社会，正义感已经很难发挥了。」所以他只能将正义感寄托在角色上，而非将自己化身主角。「我的重点还是在于写出既精采又符合逻辑的诡计，让谜团能够合理地获得解决，希望更多人知道──这才是推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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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阿亚梅：我们都有过这些际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选择
立刻阅读小说：我们不能是朋友 「爱情」这两个字，包含了多少元素，埋藏著何种变因，又有哪些异同的样貌？ 「在一段固定的恋爱关系里太久的人，因缘际会接触到另一半以外的异性，会误把人际间的友好相处当作暧昧不明，脑波弱或者自制力不足的人就容易晕船、甚至做些出格之举。」──擅写都会爱情小说的阿亚梅，在《我们不能是朋友》中，藉女主角的独白这么说著。 「到像我（三十出头）这个年纪，最常遇到的就是结婚成家的问题，一个人生转换的关键选择。会有一种状况是，某天哪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或是一直错过的心仪对象，突然对你发出邀约：我们在结婚前合法偷个情吧？」彷彿是单身最后的放手一搏，类似的状况，阿亚梅从身边友人听闻多次。有人断然拒绝，也有人陷入天人交战。「人在愈稳定的状态，愈容易松懈──反正现在感情这么稳定，有什么关系？」这样「婚前出轨」的挣扎与矛盾，便是她透过这部小说所发出的问题。 踏入媒体圈汲取编剧养分 本名蔡芳纭的阿亚梅，求学时就开启她的写作之门，2002年在BBS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十七岁的法文课》，到目前最新完成的《我们不能是朋友》，累积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与编剧作品。就读经济与经营管理研究相关领域的她，笔下男女主角也随著她自己身分与状态的变换，从校园背景的设定，到迈进职场从事经济、金融相关行业，既是她自身熟悉，也是过往工作经验的汲取。 「我在研究所毕业前就参加了电视台的编剧训练班，但我认为要写剧本，应该要有一点社会经验，就决定先工作。」为了维持住写作的热度，阿亚梅选择担任财经杂志记者。「记者可以不用一直待在公司里，还能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让我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尤其彼时接触的都是高端经理人，这些脑袋的思考逻辑每每让初出茅庐的阿亚梅大开眼界，「那两年工作真的让我知道：原来大人是这样子想事情的啊。」她笑。累积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与编剧作品。就读经济与经营管理研究相关领域的她，笔下男女主角也随著她自己身分与状态的变换。但采访报导写多了，好像把人生字数的额度都用在上头了。「我本来以为我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写自己的东西。可是完全没办法。」白天不断「输出」的结果，使得当时连载到一半的《说谎爱你，说谎不爱你》（原名《公主是恶魔》）面临停滞。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写作焦虑逼得阿亚梅愈来愈痛苦，身边人却无法体会。「我和先生（当时男友）讨论这件事。他说：妳不是已经在写东西了吗？」 一样是写，产出的东西却差很多。昔日编剧班的同学作品一部接一部，自己却交了两年白卷，「我看著自己，好像离他们愈来愈远了。」一念之间，让阿亚梅毅然决然辞掉工作，专注在编剧与创作上。 以笔重拾人生B方案 从商而文，著眼的还都以都会爱情为主，不冲突吗？「不会啊。对我来说，写小说是我抒发心情的方式。」特别是人在谈恋爱时，思绪最容易因著感情起伏变化发生触动，「例如在失恋的时候，我会回头去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假如我在某个时间点上做的是另一个决定，是不是结果会不一样？」一个可能、一个念头，小说的想法便由此而生。「小说是作家的私人物品。不管写出来的有多少真实、多少雷同与巧合，刚开始写可能只是纯粹想写，但一写下去就欲罢不能，想要赶快写完，让那些角色解脱，也让我自己解脱。」那的确就是抒发情绪的过程。 「或者有点像是平行时空的概念──我在纸上演出一个『如果做了这个决定会是怎样』的故事。」在爱中面临困顿的人们最常问的问题之一，无非是「如果今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相遇，结局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像是以爱为题的《双面薇若妮卡》，有时候阿亚梅为过去留下的遗憾重塑另一个可能，有时候也为某个未来开展一种新的想像。 面临感情关卡…角色活出读者心声 无论小说或编剧，都是充满各种感知细节的书写。阿亚梅习惯在小说中让角色独白，编剧工作则需求大量对白。两者交互补强，让阿亚梅笔下的情节与人物具体且细腻，叙事的紧张度与流畅感也恰到好处。故事说得完整，自然更能带出她在看似轻巧讨喜的设定中，埋藏的情感关系议题。 例如《我们不能是朋友》讨论婚前出轨，而《说谎爱你，说谎不爱你》，是因为她自己曾在感情上遭受欺骗，尔后即使再谈感情也无法停止猜疑，便决定写下这个以「信任」为核心设定的小说；或是《非法移民》，探讨的则是百年不衰的「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 像是以爱为题的《双面薇若妮卡》，有时候阿亚梅为过去留下的遗憾重塑另一个可能，有时候也为某个未来开展一种新的想像。「每一部小说的设定都有点像在抛出问题。写小说不一定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像是分析它，然后试著找出答案。」写作者花了一整部作品的篇幅来演绎与思考，自己清楚了，也希望让读者一起清楚。「我的小说帮助我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需要什么、想要什么。这三者可能不会一样。而我期望读者看了会觉得，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而有人帮他们说出来了。」同一件事，你我各有结论，也不见得能相互认同。但爱情这件事，古今中外，不分性别，会遇到的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我们都经历过同样的挣扎与矛盾。这是我们都有过的际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选择而已。」阿亚梅说。 于是阿亚梅所能做到的，就是让她的角色更诚实。「我的角色最后都要忠于自己的想法，尽管做了自私的选择，都要很清楚那是自己的决定，这就是他／她的诚实。」即使诚实从来就不是好事，但只有诚实，才能坦然在情感中接受自己，情绪也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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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以笔为帚──昆仑：愤青也是一种洁癖
立刻阅读：屠村日「当兵能让男孩变成男人」，这句话可能稍嫌陈腔滥调，能不能变成男人或是其他的什么，或许也见仁见智；但对昆仑来说，的确是当兵那段时光，让他敲开写作大门，成为一个小说创作者。 体格精实的昆仑，服的是消防替代役，除了日常勤务之外，闲暇时间很不一定。「就某天比较有空，想试著写写看，就动笔了。」说起来很是福至心灵，但这样的心血来潮，却让他发现自己对写小说这件事，不是闲著没事写写打发时间，而是宁愿熬夜不睡也要写。「有次趁学长们不在，一个人在房间写到凌晨三点。正要睡的时候，救护出动就来了。结果那晚几乎都没睡，超累。」累归累，他对拿睡眠换字依旧乐此不疲，也就此踏上写作之路。杀人者都该有洁癖最初他在部落格上写仙侠小说，后来转至PTT发表短篇。手感练得顺了，正好《献给杀人魔的居家清洁指南》的灵感也来了，于是那个苍白瘦弱、背负著沉重祕密的冷酷少年「十年」，便从BBS的黑底世界出场了。 既是「献给杀人魔」，剧情中自然不乏血腥残暴的书写。「看著这幕的林峻生发出阴森怪笑，突然抓紧怀中的头颅，失控的手指刺进那对瞪大的眼球，在眼窝中不断搅动，搅得眼球碎烂成糊。几道鲜血从眼眶流下，像是血泪。」文字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不忍卒睹。然而，小说的另一面是「居家清洁指南」，「你应该好好保养冰箱，要特别注意异味。柠檬跟水用一比一的比例混合，有洁癖的昆仑，随身携带著消毒用的酒精瓶，对电影或是小说中的杀戮情节，除了恐惧，他更在意的是无法亲自动手整理的痛苦。用来擦拭冰箱有除臭的效果。多余的柠檬可以放著，自然的果香比芳香剂更好。一打开就飘出怪味，迟早被人发现。层板累积的血垢比较麻烦……」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清洁教学，往往跟在血迹斑斑的犯罪直击后面。杀人、打扫，两者看似毫不搭轧，昆仑却能透过十年，让原本的怪异言行变得如此理所当然，甚至带了点黑色幽默。 为什么要安排十年去清洁那些杀人现场？「每次看到电影或小说里，那些鲜血四溅、家具乱倒，到处乱七八糟的场景，你不会很想整理干净吗？」昆仑反问。但看在场众人一脸疑惑，他闪过一丝不被理解的痛苦。「好吧。是我自己有洁癖。」因为自己的洁癖，他笔下的十年，既是毫不留情的猎杀者，下手时又常一边碎念著打扫方式，「有点类似专人到府的居家清洁服务。」只是十年收拾的不只是环境，还包括那些隶属杀人组织「杰克会」的杀人魔。 读者的直觉反应才是最大的赞美 「和以前的短篇相比，『居家清洁指南』写得比较开心，因为想玩的东西，例如割头、挖眼等等，全都写出来了。」放胆写得这么巨细靡遗，不担心读者吃不消吗？「你不认为很多类似题材的作品都太温和了吗？我认为该写就要写。每次看到读者说看我的故事看得很胃痛、很虐，比称赞我写得好让我更开心。」对昆仑来说，写作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知道自己精心编造的故事，造成读者的情绪波动，「那让我很有成就感。」 在黑暗中挑灯夜战，对昆仑来说，写作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知道自己精心编造的故事，造成读者的情绪波动，「那让我很有成就感。」 为了复仇，十年只身对抗杰克会，像是制裁杀人魔的勇者，却与杀人魔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食物链。「杀人，对杀人魔或杰克会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可是在一般大众的眼里，却是很异类的。」同样是杀人，假设我们同意为了满足私欲的随机杀人是无可饶恕、理应获得制裁的；那么，背负著悲惨过去的猎杀，是否就情有可原、应该获得谅解？当十年从最初的压抑与冷漠渐次苏醒，他和自己深恶痛绝的杰克会，又有什么差别？所谓「正常」和「不正常」，界线何在？这些都是昆仑期望透过故事引出的讨论。 昆仑话少，答话前习惯先复述一次问题，感觉很是谨慎，像是在思考什么。这和大学念心理系有关吗？「没有。我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他说自己在学校成天打混，念书时学的那些心理学理论，没一件用进小说设定里；平日的生活与过去在电影院担任放映师的工作经验，也只随手将某些片段拣进场景中。「人倒是有。应该说，我一直对那种表面上道貌岸然、私底下却搞些有的没有的人很反感，所以有刻意放这样的角色进去。」成长和求学过程中见多了这些表里不一的人，虽然自己幸运、未曾深受其害，但他选择以笔为剑，让公义获得现实世界里没能得到的平反。「我可能有点愤青吧。」昆仑笑说。 透过文字，让多点人听见微弱的声音陪他度过服役时的漫画《晚安，布布》，使他下意识塑造了十年这个深沉的少年，不过相较于当时的孤立无援，现在重看，反而很有治愈感。昆仑的文字具有强烈的视觉，画面随著情节一幕幕闪现，好似他回到电影放映师的岗位上，在你眼前播放著由他导演的电影。身为新手创作者，有觉得自己受到哪些喜欢的作者影响吗？「影响不确定，喜欢的话……村上春树和深雪吧。」平常多半阅读各种社会议题的书籍，例如《贫困世代》《最贫困女子：不敢开口求救的无缘地狱》，还有漫画。最喜欢藤田和日郎的《魔偶马戏团》。「最近重看浅野一二○的《晚安，布布》。」也是服役的时候，昆仑第一次翻看这部几乎不带任何希望的漫画，「那时一个人在南澳，常常有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这部漫画让我愈看愈郁闷。」是不是因为心中有一块说不上的悬念被扣住，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但现在再看《晚安，布布》，反而很有治愈感。或许是心境上的转变吧。」 《献给杀人魔的居家清洁指南》，另延伸出系列作《不能让老师发现的霸凌日记》和《收购商的装尸纪录簿》。在将其他旁支交代清楚后，昆仑动笔了新作《屠村日》，扣连太鲁阁原住民被亚泥剥夺土地的现场，写出市井小民对抗大财团的无力与愤怒。「那些肮脏手段让我觉得，无论是好是坏，我都要把这部小说写出来。这是我们拥有的发声方式。」或许文字只是一场纸上争战，不见得有实际效益，但若能让多一些人听见这些微弱的声音，谁说未来没有翻转的机会？「可能这和十年猎杀杰克会也有点像吧，不知道和我自己的洁癖有没有关系──就是看不惯这些有的没有狗屁倒灶的鸟事。如果能除掉这些乱来的人，一切就干干净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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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饮马人：让鬼复自己的仇，来弥补人世间的缺憾
立即阅读最新作品：《鬼岛故事集》贰・玩伴饮马人平常的打扮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头梳发髻、手戴佛珠，宽松的袍子，像是要上哪收妖降魔的道士。然他又不喜直接露脸见人，遇见需要曝光的场合，他便像永远戴著大鼻眼镜的宅女小红一样，将马首面具往自己头上一套，再怎么闷热也耐得了。他说他一向如此，以一种形式上的高调，来维持现实的低调。 现今多数读者对饮马人的认识来自他从2015年5月起的脸书粉丝专页与ptt-marvel板的每日神异小说连载，殊不知他早在十多年前就以「饮马」之名，浩浩荡荡地出过字数惊人的校园武侠小说。只是缪斯女神开他一个玩笑，在他初试啼声不久后旋即离去，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又回到他身边，助他写下《首部曲．灵异先生》、《湖滨大饭店》两部「鬼岛故事集」系列作品。虽然与过去的校园武侠类型有别，但节奏一样明快，故事也俐落依然，「差别在于以前第一本书用的笔名是『饮马』，还不是人。现在是人了。」他笑著说。 饮马人的写作，与他的人也有著雷同的气氛：以最易吸引读者兴趣的型态，佐以部分幽默搞怪的设定，将你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情节，说成一个新故事。「重新写作，刚开始是先写一部以欧洲吸血鬼为主题的作品，写完之后意犹未尽，觉得创作的兴奋好像回来了，很开心，想继续写点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写鬼故事。」他不喜欢直接露脸见人，遇见需要曝光的场合，他便将马首面具往自己头上一套，再怎么闷热也耐得了。「我以前是不敢写鬼故事的。」饮马人一脸严肃谨慎。「我相信有鬼，我觉得写鬼故事就是在进行招唤。我不是怕，而是认为他们真的存在，所以不要轻易玩火自焚，不要招惹灵界。」毕竟开关一旦启动会引来什么，谁都不知道。 然而一直有股莫名的动力驱使著他，让他决定将笔往神异领域探去。「正式动笔之前，我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我阿公过世时，我们在烧纸扎屋的景象，于是我就从这里著手。」写著写著，「鬼岛故事集」的主角阿弦就被他写出来了。真实世界的英雄 身为主角，阿弦其实鸟鸟的、弱弱的，一点都不像担得起什么大局的模样。事实上把饮马人创造的角色一字排开，要说没有一个称头也不为过。「我不写超级英雄，在我故事里的这些人，往往不会什么灵通神通，甚至还会被别人耍得团团转。」他总是叙写一个个平凡的更生人，经过挫折、低潮，慢慢改邪归正。「他们是英雄，只不过是很失败的英雄。」饮马人说，这才是真实世界，也才更贴近一般大众。 但他又让阿弦像那些名侦探一样，老是遇到光怪陆离的事，日子过得不甚安宁。「你不觉得台湾是个很适合写鬼故事的地方吗？我相信在这座岛上的人，每个都有一缸子的鬼故事可以讲。」──我的叔叔的阿姨的邻居的朋友看得到、我学校在日本时代是坟场、我念的小学以前是刑场……诸如此类的吹嘘或耳语，常常是人们在聚会时拿来热场的起手式。「更直接一点，当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一对母女的故事』，和『欸我跟你说个鬼故事』，哪一句更能引起兴趣？」就像看恐怖片总是双手摀脸又忍不住从指缝中偷看，多数人对灵异故事又爱又怕，神祕、诡异、八卦感，充满十足的娱乐性。「对我来说，写连载小说是自娱娱人，开心就好。」与其在意文坛地位或文学评价，饮马人更希望写出和其他人不一样的鬼故事，在大众领域得到更多共鸣。 「他们是英雄，只不过是很失败的英雄。」饮马人说，这才是真实世界，也才更贴近一般大众。 于是他写闹鬼，写招魂，写魔神仔，还误打误撞地写出一幢真实存在的灵异饭店。行文结合在地宫庙、王爷信仰、乩童背景、神将文化，从荒郊野外到都会豪宅，哪里有鬼，他就往哪里写；神、鬼、在地、土味交融一气，为台湾神异小说打造出一片崭新风貌。 张牙舞爪下的苦衷 说谐星不好笑是犯其大忌，但如果你对饮马人说「你的鬼故事一点也不恐怖」，他倒不以为忤。「我的重点不是吓人，恐怖的叙述都是看剧情所需才出现。」他慢条斯理地解释，「而且我相信鬼之所以要吓人多半有苦衷，与其单纯卖弄吓人情节，我更想探究这个鬼为什么要吓人。」脱去那些青面獠牙、腐脸乱发，再骇人的鬼，怀著的也许是一颗饱受委屈的心、一段不被了解的过去。「当我们抽丝剥茧，了解那些背后的故事，你就不会害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同情。」这是饮马人最想塑造的温暖，从来都不只是贩卖恐怖而已。 手拿著亲笔挥毫的墨迹：「这是我的信念与目标！」 何况有谁真的见过鬼吗？总是在鬼故事创造出来的反差当中，才知道原来最恐怖、最险恶的都是人，不是鬼。「现实世界有太多不公平，太多不能说话的冤魂，太多正义无法伸张。」也许并没有鬼，也许鬼不会替自己追讨正义，但人们心中永远都会渴求那股正义的存在。「假使天道不彰，那我就投射在一个鬼身上，让鬼复自己的仇，来弥补人世间的缺憾。」这才是饮马人撰写「鬼岛故事集」的初衷。 「我还是比较偏传统一点，会想把一些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传说、老一辈对我们耳提面命的古早叮咛、人生警示，融入小说当中。那都是很温暖的智慧，也有著相当强大的力量，不只能和主角碰撞出新的情境，还能加强作品的说服力。」他总笑称自己还是带有一点讲善劝恶的老派期望。或许在这凡事求新求快的时代，唯有老派才耐人深究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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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林剪云：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立刻阅读：「叛之三部曲」《忤》聊到二二八事件，林剪云先回忆起她还在念大学时，回到屏东老家的夏日某天。「那时放假，我返乡回家，穿著短裤在床边半坐半躺。躺著躺著也没什么事，突然我一个念头，想到之前在图书馆某本书上看到二二八事件这个词，但丝毫不知来龙去脉。我就随口问了在旁边的老爸：『阿爸，啥密是二二八事件？』我爸那时手上不知道在忙什么，听到这句话，像被什么打到一样，停下手上的事，一言不发地走过来。我本来以为他要拉一把椅子坐下好好告诉我什么是二二八，没想到他脱了脚上的木屐、直接往我大腿用力一挥，啪地一声清脆响亮；然后丢下一句话：『拗盖拢麦赛出企外靠供加！』（以后在外面不可以讲到这个）」从小学三年级起总是名列前茅、不曾被父亲痛打过的林剪云，竟然在上了大学、成年之后，因为「二二八事件」这五个字，被老爸拿木屐招呼，痛到她当场飙泪。「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件事是禁忌到什么程度了。」 一段空白的历史少女时期的林剪云，对于台湾历史的空白，早已燃起炽烈的好奇心。那约莫是1977年，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学校教科书一派歌舞升平、赞颂领导英伟；党外运动则在全台各地日渐风火蓬勃。校园高墙将属于台湾的黑历史隔绝在外，同年年底中坜事件拉起往后街头运动的序幕，美丽岛事件再隔两年就要发生，空气中则不时流动著白色恐怖的肃杀。一般人遭到长辈如此喝斥后应当退缩，但那一记痛击让反骨的林剪云燃起更炽烈的好奇心。「我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严重？」更有甚者，她开始意识到台湾史并不像学校教的那样，而是有著好大一块空白，或说黑幕。这让她早早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台湾的近代史写完。将近40年前埋下的种籽，到现在才结出第一颗果实。这段酝酿的期间，林剪云从1989年第一部长篇作品《火浴凤凰》出版以来，不只小说，还编剧本，如《火中莲》、《断掌顺娘》、《路长情更长》等，从有线台到无线台都有她的成果。特别是无线台的编剧经验，因为每部戏都是将真人实事搬上萤幕，林剪云自此从闭门造车的小说家，变成到处与人聊天的采访者，甚至有过写一档戏就访上一百多个人。「我的采访工夫，可以说是从编剧这边所累积的。」而这些工夫，到了「叛之三部曲」要准备开花结果时，便扎扎实实地派上了用场。「叛之三部曲」首部《忤》是浩浩荡荡16万字的钜著，故事从1946年说起，围绕在屏东万丹首富鼎昌商号李仲义后代李其昌，与其子李子庆、李子毓家族，以及自泉州冒死渡过黑水沟来台打拼、辗转落脚万丹贩售小食的林伯仲，两条主线，一富一庶，细细勾勒起当年台湾南方的丰饶繁盛，呈现有钱人家和一般百姓在政局动乱之时，个别面临的艰辛与危险。十多年来，林剪云真正花在书写的时间上并不多，很多时间是用来考据、用来伤心、用来难过。 《忤》的事件主轴即是二二八。为了写出最接近实际的情节，林剪云字字句句详加访谈、考证，从大户人家使用的物品，到底层民众的日常生计，一事一物都追查得上穷碧落下黄泉。民生琐事即已用力如此，遑论那些牵动人心的历史。回溯起来，《忤》最初始的电脑档案，竟早在2003年就已存档。十多年来，林剪云真正花在书写的时间上并不多，「很多时间是用来考据、用来伤心、用来难过。」林剪云本身就是屏东万丹在地人，对自己的考据成果也相当自信；但伤心难过，又是怎么回事？真实比小说更令人伤心问题一抛，林剪云略有停顿，再开口时竟语带哽咽。「因为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原来在《忤》当中，主角子毓留下的遗腹子，是林剪云的邻居兼同学。「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美，却又这么孤独寂寞的女孩子。我从旁看著她，愈感受到这家人的孤苦伶仃。所以当我在写李家的遭遇时，我自己都很崩溃。」虽然两人早已失联，但林剪云对子毓之女的悲痛共感，至今仍相当深刻。 小说中写到的三栈西洋红楼，现已拆除。然而《忤》的书写还是面临查证上的困难。「台湾近代史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事件无从查起，除了尽力挖掘史料，还要拜访很多耆老。」先不说近代台史研究者基于立场不同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走访地方耆老所得的内容也不完全正确，更多的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词，或直接丢来一句「抹记啊啦」。即使解严业已30年，即使现代台湾号称民主自由，许多走过那段黑历史的人们，提起往事仍旧选择三缄其口。毕竟在当年，就连沉默，都不见得是明哲保身的解药。可能林剪云比其他历史小说创作者幸运的一点是，其他人必须消化诸多文献，才写得出一个故事，但她就成长于她笔下的大营里。「我看过有钱人的生活，也看过底层人的生活。当我面对这一团各说各话的混乱时，我就看身边人的遭遇是什么，去回溯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她从真实的人物出发，撰写他们的境遇，再往上与历史层层相扣，浑然天成地造就了这部各项细节都能栩栩如生的作品。我只是呈现台湾人一路以来的寻觅与挣扎三部曲分别定名为《忤》、《逆》、《叛》，第二部预计以美丽岛事件为主轴，第三部则落定在太阳花学运，都是颠覆政府当局的事件，用现在的话讲，无非是著眼于「暴民们」，但也可看出在不同时期，叛乱者从「唯一死罪」，如今可站上公堂，争取更多民主权益。这是时代的演变。 然不少学者如李敏勇、戴宝春，都对林剪云的规画表示担忧，认为无论美丽岛或太阳花，都尚未真正入史，要写成历史小说言之过早，容易引起争议。「但怎样才算历史？历史小说又该怎么定义？这也是我很想追问的。」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时间太接近，很多当事人或其家属都还在，很多事情也尚未水落石出，弄得不好，林剪云还可能因此闹出官司。不少人建议她改写已经盖棺论定者，以免惹祸上身。「但我想写的是事，不是人。而且从近代史到现代史，是真的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或许写没有人会跳出来指指点点的东西会比较安全，只是那样的话，近的事情不就永远没人写了吗？」只要扯上政治，不免就万般艰难，永远都有人要你表态，要你选边站。「的确有读者说我在《忤》当中对日本的责难不够深。但我该写的都写了。该有什么感想、什么结论，是读者自己要去想的。」身为小说作者，最大的责任是把故事讲好，而非藉文批判，甚至宣扬自己的立场。「如果我要批判，那我应该写的是政论，不是小说。」「这些人、这些故事本来就存在，我只是确认史实之后，把它们写出来。我没有特别要去指责或说服什么，我只是呈现当代的状况，呈现各世代台湾人一路以来的寻寻觅觅、挣扎、牺牲。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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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林庆祥：我只是写了三个想回家的人
【书评】 现实一种，台湾警察小说的现形/翟翱「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张简家的孤子，对志雄来说，伊小弟几百个，不差这一个，阿瑞仔也不是会帮公司赚钱的干部，讲卡歹听，恁小弟生鸡蛋的无，放鸡屎的有，减一个没差，饲太多搁呷了米。若对我来说，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会害我呒头路，妳随便到警政署检举，我就下课了，尚盖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杀手打死，嘿嘿！拢无证据，我就安全了，但为何我要告诉你这些？因为人是有感情的，要讲义气，我陈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则，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气魄，我嘛不输他，阮拢是爱伊好、惊伊死」。 他最后再补一记回马枪：「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讲的话，妳去跟志雄讲嘛呒要紧，但是，未来的代志安怎变化，无人知道，我劝妳对任何人拢要有所保留，听听就好，对我、对志雄拢仝款（同样），妳尚好连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断，但别忘了，如果妳觉得需要我这个老大的时阵，可以来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约束跟立场，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杀手恐吓掳肉（绑票）来赚钱」。 短短两段叙述，或可稍稍拼凑出故事的样貌：对话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发话的男方是个刑警，在此无法判断官阶，主要目标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关系成了夹心饼，谁都信，也谁都不信。 这只是林庆祥首部长篇小说《刑警教父》中的一个场景，但已足够让人嗅到这部小说当中的气味：警察、黑道、江湖、义气、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与不得已。 没有英雄的世界 林庆祥的小说里没有俊男美女。他笔下的警察们，没有谁是可以一次打十个的不死英雄，也没有出入枪林弹雨还能一脸痞样谈笑风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里，无论是警界的刑事小队长陈江、黑道大亨陈志雄，或是双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锁定的头号枪击要犯小瑞，没有一个是英挺伟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视剧该由谁来演出时，林庆祥针对小瑞一角还特别强调：不能是帅哥）。却也因此，书中情节的种种描述，都不再是萤幕／银幕那端的云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两道的血淋淋人生。在当代为数不多的台湾犯罪小说中，《刑警教父》的出现，无疑为社会写实路数的类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军。 警政线跑了十多年的林庆祥，说老还不至于，但早也累积了一大资料库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写这部小说想了很多年。应该说，从我知道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写成小说。」摇笔杆的人，多半抱著写小说的梦，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轻时有很多时间可以写。那时还没结婚，那个年代在日报工作，压力也不像现在这么大。但说真的，那个年纪，写小说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业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么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写小说？当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庆祥说话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时警纪风气很差，我只要打三通电话，一定会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赶快过去。你还会回家写小说吗？时间就这样蹉跎了。」 在高雄市政府任职，每天与媒体打交道，与记者兄弟聚餐，那时喝酒也比写小说重要。初入行的记者，人脉重于文笔，「刚开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声，担心认识的人不够多。」记者最计较自己的联络资源够不够广，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问谁、能不能问到对的人？为什么别人问得到自己问不到？为什么这个分局的队长会把讯息透露给谁，就是不告诉你？凡此种种，都关系著记者生涯的光明顺畅与否。「所以你会把很多心力花在这里，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爱玩。」毕竟没有人就没有线、没有来源。「所以年轻时的确过得比较……纸醉金迷吧。」他干笑，流露出一点尴尬。「但写小说的念头一直在，午夜梦回时会很愧对，干，自己怎么这么不认真、这么鬼混。也想过要先写点短篇小说，但都没想到什么好的idea……」讲没两句他又大手一挥：「啊其实都只是想想而已啦，还不就是懒。」他放弃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后，林庆祥帮高雄市长陈菊打完选战后离开市府。「当时在家连续糜烂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个念头闯进来：干，我如果再不写，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动手了。于是电脑打开，想了开头，就写了。」他顿了一下，不无担心地问了一句：「所以开头很弱喔？」 还来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写到一半时无以为继，不知道怎么写，中间停了好久。写到后来甚至会觉得：它值得写吗？我写得完吗？这么烂，值得再写下去吗？」每一章写罢，林庆祥都没有多迈进一步的喜悦，而是从自己的写作能力到技巧，各种自我质疑反覆不断。「一直到后半我才有点自信要把它写完。」但不是终于认为自己写得好，「那时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烂，总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这样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结局。「我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很看好它。」他说。 每一个想动笔写小说的人，心里一定有你关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关心的。 「会写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隐约的想法和人物，没有先想好大纲，也没有结局，那种『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情况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于自己对警界生态的了解，光是开头的监听我就写了一大堆。这都不是好事。」对自己写作上的缺失，林庆祥看得比谁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纲都弄好再动笔」这句话，在整场访谈中大概出现了八百次，足见这种「边演边生剧本」是多么折磨。 善恶无关黑白 然也因为林庆祥对警界生态的了若指掌，让《刑警教父》拥有难以摧折的坚实骨架。他在台湾警纪风气由浊转清的关键时期进入新闻圈，那段警察比黑道还嚣张的年代，他虽未能躬逢其盛，却也耳闻不少。警政新闻的长期磨练，让他懂得什么时候可以适当探究，什么时候可以硬起来翻桌；什么时候该放软打声招呼，而什么时候该闭上嘴。这些都渗入了小说里，成了血肉。「写警察，这是我最熟悉的题材，我和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对警察很熟，一直想写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个想动笔写小说的人，心里一定有你关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关心的。」 在林庆祥的小说里，无论是游走黑白两道的刑事小队长陈江、试图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陈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双手染血的时分，也有显露人性光辉的瞬间。「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好人，也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只有三个想回家的人。」陈江想安全下庄退休养老，志雄想海捞一笔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乡侍奉双亲。他们各怀鬼胎，也各有心软。黑道不全为恶，警察更不是永远的正义代表。在林庆祥所认识的警察中，不乏陈江这样一手犯著某些恶行，转过身面对本业又兢兢业业者。「贪污索贿、智勇双全，都可能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职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违法的事情一件都没少干过，碰上要拼命的时候，热血一沸腾也是往前冲。所以你要怎么论定一个人？」 所以又回到陈江对小瑞胞姊讲的话：「……人是有感情的，要讲义气，我陈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则，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气魄，我嘛不输他，阮拢是爱伊好、惊伊死」。置身白道，却与黑道相互比拟、争一口气，刑事教父比谁都要更懂得翻云覆雨；善恶之间，或许连一线之隔，都称不上。 资深记者谈记者：关于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 年轻时的他，在马祖服役留影，当年为了放假回台湾，写违心之论的小说，还真的放了两航次的返台假。在和林庆祥聊他的工作经历时，他先讲结论： 「我这辈子只干过两个工作，一个就是记者，一个就是应付记者的人。」 林庆祥是宜兰孩子。中兴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觉得在家乡不好求职，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两个月还是没著落。某天一个朋友邀他到台中家里喝酒过夜，次日一早两人买了份报纸坐到麦当劳看台中的地方征才广告，发现有家《震撼》杂志在征记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闻路。「我从没想过要当记者，一生随波逐流。」他笑。 从泡茶聊天到公事公办 在《震撼》杂志待了一个多月，老板跑了；1996年年底辗转到彼时刚复刊的《台湾日报》，从环保、区里新闻开始跑，之后转到警政线，一待近10年，累积了他绝大多数的资源与人脉。2006年《台湾日报》收山后，他到《民众日报》沾了一下，随后进入公部门任职，成为他口中的「应付记者的人」。过几年撤出公部门，重新披上记者战袍，回到新闻现场。 20年前当记者，和现在几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态。「小时候多可怜啊，（为了新闻）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还带宵夜去请他们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线的记者与警察关系亦敌亦友，有亲密换帖的时刻，也很容易因立场相对而起冲突。和警察日夜「搏诺」（台语，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为了不知哪天会到来的大新闻做准备，更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当然我们和警察还是会互谯：『干，条子都靠不住』、『妈的，这些记者，说变脸就变脸』，但信任感都还是在。」然现在的年轻记者与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礼如仪的上班族，少了互动，也省了独家。一切都由秘书室发新闻稿，或用LINE发群组。公事公办，不需攀附谈交情，但也缺了冲激的火花。 「现在的记者，坦白说，比较没有实力。想（用报导）修理人，也不知道从何下笔，修理不到痛处，人家也不会怕你。这个社会很现实，很多东西都是交换来的，你有实力人家就会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时当道，技艺不再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来与警察朝夕相处的经验，写下精采绝伦的《刑警教父》所以现在记者比较好当吗？「难。」林庆祥简单吐出一个字。老鸟如他，也同样面临著即时新闻的压力。「现在报社重视即时，比重视一般新闻更甚，很多新闻专业就这样被牺牲掉了。」已经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认新闻它是一门技艺。从题目为何产生、怎么写、怎么了解事情的轮廓、怎么表现，都是技艺所在。」但现在这门技艺的原则和工法，为了抢时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双好的鞋，该怎么缝、该缝几针，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随便缝一缝，只求有个鞋样，当然穿不到几天就坏了。」林庆祥摇摇头，喷出一口烟，不知是替年轻同业叹息，还是替自己。 说起乡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话「少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林庆祥还是摇头。「记者这个行业，入行门槛很低，而且是愈来愈低。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要当个好的记者，永远是那么难。」感觉上这个职业一直被贬低，「但你会发现，社会上有三种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没好话，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记者。为什么？因为这三种人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简单几句，带出记者令人又爱又恨的原罪。林庆祥把手上的菸弹熄，不再多说。再问他，那怎样是好记者？他沉默好半晌。 「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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