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变的盛夏——作家林俊颕评《佛罗里达变形记》－鏡文學

一开始展读《佛罗里达变形记》，容易轻率地将之标签为廿一世纪、台湾版的《苍蝇王》。

然而，并不很久以前流行过的一句广告语，“幻灭是成长的开始”，今日依然成立。跨入成长的通过仪式，必要的恶之华，一如蜷川实花镜头里的世界，总让人错觉是鲜血泼洒。这仪式是否又必然等同于启蒙，心灵之眼被打开了，从此再也不一样了，再也回不去童蒙的单纯天真？

显然，陈思宏不满足重弹这样的老调，他的企图与野心如同一条极大的抛物线，把读者

的视野推到北美洲最南端的佛罗里达；打著暑期少年英语游学团的豪奢名义，六位一九七六龙年出生、十六岁的三男孩三女孩集体离台赴美，一个癫狂、暴乱又各自内心寂寞欲死的热带暑假，在此核爆，其毁灭威力的半径笼罩他们此后一生，即使各自逃窜到天涯海角也不能洗脱。将近三十年后，他们鬼打墙地回到巨创的原点，那浩瀚大海、万里蓝天，果真成了那最古老的“情天恨海”。

所谓核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恕不能在此泄露。但是，这一群美丽少年是一九七六龙年生的，当然并非偶然，此中有作者深埋的用意与心机，“龙的传人”还记得吗？不正是当下许多人唯恐不能彻底歼灭而后快的党国馀孽？每一个有著不同的精神残疾、或带著不可告人的罪衍的龙子龙女，追溯其罪孽根源，不正是他们的父母？而这伙该死的父母们，祸端之首，好一个黄俊雄布袋戏中的“藏镜人＋女暴君”的综合体，深层布局终而创立一个秘教……

有定见的读者，或要讨厌这样的对号入座，但我必须指明，党国馀孽的正宗本尊是龙子龙女的父母们—以世俗标准而论，大都属于人生胜利组—因此，历史背景必得再往前推一步。我存有《当代杂志》第二期，专辑标题：“革命的／理想的／激情的／反叛的六○年代”；冒著简化的危险，我要引用其中张北海文章〈摇滚与革命〉列出的关键字，“妇女解放、大麻、嬉皮、花的儿女、摇滚、禅、人民公社、性解放”。我的意思是，这本小说一再重点提示的一九七六龙年生，可不是希区考克电影的“麦高芬”（MacGuffin），而是草蛇灰线地提供了时代脉络与解谜的钥匙，从六○到七○年代，出身权贵的父母，在彼时去了美国，在一波波时代的惊涛骇浪打滚过，回到冷战尖锐的台湾，他／她带回了什么香花毒草，企图移植在这海岛？

明乎此，我们便可洞悉小说家者言，盛夏的火气里，其中满溢的讽刺与怒气。

然则，这讽刺与怒气、更是小说中的那一群崩坏之人的郁怒的标枪，投掷的目标是谁？

但，若是这标枪已经找不到投掷的对象，是否回头反噬他们自己？

书名《佛罗里达变形记》，既然活用了古老的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不禁要问，变形了什么？成长有必然的幻灭，正确的说，是生灭流转，这是生命的常与变。上天有好生之德，看似酸腐的老话，但生物繁衍，一代人老死，一代人接续，永不匮乏的是新生的眼睛，每一世代各有其哀乐与困境，然而世代之间，是遗产或负债，是罪恶转移或典型确立，该不该清算斗争，要不要转型正义，绝对是复杂而痛苦的思想与行动。此中没有捷径与便宜行事，否则就是开了通往地狱的道路。

从十六岁到重回佛罗里达相聚的四十四岁，他们确实为自己构筑了没有出路的“地狱

变”。

回到小说、文字共和国，公领域，作者以其作品供读者回味并检验。老实说，文学与通

俗、类型读物的对立，是相当令人疲乏的老问题。眼前实况是，网路大神的力量摧枯拉朽，贬值旧世界旧东西，尤其影音串流开启的水坝闸门，是巨量的消费供给，也是摄制的巨量需求。文字小说这一门古老的手工艺，能否是影像产业的智库，保有尊严与主体性？还是侍奉它？为其先导、临摹的前置作业？此时此地，尚难定论；恐怕永远不会有定论。在这本小说，故事的强烈戏剧化，叙述的意识流，像是正午海面上的强光跳跃，海面下鱼族随潮流疾游，必须坦承，我却惘然感受影像的阴影咻咻地席卷而来。

《佛罗里达变形记》，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变是在作者。陈思宏丰富的旅游行迹，是否涓滴挹注、转益其小说写作，有待作者本人自剖。据说，今年正是《孽子》四十周年，张爱玲一百岁，不免令人想到白先勇笔下那仓皇无依的青春鸟之一，小玉，耿耿一念飞往日本寻父的传奇；而移民美国四十年的张爱玲，辽阔的新大陆于她不过是芥子之宅，太阳下毫无新鲜事。继《鬼地方》的波罗的海，陈思宏将小说场域拉到佛罗里达，刻意求工经营一场青春的献祭，鬼祟其后定居他们的心眼。在海岛台湾的读者，隔著淼淼太平洋读之思之，四面海洋环绕著我们，“浪打空城寂寞回”，世界那么大又那么小，自己的罪孽自己救，自己的鬼祟自己除，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暴风雨》的诗行，杨牧的翻译：

“整整五㖊下令尊那里躺著，他的骨骼是珊瑚架子了；那些珍珠本是他的眼睛来的，他身上所有会消灭的都遭遇了一次海之变，已经转为丰美，奇丽。水妖们按时为他敲丧钟，叮咚！听啊！我听到了—叮咚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