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從家族史到台灣史 陳耀昌：這是一座受到祝福的島嶼
立即閱讀：《獅頭花》 追索家族血脈的故事，是陳耀昌寫作的起點。 他自醫學研究半路出家寫小說，為的是當初聽說陳家祖上有個「荷蘭嬤」。寫著寫著，荷蘭嬤究竟有無，於今對他而言已不那麼重要。他有更大的心願──希望今年（2019），我們的政府官員能夠去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出一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由台灣原住民頭目卓杞篤與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所簽下的約定書。 那是十九世紀中期，發生在恆春半島的事。一八六七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於墾丁一帶觸礁，船員們登陸避難，卻不幸遭當地排灣族原住民襲擊。船員家屬輾轉委託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前往交涉，促成了李仙得與當時「下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會面，協調原住民日後協助船難者的允諾。 一八六九年二月，兩人再次見面時，卓杞篤要求將先前的口頭約定落成文件，成了台灣第一份由原住民與外國簽訂的外交條約──據信這份文件目前仍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這段歷史，則成了陳耀昌「台灣花系列」首部曲《傀儡花》的上演舞台。 自醫跨文習慣埋頭找資料 《傀儡花》之後，是《獅頭花》。接續《傀》書寫的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年， 重現一八七五年屏東大龜文王國與清朝淮軍之間，那場如今早已被島民淡忘的「獅頭社戰役」。厚墩墩兩部鉅作，出版時間相隔不過一年餘；此前他還有小說處女作《福爾摩沙三族記》，一出手就是大長篇。說起寫作過程，陳耀昌最常掛在嘴上的，無非是他四處踏查田調時所碰上的種種巧合，以及那句總是被他用來作為結論的「如有神助」。 「每次人家提到我寫小說，都說我不務正業。我要特別強調，我才沒有不務正業。我可是很認真在做我的醫學教授。」陳耀昌半開玩笑地亮出衛福部頒發的獎章──這位全台首屈一指的血液腫瘤內科名醫兼台灣細胞醫療先驅，執筆寫起小說，也不過是近幾年的事。 陳耀昌開始寫小說後，許多人開他玩笑說他「不務正業」，其實他另一個身分是血液腫瘤內科名醫兼台灣細胞醫療先驅。 「很多人都問我怎麼開始寫作的。我五十歲之前只有寫過兩次文章：一次是小學五年級的全省作文比賽，我得了第九名，那是我唯一和寫作有關的獎項；第二次是大學時，我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院刊《青杏》社長。這是我少數與寫作沾得上邊的時候。」講起來都是相當久遠的事。 二○○三年二月，陳耀昌受時任中央社副社長的曾嬿卿邀請，在《財訊》開了生技專欄，一寫就是三、四年，是陳耀昌固定發表文字的起點。二○○四年，一次回台南老家掃墓，叔叔告訴他，陳家在台灣第一代的查某祖是「荷蘭嬤」。「我就想：我自己是做基因研究的，怎麼不試著看看從資料證明我是荷蘭人（的後代）？」 有了專欄「練筆」的基底，加上畢生從事醫學研究，早已培養出埋首文獻資料的無限耐心與功力；驚人的記憶力，更讓任何蛛絲馬跡烙印在陳耀昌的腦海裡，舉凡人名、照片、時間日期，近乎過目不忘，必要時得以串連──凡此種種，都為陳耀昌自醫跨文的鍛鍊做足了準備。 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陳耀昌人在首爾，半夜三、四點睡不著，乾脆起身寫下《福爾摩沙三族記》第一章。「我第一行怎麼寫你知道嗎？我寫：『三到五萬字，中短篇小說。』」起於叔叔不經意的一次談話，讓陳耀昌從家族的追尋，爬梳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來台後，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千絲萬縷，最後成了浩浩蕩蕩的長篇。雖然沒能真正證明自己的血脈，然作品出手擲入文壇，卻是一鳴驚人。「我的目的是寫我祖先的故事。後來幸運得了獎，想說不要變成一書作家，這樣太丟臉了。就繼續寫吧。」他說著說著，又是哈哈一笑。 重視踏查藉此呈現多元史觀 寫的雖是小說，然陳耀昌非常重視踏查；親臨現場為他帶來的衝擊，不僅是他創作時源源不絕的靈感，更是他無法停筆的驅動力。許是自身醫學領域的間接影響，陳耀昌的小說主題，特別著眼於台灣歷史上族群間的衝突與融合。如同他在另本著作《島嶼DNA》所聲明的主張：台灣人（種族）很「混」，且早已「混」得都相同。「假如我們從一六六一年鄭成功來台算起，到現在三百五十幾年。往上回溯，經過了十二代或十三代，一個人有幾個祖先？答案是2048或4096。現在的你的DNA，只是那裡面一個人的，你要怎麼證明不同？」這是陳耀昌不時倡導族群和諧的論點基礎。 寫的雖是小說，陳耀昌非常重視踏查，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點，再遠他都跑去現場。圖為原建於光緒三年（1877），位於北勢寮的「淮軍祠」（不知何時改名為白軍營），埋有約四百名未參加「獅頭社戰役」即已病逝台灣的淮軍。 台灣是移民社會，隨時有人來來去去；台灣人的「混」，是地理與歷史造成的必然。也因此，陳耀昌認為，讀台灣史，需如陳寅恪所說：要有「了解之同情」。 陳耀昌寫《傀儡花》，寫《獅頭花》，寫原住民、漢人、清朝淮軍之間的糾葛，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點，哪怕可能只是一座破敗的小廟、偏遠的孤墳，再遠他都跑去現場，試圖感受空氣中遺留下的氛圍。「我們常說漢人欺壓原住民，或說原住民襲擊漢人，其實不能這樣講。一邊是冒死過來求生存，一邊是受到侵犯。但這就是移民社會的無奈。」清朝實施海禁，中國沿海居民迫於生計，只得冒死渡過「黑水溝」，所謂「六死三留一回頭」，成功率只有三成。「大家都有為了求生存的不得已，不然要怎麼活下去？」 「所以我才強調『多元史觀』，特別像我們這樣的移民社會更加需要。要兩邊互相體諒。但這很難。」陳耀昌認為，要解決族群問題，必須先相互了解歷史。畢竟各有處境，端看各自理解的角度。 然這樣不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嗎？「你要說是，也許吧。但要這樣才能族群和諧啊。」人生在世，誰都不過圖個安身立命，但能不能在互知互諒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轉圜？「台灣的族群混雜是事實。族群當中，我們可以分出各自的文化，那是多元；而族群的確有人數多寡，我要強調的是『同舟共濟大和解』，包括一九四九年過來的人也一樣。用俾斯麥的話：愚者向經驗學習，智者向歷史學習。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為小事情擦槍走火，在這個時代，我們更要避免同樣的狀況再發生。」 小說化歷史補足台灣史空洞之處 《獅頭花》企圖重現一八七五年屏東大龜文王國與清朝淮軍的「獅頭社戰役」。圖為位於台東達仁鄉的大龜文王國標示。 縱使陳耀昌後來的書寫，已與追尋家族血脈無關，然他依舊孜孜不倦，要說他轉而追尋「台灣史的血脈」，也無不可。「我自認我寫的是小說化的歷史，不是歷史小說。台灣史有太多被誤解的、空洞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補上。就像吳密察說我是『另類的歷史書寫』。他承認我寫的是歷史，不是憑空編造的小說。」以小說為手段，替「如何理解台灣歷史」下一帖藥方，正是陳耀昌的目的所在。 「台灣一直是被上天眷顧著的。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大規模戰爭，土地下的冤魂，為數甚少。當然要去理解對方、對不同立場的人感同身受，是一件困難的事；也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台灣這樣，無論從民族、歷史、地理等觀點來看，都這麼複雜。但我們是很特殊的。這是歷史給我們的優勢。」即使每一段台灣史讀來、寫來，處處都是艱辛困苦，陳耀昌依舊懷抱樂觀，「我一直認為，我們是被祝福的。Be bl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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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虛實間，見江湖──王駿：一部武俠，就是一輩子
立刻閱讀：《江湖無招》 王駿曾任記者，採訪的都是政商名流，從俞國華到江丙坤，攤開來可以連成一部國政小史──檯面上的版本。那檯面下的呢？2010年起，他斷斷續續寫完60萬字的武俠小說《江湖無招》，將於18號出版。 江湖險惡，何以無招？因為他寫的是亂世中庶民（真正的那種）面臨新與舊，破與立，是與非叩關時的掙扎，也因為他自記者之眼，見證高手對決無招勝有招的境界。聽起來好像很高上大，但問他寫了什麼？王駿只淡然的說：「就是亂世裡的一些人。」半生報人轉業寫小說 有些作品，記下寫作者某段時期的想法，或某階段的成長。然而，有些寫作者一出手，傾注在文字當中的，就是自己的一輩子──一輩子的見聞、一輩子的養成，與一輩子的積累。 王駿第一部武俠小說的《江湖無招》，就幾近是這樣的作品。 攤開王駿的資歷：報社財經記者、專任主筆，寫社論、短評，正業之餘還寫搖滾樂專欄與台灣美軍電台小史。不僅替多位政經名人如俞國華、王昭明、江丙坤、林振國、白培英、錢純、賴英照、郭婉容等人著傳，更得過新聞局「金鼎獎」。一輩子都在文字中打滾的他，信手拈來，盡是政商財經專術，國計民生大事。 是以，當他退休之後，某天向身邊友人提及，他寫了一部武俠小說（的起頭）時，所有人的反應都是：「啊？你會寫武俠小說？」 「其實這就是自我證明而已。」寫作者之於自己作品的起始，時常存在「被雷擊中的瞬間」，一種宛如被老天揀選的使命感。王駿回想自己對著電腦螢幕敲下《江湖無招》第一個字的緣由，或許沒有這麼偉大的成分，然多少也是帶著一絲文字人骨子裡的驕傲。 「大概是2010年，我剛從報社退休不久。某天在報紙副刊上，翻到〈武俠小說大賞〉的連載。一看下去，怎麼這些個作品，不只文字、語句、標點符號錯誤連連，更累文贅字成篇；細讀下去，三兩段就讀出寫作者生活歷練的缺乏。武俠小說不該是這樣寫的。」 小說中提到多種十九世紀末西洋火器，王駿自小就對武器有興趣，照片中是在欽佩星號上玩五零機槍。 就「武俠小說不該是這樣寫的」這麼一個念頭，王駿如捏塑土偶一般，捏出了生在清末亂世的儲幼寧，藉著他的雙眼，從八歲幼齡寫到而立的青壯，透過儲幼寧闖蕩江湖的遭逢，寫出中國在面臨西方文明強硬叩關之時，庶民生活所面臨的新舊混雜與轉變──那是儲幼寧的經歷，也是中國皇朝末世的經歷。 要說《江湖無招》是武俠小說，也不盡然。畢竟儲幼寧雖因肝鬱之症成了武林奇才，但王駿並未安排他就此一路征戰、稱霸武林，反倒著墨更多時代交替獨有的奇聞異事：舊社會的生剮活驢、擂台比武、黑白狡詐；與新文明的巨艦洋砲、電報機槍，以及西方勢力的入侵等。既有傳奇，又有典故，讀來像是摻了武俠因子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更像《儒林外史》現代版。 寫出混跡江湖的真實樣貌 「我自己最喜歡、覺得最棒的武俠小說，就是金庸。金庸的武俠小說的確是最好的，但他的作品卻不算是很好的武俠小說典範，他的小說角色都太出世、太超塵了。」王駿認為，無論是《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或《鹿鼎記》，那些膾炙人口的人物與情節，都與現世相去甚遠。 「金庸筆下的每個江湖人物都很不得了，不僅可以為所欲為，還身強體健、不愁肚腹，甚至連皇帝都怕他們，這是不對的。」王駿另提了王度廬，「你看王的《臥虎藏龍》、《鐵騎銀瓶》、《紫鳳鏢》，看他描述的江湖，那才是真實的情況。所謂的江湖人物都是很卑微、很低賤的，混江湖的人多半很慘，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無敵的。」 於是，他讓自己的角色徘徊在庶民階層，連用的兵器都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眾人爭搶的稀世珍品。「就是用刀啊，刀刀刀刀刀，沒有其他的。」為什麼？王駿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劍太貴了。「一把好劍不只要有名匠鍛造，還得刻花、開鋒、磨利，再配上精心設製的劍鞘。一般的江湖人物哪用得起啊。」相較之下，刀是便宜又有用的武器，殺傷力又強大，砍壞了就換一把，比起劍來的確現世許多。 早年金融財經記者經歷，描寫到清末鹽商如何綜橫黑白兩道入木三分。照片是與財政部長錢純合影。 「我寫的東西有些弱點。其中之一是，我讓儲幼寧碰到很多事，但在這些事當中，他多半是配角，只在關鍵時刻才跳出來幫忙解決問題，一件結束之後再下一件。」因此，讀者看的不是儲幼寧如何打怪破關升等，而是他所帶出的清末太平天國的亂世殘局。 「所有故事的上層都是真的，下層都是假的──英法聯軍、西洋艦隊，戰爭種種都是真的，砲艇是假的；太平天國是真的，裡面提到的將領士兵是假的；搶糧是真的，屠村是假的。」諸如此類的虛虛實實，交替出奠基於歷史的江湖時代感，而非架空的武俠世界。 傾注所學，從短幅到巨製 《江湖無招》的初始只有開頭的六千六百字，寫完之後一擱就七年。「那時給幾個朋友看過，大家都說不錯，我自己也覺得不錯。」這些年來，他逢人就提「我寫了部武俠小說，你要不要看一下？」人家看完之後給了正面回應，他也就此感到滿足。「但就這樣不錯不錯，就一直放著啦。反正也沒特別想怎麼樣嘛。」他哈哈一笑，好生嘲弄了自己一番。 及至編輯找上門來，他才再度積極起來。他想起七年前那個「自我證明」的意念，想起那個「認為人家寫的東西不好，那就自己寫看看」的壯志，總要認真給自己一個交代，不能就此停在那六千六百字。 小說主人翁於清末亂世行俠北京上海各地，作者本人也遊歷大江南北。但當時編輯問他故事梗概，問他大綱設定，他一概不知。「編輯問我故事會怎麼走，我想寫的是什麼？我說：『就是亂世裡的一些人。』」當了一輩子的記者，寫了四十多年的報導，面對真正屬於自己的第一部創作，他重回新手的生澀。「每天就是想多少、寫多少。有時想了一個初步的哏，寫著寫著來了更多的哏。」像是儲幼寧遇到了一樁樁的事件，王駿放棄對作品的控制，反讓故事帶著他走。 於是，他由六千多字的短幅再開，最後落到六十三萬字的鉅篇。王駿在其中傾倒自己從中學開始的大量閱讀：高陽、唐魯孫、老舍、巴金，當然也有金庸；加上他行走大江南北的閱歷、從事記者工作大半生的文字鍛鍊，佐之以數十年老相聲迷的積累──凡此種種，讓他的敘事洗練且帶幽默，用典說故淺白生動，猶如化身天橋底下說書人，日復一日，掀起一頁新的篇章。 「我還是想證明一件事：證明我能寫武俠小說。至於作品紅不紅、值不值，無所謂。我就盡我的能力把它寫出來。寫出來之後，朋友看了，覺得不錯。那或許，我這輩子只寫這一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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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都會愛情教主「水瓶鯨魚」：把城市寫得實了，愛情，也就不那麼虛了
立即閱讀：《好想結個婚》 水瓶鯨魚於九○年代出道，她筆下懺情式的都會戀愛物語讓一代人心動也心碎。去年，她出版《我在這裡想你──高雄愛情故事》，同時將《我愛你》、《好想結個婚》等舊作授權鏡文學刊載。回望這位失戀系愛情教主在不同時空下的文字，我們將再次領會虛幻愛情裡的真義。 水瓶鯨魚說話的時候，神韻與語氣總是帶有一絲少女感，常常說著說著，自己就先笑了起來。 因為自己是水瓶座，因為喜歡鯨魚，就這麼兩個理由，讓本名張秀貞的她，當年組出這樣一個筆名出道。「很多人以為我是網路作家，但我一開始發表作品是在報紙上；」她笑著點出一個時代的轉變點：「我出道的時候網路根本還不普遍啊。」 編《失戀雜誌》搖身愛情教主 1992年，水瓶鯨魚出了文字作品《性愛履歷表》、《露骨》；其後數年，她在報紙上連載漫畫《好想結個婚》，也陸續發表短篇小說。1998年，她一股作氣將前幾年累積的作品一次推出：《好想結個婚》、《你愛我嗎》、《失戀雜誌》。就是這本《失戀雜誌》，讓出版社順著當時鵲起的網路風潮，為她在網站上開了個作家專屬的討論區，讓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水瓶鯨魚人氣大爆。單是她的討論區，每天就有將近一萬人次的瀏覽量，半年後更超過了兩萬人次──但那個時候，水瓶鯨魚本人還不會上網。 「因為那時我用的電腦沒辦法上網啊！」她大笑，那還是撥接上網的年代。可能要現今四十歲以上的人，才記得那個撥號時的嘟嘟沙沙聲。連水瓶鯨魚自己都想不起來她當時用的電腦是什麼型號。「是我朋友李性蓁（已故作家，筆名藍絲絨）先跑進去討論區，一直告訴我裡面有多好玩，叫我趕快上去。我就一直拖。到最後終於上去，才發現裡面真的好多人，而且大家已經熟成一團，變成一個小世界了。」 因《失戀雜誌》而來的讀者們，順著網路匯聚，在上頭分享、訴說自己過往的戀情。愛情永遠是最能快速凝聚共感的議題，在每一個或許寂寞的夜裡，或某些特別需要撫慰的孤單時刻，在這個熱絡的討論區裡，任何人都能找到與自己契合的他人故事，因而獲得虛擬的相濡以沫。 以城市的細節乘載愛情的重量，水瓶鯨魚「談情說畫」，奏出跨越時代的都會戀曲。 彷彿一場晚宴，她是那個姍姍來遲的主人，雙手托腮、滿懷興味的倚在樓梯扶手上，俯瞰著大廳裡賓客們的酒酣耳熱，彷彿事不關己。「好奇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那麼多人。」 於是她就這樣莫名被推入「網路作家」之列。出版社相準了她引動的熱潮，央她主持「失戀雜誌」網站，並彙編同名季刊。網站一做就是九年，季刊出了十六本，每一本都由她掛名，且親自繪製封面，結果給人她多產，而且產的都是《失戀雜誌》的印象。「哪個總編輯的名字會一直出現在刊物封面上啊。」她懶懶的生了一句抗議，但也就這樣一句而已 踏足不同城市感受其中戀愛氛圍 然不可否認的，從九○年代到千禧年間，水瓶鯨魚儼然成了都會男女的愛情教主。一手畫漫畫，一手寫小說的她，始終以一頭直長髮示人；其清秀又混雜了俐落與疏離感的外貌，與她筆下的女主角有幾分相像，也讓人難以判斷她實際的年齡。 2009年，在朋友邀約之下，水瓶鯨魚離開住了二十多年的台北，前往中國，先後在上海和北京居住，及至2013年決定搬回臺灣，回到故鄉高雄。2017年她出版《我在這裡想你》，這是她第一本明確掛出城市所在的作品，裡頭的十一篇小說與五篇漫畫，以她一貫的口吻，訴說都會中的情感故事，有些落寞惆悵，也有些錯過的遺憾；每個故事與高雄結合得甚是緊密，勾勒出這座工業取向的南方大城的愛情樣貌。 台北、北京、上海、高雄，各個城市發生的愛情，會有什麼不一樣嗎？「其實無論在什麼年齡、什麼城市，講起愛情都差不多。」然而，城市的細節會自然滲進愛情的毛細孔裡，吞吐出不同的氣氛。「例如台北很潮溼，尤其冬天常常下雨，東西動不動就發霉，出門都要帶傘。」傘和雨，遂成了水瓶鯨魚描繪台北時最常出現的意象。「上海夏熱冬冷，但跟台北感覺比較接近；在北京很難談戀愛，而且北京太大了，明明住在同一個城市卻見不到面，更令人生氣。」 高雄呢？「高雄很長，大眾運輸分北高雄和南高雄，也不像台北那麼密集。如果自己跟喜歡的人剛好一南一北，想見個面也是很奔波。」她笑說。 水瓶鯨魚的創作經常出現三種元素：「菸、酒、床戲。」；此外，她曾主持的「失戀雜誌」，為其代表作之一。 「人永遠都在渴望戀愛，也永遠都在談戀愛。每個人都是，我也是。只是年齡不同，看的也跟著不一樣。」還是輕熟女的時代，聚焦的是比較單純的愛或不愛，進一步談結婚與不結婚，人生則出現各種分歧。「隨著年紀愈來愈大，狀態可能不同。我還是單身，我的讀者很多都已經結婚生小孩，甚至離婚了，我的心情和他們就不一樣。」 水瓶鯨魚似乎就停留在某個分岔點上，在是否讓愛情轉入家庭之間──其實兩端各有其茫然與煩惱。「在我的狀態裡，單身、沒有上班、有一點經濟能力，開始面對一些例如買車買房等現實困難，在情感上，過了適婚年齡，但還是渴望戀愛……這一塊是我目前比較能捉摸的。」 談戀愛工具改變 愛情故事譜出新意 「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只能打傳統電話，連B.B.CALL都沒有。」回想她的第一部漫畫，盡是相約碰面、打電話、發傳真、答錄機留言等場景，然後步入網路時代，再到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不過十多年，過往談戀愛的方式卻彷彿鑽木取火了。 「愛情都差不多，但談戀愛的工具不一樣了。」以前約會，如果對方一直沒來，自己只能等在原地胡思亂想；現在有手機有網路，還可以看打卡去查人到底在哪，「已讀不回是怎樣？沒有網路？怎麼可能──之類種種都會產生不一樣的幽微情緒，有一些關鍵就會發生在這些小細節裡。」不只談戀愛要與時俱進，寫戀愛更是。 自漫畫《我愛你》一炮而紅，水瓶鯨魚細膩獨特的繪畫風格、撫慰寂寞的散文故事、辛辣銳利的小說對白，累積許多經典代表作，透徹道出都會男女戀愛核心。 「我比較在意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有些我的感受，有些我的表達，有些我想講的事。至於這些事適合發生在哪裡，就發生在哪裡。」幾句簡單的寫作原則，帶出她對「真實」的要求。「一定要有一些因素是真的啊，例如環境，這樣才會讓事情合理的發生。」彷彿把城市寫得實了，愛情，也就不那麼虛了。 但無論如何，在意的都還是人的心境，與人的情緒，而那會與環境相關。「所以都得住上一段時間了，認識一些人了，和這個城市發生一些連結了，屬於這個地方的故事才會出來。」城市的外貌在變，核心不變；「愛情也是，談的方式或許因時代而不同，但本質永遠一樣──只是想要有個人陪。」正因為洞悉了這一點，無論身在何處，水瓶鯨魚筆下的愛情，總能如此「貼地」，輕輕一點，就刺入你我的心。 看更多：水瓶鯨魚｜作家專頁【寂寞的一百種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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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青春是件奢侈品──明星煌：重新定義台灣青春文學
立刻閱讀：《浮華世界：職場生存指南》 2015年5月，一名大三男學生因俊俏的外表，在速食店被拍下照片，上傳至PTT。男孩的輪廓，神似在《甄嬛傳》中飾演果郡王的演員李東學，挾著這部彼時紅遍大街小巷的戲劇，男孩一夕爆紅，鄉民神出他的來歷，封他為「台大果郡王」。 網路上的人氣，讓男孩一腳踏入演藝圈，成了人氣談話節目的班底。2016年9月，男孩以「青春文學教主」之稱，推出他的第一部小說《花漾心計》；市場的好評，讓他在短短三個月內，又出版第二部作品《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沒來過》，奠定了男孩代言青春的地位。熱衷文學的他，回頭沉潛琢磨自己的寫作，醞釀到2017年8月，才在眾多讀者的期盼之下，推出他的第三部作品《浮華世界：職場生存指南》，更進一步售出電影版權。 對年方23歲的明星煌來說，這是他夢般的經歷，也是他所擁有的真實。 夢般的經歷是他擁有的真實 剛過去的這兩年多，可說是完全顛覆了明星煌原本的人生計劃。「我應該就是社會主流認定的那種乖孩子、好學生吧。」中上家庭、名校出身，畢業後要找個穩定的好工作應該也不難。明星煌坦言，父親對他的設定，就是一直念書，學歷能念多高就念多高，拿到學位後求職，順順遂遂無風無雨。「他希望我生活快樂、簡單就好。」父親的樸實要求，體現在當初明星煌選填大學科系志願上，「我的成績讓我可以選擇任何想要的科系，但我爸希望我別填中文系，他覺得當作家太辛苦了。」然從高中就習慣隨手書寫、累積故事的明星煌，心裡始終抱著寫作的夢，最終還是違背了父親的意思。只是在踏進文學大門之前，上天先安排他往演藝圈開開眼界。「我應該是我們家族中最浮華的人吧。」他笑。 台大出身的明星煌，至今仍認為在中文系的學養積累是創作的重要基礎來源。 許是繞進花花世界的那一趟，讓年少的繁華想望得以滿足，才使得明星煌能夠安下心來，驅策自己認真面對書寫。「以前老想著要當個作家，但就只是一個想法，沒有太認真落實。是到了快大四時，決定趁著自己還是學生、時間還很充足，給自己一、兩年試試。」 嘗試的念頭一萌芽，明星煌將自己從高中就開始動筆的《花漾心計》整理定稿，投至出版社，很快獲得回應。這部被譽為《紅樓夢》現代校園青春版的小說，不只是明星煌多年的文字累積，也足可見出他慣於精雕細琢的文筆，甫推出即為台灣的青春文學設下明確的定義：情感豐沛、氣氛輕巧，角色們面容姣好、生活無憂；而在看似天下太平的設定中，暗藏著一絲伏流般的躁動──是成長的必要條件，不至於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 台灣的青春文學自有其清新與時髦度明星煌的出現，讓台灣的青春文學不再只是抓住中國青春文學的衣角。有別於顧漫《微微一笑很傾城》、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或郭敬明《小時代》，明星煌認為，相較於中國，台灣的青春更保有一股純摯的氣息。「雖然兩岸都有青春文學，但我們有我們的清新與時髦度。」在明星煌身上，這兩者都能得見。「青春其實是件奢侈品。並不是每個年輕人都能擁有青春，這是很殘忍的現實。」從家庭、學養、外貌到年齡，青春的確必須要有某種生活水準才能伴隨，進而準確掌握、書寫，這也讓明星煌大感自己的幸運。「我接觸到的生活圈，以致於我寫下的世界，恰恰擊中了所謂青春文學的寫作元素。現在的我之所以能代言青春文學，真的就是剛剛好。如果我不符合這些符碼，我也扛不起這些作品。」天時地利人和，明星煌不諱言，這些都是上天賜與他的厚禮。 然他對這份禮物也用得小心翼翼。「我也擔心自己出道的方式，以及在演藝圈既定的形象，如果直接出書，會讓我被視為靠外表、人氣來轉型賣書的藝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文字魅力，明星煌私下經營一個匿名的粉絲專頁，不放照片，不做任何譁眾取寵的宣傳，就只是日復一日地書寫療癒系的正能量短文，鼓舞眾多疲累、受傷的心靈，一字一句、紮紮實實地累積出三萬多名粉絲。青春教主躲在簾幕後方，為讀者端上一碗又一碗溫暖撫慰的雞湯，最後才以《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沒來過》集結現身，驚豔四方，那是他貨真價實的努力。 新作《浮華世界：台北凰城霧語》很大篇幅是在咖啡館撰寫。 明星煌從不避諱將自己的背景，或是在生活與工作中的見聞寫入小說。「第三部作品之所以取名叫『浮華世界』，那是我現階段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沒有見過最繁華的喧囂，或是最糜爛的噁心，不會知道什麼叫做真與質樸。」從一個只會讀書的典型好學生，一腳踏入五光十色的演藝圈，明星煌坦承他也有過目眩神迷的時候。但在見識、甚至親身經歷過鬥爭、陷害與矛盾等等的人性醜陋，知曉台北這座城可以如此喧囂，才明白質樸的珍貴所在。「年輕世代對上流、繁華一定都很嚮往，我也是。中國的青春文學，無非也是在打造這樣的氛圍。但愈打造，就是愈缺乏。」 青春的賞味期限於是他讓北唐洋洋從一開始如初生之犢般地積極求進：「想跟前輩們請教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他具備勝過新聞業同仁的文字感與媒體素養，又有豐富的電視談話經驗，以及加上一張就算不迷人也堪稱討喜的臉蛋，那他還需要具備什麼絕對不可少的條件，才能當上主播？」到最後「一個人走在台北，偶爾寂寞，偶爾對未來充滿憧憬，有時也會為何去何從感到徬徨，不過這又有甚麼關係呢，他依然欣賞這座浮華又功利的城市，如同他深愛暮春的飛花，天晴後的微雨和被落日照紅的雲和霞。」箇中轉變，是明星煌為台灣與中國的青春文學隔出的差異，也是他暗藏給讀者的密語。「我很希望告訴和我一樣的年輕讀者，主角們之所以勇於拋棄那些浮華事物，因為真正值得看重的，都不是那些。」世界繁花滿眼，有誰不愛？連他自己到現在還是會受其誘惑。「但你總是要有著正確的價值觀，知道自己該如何選擇。」 青春是轉眼即逝的流光，值得珍惜品味，只是不應耽溺其中。「我後來決定打破浮華世界的夢幻，是因為我覺得，這才是我真正的生活態度。」對境成迷夢紅塵，繁華落盡見真淳──明星煌唸起這段詩句，「只不過，青春還是有它的得天獨厚，有它的賞味期限。既然我還在這個時候、擁有這些幸運，那我就好好把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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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當醫學碰上推理──冷言：讓我來示範，這才是推理小說！
立即閱讀：《人間蒸發事務所》「這盞路燈設置在圍牆邊，剛好是兩條巷子交接處，兩面牆以銳角相接，圍牆內可以看到種在庭院的樹和平房。 阿豐抬頭看到的是在明亮水銀路燈下，一具兩眼圓瞪、四肢癱軟，被吊在半空中的屍體……才剛從人行磚道上爬起來的阿豐，兩腿頓時一軟，又癱在地上。他曾經一度懷疑是不是自己喝醉酒眼花，又抬頭看了一眼。這次他很確定沒看錯，屍體雖然在搖晃，但那雙眼睛卻彷彿盯著他看……」 這是台灣推理小說家冷言2015年作品《輻射人》的開場。短短幾行文字，即預告了接下來劇情將圍繞著這具吊在路燈下的屍體發展。「我用高雄的自強新村當故事背景。這座眷村剛好在我們家附近，現在幾乎都沒有人住了。」怎麼會把自己家附近當成是凶案現場，不覺得有點怪怪的嗎？「就……某天開車經過那座眷村前的三叉路，路口有一盞特別矮的路燈，我突然想到：如果那盞路燈下面吊著一具屍體，應該滿恐怖的吧？」從這個念頭作為起點，一邊發想故事，一邊蒐集眷村的相關資料，現場勘查周邊位置與相對關係，進行記錄、拍照。準備就緒後，將腦海中的情節一一落入據實建置好的場景，一部虛實交映的推理小說，就此誕生。 冷言的長篇作品，幾乎都有著這樣的本地設定。推理小說其實是一種很適合架空的類型，為什麼要讓故事上演在你我真實生活的大街小巷？ 專屬台灣的推理小說 「十多年前，推理迷時常談論『該如何寫出屬於台灣的推理小說』。推理小說的確很適合架空，例如日本新本格時期就常常這麼做：將地點設定在一座沒人聽過的島嶼，或一處不知道在哪裡的村莊，然後莫名死了一個或幾個人。台灣的推理小說要這樣寫也不是不行，但如果把作者名字蓋掉，就看不出來是台灣的創作者寫的。所以，針對『如何寫出台灣的推理小說』這個重點，最簡單就是直接用台灣實際的場景──這是我的思考。」 所以讀者會在冷言的作品中看到台灣各地路名，看到「順這條路直走到底就是鼓山三路，鼓山三路以西，從61巷到241巷這一段是一大片眷村，沿著鼓山三路成帶狀分佈。從馬卡道路走到這裡，大約需要十多分鐘。」這樣猶如指路的敘寫；又或他作品其中一部系列主角葉正華，從出沒的地點到從事的職業，轉個身幾乎就是冷言自己──一名執業中的牙醫。「其實這樣取材最容易，你不需要再花腦筋去設想畫面。實際去現場看過，按照拍回來的照片的去寫就好。」感覺像是個偷懶的招數，卻反而讓小說有了紮實穩當的基礎。 高明詭計的易讀性 冷言在2000年時，以刊載在《推理》雜誌的短篇小說〈偷臉〉出道，短篇輕快幽默兼帶諷刺，長篇則走本格推理路線，風格較為沉重。唯獨十幾年來，冷言累積的作品不算多。「平常都是隨手把點子記下來，遇到文學獎或邀稿才寫──有目的比較好驅動自己。」原以為推理需要各種天馬行空的想法，但冷言卻不是。「點子多數是從電視、電影，甚至某些旅遊情報來的；有時遇到某個有趣的人，也會思考如果把對方變成角色會是怎樣。」是把那人變成屍體的角色還是活著的角色？冷言笑得神祕。「總之是到處撿拾這樣的片片段段，要寫的時候再把屬性類似的整合在一起。」他說。 書房有一面六公尺寬的書牆，各種推理小說與寫作用的參考書擺滿了書架，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創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轉折，有人著眼動機，冷言獨愛的，始終都是詭計與解謎。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創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轉折，有人著眼動機，冷言獨愛的，始終都是詭計與解謎。「詭計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的意外性。一個能和故事完美契合的詭計，讀起來很過癮，讓人非常佩服。」怎樣算是好的詭計？要困難到除了神探無人能破，還是要華麗得令人目眩神迷？「都不是。」 「好的詭計不必難，但一定要合理。一個寫到完全沒人能推理出來的詭計，再華麗也是唬爛。」冷言常被某些作者筆下過於複雜的詭計弄到暈頭轉向，甚至失去閱讀的耐心。「如果一個詭計要反覆看兩、三次才能了解作者的意思，那對讀者來說是一種折磨。」冷言認為，最理想的詭計要掌握住「三七法則」：讓三個讀者可以隨著劇情拆解、七個讀者發出意外驚嘆，這才是高明的鋪陳與趣味所在，也是對作者最大的挑戰。「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讓讀者在讀到解答時發現，其實線索前面都有，只是自己有沒有掌握到。」不能最後才突然冒出線索，甚至把一切都推給巧合或外星人，那是最糟的手法。 醫學背景成為犯案助手 醫師的職業背景，對創作有什麼影響？「有啊，就是醫學觀念會非常正確。」冷言笑說。雖然不見得要有屍體才有謎團，但命案還是推理小說佔比最大的起手式。端看如何描繪相關細節，就可判斷作者的用心與否。「有些推理小說，要嘛光用一把小刀就把心臟挖出來，或是一個人失血那麼久還沒死，或是地上的血字三、四個小時都不會乾……我讀了就覺得，還是要有基本的醫學知識啊。」冷言一一細數。「詭計要合理，殺人現場也要合理。把屍體剁碎沖進馬桶？人有骨頭，你怎麼剁得碎呢？」醫學訓練讓冷言在寫作時格外重視有憑有據，即使是虛擬的小說，也要站在知識面說話。 所以葉正華是他的分身嗎？「本來是，後來就不這麼想了。因為除了職業，其餘都差太多了。」冷言勾勒出的葉正華雖然不是熱血型的，然卻極富正義感，「但在目前的台灣現實社會，正義感已經很難發揮了。」所以他只能將正義感寄託在角色上，而非將自己化身主角。「我的重點還是在於寫出既精采又符合邏輯的詭計，讓謎團能夠合理地獲得解決，希望更多人知道──這才是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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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阿亞梅：我們都有過這些際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選擇
立刻閱讀：《我們不能是朋友》 「愛情」這兩個字，包含了多少元素，埋藏著何種變因，又有哪些異同的樣貌？ 「在一段固定的戀愛關係裡太久的人，因緣際會接觸到另一半以外的異性，會誤把人際間的友好相處當作曖昧不明，腦波弱或者自制力不足的人就容易暈船、甚至做些出格之舉。」──擅寫都會愛情小說的阿亞梅，在《我們不能是朋友》中，藉女主角的獨白這麼說著。 「到像我（三十出頭）這個年紀，最常遇到的就是結婚成家的問題，一個人生轉換的關鍵選擇。會有一種狀況是，某天哪個好久不見的朋友、或是一直錯過的心儀對象，突然對你發出邀約：我們在結婚前合法偷個情吧？」彷彿是單身最後的放手一搏，類似的狀況，阿亞梅從身邊友人聽聞多次。有人斷然拒絕，也有人陷入天人交戰。「人在愈穩定的狀態，愈容易鬆懈──反正現在感情這麼穩定，有什麼關係？」這樣「婚前出軌」的掙扎與矛盾，便是她透過這部小說所發出的問題。 踏入媒體圈汲取編劇養分 本名蔡芳紜的阿亞梅，求學時就開啟她的寫作之門，2002年在BBS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十七歲的法文課》，到目前最新完成的《我們不能是朋友》，累積了十多部長篇小說與編劇作品。就讀經濟與經營管理研究相關領域的她，筆下男女主角也隨著她自己身分與狀態的變換，從校園背景的設定，到邁進職場從事經濟、金融相關行業，既是她自身熟悉，也是過往工作經驗的汲取。 「我在研究所畢業前就參加了電視台的編劇訓練班，但我認為要寫劇本，應該要有一點社會經驗，就決定先工作。」為了維持住寫作的熱度，阿亞梅選擇擔任財經雜誌記者。「記者可以不用一直待在公司裡，還能以一種快速的方式讓我理解這個世界的運轉方式。」尤其彼時接觸的都是高端經理人，這些腦袋的思考邏輯每每讓初出茅廬的阿亞梅大開眼界，「那兩年工作真的讓我知道：原來大人是這樣子想事情的啊。」她笑。累積了十多部長篇小說與編劇作品。就讀經濟與經營管理研究相關領域的她，筆下男女主角也隨著她自己身分與狀態的變換。但採訪報導寫多了，好像把人生字數的額度都用在上頭了。「我本來以為我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寫自己的東西。可是完全沒辦法。」白天不斷「輸出」的結果，使得當時連載到一半的《說謊愛你，說謊不愛你》（原名《公主是惡魔》）面臨停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寫作焦慮逼得阿亞梅愈來愈痛苦，身邊人卻無法體會。「我和先生（當時男友）討論這件事。他說：妳不是已經在寫東西了嗎？」 一樣是寫，產出的東西卻差很多。昔日編劇班的同學作品一部接一部，自己卻交了兩年白卷，「我看著自己，好像離他們愈來愈遠了。」一念之間，讓阿亞梅毅然決然辭掉工作，專注在編劇與創作上。 以筆重拾人生B方案 從商而文，著眼的還都以都會愛情為主，不衝突嗎？「不會啊。對我來說，寫小說是我抒發心情的方式。」特別是人在談戀愛時，思緒最容易因著感情起伏變化發生觸動，「例如在失戀的時候，我會回頭去思考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假如我在某個時間點上做的是另一個決定，是不是結果會不一樣？」一個可能、一個念頭，小說的想法便由此而生。「小說是作家的私人物品。不管寫出來的有多少真實、多少雷同與巧合，剛開始寫可能只是純粹想寫，但一寫下去就欲罷不能，想要趕快寫完，讓那些角色解脫，也讓我自己解脫。」那的確就是抒發情緒的過程。 「或者有點像是平行時空的概念──我在紙上演出一個『如果做了這個決定會是怎樣』的故事。」在愛中面臨困頓的人們最常問的問題之一，無非是「如果今天我們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相遇，結局是不是就會不一樣？」像是以愛為題的《雙面薇若妮卡》，有時候阿亞梅為過去留下的遺憾重塑另一個可能，有時候也為某個未來開展一種新的想像。 面臨感情關卡…角色活出讀者心聲 無論小說或編劇，都是充滿各種感知細節的書寫。阿亞梅習慣在小說中讓角色獨白，編劇工作則需求大量對白。兩者交互補強，讓阿亞梅筆下的情節與人物具體且細膩，敘事的緊張度與流暢感也恰到好處。故事說得完整，自然更能帶出她在看似輕巧討喜的設定中，埋藏的情感關係議題。 例如《我們不能是朋友》討論婚前出軌，而《說謊愛你，說謊不愛你》，是因為她自己曾在感情上遭受欺騙，爾後即使再談感情也無法停止猜疑，便決定寫下這個以「信任」為核心設定的小說；或是《非法移民》，探討的則是百年不衰的「男女之間到底有沒有純友誼」。 像是以愛為題的《雙面薇若妮卡》，有時候阿亞梅為過去留下的遺憾重塑另一個可能，有時候也為某個未來開展一種新的想像。「每一部小說的設定都有點像在拋出問題。寫小說不一定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像是分析它，然後試著找出答案。」寫作者花了一整部作品的篇幅來演繹與思考，自己清楚了，也希望讓讀者一起清楚。「我的小說幫助我了解自己適合什麼、需要什麼、想要什麼。這三者可能不會一樣。而我期望讀者看了會覺得，他們也有過類似的情況，而有人幫他們說出來了。」同一件事，你我各有結論，也不見得能相互認同。但愛情這件事，古今中外，不分性別，會遇到的狀況，其實都大同小異。「我們都經歷過同樣的掙扎與矛盾。這是我們都有過的際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選擇而已。」阿亞梅說。 於是阿亞梅所能做到的，就是讓她的角色更誠實。「我的角色最後都要忠於自己的想法，儘管做了自私的選擇，都要很清楚那是自己的決定，這就是他／她的誠實。」即使誠實從來就不是好事，但只有誠實，才能坦然在情感中接受自己，情緒也才能獲得真正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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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以筆為帚──崑崙：憤青也是一種潔癖
立刻閱讀：屠村日「當兵能讓男孩變成男人」，這句話可能稍嫌陳腔濫調，能不能變成男人或是其他的什麼，或許也見仁見智；但對崑崙來說，的確是當兵那段時光，讓他敲開寫作大門，成為一個小說創作者。 體格精實的崑崙，服的是消防替代役，除了日常勤務之外，閒暇時間很不一定。「就某天比較有空，想試著寫寫看，就動筆了。」說起來很是福至心靈，但這樣的心血來潮，卻讓他發現自己對寫小說這件事，不是閒著沒事寫寫打發時間，而是寧願熬夜不睡也要寫。「有次趁學長們不在，一個人在房間寫到凌晨三點。正要睡的時候，救護出動就來了。結果那晚幾乎都沒睡，超累。」累歸累，他對拿睡眠換字依舊樂此不疲，也就此踏上寫作之路。殺人者都該有潔癖最初他在部落格上寫仙俠小說，後來轉至PTT發表短篇。手感練得順了，正好《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的靈感也來了，於是那個蒼白瘦弱、背負著沉重祕密的冷酷少年「十年」，便從BBS的黑底世界出場了。 既是「獻給殺人魔」，劇情中自然不乏血腥殘暴的書寫。「看著這幕的林峻生發出陰森怪笑，突然抓緊懷中的頭顱，失控的手指刺進那對瞪大的眼球，在眼窩中不斷攪動，攪得眼球碎爛成糊。幾道鮮血從眼眶流下，像是血淚。」文字描繪得栩栩如生，令人不忍卒睹。然而，小說的另一面是「居家清潔指南」，「你應該好好保養冰箱，要特別注意異味。檸檬跟水用一比一的比例混合，有潔癖的崑崙，隨身攜帶著消毒用的酒精瓶，對電影或是小說中的殺戮情節，除了恐懼，他更在意的是無法親自動手整理的痛苦。用來擦拭冰箱有除臭的效果。多餘的檸檬可以放著，自然的果香比芳香劑更好。一打開就飄出怪味，遲早被人發現。層板累積的血垢比較麻煩……」這些看起來稀鬆平常的清潔教學，往往跟在血跡斑斑的犯罪直擊後面。殺人、打掃，兩者看似毫不搭軋，崑崙卻能透過十年，讓原本的怪異言行變得如此理所當然，甚至帶了點黑色幽默。 為什麼要安排十年去清潔那些殺人現場？「每次看到電影或小說裡，那些鮮血四濺、家具亂倒，到處亂七八糟的場景，你不會很想整理乾淨嗎？」崑崙反問。但看在場眾人一臉疑惑，他閃過一絲不被理解的痛苦。「好吧。是我自己有潔癖。」因為自己的潔癖，他筆下的十年，既是毫不留情的獵殺者，下手時又常一邊碎念著打掃方式，「有點類似專人到府的居家清潔服務。」只是十年收拾的不只是環境，還包括那些隸屬殺人組織「傑克會」的殺人魔。 讀者的直覺反應才是最大的讚美 「和以前的短篇相比，『居家清潔指南』寫得比較開心，因為想玩的東西，例如割頭、挖眼等等，全都寫出來了。」放膽寫得這麼巨細靡遺，不擔心讀者吃不消嗎？「你不認為很多類似題材的作品都太溫和了嗎？我認為該寫就要寫。每次看到讀者說看我的故事看得很胃痛、很虐，比稱讚我寫得好讓我更開心。」對崑崙來說，寫作最美好的時刻，就是知道自己精心編造的故事，造成讀者的情緒波動，「那讓我很有成就感。」 在黑暗中挑燈夜戰，對崑崙來說，寫作最美好的時刻，就是知道自己精心編造的故事，造成讀者的情緒波動，「那讓我很有成就感。」 為了復仇，十年隻身對抗傑克會，像是制裁殺人魔的勇者，卻與殺人魔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食物鏈。「殺人，對殺人魔或傑克會都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可是在一般大眾的眼裡，卻是很異類的。」同樣是殺人，假設我們同意為了滿足私欲的隨機殺人是無可饒恕、理應獲得制裁的；那麼，背負著悲慘過去的獵殺，是否就情有可原、應該獲得諒解？當十年從最初的壓抑與冷漠漸次甦醒，他和自己深惡痛絕的傑克會，又有什麼差別？所謂「正常」和「不正常」，界線何在？這些都是崑崙期望透過故事引出的討論。 崑崙話少，答話前習慣先複述一次問題，感覺很是謹慎，像是在思考什麼。這和大學念心理系有關嗎？「沒有。我不是個用功的學生。」他說自己在學校成天打混，念書時學的那些心理學理論，沒一件用進小說設定裡；平日的生活與過去在電影院擔任放映師的工作經驗，也只隨手將某些片段揀進場景中。「人倒是有。應該說，我一直對那種表面上道貌岸然、私底下卻搞些有的沒有的人很反感，所以有刻意放這樣的角色進去。」成長和求學過程中見多了這些表裡不一的人，雖然自己幸運、未曾深受其害，但他選擇以筆為劍，讓公義獲得現實世界裡沒能得到的平反。「我可能有點憤青吧。」崑崙笑說。透過文字，讓多點人聽見微弱的聲音陪他度過服役時的漫畫《晚安，布布》，使他下意識塑造了十年這個深沉的少年，不過相較於當時的孤立無援，現在重看，反而很有治癒感。崑崙的文字具有強烈的視覺，畫面隨著情節一幕幕閃現，好似他回到電影放映師的崗位上，在你眼前播放著由他導演的電影。身為新手創作者，有覺得自己受到哪些喜歡的作者影響嗎？「影響不確定，喜歡的話……村上春樹和深雪吧。」平常多半閱讀各種社會議題的書籍，例如《貧困世代》《最貧困女子：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還有漫畫。最喜歡藤田和日郎的《魔偶馬戲團》。「最近重看淺野一二○的《晚安，布布》。」也是服役的時候，崑崙第一次翻看這部幾乎不帶任何希望的漫畫，「那時一個人在南澳，常常有種孤立無援的感覺，這部漫畫讓我愈看愈鬱悶。」是不是因為心中有一塊說不上的懸念被扣住，他自己也不是很確定。「但現在再看《晚安，布布》，反而很有治癒感。或許是心境上的轉變吧。」 《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另延伸出系列作《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和《收購商的裝屍紀錄簿》。在將其他旁支交代清楚後，崑崙動筆了新作《屠村日》，扣連太魯閣原住民被亞泥剝奪土地的現場，寫出市井小民對抗大財團的無力與憤怒。「那些骯髒手段讓我覺得，無論是好是壞，我都要把這部小說寫出來。這是我們擁有的發聲方式。」或許文字只是一場紙上爭戰，不見得有實際效益，但若能讓多一些人聽見這些微弱的聲音，誰說未來沒有翻轉的機會？「可能這和十年獵殺傑克會也有點像吧，不知道和我自己的潔癖有沒有關係──就是看不慣這些有的沒有狗屁倒灶的鳥事。如果能除掉這些亂來的人，一切就乾乾淨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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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飲馬人：讓鬼復自己的仇，來彌補人世間的缺憾
立即閱讀最新作品：《鬼島故事集》貳・玩伴飲馬人平常的打扮總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頭梳髮髻、手戴佛珠，寬鬆的袍子，像是要上哪收妖降魔的道士。然他又不喜直接露臉見人，遇見需要曝光的場合，他便像永遠戴著大鼻眼鏡的宅女小紅一樣，將馬首面具往自己頭上一套，再怎麼悶熱也耐得了。他說他一向如此，以一種形式上的高調，來維持現實的低調。 現今多數讀者對飲馬人的認識來自他從2015年5月起的臉書粉絲專頁與ptt-marvel板的每日神異小說連載，殊不知他早在十多年前就以「飲馬」之名，浩浩蕩蕩地出過字數驚人的校園武俠小說。只是繆斯女神開他一個玩笑，在他初試啼聲不久後旋即離去，經過漫長的歲月之後才又回到他身邊，助他寫下《首部曲．靈異先生》、《湖濱大飯店》兩部「鬼島故事集」系列作品。雖然與過去的校園武俠類型有別，但節奏一樣明快，故事也俐落依然，「差別在於以前第一本書用的筆名是『飲馬』，還不是人。現在是人了。」他笑著說。 飲馬人的寫作，與他的人也有著雷同的氣氛：以最易吸引讀者興趣的型態，佐以部分幽默搞怪的設定，將你我再熟悉不過的場景情節，說成一個新故事。「重新寫作，剛開始是先寫一部以歐洲吸血鬼為主題的作品，寫完之後意猶未盡，覺得創作的興奮好像回來了，很開心，想繼續寫點什麼，不知道為什麼，就想寫鬼故事。」他不喜歡直接露臉見人，遇見需要曝光的場合，他便將馬首面具往自己頭上一套，再怎麼悶熱也耐得了。「我以前是不敢寫鬼故事的。」飲馬人一臉嚴肅謹慎。「我相信有鬼，我覺得寫鬼故事就是在進行招喚。我不是怕，而是認為他們真的存在，所以不要輕易玩火自焚，不要招惹靈界。」畢竟開關一旦啟動會引來什麼，誰都不知道。 然而一直有股莫名的動力驅使著他，讓他決定將筆往神異領域探去。「正式動筆之前，我腦子裡浮現的第一個畫面是我阿公過世時，我們在燒紙紮屋的景象，於是我就從這裡著手。」寫著寫著，「鬼島故事集」的主角阿弦就被他寫出來了。真實世界的英雄 身為主角，阿弦其實鳥鳥的、弱弱的，一點都不像擔得起什麼大局的模樣。事實上把飲馬人創造的角色一字排開，要說沒有一個稱頭也不為過。「我不寫超級英雄，在我故事裡的這些人，往往不會什麼靈通神通，甚至還會被別人耍得團團轉。」他總是敘寫一個個平凡的更生人，經過挫折、低潮，慢慢改邪歸正。「他們是英雄，只不過是很失敗的英雄。」飲馬人說，這才是真實世界，也才更貼近一般大眾。 但他又讓阿弦像那些名偵探一樣，老是遇到光怪陸離的事，日子過得不甚安寧。「你不覺得臺灣是個很適合寫鬼故事的地方嗎？我相信在這座島上的人，每個都有一缸子的鬼故事可以講。」──我的叔叔的阿姨的鄰居的朋友看得到、我學校在日本時代是墳場、我念的小學以前是刑場……諸如此類的吹噓或耳語，常常是人們在聚會時拿來熱場的起手式。「更直接一點，當我告訴你：『我跟你講一對母女的故事』，和『欸我跟你說個鬼故事』，哪一句更能引起興趣？」就像看恐怖片總是雙手摀臉又忍不住從指縫中偷看，多數人對靈異故事又愛又怕，神祕、詭異、八卦感，充滿十足的娛樂性。「對我來說，寫連載小說是自娛娛人，開心就好。」與其在意文壇地位或文學評價，飲馬人更希望寫出和其他人不一樣的鬼故事，在大眾領域得到更多共鳴。 「他們是英雄，只不過是很失敗的英雄。」飲馬人說，這才是真實世界，也才更貼近一般大眾。 於是他寫鬧鬼，寫招魂，寫魔神仔，還誤打誤撞地寫出一幢真實存在的靈異飯店。行文結合在地宮廟、王爺信仰、乩童背景、神將文化，從荒郊野外到都會豪宅，哪裡有鬼，他就往哪裡寫；神、鬼、在地、土味交融一氣，為臺灣神異小說打造出一片嶄新風貌。 張牙舞爪下的苦衷 說諧星不好笑是犯其大忌，但如果你對飲馬人說「你的鬼故事一點也不恐怖」，他倒不以為忤。「我的重點不是嚇人，恐怖的敘述都是看劇情所需才出現。」他慢條斯理地解釋，「而且我相信鬼之所以要嚇人多半有苦衷，與其單純賣弄嚇人情節，我更想探究這個鬼為什麼要嚇人。」脫去那些青面獠牙、腐臉亂髮，再駭人的鬼，懷著的也許是一顆飽受委屈的心、一段不被了解的過去。「當我們抽絲剝繭，瞭解那些背後的故事，你就不會害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同情。」這是飲馬人最想塑造的溫暖，從來都不只是販賣恐怖而已。 手拿著親筆揮毫的墨跡：「這是我的信念與目標！」 何況有誰真的見過鬼嗎？總是在鬼故事創造出來的反差當中，才知道原來最恐怖、最險惡的都是人，不是鬼。「現實世界有太多不公平，太多不能說話的冤魂，太多正義無法伸張。」也許並沒有鬼，也許鬼不會替自己追討正義，但人們心中永遠都會渴求那股正義的存在。「假使天道不彰，那我就投射在一個鬼身上，讓鬼復自己的仇，來彌補人世間的缺憾。」這才是飲馬人撰寫「鬼島故事集」的初衷。 「我還是比較偏傳統一點，會想把一些我們從小聽到大的傳說、老一輩對我們耳提面命的古早叮嚀、人生警示，融入小說當中。那都是很溫暖的智慧，也有著相當強大的力量，不只能和主角碰撞出新的情境，還能加強作品的說服力。」他總笑稱自己還是帶有一點講善勸惡的老派期望。或許在這凡事求新求快的時代，唯有老派才耐人深究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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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林剪雲：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立刻閱讀：「叛之三部曲」《忤》聊到二二八事件，林剪雲先回憶起她還在念大學時，回到屏東老家的夏日某天。「那時放假，我返鄉回家，穿著短褲在床邊半坐半躺。躺著躺著也沒什麼事，突然我一個念頭，想到之前在圖書館某本書上看到二二八事件這個詞，但絲毫不知來龍去脈。我就隨口問了在旁邊的老爸：『阿爸，啥密是二二八事件？』我爸那時手上不知道在忙什麼，聽到這句話，像被什麼打到一樣，停下手上的事，一言不發地走過來。我本來以為他要拉一把椅子坐下好好告訴我什麼是二二八，沒想到他脫了腳上的木屐、直接往我大腿用力一揮，啪地一聲清脆響亮；然後丟下一句話：『拗蓋攏麥賽出企外靠供加！』（以後在外面不可以講到這個）」從小學三年級起總是名列前茅、不曾被父親痛打過的林剪雲，竟然在上了大學、成年之後，因為「二二八事件」這五個字，被老爸拿木屐招呼，痛到她當場飆淚。「你就知道在那個年代，這件事是禁忌到什麼程度了。」 一段空白的歷史少女時期的林剪雲，對於台灣歷史的空白，早已燃起熾烈的好奇心。那約莫是1977年，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學校教科書一派歌舞昇平、讚頌領導英偉；黨外運動則在全台各地日漸風火蓬勃。校園高牆將屬於台灣的黑歷史隔絕在外，同年年底中壢事件拉起往後街頭運動的序幕，美麗島事件再隔兩年就要發生，空氣中則不時流動著白色恐怖的肅殺。一般人遭到長輩如此喝斥後應當退縮，但那一記痛擊讓反骨的林剪雲燃起更熾烈的好奇心。「我想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麼嚴重？」更有甚者，她開始意識到台灣史並不像學校教的那樣，而是有著好大一塊空白，或說黑幕。這讓她早早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台灣的近代史寫完。將近40年前埋下的種籽，到現在才結出第一顆果實。這段醞釀的期間，林剪雲從1989年第一部長篇作品《火浴鳳凰》出版以來，不只小說，還編劇本，如《火中蓮》、《斷掌順娘》、《路長情更長》等，從有線台到無線台都有她的成果。特別是無線台的編劇經驗，因為每部戲都是將真人實事搬上螢幕，林剪雲自此從閉門造車的小說家，變成到處與人聊天的採訪者，甚至有過寫一檔戲就訪上一百多個人。「我的採訪工夫，可以說是從編劇這邊所累積的。」而這些工夫，到了「叛之三部曲」要準備開花結果時，便紮紮實實地派上了用場。「叛之三部曲」首部《忤》是浩浩蕩蕩16萬字的鉅著，故事從1946年說起，圍繞在屏東萬丹首富鼎昌商號李仲義後代李其昌，與其子李子慶、李子毓家族，以及自泉州冒死渡過黑水溝來台打拚、輾轉落腳萬丹販售小食的林伯仲，兩條主線，一富一庶，細細勾勒起當年台灣南方的豐饒繁盛，呈現有錢人家和一般百姓在政局動亂之時，個別面臨的艱辛與危險。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 《忤》的事件主軸即是二二八。為了寫出最接近實際的情節，林剪雲字字句句詳加訪談、考證，從大戶人家使用的物品，到底層民眾的日常生計，一事一物都追查得上窮碧落下黃泉。民生瑣事即已用力如此，遑論那些牽動人心的歷史。回溯起來，《忤》最初始的電腦檔案，竟早在2003年就已存檔。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林剪雲本身就是屏東萬丹在地人，對自己的考據成果也相當自信；但傷心難過，又是怎麼回事？真實比小說更令人傷心問題一拋，林剪雲略有停頓，再開口時竟語帶哽咽。「因為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原來在《忤》當中，主角子毓留下的遺腹子，是林剪雲的鄰居兼同學。「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麼美，卻又這麼孤獨寂寞的女孩子。我從旁看著她，愈感受到這家人的孤苦伶仃。所以當我在寫李家的遭遇時，我自己都很崩潰。」雖然兩人早已失聯，但林剪雲對子毓之女的悲痛共感，至今仍相當深刻。 小說中寫到的三棧西洋紅樓，現已拆除。然而《忤》的書寫還是面臨查證上的困難。「台灣近代史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事件無從查起，除了盡力挖掘史料，還要拜訪很多耆老。」先不說近代台史研究者基於立場不同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走訪地方耆老所得的內容也不完全正確，更多的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詞，或直接丟來一句「抹記啊啦」。即使解嚴業已30年，即使現代台灣號稱民主自由，許多走過那段黑歷史的人們，提起往事仍舊選擇三緘其口。畢竟在當年，就連沉默，都不見得是明哲保身的解藥。可能林剪雲比其他歷史小說創作者幸運的一點是，其他人必須消化諸多文獻，才寫得出一個故事，但她就成長於她筆下的大營裡。「我看過有錢人的生活，也看過底層人的生活。當我面對這一團各說各話的混亂時，我就看身邊人的遭遇是什麼，去回溯出哪種說法更接近真相。」她從真實的人物出發，撰寫他們的境遇，再往上與歷史層層相扣，渾然天成地造就了這部各項細節都能栩栩如生的作品。我只是呈現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覓與掙扎三部曲分別定名為《忤》、《逆》、《叛》，第二部預計以美麗島事件為主軸，第三部則落定在太陽花學運，都是顛覆政府當局的事件，用現在的話講，無非是著眼於「暴民們」，但也可看出在不同時期，叛亂者從「唯一死罪」，如今可站上公堂，爭取更多民主權益。這是時代的演變。 然不少學者如李敏勇、戴寶春，都對林剪雲的規畫表示擔憂，認為無論美麗島或太陽花，都尚未真正入史，要寫成歷史小說言之過早，容易引起爭議。「但怎樣才算歷史？歷史小說又該怎麼定義？這也是我很想追問的。」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間太接近，很多當事人或其家屬都還在，很多事情也尚未水落石出，弄得不好，林剪雲還可能因此鬧出官司。不少人建議她改寫已經蓋棺論定者，以免惹禍上身。「但我想寫的是事，不是人。而且從近代史到現代史，是真的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或許寫沒有人會跳出來指指點點的東西會比較安全，只是那樣的話，近的事情不就永遠沒人寫了嗎？」只要扯上政治，不免就萬般艱難，永遠都有人要你表態，要你選邊站。「的確有讀者說我在《忤》當中對日本的責難不夠深。但我該寫的都寫了。該有什麼感想、什麼結論，是讀者自己要去想的。」身為小說作者，最大的責任是把故事講好，而非藉文批判，甚至宣揚自己的立場。「如果我要批判，那我應該寫的是政論，不是小說。」「這些人、這些故事本來就存在，我只是確認史實之後，把它們寫出來。我沒有特別要去指責或說服什麼，我只是呈現當代的狀況，呈現各世代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尋覓覓、掙扎、犧牲。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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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林慶祥：我只是寫了三個想回家的人
【書評】 現實一種，台灣警察小說的現形/翟翱「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張簡家的孤子，對志雄來說，伊小弟幾百個，不差這一個，阿瑞仔也不是會幫公司賺錢的幹部，講卡歹聽，恁小弟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減一個沒差，飼太多擱呷了米。若對我來說，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會害我嘸頭路，妳隨便到警政署檢舉，我就下課了，尚蓋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殺手打死，嘿嘿！攏無證據，我就安全了，但為何我要告訴你這些？因為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 他最後再補一記回馬槍：「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講的話，妳去跟志雄講嘛嘸要緊，但是，未來的代誌安怎變化，無人知道，我勸妳對任何人攏要有所保留，聽聽就好，對我、對志雄攏仝款（同樣），妳尚好連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斷，但別忘了，如果妳覺得需要我這個老大的時陣，可以來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約束跟立場，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殺手恐嚇擄肉（綁票）來賺錢」。 短短兩段敘述，或可稍稍拼湊出故事的樣貌：對話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發話的男方是個刑警，在此無法判斷官階，主要目標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關係成了夾心餅，誰都信，也誰都不信。 這只是林慶祥首部長篇小說《刑警教父》中的一個場景，但已足夠讓人嗅到這部小說當中的氣味：警察、黑道、江湖、義氣、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與不得已。 沒有英雄的世界 林慶祥的小說裡沒有俊男美女。他筆下的警察們，沒有誰是可以一次打十個的不死英雄，也沒有出入槍林彈雨還能一臉痞樣談笑風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裡，無論是警界的刑事小隊長陳江、黑道大亨陳志雄，或是雙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鎖定的頭號槍擊要犯小瑞，沒有一個是英挺偉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視劇該由誰來演出時，林慶祥針對小瑞一角還特別強調：不能是帥哥）。卻也因此，書中情節的種種描述，都不再是螢幕／銀幕那端的雲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兩道的血淋淋人生。在當代為數不多的台灣犯罪小說中，《刑警教父》的出現，無疑為社會寫實路數的類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軍。 警政線跑了十多年的林慶祥，說老還不至於，但早也累積了一大資料庫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寫這部小說想了很多年。應該說，從我知道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搖筆桿的人，多半抱著寫小說的夢，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輕時有很多時間可以寫。那時還沒結婚，那個年代在日報工作，壓力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但說真的，那個年紀，寫小說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業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麼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寫小說？當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慶祥說話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時警紀風氣很差，我只要打三通電話，一定會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趕快過去。你還會回家寫小說嗎？時間就這樣蹉跎了。」 在高雄市政府任職，每天與媒體打交道，與記者兄弟聚餐，那時喝酒也比寫小說重要。初入行的記者，人脈重於文筆，「剛開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聲，擔心認識的人不夠多。」記者最計較自己的聯絡資源夠不夠廣，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問誰、能不能問到對的人？為什麼別人問得到自己問不到？為什麼這個分局的隊長會把訊息透露給誰，就是不告訴你？凡此種種，都關係著記者生涯的光明順暢與否。「所以你會把很多心力花在這裡，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愛玩。」畢竟沒有人就沒有線、沒有來源。「所以年輕時的確過得比較……紙醉金迷吧。」他乾笑，流露出一點尷尬。「但寫小說的念頭一直在，午夜夢迴時會很愧對，幹，自己怎麼這麼不認真、這麼鬼混。也想過要先寫點短篇小說，但都沒想到什麼好的idea……」講沒兩句他又大手一揮：「啊其實都只是想想而已啦，還不就是懶。」他放棄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後，林慶祥幫高雄市長陳菊打完選戰後離開市府。「當時在家連續糜爛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個念頭闖進來：幹，我如果再不寫，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動手了。於是電腦打開，想了開頭，就寫了。」他頓了一下，不無擔心地問了一句：「所以開頭很弱喔？」 還來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寫到一半時無以為繼，不知道怎麼寫，中間停了好久。寫到後來甚至會覺得：它值得寫嗎？我寫得完嗎？這麼爛，值得再寫下去嗎？」每一章寫罷，林慶祥都沒有多邁進一步的喜悅，而是從自己的寫作能力到技巧，各種自我質疑反覆不斷。「一直到後半我才有點自信要把它寫完。」但不是終於認為自己寫得好，「那時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爛，總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這樣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結局。「我自己從頭到尾都沒有很看好它。」他說。 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會寫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隱約的想法和人物，沒有先想好大綱，也沒有結局，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的情況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於自己對警界生態的瞭解，光是開頭的監聽我就寫了一大堆。這都不是好事。」對自己寫作上的缺失，林慶祥看得比誰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綱都弄好再動筆」這句話，在整場訪談中大概出現了八百次，足見這種「邊演邊生劇本」是多麼折磨。 善惡無關黑白 然也因為林慶祥對警界生態的瞭若指掌，讓《刑警教父》擁有難以摧折的堅實骨架。他在台灣警紀風氣由濁轉清的關鍵時期進入新聞圈，那段警察比黑道還囂張的年代，他雖未能躬逢其盛，卻也耳聞不少。警政新聞的長期磨練，讓他懂得什麼時候可以適當探究，什麼時候可以硬起來翻桌；什麼時候該放軟打聲招呼，而什麼時候該閉上嘴。這些都滲入了小說裡，成了血肉。「寫警察，這是我最熟悉的題材，我和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對警察很熟，一直想寫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在林慶祥的小說裡，無論是遊走黑白兩道的刑事小隊長陳江、試圖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陳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雙手染血的時分，也有顯露人性光輝的瞬間。「這部小說裡幾乎沒有好人，也沒有誰是真正的壞人。只有三個想回家的人。」陳江想安全下莊退休養老，志雄想海撈一筆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鄉侍奉雙親。他們各懷鬼胎，也各有心軟。黑道不全為惡，警察更不是永遠的正義代表。在林慶祥所認識的警察中，不乏陳江這樣一手犯著某些惡行，轉過身面對本業又兢兢業業者。「貪汙索賄、智勇雙全，都可能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職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違法的事情一件都沒少幹過，碰上要拚命的時候，熱血一沸騰也是往前衝。所以你要怎麼論定一個人？」 所以又回到陳江對小瑞胞姊講的話：「……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置身白道，卻與黑道相互比擬、爭一口氣，刑事教父比誰都要更懂得翻雲覆雨；善惡之間，或許連一線之隔，都稱不上。 資深記者談記者：關於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 年輕時的他，在馬祖服役留影，當年為了放假回台灣，寫違心之論的小說，還真的放了兩航次的返台假。在和林慶祥聊他的工作經歷時，他先講結論： 「我這輩子只幹過兩個工作，一個就是記者，一個就是應付記者的人。」 林慶祥是宜蘭孩子。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覺得在家鄉不好求職，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兩個月還是沒著落。某天一個朋友邀他到台中家裡喝酒過夜，次日一早兩人買了份報紙坐到麥當勞看台中的地方徵才廣告，發現有家《震撼》雜誌在徵記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聞路。「我從沒想過要當記者，一生隨波逐流。」他笑。 從泡茶聊天到公事公辦 在《震撼》雜誌待了一個多月，老闆跑了；1996年年底輾轉到彼時剛復刊的《台灣日報》，從環保、區里新聞開始跑，之後轉到警政線，一待近10年，累積了他絕大多數的資源與人脈。2006年《台灣日報》收山後，他到《民眾日報》沾了一下，隨後進入公部門任職，成為他口中的「應付記者的人」。過幾年撤出公部門，重新披上記者戰袍，回到新聞現場。 20年前當記者，和現在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態。「小時候多可憐啊，（為了新聞）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還帶宵夜去請他們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線的記者與警察關係亦敵亦友，有親密換帖的時刻，也很容易因立場相對而起衝突。和警察日夜「搏諾」（台語，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為了不知哪天會到來的大新聞做準備，更是彼此之間的信任感。「當然我們和警察還是會互譙：『幹，條子都靠不住』、『媽的，這些記者，說變臉就變臉』，但信任感都還是在。」然現在的年輕記者與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禮如儀的上班族，少了互動，也省了獨家。一切都由秘書室發新聞稿，或用LINE發群組。公事公辦，不需攀附談交情，但也缺了衝激的火花。 「現在的記者，坦白說，比較沒有實力。想（用報導）修理人，也不知道從何下筆，修理不到痛處，人家也不會怕你。這個社會很現實，很多東西都是交換來的，你有實力人家就會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時當道，技藝不再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來與警察朝夕相處的經驗，寫下精采絕倫的《刑警教父》所以現在記者比較好當嗎？「難。」林慶祥簡單吐出一個字。老鳥如他，也同樣面臨著即時新聞的壓力。「現在報社重視即時，比重視一般新聞更甚，很多新聞專業就這樣被犧牲掉了。」已經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認新聞它是一門技藝。從題目為何產生、怎麼寫、怎麼瞭解事情的輪廓、怎麼表現，都是技藝所在。」但現在這門技藝的原則和工法，為了搶時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雙好的鞋，該怎麼縫、該縫幾針，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隨便縫一縫，只求有個鞋樣，當然穿不到幾天就壞了。」林慶祥搖搖頭，噴出一口煙，不知是替年輕同業嘆息，還是替自己。 說起鄉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話「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林慶祥還是搖頭。「記者這個行業，入行門檻很低，而且是愈來愈低。但無論時代怎麼變，要當個好的記者，永遠是那麼難。」感覺上這個職業一直被貶低，「但你會發現，社會上有三種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沒好話，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這樣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記者。為什麼？因為這三種人有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簡單幾句，帶出記者令人又愛又恨的原罪。林慶祥把手上的菸彈熄，不再多說。再問他，那怎樣是好記者？他沉默好半晌。 「沒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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