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挽回这大意失去的世界——廖伟棠评《大疫》－鏡文學

《大疫》面世的时候，久未在脸书露面的骆以军发布了一段短短的打书文，以他一贯的玩笑话开始，他说告知妻儿《大疫》出版的消息，小儿子说：“是关于粗心大意的故事吗？”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场惊世大疫，很可能真的出自某个人的粗心大意。但粗心大意不是偶然的，人类文明/反文明的发展也来自一连串停不下来的粗心大意，殊不知这都是人性注定的，或曰灵感或曰疏漏，或曰求生意志或曰自毁欲望，都是硬币两面，硬币如何落下便有不同的结局。

《大疫》

骆以军 著

出版日期：2022/8/5

骆以军无疑深解此理，因此他建立《大疫》里人歌人哭的末日后桃花源时，一边是穷尽心力巧夺天工（他在文字上下的功夫对应了溪谷主人在制陶和冶园的“变态”执迷），但另一边是率性繁衍，听凭造化之力对“文明”变形、锤锻，小说结构和线索之类的破坏来乱一如书中回溯的“疫前”世界，充满无来由的暴力、恶意与荒诞。根本不需要什么大疫，我们一直是这个世界的病毒，精妙非常，暴虐非常。

写下“人歌人哭”，我是想到了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这样一种对文明盛衰的泰然任之，略带悲悯，很东方，相对于《十日谈》的辛辣肉感。可以说《大疫》是一部杜牧执笔的《十日谈》，这并不矛盾，别忘了杜牧还有春风十里扬州路的轻狂艳丽，那也是《大疫》叙事者稍不能忘的三生前事。

但作为受益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代，骆以军没有忘记西方正典邪典给他的馈赠。作为故事的其中一个潜文本，常常被提及的是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和《芬妮和亚历山大》——后者结尾念白那句斯特林堡之“万事皆可发生，时间空间并不存在，在现实脆弱的框架之下，想象如纺线交织着新的图案”完全可以看作骆以军一以贯之的创作追求。我们的文青营养剂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步——小说中万物凋零、文明寂灭前夕——爆发衍生，成为救赎。

骆以军对这类救赎，半推半就。他可以决绝：“我们早就不是人类了。只是一些无限打开窗口的幻影，没有东西不能被羞辱、传输、修改、说谎、冒用。这是真的发生了。‘我们只是一个很烂的剧作家写的，面孔模糊，滴哆走著就融化的角色’。不，连‘角色’都不是，是一种‘人类’已不在了，但在空气中无所不在，如烟飘散的‘戏’。这时我们很久没有稍停顿一瞬，愣想一下：什么是戏? ”

“什么是戏?”——虚无增值一万倍，也依然是虚无，反过来说，文明削弱一万倍，也依然是文明的幽光。可以揣测造就骆以军动笔《大疫》的其中一幕，和同样震撼我的一幕相似：那就是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地中海数国在瘟疫大爆发时的迅速沦陷，义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的死亡数字几何级增长之际，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在傍晚雨中来到圣伯多禄大殿前，独自祈祷求主垂怜饱受痛苦的人类。那一刻，方济各与伯格曼的骑士形象恍惚重合，他其实是在跟死神对弈，以求苟延文明。

骆以军举的例子，是卢梭的画《入睡的吉普赛女郎》“很久以来，(那已经十几年了)我都挂在网路上，快速翻跳朝生暮死的讯息，但那个停住的时刻，那么静谧、幸福、哀伤，纯粹就是那幅画的美。可能就是那一年，人类的悲惨，或那近乎一百年全白贵的，如同回到一战前的，对他人的大括弧之贬低、羞辱、仇恨，这应当深深伤了我这一代，曾经被‘世界’的文明、艺术、思想启发，追梦者的心。 ”

作为文明之子，骆以军不甘，因此无论溪谷主人和老和尚等多么“出世”，他终究是入世而非厌世，执著而非虚无的，在小说后半段痛斥历史时他简直是愤世的。同时，骆以军向著他小说里的人物、故事，绝不轻易放过一个人的命运任其流落虚空，均浓墨重彩渲染之，大有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勇猛与悲壮，但地狱在乎一念，这一念何来？

《大疫》一发，其启万端，若只取一，那就是香港——香港来的那个女子“安”——那个香港的小寡妇。这当然不是我自己的偏心，这也是骆以军的偏心，这个女子（我怀疑我认识她的本体）曾出现过在他其他叙事里面，但这一次最为痛彻心扉。是因为加上了香港本身的悲剧吗？他们相识的十年前的香港，如今不但在政治的角力，在若即若离的异乡人的生命错位中也败坏下去了。

然后的香港未亡人，难道可以作为隐喻理解吗？无论如何，她成为这部小说的最沉重的钥匙。“她是这溪谷中的‘故事之夜’中，意外成了所有故事的女王⋯⋯就像是深海中无数艘沉没的船只，她就是那艘让人唏嘘、慨叹的铁达尼号。她似乎裹胁了大多人世本来的美好梦想、一只一只冒出银光大气泡下沉的铁箱、一层又一层的失落之物 ”

不，铁达尼号？这难道不是珍宝海鲜舫？或者鲸落——“我们之所以能在此有缘相聚，或是，我能如坠五里雾、螺旋锥下跌，进入这‘馀生’，全是她那良善的念头，一瞬之光幻造出来的这绿光盈满之溪谷? ”——或者这是安（不安）的方舟，还是末日馀光之中哭笑前行的疯人船？

骆以军的耿耿于怀是一回事，而“D-DAY 来临，全部人类的大写时间全终结之时，香港曾发生过的那一切，并来不及给一个公义、人类之光、救赎、甚或神之判决的什么。”则写出了我的耿耿于怀。世界会因为对一个人的辜负而报应万物吗？神会因为我们对一座城市的辜负而报应世界吗？骆以军安排了安的死亡是身处疫情最严重时期的西班牙，把个人的耿耿和文明的绝灭牵手了，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神不会，但小说之神可以。

小说之神，可大可小，在《大疫》里他毫不掩饰自己就是一个万能的、所向披靡的病毒这一狂想。这是狂想，也是狂悲。“他要把她，不，和她的美丽年轻裸体拥抱在一起的这衰老的自己，这一段画面，封印、隔绝、藏匿在他的‘在一切之外的房间’”——悲哀莫过于执迷，“他便已预知了这个分崩离析的时光之歌的无情，不，不是她无情，而是这样的向量，四面八方、里面外面，每一个延伸出去的触突，都被打开了基因开关，像迷宫回廊成千上万依序排列的小小胎儿，突然都开了眼。”

——但这无数缘起缘灭，惊心动魄又如何？“你在那个时刻，给了那女孩一个绵绵、像雨季、湿润山林雾气的、扑朔迷离、上万只音叉共振的‘情’:‘女孩别怕，我们都在这里。’这是所有听故事者，给那些因生命的凹洞、悲剧、不能承受的遭遇，而隐约将形成‘故事’者，最大的安慰。”除了小说里的女子，我还感谢骆以军为张紫妍们、林昭们抱冤，这不仅仅是一个贾宝玉情结，也是对文学最大的信任、冀望。

“我想说的是‘爱’。是的，‘爱在瘟疫时’里的那个，像人子耶稣凌波走在水上，在一切空洞、死灭、下沉的全景上，奇迹似走动的那个字，‘爱’。”很难想像这样传教者式的话从魔鬼骆以军笔下写出。但正是这爱与瘟疫的螺旋式交配，衍生了人类之舞，一如叶慈《在学童中间》里所写的：

果树啊，根柢雄壮的花魁花宝，

你是叶子吗，花朵吗，还是株干？

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灼亮的眼神！

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

小说走向结束前，因为现实世界里疫情得到控制，以及始终悬宕在本岛上空的战争的阴晴变幻，使得本来是末日小说的《大疫》，意外变成了架空历史小说。结尾又从架空小说猛然一跃进入某种元科幻的境地，以恍兮惚兮的身分迷失去反思整个宇宙的存在，实际上是本体论式的哲学沈思的图像化。骆以军的想像力驾驭这一切绰绰有馀，他又一次挑战了他的假想敌刘慈欣。

不过他的悲悯决定了他和刘慈欣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在他把病毒角色分享给每一个值得同情、值得珍惜的人（甚至有一章给予大家都不屑再写的老兵）的时候，这场大疫就注定和现实的大疫不同，它实际上是大翼、大忆、大义、大熠等等混合而成的一场“大呓”，它只属于那个在六十年代台北仓皇的微光中走失的孩子，他要用数十年的书写去把自己的、文明的本来面目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