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拼命撑开现实的夹缝──沈默：武侠是处理人性极限的艺术
立刻阅读：《英雄热》 沈默自封「武侠人」，彷彿「武侠」是个地方，他从那里来。沈默鬻文为生，写武侠也写诗，同时评论文学。按照武侠的理路，他是最难缠的那种，你飞簷，他走壁，你用内力，他运气挡回，大刀砍去，阔斧就来。 像沈默这样的难缠人物谈论自己时，并不沉默，且喜欢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万千武器。在短短不到两小时的访谈里，他从好莱坞英雄片《罗根》谈到骆以军《西夏旅馆》，还谈到日本漫画《烈焰赤子》、《圣堂教父》；从沉积在历史里的武侠作家司马翎、东方玉等谈到拉美大爆炸的马奎斯、波赫士。简直是场文学与武侠的大乱斗。 因此，阅读沈默的小说总给人「复数」体验。例如2011年出版的《天敌》来自马奎斯《百年孤寂》；2012年的《传奇天下与无神年代》对仗村上春树《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2013年的《七大寇纪事》有黑泽明《七武士》的余音；更不消说2014年《在地狱》那挥之不去的存在主义闇影。 藉英雄书探讨武侠小说的未来 这一回出版《英雄热》，写的仍旧是非典型武侠，上部写退隐江湖，专写英雄书的大侠「麒麟人」后继无人（或有人？），下部写三位武林高手身不由己，有人想当英雄反遁入邪道；有英雄已老，视茫茫，发苍苍，曾经称霸武林又何奈；更有天生奇才却不想当高手的奇女子。全书围绕在「英雄书」的书写与未竟，「英雄书」说穿了就是武侠小说。《英雄热》其实在反思：武侠小说究竟该如何走下去？ 书里最反骨的，当属身为武林圣地凤凰台继承者的「凤凰游」。她是天生的武学奇才，却志不在武林而想当作家，藉文字沙盘推演逝去的武林。这样的书写姿态，可是沈默自况？沈默说，「每个主角和配角都带有我的碎片，虽然『英雄书』是武侠小说，但也指向漫画英雄电影。对我而言，二者是互通的，很容易带入个人书写角色和位置。因为我想继承武侠小说，也想反叛，或者说，反叛也是一种继承。」 书名《英雄热》，摆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英雄热，甚至是英雄过剩的时代，就连沈默的T恤上也印有大大的Marvel（漫威）。武侠小说对话英雄电影，也是沈默的企图，「自2000年开始，漫画英雄电影逐渐从一个支系变成一个庞大的宇宙。我想追问漫画英雄电影还有可探讨的吗？例如人是否一定要成为英雄？就像《罗根》或《神力女超人》。成为英雄一定是美好的吗？虽然我以武侠为天命，但我写很多非武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我个人文学路的追问：『我一定要写武侠吗？』」 叛逆继承武侠传统 以武侠人自居，又不断挑战、质疑自我，沈默对武侠的爱恨情仇，可见于他对武侠的叛逆继承。沈默说当年他看吴君如与古天乐演的港片《神奇侠侣》，虽然成片粗制滥造，却讨论到武侠非常核心的部分──英雄不是英雄时，武侠的要义何在？沈默在心底自问：「就连这样的电影都能讨论武侠的核心，为何武侠小说本身无法做到呢？」 沈默认为这与武侠的先天不良有关。「我在90年代开始读武侠，当时武侠已没落。武侠最辉煌是60年代，70年代出了古龙，80年代有金庸跟温瑞安，90则是黄易。60年代可能有三百到六百位武侠作家，现在了了无几。」 「虽然我以武侠为天命，但我写很多非武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我个人文学路的追问：『我一定要写武侠吗？』｣ 充斥陈旧之物，得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沈默回首武侠发展得出的破与立。 「武侠在过往可能是『经济作物』，写来是要赚钱的，有既定的内在规范，而非纯然的创作，这是武侠没落的原因之一。然而，武侠看似与现实无关，其实是现实的投影，可看到与人性千丝万缕的关系。武侠有太多包袱，如何把它们全数解散，要心中不把那些武侠小说前辈当一回事，非常困难，就像我在书中讨论无敌：无敌不是凌驾全部人之上，而是心中没有敌人。」对此，沈默的药方是：「在武侠小说中投入非武侠的元素，藉此探索可能性，并努力把真实人生带入武侠，或者说，还给小说。」藉由人物的真实来说服读者。 回馈虽少，不改其志 沈默的尝试不是以喝采铺陈的道路，他表示，「很多人会问我：『武侠真的有必要逼视人性吗？』」我也好奇武侠读者怎么看待他剑走偏锋写武侠？沈默说，他在写小说时，内心是没有读者的，「书写时只能考虑自己想写的。」他举「对话要不要加上下括号」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明内心没有读者是怎么一回事。「编辑希望我的小说对话能加括号，但我很喜爱的萨拉马戈、黄碧云等作家的小说对话是没有引号的；对话就是对话，书写者应该要有本事让读者去理解这件事。没有对话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能让读者专心。」沈默想「引起一个惊叹号」，让读者发觉：原来武侠可以这样写，可以更深，也不用害怕严肃。 像沈默这样的人物谈论自己时，并不沉默，喜欢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万千武器，简直是场文学与武侠的大乱斗，从家中书墙便可略知一二。 话锋一转，沈默自承：「武侠很难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目前获得的回馈都不值得我写下去。然而，这样的困境更让我确认困境所在，也是《英雄热》里讨论的英雄书书写。」 剑走偏锋，乃为披荆斩棘，但路上同行者寂寥，会不会因此感到孤独呢？ 「我不是孤独的，因为写的时候很开心，当然其中有痛苦，在于写到最后是逼问自己：英雄（武侠）在世上到底有无存在的必要？写小说是倒插一把刀，不断质疑自我。」 武侠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 武侠在现代是否有必要，让我想起贾樟柯的《天注定》，有人说这是一部武侠电影，是以侠的精神在对抗国家机器的不义。循此，我们讨论到武侠的定义。沈默给的答案颇出人意外，他说《西夏旅馆》是一部好极了的武侠小说。何解？ 「武侠给人最原始的感受是爽快，我读《西夏旅馆》时，只要骆以军开始天花乱坠在胡扯，就有这样的爽快！」另外，他提到也有人在争论《刺客聂隐娘》与徐皓峰的《师父》算不算武侠？沈默说，「武侠还有很重要的元素──武。《刺客聂隐娘》里头的『武』是一击必杀、一闪而过那种，对观众来说会觉得：『嗯？就这样。』对我来说，这是武侠电影，乃因其中仍有对武侠的理解。不过《天注定》就只能是侠电影，因为少了武这块。至于徐皓峰的《师父》，也有人觉得不是武侠。我认为有人在争论这些是一件好事，有助于突破武侠既有框架。」 那么「侠」呢？或者说，沈默为何坚持站在反叛的位置上继承武侠──这个可能式微的类型？「武侠对我而言，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可以将人性处理得更极限。纯文学在处理现实议题时，往往受限于现实束缚，需要拆解许多框架，可是武侠能很简单的拆解框架。因为武学是最大的隐喻系统，只要你开发出某个武学系统，你就可以让人活在极限之中。」 「武侠对我而言，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可以将人性处理得更极限。纯文学在处理现实议题时，往往受限于现实束缚，需要拆解许多框架，可是武侠能很简单的拆解框架。因为武学是最大的隐喻系统，只要你开发出某个武学系统，你就可以让人活在极限之中。」 曾患强迫症，靠老婆得以与之共处 侠是夹缝中的人，武侠人沈默也曾活在夹缝中。他1999年出道，到2002年之前几乎一年写一本小说。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患上强迫症，总觉得外面很脏，出现仪式化行为：戴黑帽，戴护镜，戴黑色手套，穿黑色夹克。患病期间，连续好几年都在重复删删写写的徒劳。沈默强迫自己体验「活著的感觉」，例如在冬天穿短袖骑机车，感觉寒风刺骨的激爽，或是半夜连看《咒怨》这类恐怖片好几集吓自己。直到遇见他的太太梦娲。 谈起梦娲，沈默说：「她重新创作了我这个人。」彷彿梦娲真似女娲捏土造人。太太让沈默明白：自己的怪其实很平常，接受它不代表否定自我，何况搞文学艺术的哪个不怪呢？ 随著太太而来的，还有女儿。女儿诞生这件事，让沈默开始思考武侠里的养育议题。因为我们在过往武侠中看不到养儿育女，或是生小孩的故事。为何其中没有为人父母的挣扎或思辨？沈默说，「因为在武侠小说里，主角是侠之大者，要以天下为已任，眼前有非常庞大的正义标准必须遵照。然而，正义应该更贴近现实。」因此，沈默说下一部小说想处理亲子养育在侠之中要如何实现。「这也是目前我对自己的疑问。」沈默指向自己与女儿的相处。「我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前阵子带女儿，像是在跟她搏斗。」 或许人生就是不断在与现实搏斗，沈默选择用武侠对抗世界，同时对抗武侠既有框架。武侠在边界中看见人性，沈默有道没有边界的门，使他超克这个有边界的世界与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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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忧伤时代──台北人：写给那些不曾满足的爱情
立刻阅读：《台北故事》「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历经文革、插过队、做过工人的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透过女主角陈清扬悠悠道出这句名言。爱情要在绝处才能逢生，欲望是靠潮溼豢养的。《黄金时代》已远，现在我们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样讲述爱情不可为而为之的小说。 《台北故事》：侧写时代的碎心曲 小说里程瀚青与高镇东两个男人在九○年代末，爱上彼此，然后死之而后生。在狭促倥偬的时代里，两个处在低层阶级的男人何以发觉自身，以及对彼此的欲望？欲望升腾成爱，中间又要经历多少代价？这不是一般爱情故事，更刻画八九○年代那个蒸蒸日上的台湾，以及无法随时代上升的人又将何去何从？ 《台北故事》在镜文学发表后，迅速成为回覆最火的作品。读者追得勤，也不吝于承认自己「看哭」了。读者暱称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这样更亲密、更接近作者。未见台北人之前，我以为这样的小说，该是出自年纪稍长的人吧，还不无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滚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岂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名不过三十岁上下女子。 年纪轻轻，何以写出痛感十足又充满画面的文字？在与她短短相谈的一个小时半里，很难说我得到了答案，毋宁更像是在雾中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围绕在她周身的雾，或城墙。 一个例子是，台北人不善于诠释自己。「你要说……」是她回答问题时常见的开头，彷彿她努力将回答塞进我的问题──带有「是因为你要这样说，所以我才这样回答」的语感，又或许是在确认问题真的是「问题」。 写小说不过是将脑中画面诉诸文字 同时，我很难想像这是她第一部小说。台北人说，在此之前她写的东西谈不上创作，大多写得很杂很随兴，甚至写过就扔，也不回头看。书写对她而言，不是纪录，不是为了保存被时间之河淘洗的种种。已发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个朋友》都是男男恋情，而且还是苦恋、虐恋，为何她钟情于诉说这个题材呢？台北人说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写小说时，我不会一开始就去想要传达什么，常常是听到一首歌，触发了我的视觉画面。画面出现了，我不得不把它写下来。」 至于为什么要写，对台北人而言，那是后来的事，非关写作。「我觉得讲出来为什么就匠气了，因为这可能不是一开始我做这件事的念头。」很少会在访问中听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气」，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会觉得访问我很无聊吧。」似乎是害怕给出的东西不够，台北人补上这句。 用老华语歌召唤时代氛围 八九零年代的华语音乐贯穿台北人的小说，甚且有狂热读者一一找出小说里的歌，搭配服用。音乐确实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须。「我只在家写东西，因为要听音乐，而且要开很大声。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乐，甚至可以一首歌重复听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几天都在听同一首歌。它们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谈到音乐，台北人顿时放松不少。她说她最近在听的是王杰〈忘了你忘了我〉，还直接用手机放起歌来。「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王杰的歌声开始作伴，我们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个华语音乐的美好时光。 「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 台北人有一个由黑胶唱盘、音乐录影带堆叠起来的童年。「我第一张卡带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带录音机到处跑，还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时，每天都在听父母的黑胶，无论是吃饭或做其他事都在听歌。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当时家里还有一面墙都是音乐录影带。不过后来这些都随父母离异丢了。」 台北人喜欢听回首时代的歌，但她从不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当《台北故事》面临修改时，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为发表在中国平台，会审文。我几乎每章都被锁。锁文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常常不知为何被锁，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东西来修改。」读到此，读者可能会想原来现今的《台北故事》是洁本？莫非有一个「比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让读者稍稍放心，「其实情欲戏没减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机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亲密行为时脖子以下不能描写太清楚。」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是性爱连结了程瀚青与高镇东，也是他们的性连结了作品与读者。写实近乎肉搏的情欲描写是台北人小说的好看之处，也是她反覆辩证灵与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欲望由此蔓延。读她的小说，我想起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台北人说，她喜欢的其实是王家卫电影里张叔平的美术设计。「我看王家卫的电影会恍神，常常投注在画面里，电影在讲什么反而不是重点。」 小说里的悲剧来自现实的无常 话及王家卫，台北人提起某位影响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带她欣赏王家卫，也是那人领她更广泛的听音乐。「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些故事。可以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都是被他影响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诉了我一个祕密：「他已经过世了，这些书写都是对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里头程瀚青的一句话：「有时痛苦能提醒一个人不要忘记，我不想他一转头就忘了我。」这或许说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带痛感。 悲剧是台北人的小说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也有挥之不去、阴惨惨的死亡。为什么总要让笔下人物饱尝悲离？台北人说，「现实生活很多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没有预料，它就来了。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情形，认识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当时还上过报。」因此，台北人写小说没有大纲，自己也不知道情节走向。「它（故事）就是来自生活，生活与故事并非谁轻谁重，而是因果关系。」 虽然很多读者反映《台北故事》结局太虐，但台北人写完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样也有点讶异。」面对逝去，台北人说，「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 妈妈也是她最有感的读者 「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在网路发表小说至今，台北人累积相当的读者，读者回应踊跃，还会私信她。不过她坦言与读者互动压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们，只好说谢谢，谢谢他们愿意阅读这个故事。其中有位读者很特别，住在新疆乌鲁木齐。他说他看过我每本小说，跟他互动最没有压力──我们用音乐交流，他丢一首歌，我丢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说什么。」 还有一个读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妈妈。「我妈看完《台北故事》跑来跟我说：『我给你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刘德华的〈真永远〉。巧的是，有一位读者也传给我这首歌，说很适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讳言妈妈有点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说后对同志的观感有了变化。「妈妈看完当下没说什么，只问我：『还有吗？』我就再丢了作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写了封信，说觉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对的。这或许是我写小说的一件好事吧。」 访问尾声，台北人说了个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滨公园跑步，有位穿西装、看起来非常颓丧的先生向她搭话。她当下想逃离，但听他开口后，她留了下来。结果那位先生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三小时中台北人几乎没有说话。回想这段经历，台北人说，「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站在那听他说话，他或许就会去自杀。」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样的特质能吸引人向她诉说？「对方想讲，我就听。」台北人说。彷彿这是很简单的本领。我开始觉得台北人写小说是在回放这些她生命中的伤心人伤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为人知而透过文字倾诉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那是《春光乍泄》快结束时，彼时生嫩无比的张震告别梁朝伟，要他对录音带说几句话。梁朝伟只对著录音带哭泣，张震就这样把他的哭泣带到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过小说告诉我们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实相里，缠绕出最通透的爱情。因为世界是如此粗砺的一头兽，所以要小心对待爱。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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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不只做球场上的守望者——陈荭：接住网外的每一个孩子
立刻阅读小说：《青春出于篮》 都说英雄出少年，但成人世界总以百般方法阻扰少年成为英雄。求学阶段的你我，只需要乖乖读书，然后平平安安的，离开校园，以进入下一个常轨。陈荭是少数愿意让少年不死守升学冷板凳的师长。同时，他写作，出了一本鼓励少年成为英雄的小说──《青春出于篮》。 《青春出于篮》叙述两名热爱篮球的少年，因为校队选拔不公，毅然召集伙伴，组成「挑战者」队，经历种种磨难，终获成功；是标准的青少年成长故事，也是节奏明快的运动小说。 对台湾读者来说，来自香港的陈荭或许很陌生，不过他在当地是甚有名望的教育家，曾是香港最年轻的校长。2011年，他放弃高薪，创办「陈校长免费补习天地」，组织教师义务为基层学生补习。看完此等经历，再回首他写于2000年的《青春出于篮》，不禁让人好奇：这本小说是如何诞生的？又乘载何等力量？ 篮球场上不问出身，只求进球 陈荭的出发点是：「在教语文时，发现给中学生读的文学作品很少，既有题材又偏向恋爱，不然就是太过老套。我希望为本土青少年小说尽一份力，写的时候（九○年代初）《灌篮高手》非常火红，我觉得我们也有类似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陈荭身上，「我读书时就爱打篮球，街场（街头篮球）、半职业都打过。」因此，虽然《青春出于篮》不可免的有说教成分，但它说得很「好看」，写篮球场上的故事一点也不含糊。极为写实，有如文字转播的篮球赛事情节，撑起了这本小说。如何透过文字呈现篮球比赛的精采瞬间与紧迫节奏？陈荭表示，他会先在脑海中「顺过一次」比赛过程，或亲自打一次，确保他笔下的篮球技术是可行的。「当然，除了小说最后的神来一球之外。」 热爱打篮球的陈荭，街场（街头篮球）、半职业都打过，也因此更能够行云流水的描写出故事里振奋人心的比赛场景。 小说戛然而止在最后的神来一球；它是球场奇蹟的化身，显然与极度写实的比赛过程相悖。陈荭说：「球场上永远都有奇蹟。所谓的奇蹟，其实来自旺盛的意志力，人人都有发动奇蹟的本事。」 发动奇蹟，仰仗无比的意志力，陈荭不过是把这个可能还诸笔下人物，也告诉青少年读者：「你也有可能做到。」篮球之迷人，来自此，也来自场上不分你我。 「我的学生都来自基层，家庭多不健全。因此，小说刻意选择不同的阶级和政经背景。我想示范：贫富可用篮球来抹平。主角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刻意拉出的对比，但我没有把它放得很重。读者可以注意到，这五人的家庭背景都不相同，也各有困难，他们互相扶持成长，同时认清自己为何、为谁而战。」 篮球能弭平歧异，模糊背景，只要用最大的力量打好自己的位置，无论你出身为何，在场上你就是前锋、中锋或后卫。陈荭说：「这也跟街场经验有关，人来了就打，不问背景。即使是黑社会也会好好打球，装修工人也可能打得一手好球！」 热血教师，磨功一流 陈荭是热血教师，小说里也有一名鼓舞人心的益友良师──张修儒。张修儒面对问题学生不轻言放弃，还透过篮球砥砺主角，是全书最为正面的人物。不过，陈荭自认比张儒修好，「因为我比他年轻，也比他帅嘛，而且更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原来陈荭除了打篮球，还会跳街舞，演话剧──如果透过校园体制无法接近孩子，就用其他更有趣的方法。 「我和学生相处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大守规矩，所以很难扳起面孔凶学生，我用的是『磨功』，用尽耐心跟学生耗，让他们知道老师就是这么坚持。学生通常无可奈何。」 陈荭说，他在女校任教时，有位学生跟家里处不好，想离家出走去当模特儿，「我对她说，我不反对你出走，但我跟你一起走。当时我在麦当劳跟她耗了四、五个小时。之后，她拗不过我，就回家了。」「不做，我就等著你做。」这就是陈荭的磨功之道。 和学生相处就像朋友一样打成一片，善用「磨功」的陈荭，希望能用更有趣的方式，让孩子拥有另一片天空。 这看似戏谑的教学相长，其实是陈荭从基层教学经验里得出的。写《青春出于篮》时，陈荭刚当老师没多久。「是学生让我明白：成绩不佳，其他方面未必差；不守规矩，是因为学校没有找出他们的『规矩』」。当年他教中文，也带篮球队，用学生对比赛的热情驱使学生好好读书，例如成绩要达到标准才能出赛。在熟悉且认可的规矩下，他们往往能尽情发挥。 「他们已在打骂中成长，家庭环境就是如此。如果这样有效，他们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陈荭总结。 是了，他们为何变成这样？青少年何以在年华之时为生活所折损？ 近年香港青少年自杀事件频传，俨然产生连锁反应。陈荭认为，香港学校竞争加剧，老师时间缩减难以顾及学生，校园安全网因而产生缺口，漏接了那些失足的孩子。「此外，追求价值过于单一也是问题。当考试科目成为唯一目标，学生就缺乏其他机会建立自信。许多学生学习成就低，然而这仅仅是一个面向。他们还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人。」 试想：你的人生目标在教室之外，当教室之外的「空间」越来越少；之外，就是悬崖，离开教室，就是坠落。陈荭也表示，成书时，类似的自杀事件很少。是以，《青春出于篮》封存了香港某段时间的师生情谊，现下校园环境则成为对教育之心的试炼。 陈荭举例，他当校长时，某班级上有个学生上课都在睡觉，不过陈荭注意到她很爱化妆。「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找位国画师父教她画画？』后来我真的找了一位国画师教她习画。现在那位学生是香港很厉害的化妆师。」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鸡婆之举，却造就了一位学生的不凡。陈荭提及此时，不无得意。 出了校园，还有更多不公义之事 小说里最重要的一场赛事，最后变成一不公的对决。陈荭笔下的主角有挺身而出的勇气。然而我好奇：离开校园之后呢？他笔下的青少年长大后，面对社会上更多不公不义，乃至香港的许多问题，该如何是好？然而，我其实想问的是：当政府不公不义时，我们该怎么办？或许我跑题了，不过陈荭的回答倒也受用：「到社会上当然会遇到更多不公义，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用不公义的手段来面对。」 我想起陈荭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民初传奇队伍──天鹰队。小说写到1931年，天鹰队的阿虎靠著「惊天一球」反胜日本「大和」队，结果竟遭不甘落败的日本特务炸死。陈荭说，天鹰队没有史实依据，只是停留在小说里的传说，「虽是天马行空的设定，但鼓舞了主角投出奇蹟的最后一球。」 现实不断挫败我们，只好交于小说逆转；小说里的人物遭遇逆境，也需要小说里的传说慰藉。 不读小说的话，就去打篮球吧。透过陈荭的经历与小说，我们知道：篮球是享受与人互动的艺术，让你知道自己为谁而战。即使你在人生中迷惘，无所适从，抄起篮球，你就有了方向。陈荭会在场边守望那些仍在犹豫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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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谋杀与创造之时──编剧赖东泽与他的地狱全景图
地狱是一种概念，事实上它比口头所谈恐怖多了，而且有千百种样貌，但绝对不会超乎想像，毕竟「地狱」原本就是由心而生。地狱，是不可描述的，之于凡夫俗子如你我，是庙宇中的图样浮雕，是长辈要囝仔人隐恶扬善之规训所在；之于大文豪三岛由纪夫也难以描述。他曾以香港的虎豹别墅为例，谓其丑恶宛如抽鸦片产生的太虚幻境。 地狱之于编剧赖东泽，却是日常风景。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毕业后，他专职写作，曾入围皇冠大众小说奖，并以《潜脑侦查科》获得金穗奖剧本优等奖。绝对在地的硬派之作《潜脑侦查科》讲述女警探携手「非典型心理学权威」，藉由潜入死者脑内挖掘死因，并试图找出一连串死亡案件的凶手──诡异的是，死者都死于自身最恐惧的事物。所谓非典型，是指这位心理学权威有俗称多重人格的解离性人格疾患，内在高达九个人格，亦正亦邪，有男有女。至此，你可能想到好几部好莱坞电影，但在赖东泽笔下，《潜脑侦查科》是不折不扣的台湾故事。他让这座岛屿的社会现实与政治黑暗相互纠结，在骇人的虐杀情节之外，更可怕的是我们竟生活在这样的岛上。这个深具野心，以至于让你忘记这竟是来自台湾作家的剧本，是这样开头的：在锁炼声、古代木齿轮声、火焰声、沸水声、砧板剁刀声、尖叫声中──镜头让观众看清这正是菜市场──一名角色发现自己取代了猪羊鸡鸭，成为待宰的「菜人」。刀斧就要落下。这里正是他的地狱。魔法爷爷打开了开关地狱何以成为赖东泽反覆渲染的主题？这要从他摆荡在「信」与「不信」的童年说起。「我爷爷是道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那时，乡下有小孩子一直哭，哭到累，发炎、发烧。我爷爷一去，发现是米缸的位置出了问题，便垫了一颗石头，在米缸里摆了一张符。三天内，那小孩子就好了。这件事记录在地方乡志。当时我念历史系，历史系要做家族史。我回关庙调查，才查到这件事情。」赖东泽说。赖东泽的爷爷开启或者说动摇了他对现实幻化的可能：「小时候要酬神，爷爷叫我过去，告诉我纸人会跳舞，便拿桃木剑在上面划；剑柄一朝前，纸人就开始跳舞。」赖东泽不信，用手在四周划过一圈，发现没有任何机关。此后，他愿意相信世上那些我们不相信的事。 赖东泽彷彿生来就具备「吸引怪咖」的磁场。他说即使走在寻常街上，也会有老太太靠过来对他说：「你相信电波武器吗？」那么你呢？你相信吗？赖东泽这样回答：「就数学机率来看，如果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机率不等于零，由于时间是无限的，那么，这件事就百分之百会发生。」听起来近乎诡辩，但赖东泽有更深的体悟。在幻觉中寻找真实离「被自杀案件」终结已过三年，士宗代替嘲风的位置继续担任潜脑治疗的工作。此时，一起俄罗斯运输机入侵台湾领空的空袭，拉开了一连串恐怖攻击的序幕……之所以在地狱里恍惚的活著，还要自赖东泽十九岁说起。赖东泽十九岁从台南到台北上大学，有阵子过得很忧郁，逐渐「发现」自已的脑子里出现哑铃形状的公寓，还会伴随鬼压床。当他睁开眼睛，就会进入那个空间，穿过一道走廊，两边各有房间，有窗，没有出口。空间里有一个老人，背对走道坐在摇椅上，穿著白色唐装，后脑勺绑著辫子。在赖东泽状况最糟的时候，老人甚至出现在他的真实生活。「那时在租屋处，屋内漆黑，我开著桌灯。老人不会碰我，但会数落我。我后来跑去当兵，打靶时，开枪的声音让我不舒服，老人的声音就出现了。他会对我说：『不然这样好了，等一下你上去，你就开枪自杀，你觉得怎么样？』后来我把子弹打完，老人就对我说：『你没有自杀，看来你还ok。』」脑中的老人于今安在乎？赖东泽答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甚且，他自有一套分辨幻觉与现实的方法──「如果脱掉眼镜，视线模糊，眼前人却是清楚的，那他们就是幻觉。」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这个方法很具逻辑。真枪实弹的童年记忆赖东泽热爱军事，爱写军火题材，还熟知枪枝厂牌与型号。这源自他的家庭背景──父亲是霹雳小组成员，母亲是刑警，见到真枪的机会比玩具枪还多。赖东泽回忆，某次警察搜到很罕见的枪枝，开记者会展示时，得在每支枪前放上名牌，他便被母亲带去指认型号，看到有错，还纠正母亲：「这把不是九零手枪，这是比利时FN枪厂，枪款是FN57。」赖东泽甚至能分析台湾枪支来源，一开口就源源不绝。「台湾的军火零售商就像鸡尾酒，进口大宗是菲律宾。八九零年代，越战刚结束，还有中越战争，很多越南人往外跑，跑到香港抢钱、抢银行，于是香港就有飞虎队、反恐行动。有一些人跑到台湾来，也从越南弄来很多枪。越南因为打过越战，又曾受中国和苏联资助，所以美系枪枝、俄系枪枝都有。这些最后都出现在台湾。」藉由枪火，赖东泽得以拉出一条全球战争史，以及家族史，不大美好的那种。他曾在其他访问中提到，小时候常被父母打，藤条、拳头、过肩摔，肉身即沙包。六岁时，他离家出走，用藤条插包袱，走在凤梨田。虽然最后他还是回了家，但与家庭和解，要到他当兵以后。打杀、血腥、战争、死灭在赖东泽的文字和人生中一再出现，但他说：「我不喜欢与人冲突。」因为吵架是没有效率的事，赖东泽说，「排除法律与道德限制，当我不想听对方的意见时，最有效率的作法，就是直接杀掉对方。因此，干嘛吵架浪费时间呢？」说到这里，我开始回想上述问题是否有他「不想听的」。好在他继续补充：「但是人在世上，就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限制。既然不能杀人，那就连吵架都不需要了。」这是赖泽东式《罪与罚》了。背向死亡迎来新生Lobot技术开始普及，成为随身携带的网路心理诊疗平台，但新型态心理病毒，也悄然成形……《潜脑侦查科》里有各式死亡，既血腥又离奇，简直是以死亡作烟花的马戏团。关于死亡，赖东泽自有一套实践与辩证。小学六年级时，赖东泽就思考：「我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什么？」那些看起来快乐的人，为何决定离弃这个世界，自杀这件事让当时的赖东泽困惑。 或许是拥有过多的感知能力，痛苦对他而言，是可触摸的。赖东泽不讳言，他曾从五楼跳下来，结果压坏人家车棚，也试过割腕和手臂。「但我不鼓励自杀。」赖东泽强调。《潜脑侦查科》探求死者的地狱，新的电影剧本《红星孤旅》则为我们上演火星任务官的求生之旅。故事讲述一趟单程火星任务，成员仅有一名人类和他的机器伙伴，以及量子电脑构成的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渴望人类陪伴，甚至惩罚不陪伴「她」的人类。在绝对孤寂的火星上，唯二的智慧体竟不是相互取暖，而是各怀所思，想掌控与拒绝被掌控；寂寞与逃离，原是一体两面。 此外，是「她」没错。这是一个女性化的人工智慧。是否隐喻两性关系？就留待读者与作者各怀所思吧。 《红星孤旅》最后，主角漂流在太空中，落入绝对的孤绝，那是巨大又无声的痛苦。我想起《潜脑侦查科》的主角曾说：「痛苦是精神的养分。」赖东泽则用幻觉带来的苦痛，与生在苦痛中所诞生的文字为我们示范这句话。「那些过得安逸的历史人物，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呢？」他以补刀的口吻继续说道。 不喜欢这个世界，所以透过剧本创造一个新的，这是他的写作企图。背对死亡，赖泽东迎向文字世界的诞生。「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死，才是制造浪费。所以我活著，非得创造点什么。」 所以赖东泽讨厌浪费食物。 他为我描述，试想：有一只猪必须活在狭窄的环境，成年后成为人类的食物，被宰杀，被支解。然后有人点了一份排骨饭──来自这只猪的躯体，必须切片、裹粉、油炸过。最后竟被嫌弃，岂可原谅？ 我想起我浪费过的所有排骨饭，流下一阵冷汗──脑中浮现自己变成被人嫌弃的排骨饭。此刻，赖东泽成功在我脑海中描绘出属于他的地狱图。潜脑非关科技，而是赖东泽的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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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林庆祥：我只是写了三个想回家的人
【书评】 现实一种，台湾警察小说的现形/翟翱「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张简家的孤子，对志雄来说，伊小弟几百个，不差这一个，阿瑞仔也不是会帮公司赚钱的干部，讲卡歹听，恁小弟生鸡蛋的无，放鸡屎的有，减一个没差，饲太多搁呷了米。若对我来说，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会害我呒头路，妳随便到警政署检举，我就下课了，尚盖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杀手打死，嘿嘿！拢无证据，我就安全了，但为何我要告诉你这些？因为人是有感情的，要讲义气，我陈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则，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气魄，我嘛不输他，阮拢是爱伊好、惊伊死」。 他最后再补一记回马枪：「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讲的话，妳去跟志雄讲嘛呒要紧，但是，未来的代志安怎变化，无人知道，我劝妳对任何人拢要有所保留，听听就好，对我、对志雄拢仝款（同样），妳尚好连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断，但别忘了，如果妳觉得需要我这个老大的时阵，可以来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约束跟立场，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杀手恐吓掳肉（绑票）来赚钱」。 短短两段叙述，或可稍稍拼凑出故事的样貌：对话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发话的男方是个刑警，在此无法判断官阶，主要目标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关系成了夹心饼，谁都信，也谁都不信。 这只是林庆祥首部长篇小说《刑警教父》中的一个场景，但已足够让人嗅到这部小说当中的气味：警察、黑道、江湖、义气、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与不得已。 没有英雄的世界 林庆祥的小说里没有俊男美女。他笔下的警察们，没有谁是可以一次打十个的不死英雄，也没有出入枪林弹雨还能一脸痞样谈笑风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里，无论是警界的刑事小队长陈江、黑道大亨陈志雄，或是双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锁定的头号枪击要犯小瑞，没有一个是英挺伟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视剧该由谁来演出时，林庆祥针对小瑞一角还特别强调：不能是帅哥）。却也因此，书中情节的种种描述，都不再是萤幕／银幕那端的云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两道的血淋淋人生。在当代为数不多的台湾犯罪小说中，《刑警教父》的出现，无疑为社会写实路数的类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军。 警政线跑了十多年的林庆祥，说老还不至于，但早也累积了一大资料库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写这部小说想了很多年。应该说，从我知道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写成小说。」摇笔杆的人，多半抱著写小说的梦，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轻时有很多时间可以写。那时还没结婚，那个年代在日报工作，压力也不像现在这么大。但说真的，那个年纪，写小说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业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么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写小说？当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庆祥说话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时警纪风气很差，我只要打三通电话，一定会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赶快过去。你还会回家写小说吗？时间就这样蹉跎了。」 在高雄市政府任职，每天与媒体打交道，与记者兄弟聚餐，那时喝酒也比写小说重要。初入行的记者，人脉重于文笔，「刚开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声，担心认识的人不够多。」记者最计较自己的联络资源够不够广，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问谁、能不能问到对的人？为什么别人问得到自己问不到？为什么这个分局的队长会把讯息透露给谁，就是不告诉你？凡此种种，都关系著记者生涯的光明顺畅与否。「所以你会把很多心力花在这里，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爱玩。」毕竟没有人就没有线、没有来源。「所以年轻时的确过得比较……纸醉金迷吧。」他干笑，流露出一点尴尬。「但写小说的念头一直在，午夜梦回时会很愧对，干，自己怎么这么不认真、这么鬼混。也想过要先写点短篇小说，但都没想到什么好的idea……」讲没两句他又大手一挥：「啊其实都只是想想而已啦，还不就是懒。」他放弃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后，林庆祥帮高雄市长陈菊打完选战后离开市府。「当时在家连续糜烂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个念头闯进来：干，我如果再不写，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动手了。于是电脑打开，想了开头，就写了。」他顿了一下，不无担心地问了一句：「所以开头很弱喔？」 还来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写到一半时无以为继，不知道怎么写，中间停了好久。写到后来甚至会觉得：它值得写吗？我写得完吗？这么烂，值得再写下去吗？」每一章写罢，林庆祥都没有多迈进一步的喜悦，而是从自己的写作能力到技巧，各种自我质疑反覆不断。「一直到后半我才有点自信要把它写完。」但不是终于认为自己写得好，「那时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烂，总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这样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结局。「我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很看好它。」他说。 每一个想动笔写小说的人，心里一定有你关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关心的。 「会写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隐约的想法和人物，没有先想好大纲，也没有结局，那种『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情况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于自己对警界生态的了解，光是开头的监听我就写了一大堆。这都不是好事。」对自己写作上的缺失，林庆祥看得比谁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纲都弄好再动笔」这句话，在整场访谈中大概出现了八百次，足见这种「边演边生剧本」是多么折磨。 善恶无关黑白 然也因为林庆祥对警界生态的了若指掌，让《刑警教父》拥有难以摧折的坚实骨架。他在台湾警纪风气由浊转清的关键时期进入新闻圈，那段警察比黑道还嚣张的年代，他虽未能躬逢其盛，却也耳闻不少。警政新闻的长期磨练，让他懂得什么时候可以适当探究，什么时候可以硬起来翻桌；什么时候该放软打声招呼，而什么时候该闭上嘴。这些都渗入了小说里，成了血肉。「写警察，这是我最熟悉的题材，我和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对警察很熟，一直想写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个想动笔写小说的人，心里一定有你关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关心的。」 在林庆祥的小说里，无论是游走黑白两道的刑事小队长陈江、试图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陈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双手染血的时分，也有显露人性光辉的瞬间。「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好人，也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只有三个想回家的人。」陈江想安全下庄退休养老，志雄想海捞一笔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乡侍奉双亲。他们各怀鬼胎，也各有心软。黑道不全为恶，警察更不是永远的正义代表。在林庆祥所认识的警察中，不乏陈江这样一手犯著某些恶行，转过身面对本业又兢兢业业者。「贪污索贿、智勇双全，都可能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职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违法的事情一件都没少干过，碰上要拼命的时候，热血一沸腾也是往前冲。所以你要怎么论定一个人？」 所以又回到陈江对小瑞胞姊讲的话：「……人是有感情的，要讲义气，我陈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则，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气魄，我嘛不输他，阮拢是爱伊好、惊伊死」。置身白道，却与黑道相互比拟、争一口气，刑事教父比谁都要更懂得翻云覆雨；善恶之间，或许连一线之隔，都称不上。 资深记者谈记者：关于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 年轻时的他，在马祖服役留影，当年为了放假回台湾，写违心之论的小说，还真的放了两航次的返台假。在和林庆祥聊他的工作经历时，他先讲结论： 「我这辈子只干过两个工作，一个就是记者，一个就是应付记者的人。」 林庆祥是宜兰孩子。中兴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觉得在家乡不好求职，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两个月还是没著落。某天一个朋友邀他到台中家里喝酒过夜，次日一早两人买了份报纸坐到麦当劳看台中的地方征才广告，发现有家《震撼》杂志在征记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闻路。「我从没想过要当记者，一生随波逐流。」他笑。 从泡茶聊天到公事公办 在《震撼》杂志待了一个多月，老板跑了；1996年年底辗转到彼时刚复刊的《台湾日报》，从环保、区里新闻开始跑，之后转到警政线，一待近10年，累积了他绝大多数的资源与人脉。2006年《台湾日报》收山后，他到《民众日报》沾了一下，随后进入公部门任职，成为他口中的「应付记者的人」。过几年撤出公部门，重新披上记者战袍，回到新闻现场。 20年前当记者，和现在几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态。「小时候多可怜啊，（为了新闻）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还带宵夜去请他们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线的记者与警察关系亦敌亦友，有亲密换帖的时刻，也很容易因立场相对而起冲突。和警察日夜「搏诺」（台语，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为了不知哪天会到来的大新闻做准备，更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当然我们和警察还是会互谯：『干，条子都靠不住』、『妈的，这些记者，说变脸就变脸』，但信任感都还是在。」然现在的年轻记者与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礼如仪的上班族，少了互动，也省了独家。一切都由秘书室发新闻稿，或用LINE发群组。公事公办，不需攀附谈交情，但也缺了冲激的火花。 「现在的记者，坦白说，比较没有实力。想（用报导）修理人，也不知道从何下笔，修理不到痛处，人家也不会怕你。这个社会很现实，很多东西都是交换来的，你有实力人家就会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时当道，技艺不再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来与警察朝夕相处的经验，写下精采绝伦的《刑警教父》所以现在记者比较好当吗？「难。」林庆祥简单吐出一个字。老鸟如他，也同样面临著即时新闻的压力。「现在报社重视即时，比重视一般新闻更甚，很多新闻专业就这样被牺牲掉了。」已经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认新闻它是一门技艺。从题目为何产生、怎么写、怎么了解事情的轮廓、怎么表现，都是技艺所在。」但现在这门技艺的原则和工法，为了抢时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双好的鞋，该怎么缝、该缝几针，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随便缝一缝，只求有个鞋样，当然穿不到几天就坏了。」林庆祥摇摇头，喷出一口烟，不知是替年轻同业叹息，还是替自己。 说起乡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话「少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林庆祥还是摇头。「记者这个行业，入行门槛很低，而且是愈来愈低。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要当个好的记者，永远是那么难。」感觉上这个职业一直被贬低，「但你会发现，社会上有三种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没好话，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记者。为什么？因为这三种人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简单几句，带出记者令人又爱又恨的原罪。林庆祥把手上的菸弹熄，不再多说。再问他，那怎样是好记者？他沉默好半晌。 「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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