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拼命撑开现实的夹缝──沈默:武侠是处理人性极限的艺术

【作家特写】拼命撑开现实的夹缝──沈默:武侠是处理人性极限的艺术

立刻阅读:《英雄热》 沈默自封「武侠人」,彷彿「武侠」是个地方,他从那里来。沈默鬻文为生,写武侠也写诗,同时评论文学。按照武侠的理路,他是最难缠的那种,你飞簷,他走壁,你用内力,他运气挡回,大刀砍去,阔斧就来。 像沈默这样的难缠人物谈论自己时,并不沉默,且喜欢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万千武器。在短短不到两小时的访谈里,他从好莱坞英雄片《罗根》谈到骆以军《西夏旅馆》,还谈到日本漫画《烈焰赤子》、《圣堂教父》;从沉积在历史里的武侠作家司马翎、东方玉等谈到拉美大爆炸的马奎斯、波赫士。简直是场文学与武侠的大乱斗。 因此,阅读沈默的小说总给人「复数」体验。例如2011年出版的《天敌》来自马奎斯《百年孤寂》;2012年的《传奇天下与无神年代》对仗村上春树《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2013年的《七大寇纪事》有黑泽明《七武士》的余音;更不消说2014年《在地狱》那挥之不去的存在主义闇影。 藉英雄书探讨武侠小说的未来 这一回出版《英雄热》,写的仍旧是非典型武侠,上部写退隐江湖,专写英雄书的大侠「麒麟人」后继无人(或有人?),下部写三位武林高手身不由己,有人想当英雄反遁入邪道;有英雄已老,视茫茫,发苍苍,曾经称霸武林又何奈;更有天生奇才却不想当高手的奇女子。全书围绕在「英雄书」的书写与未竟,「英雄书」说穿了就是武侠小说。《英雄热》其实在反思:武侠小说究竟该如何走下去? 书里最反骨的,当属身为武林圣地凤凰台继承者的「凤凰游」。她是天生的武学奇才,却志不在武林而想当作家,藉文字沙盘推演逝去的武林。这样的书写姿态,可是沈默自况?沈默说,「每个主角和配角都带有我的碎片,虽然『英雄书』是武侠小说,但也指向漫画英雄电影。对我而言,二者是互通的,很容易带入个人书写角色和位置。因为我想继承武侠小说,也想反叛,或者说,反叛也是一种继承。」 书名《英雄热》,摆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英雄热,甚至是英雄过剩的时代,就连沈默的T恤上也印有大大的Marvel(漫威)。武侠小说对话英雄电影,也是沈默的企图,「自2000年开始,漫画英雄电影逐渐从一个支系变成一个庞大的宇宙。我想追问漫画英雄电影还有可探讨的吗?例如人是否一定要成为英雄?就像《罗根》或《神力女超人》。成为英雄一定是美好的吗?虽然我以武侠为天命,但我写很多非武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我个人文学路的追问:『我一定要写武侠吗?』」 叛逆继承武侠传统 以武侠人自居,又不断挑战、质疑自我,沈默对武侠的爱恨情仇,可见于他对武侠的叛逆继承。沈默说当年他看吴君如与古天乐演的港片《神奇侠侣》,虽然成片粗制滥造,却讨论到武侠非常核心的部分──英雄不是英雄时,武侠的要义何在?沈默在心底自问:「就连这样的电影都能讨论武侠的核心,为何武侠小说本身无法做到呢?」 沈默认为这与武侠的先天不良有关。「我在90年代开始读武侠,当时武侠已没落。武侠最辉煌是60年代,70年代出了古龙,80年代有金庸跟温瑞安,90则是黄易。60年代可能有三百到六百位武侠作家,现在了了无几。」 「虽然我以武侠为天命,但我写很多非武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我个人文学路的追问:『我一定要写武侠吗?』」 充斥陈旧之物,得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沈默回首武侠发展得出的破与立。 「武侠在过往可能是『经济作物』,写来是要赚钱的,有既定的内在规范,而非纯然的创作,这是武侠没落的原因之一。然而,武侠看似与现实无关,其实是现实的投影,可看到与人性千丝万缕的关系。武侠有太多包袱,如何把它们全数解散,要心中不把那些武侠小说前辈当一回事,非常困难,就像我在书中讨论无敌:无敌不是凌驾全部人之上,而是心中没有敌人。」对此,沈默的药方是:「在武侠小说中投入非武侠的元素,藉此探索可能性,并努力把真实人生带入武侠,或者说,还给小说。」藉由人物的真实来说服读者。  回馈虽少,不改其志 沈默的尝试不是以喝采铺陈的道路,他表示,「很多人会问我:『武侠真的有必要逼视人性吗?』」我也好奇武侠读者怎么看待他剑走偏锋写武侠?沈默说,他在写小说时,内心是没有读者的,「书写时只能考虑自己想写的。」他举「对话要不要加上下括号」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明内心没有读者是怎么一回事。「编辑希望我的小说对话能加括号,但我很喜爱的萨拉马戈、黄碧云等作家的小说对话是没有引号的;对话就是对话,书写者应该要有本事让读者去理解这件事。没有对话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能让读者专心。」沈默想「引起一个惊叹号」,让读者发觉:原来武侠可以这样写,可以更深,也不用害怕严肃。 像沈默这样的人物谈论自己时,并不沉默,喜欢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万千武器,简直是场文学与武侠的大乱斗,从家中书墙便可略知一二。 话锋一转,沈默自承:「武侠很难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目前获得的回馈都不值得我写下去。然而,这样的困境更让我确认困境所在,也是《英雄热》里讨论的英雄书书写。」 剑走偏锋,乃为披荆斩棘,但路上同行者寂寥,会不会因此感到孤独呢? 「我不是孤独的,因为写的时候很开心,当然其中有痛苦,在于写到最后是逼问自己:英雄(武侠)在世上到底有无存在的必要?写小说是倒插一把刀,不断质疑自我。」 武侠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 武侠在现代是否有必要,让我想起贾樟柯的《天注定》,有人说这是一部武侠电影,是以侠的精神在对抗国家机器的不义。循此,我们讨论到武侠的定义。沈默给的答案颇出人意外,他说《西夏旅馆》是一部好极了的武侠小说。何解? 「武侠给人最原始的感受是爽快,我读《西夏旅馆》时,只要骆以军开始天花乱坠在胡扯,就有这样的爽快!」另外,他提到也有人在争论《刺客聂隐娘》与徐皓峰的《师父》算不算武侠?沈默说,「武侠还有很重要的元素──武。《刺客聂隐娘》里头的『武』是一击必杀、一闪而过那种,对观众来说会觉得:『嗯?就这样。』对我来说,这是武侠电影,乃因其中仍有对武侠的理解。不过《天注定》就只能是侠电影,因为少了武这块。至于徐皓峰的《师父》,也有人觉得不是武侠。我认为有人在争论这些是一件好事,有助于突破武侠既有框架。」 那么「侠」呢?或者说,沈默为何坚持站在反叛的位置上继承武侠──这个可能式微的类型?「武侠对我而言,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可以将人性处理得更极限。纯文学在处理现实议题时,往往受限于现实束缚,需要拆解许多框架,可是武侠能很简单的拆解框架。因为武学是最大的隐喻系统,只要你开发出某个武学系统,你就可以让人活在极限之中。」 「武侠对我而言,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可以将人性处理得更极限。纯文学在处理现实议题时,往往受限于现实束缚,需要拆解许多框架,可是武侠能很简单的拆解框架。因为武学是最大的隐喻系统,只要你开发出某个武学系统,你就可以让人活在极限之中。」 曾患强迫症,靠老婆得以与之共处 侠是夹缝中的人,武侠人沈默也曾活在夹缝中。他1999年出道,到2002年之前几乎一年写一本小说。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患上强迫症,总觉得外面很脏,出现仪式化行为:戴黑帽,戴护镜,戴黑色手套,穿黑色夹克。患病期间,连续好几年都在重复删删写写的徒劳。沈默强迫自己体验「活著的感觉」,例如在冬天穿短袖骑机车,感觉寒风刺骨的激爽,或是半夜连看《咒怨》这类恐怖片好几集吓自己。直到遇见他的太太梦娲。 谈起梦娲,沈默说:「她重新创作了我这个人。」彷彿梦娲真似女娲捏土造人。太太让沈默明白:自己的怪其实很平常,接受它不代表否定自我,何况搞文学艺术的哪个不怪呢? 随著太太而来的,还有女儿。女儿诞生这件事,让沈默开始思考武侠里的养育议题。因为我们在过往武侠中看不到养儿育女,或是生小孩的故事。为何其中没有为人父母的挣扎或思辨?沈默说,「因为在武侠小说里,主角是侠之大者,要以天下为已任,眼前有非常庞大的正义标准必须遵照。然而,正义应该更贴近现实。」因此,沈默说下一部小说想处理亲子养育在侠之中要如何实现。「这也是目前我对自己的疑问。」沈默指向自己与女儿的相处。「我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前阵子带女儿,像是在跟她搏斗。」 或许人生就是不断在与现实搏斗,沈默选择用武侠对抗世界,同时对抗武侠既有框架。武侠在边界中看见人性,沈默有道没有边界的门,使他超克这个有边界的世界与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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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忧伤时代──台北人:写给那些不曾满足的爱情

【作家特写】忧伤时代──台北人:写给那些不曾满足的爱情

立刻阅读:《台北故事》「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历经文革、插过队、做过工人的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透过女主角陈清扬悠悠道出这句名言。爱情要在绝处才能逢生,欲望是靠潮溼豢养的。《黄金时代》已远,现在我们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样讲述爱情不可为而为之的小说。 《台北故事》:侧写时代的碎心曲 小说里程瀚青与高镇东两个男人在九○年代末,爱上彼此,然后死之而后生。在狭促倥偬的时代里,两个处在低层阶级的男人何以发觉自身,以及对彼此的欲望?欲望升腾成爱,中间又要经历多少代价?这不是一般爱情故事,更刻画八九○年代那个蒸蒸日上的台湾,以及无法随时代上升的人又将何去何从? 《台北故事》在镜文学发表后,迅速成为回覆最火的作品。读者追得勤,也不吝于承认自己「看哭」了。读者暱称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这样更亲密、更接近作者。未见台北人之前,我以为这样的小说,该是出自年纪稍长的人吧,还不无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滚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岂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名不过三十岁上下女子。 年纪轻轻,何以写出痛感十足又充满画面的文字?在与她短短相谈的一个小时半里,很难说我得到了答案,毋宁更像是在雾中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围绕在她周身的雾,或城墙。 一个例子是,台北人不善于诠释自己。「你要说……」是她回答问题时常见的开头,彷彿她努力将回答塞进我的问题──带有「是因为你要这样说,所以我才这样回答」的语感,又或许是在确认问题真的是「问题」。 写小说不过是将脑中画面诉诸文字 同时,我很难想像这是她第一部小说。台北人说,在此之前她写的东西谈不上创作,大多写得很杂很随兴,甚至写过就扔,也不回头看。书写对她而言,不是纪录,不是为了保存被时间之河淘洗的种种。已发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个朋友》都是男男恋情,而且还是苦恋、虐恋,为何她钟情于诉说这个题材呢?台北人说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写小说时,我不会一开始就去想要传达什么,常常是听到一首歌,触发了我的视觉画面。画面出现了,我不得不把它写下来。」 至于为什么要写,对台北人而言,那是后来的事,非关写作。「我觉得讲出来为什么就匠气了,因为这可能不是一开始我做这件事的念头。」很少会在访问中听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气」,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会觉得访问我很无聊吧。」似乎是害怕给出的东西不够,台北人补上这句。 用老华语歌召唤时代氛围 八九零年代的华语音乐贯穿台北人的小说,甚且有狂热读者一一找出小说里的歌,搭配服用。音乐确实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须。「我只在家写东西,因为要听音乐,而且要开很大声。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乐,甚至可以一首歌重复听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几天都在听同一首歌。它们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谈到音乐,台北人顿时放松不少。她说她最近在听的是王杰〈忘了你忘了我〉,还直接用手机放起歌来。「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王杰的歌声开始作伴,我们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个华语音乐的美好时光。 「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 台北人有一个由黑胶唱盘、音乐录影带堆叠起来的童年。「我第一张卡带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带录音机到处跑,还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时,每天都在听父母的黑胶,无论是吃饭或做其他事都在听歌。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当时家里还有一面墙都是音乐录影带。不过后来这些都随父母离异丢了。」 台北人喜欢听回首时代的歌,但她从不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当《台北故事》面临修改时,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为发表在中国平台,会审文。我几乎每章都被锁。锁文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常常不知为何被锁,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东西来修改。」读到此,读者可能会想原来现今的《台北故事》是洁本?莫非有一个「比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让读者稍稍放心,「其实情欲戏没减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机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亲密行为时脖子以下不能描写太清楚。」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是性爱连结了程瀚青与高镇东,也是他们的性连结了作品与读者。写实近乎肉搏的情欲描写是台北人小说的好看之处,也是她反覆辩证灵与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欲望由此蔓延。读她的小说,我想起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台北人说,她喜欢的其实是王家卫电影里张叔平的美术设计。「我看王家卫的电影会恍神,常常投注在画面里,电影在讲什么反而不是重点。」 小说里的悲剧来自现实的无常 话及王家卫,台北人提起某位影响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带她欣赏王家卫,也是那人领她更广泛的听音乐。「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些故事。可以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都是被他影响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诉了我一个祕密:「他已经过世了,这些书写都是对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里头程瀚青的一句话:「有时痛苦能提醒一个人不要忘记,我不想他一转头就忘了我。」这或许说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带痛感。 悲剧是台北人的小说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也有挥之不去、阴惨惨的死亡。为什么总要让笔下人物饱尝悲离?台北人说,「现实生活很多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没有预料,它就来了。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情形,认识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当时还上过报。」因此,台北人写小说没有大纲,自己也不知道情节走向。「它(故事)就是来自生活,生活与故事并非谁轻谁重,而是因果关系。」 虽然很多读者反映《台北故事》结局太虐,但台北人写完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样也有点讶异。」面对逝去,台北人说,「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 妈妈也是她最有感的读者 「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在网路发表小说至今,台北人累积相当的读者,读者回应踊跃,还会私信她。不过她坦言与读者互动压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们,只好说谢谢,谢谢他们愿意阅读这个故事。其中有位读者很特别,住在新疆乌鲁木齐。他说他看过我每本小说,跟他互动最没有压力──我们用音乐交流,他丢一首歌,我丢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说什么。」 还有一个读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妈妈。「我妈看完《台北故事》跑来跟我说:『我给你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刘德华的〈真永远〉。巧的是,有一位读者也传给我这首歌,说很适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讳言妈妈有点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说后对同志的观感有了变化。「妈妈看完当下没说什么,只问我:『还有吗?』我就再丢了作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写了封信,说觉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对的。这或许是我写小说的一件好事吧。」 访问尾声,台北人说了个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滨公园跑步,有位穿西装、看起来非常颓丧的先生向她搭话。她当下想逃离,但听他开口后,她留了下来。结果那位先生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三小时中台北人几乎没有说话。回想这段经历,台北人说,「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站在那听他说话,他或许就会去自杀。」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样的特质能吸引人向她诉说?「对方想讲,我就听。」台北人说。彷彿这是很简单的本领。我开始觉得台北人写小说是在回放这些她生命中的伤心人伤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为人知而透过文字倾诉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那是《春光乍泄》快结束时,彼时生嫩无比的张震告别梁朝伟,要他对录音带说几句话。梁朝伟只对著录音带哭泣,张震就这样把他的哭泣带到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过小说告诉我们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实相里,缠绕出最通透的爱情。因为世界是如此粗砺的一头兽,所以要小心对待爱。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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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不只做球场上的守望者——陈荭:接住网外的每一个孩子

【作家特写】不只做球场上的守望者——陈荭:接住网外的每一个孩子

立刻阅读小说:《青春出于篮》 都说英雄出少年,但成人世界总以百般方法阻扰少年成为英雄。求学阶段的你我,只需要乖乖读书,然后平平安安的,离开校园,以进入下一个常轨。陈荭是少数愿意让少年不死守升学冷板凳的师长。同时,他写作,出了一本鼓励少年成为英雄的小说──《青春出于篮》。 《青春出于篮》叙述两名热爱篮球的少年,因为校队选拔不公,毅然召集伙伴,组成「挑战者」队,经历种种磨难,终获成功;是标准的青少年成长故事,也是节奏明快的运动小说。 对台湾读者来说,来自香港的陈荭或许很陌生,不过他在当地是甚有名望的教育家,曾是香港最年轻的校长。2011年,他放弃高薪,创办「陈校长免费补习天地」,组织教师义务为基层学生补习。看完此等经历,再回首他写于2000年的《青春出于篮》,不禁让人好奇:这本小说是如何诞生的?又乘载何等力量?  篮球场上不问出身,只求进球 陈荭的出发点是:「在教语文时,发现给中学生读的文学作品很少,既有题材又偏向恋爱,不然就是太过老套。我希望为本土青少年小说尽一份力,写的时候(九○年代初)《灌篮高手》非常火红,我觉得我们也有类似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陈荭身上,「我读书时就爱打篮球,街场(街头篮球)、半职业都打过。」因此,虽然《青春出于篮》不可免的有说教成分,但它说得很「好看」,写篮球场上的故事一点也不含糊。极为写实,有如文字转播的篮球赛事情节,撑起了这本小说。如何透过文字呈现篮球比赛的精采瞬间与紧迫节奏?陈荭表示,他会先在脑海中「顺过一次」比赛过程,或亲自打一次,确保他笔下的篮球技术是可行的。「当然,除了小说最后的神来一球之外。」 热爱打篮球的陈荭,街场(街头篮球)、半职业都打过,也因此更能够行云流水的描写出故事里振奋人心的比赛场景。 小说戛然而止在最后的神来一球;它是球场奇蹟的化身,显然与极度写实的比赛过程相悖。陈荭说:「球场上永远都有奇蹟。所谓的奇蹟,其实来自旺盛的意志力,人人都有发动奇蹟的本事。」 发动奇蹟,仰仗无比的意志力,陈荭不过是把这个可能还诸笔下人物,也告诉青少年读者:「你也有可能做到。」篮球之迷人,来自此,也来自场上不分你我。 「我的学生都来自基层,家庭多不健全。因此,小说刻意选择不同的阶级和政经背景。我想示范:贫富可用篮球来抹平。主角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刻意拉出的对比,但我没有把它放得很重。读者可以注意到,这五人的家庭背景都不相同,也各有困难,他们互相扶持成长,同时认清自己为何、为谁而战。」 篮球能弭平歧异,模糊背景,只要用最大的力量打好自己的位置,无论你出身为何,在场上你就是前锋、中锋或后卫。陈荭说:「这也跟街场经验有关,人来了就打,不问背景。即使是黑社会也会好好打球,装修工人也可能打得一手好球!」 热血教师,磨功一流 陈荭是热血教师,小说里也有一名鼓舞人心的益友良师──张修儒。张修儒面对问题学生不轻言放弃,还透过篮球砥砺主角,是全书最为正面的人物。不过,陈荭自认比张儒修好,「因为我比他年轻,也比他帅嘛,而且更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原来陈荭除了打篮球,还会跳街舞,演话剧──如果透过校园体制无法接近孩子,就用其他更有趣的方法。 「我和学生相处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大守规矩,所以很难扳起面孔凶学生,我用的是『磨功』,用尽耐心跟学生耗,让他们知道老师就是这么坚持。学生通常无可奈何。」 陈荭说,他在女校任教时,有位学生跟家里处不好,想离家出走去当模特儿,「我对她说,我不反对你出走,但我跟你一起走。当时我在麦当劳跟她耗了四、五个小时。之后,她拗不过我,就回家了。」「不做,我就等著你做。」这就是陈荭的磨功之道。 和学生相处就像朋友一样打成一片,善用「磨功」的陈荭,希望能用更有趣的方式,让孩子拥有另一片天空。 这看似戏谑的教学相长,其实是陈荭从基层教学经验里得出的。写《青春出于篮》时,陈荭刚当老师没多久。「是学生让我明白:成绩不佳,其他方面未必差;不守规矩,是因为学校没有找出他们的『规矩』」。当年他教中文,也带篮球队,用学生对比赛的热情驱使学生好好读书,例如成绩要达到标准才能出赛。在熟悉且认可的规矩下,他们往往能尽情发挥。 「他们已在打骂中成长,家庭环境就是如此。如果这样有效,他们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陈荭总结。 是了,他们为何变成这样?青少年何以在年华之时为生活所折损? 近年香港青少年自杀事件频传,俨然产生连锁反应。陈荭认为,香港学校竞争加剧,老师时间缩减难以顾及学生,校园安全网因而产生缺口,漏接了那些失足的孩子。「此外,追求价值过于单一也是问题。当考试科目成为唯一目标,学生就缺乏其他机会建立自信。许多学生学习成就低,然而这仅仅是一个面向。他们还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人。」 试想:你的人生目标在教室之外,当教室之外的「空间」越来越少;之外,就是悬崖,离开教室,就是坠落。陈荭也表示,成书时,类似的自杀事件很少。是以,《青春出于篮》封存了香港某段时间的师生情谊,现下校园环境则成为对教育之心的试炼。 陈荭举例,他当校长时,某班级上有个学生上课都在睡觉,不过陈荭注意到她很爱化妆。「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找位国画师父教她画画?』后来我真的找了一位国画师教她习画。现在那位学生是香港很厉害的化妆师。」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鸡婆之举,却造就了一位学生的不凡。陈荭提及此时,不无得意。 出了校园,还有更多不公义之事 小说里最重要的一场赛事,最后变成一不公的对决。陈荭笔下的主角有挺身而出的勇气。然而我好奇:离开校园之后呢?他笔下的青少年长大后,面对社会上更多不公不义,乃至香港的许多问题,该如何是好?然而,我其实想问的是:当政府不公不义时,我们该怎么办?或许我跑题了,不过陈荭的回答倒也受用:「到社会上当然会遇到更多不公义,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用不公义的手段来面对。」 我想起陈荭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民初传奇队伍──天鹰队。小说写到1931年,天鹰队的阿虎靠著「惊天一球」反胜日本「大和」队,结果竟遭不甘落败的日本特务炸死。陈荭说,天鹰队没有史实依据,只是停留在小说里的传说,「虽是天马行空的设定,但鼓舞了主角投出奇蹟的最后一球。」 现实不断挫败我们,只好交于小说逆转;小说里的人物遭遇逆境,也需要小说里的传说慰藉。 不读小说的话,就去打篮球吧。透过陈荭的经历与小说,我们知道:篮球是享受与人互动的艺术,让你知道自己为谁而战。即使你在人生中迷惘,无所适从,抄起篮球,你就有了方向。陈荭会在场边守望那些仍在犹豫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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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谋杀与创造之时──编剧赖东泽与他的地狱全景图

【作家特写】谋杀与创造之时──编剧赖东泽与他的地狱全景图

地狱是一种概念,事实上它比口头所谈恐怖多了,而且有千百种样貌,但绝对不会超乎想像,毕竟「地狱」原本就是由心而生。地狱,是不可描述的,之于凡夫俗子如你我,是庙宇中的图样浮雕,是长辈要囝仔人隐恶扬善之规训所在;之于大文豪三岛由纪夫也难以描述。他曾以香港的虎豹别墅为例,谓其丑恶宛如抽鸦片产生的太虚幻境。 地狱之于编剧赖东泽,却是日常风景。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毕业后,他专职写作,曾入围皇冠大众小说奖,并以《潜脑侦查科》获得金穗奖剧本优等奖。绝对在地的硬派之作《潜脑侦查科》讲述女警探携手「非典型心理学权威」,藉由潜入死者脑内挖掘死因,并试图找出一连串死亡案件的凶手──诡异的是,死者都死于自身最恐惧的事物。所谓非典型,是指这位心理学权威有俗称多重人格的解离性人格疾患,内在高达九个人格,亦正亦邪,有男有女。至此,你可能想到好几部好莱坞电影,但在赖东泽笔下,《潜脑侦查科》是不折不扣的台湾故事。他让这座岛屿的社会现实与政治黑暗相互纠结,在骇人的虐杀情节之外,更可怕的是我们竟生活在这样的岛上。这个深具野心,以至于让你忘记这竟是来自台湾作家的剧本,是这样开头的:在锁炼声、古代木齿轮声、火焰声、沸水声、砧板剁刀声、尖叫声中──镜头让观众看清这正是菜市场──一名角色发现自己取代了猪羊鸡鸭,成为待宰的「菜人」。刀斧就要落下。这里正是他的地狱。魔法爷爷打开了开关地狱何以成为赖东泽反覆渲染的主题?这要从他摆荡在「信」与「不信」的童年说起。「我爷爷是道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那时,乡下有小孩子一直哭,哭到累,发炎、发烧。我爷爷一去,发现是米缸的位置出了问题,便垫了一颗石头,在米缸里摆了一张符。三天内,那小孩子就好了。这件事记录在地方乡志。当时我念历史系,历史系要做家族史。我回关庙调查,才查到这件事情。」赖东泽说。赖东泽的爷爷开启或者说动摇了他对现实幻化的可能:「小时候要酬神,爷爷叫我过去,告诉我纸人会跳舞,便拿桃木剑在上面划;剑柄一朝前,纸人就开始跳舞。」赖东泽不信,用手在四周划过一圈,发现没有任何机关。此后,他愿意相信世上那些我们不相信的事。 赖东泽彷彿生来就具备「吸引怪咖」的磁场。他说即使走在寻常街上,也会有老太太靠过来对他说:「你相信电波武器吗?」那么你呢?你相信吗?赖东泽这样回答:「就数学机率来看,如果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机率不等于零,由于时间是无限的,那么,这件事就百分之百会发生。」听起来近乎诡辩,但赖东泽有更深的体悟。在幻觉中寻找真实离「被自杀案件」终结已过三年,士宗代替嘲风的位置继续担任潜脑治疗的工作。此时,一起俄罗斯运输机入侵台湾领空的空袭,拉开了一连串恐怖攻击的序幕……之所以在地狱里恍惚的活著,还要自赖东泽十九岁说起。赖东泽十九岁从台南到台北上大学,有阵子过得很忧郁,逐渐「发现」自已的脑子里出现哑铃形状的公寓,还会伴随鬼压床。当他睁开眼睛,就会进入那个空间,穿过一道走廊,两边各有房间,有窗,没有出口。空间里有一个老人,背对走道坐在摇椅上,穿著白色唐装,后脑勺绑著辫子。在赖东泽状况最糟的时候,老人甚至出现在他的真实生活。「那时在租屋处,屋内漆黑,我开著桌灯。老人不会碰我,但会数落我。我后来跑去当兵,打靶时,开枪的声音让我不舒服,老人的声音就出现了。他会对我说:『不然这样好了,等一下你上去,你就开枪自杀,你觉得怎么样?』后来我把子弹打完,老人就对我说:『你没有自杀,看来你还ok。』」脑中的老人于今安在乎?赖东泽答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甚且,他自有一套分辨幻觉与现实的方法──「如果脱掉眼镜,视线模糊,眼前人却是清楚的,那他们就是幻觉。」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这个方法很具逻辑。真枪实弹的童年记忆赖东泽热爱军事,爱写军火题材,还熟知枪枝厂牌与型号。这源自他的家庭背景──父亲是霹雳小组成员,母亲是刑警,见到真枪的机会比玩具枪还多。赖东泽回忆,某次警察搜到很罕见的枪枝,开记者会展示时,得在每支枪前放上名牌,他便被母亲带去指认型号,看到有错,还纠正母亲:「这把不是九零手枪,这是比利时FN枪厂,枪款是FN57。」赖东泽甚至能分析台湾枪支来源,一开口就源源不绝。「台湾的军火零售商就像鸡尾酒,进口大宗是菲律宾。八九零年代,越战刚结束,还有中越战争,很多越南人往外跑,跑到香港抢钱、抢银行,于是香港就有飞虎队、反恐行动。有一些人跑到台湾来,也从越南弄来很多枪。越南因为打过越战,又曾受中国和苏联资助,所以美系枪枝、俄系枪枝都有。这些最后都出现在台湾。」藉由枪火,赖东泽得以拉出一条全球战争史,以及家族史,不大美好的那种。他曾在其他访问中提到,小时候常被父母打,藤条、拳头、过肩摔,肉身即沙包。六岁时,他离家出走,用藤条插包袱,走在凤梨田。虽然最后他还是回了家,但与家庭和解,要到他当兵以后。打杀、血腥、战争、死灭在赖东泽的文字和人生中一再出现,但他说:「我不喜欢与人冲突。」因为吵架是没有效率的事,赖东泽说,「排除法律与道德限制,当我不想听对方的意见时,最有效率的作法,就是直接杀掉对方。因此,干嘛吵架浪费时间呢?」说到这里,我开始回想上述问题是否有他「不想听的」。好在他继续补充:「但是人在世上,就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限制。既然不能杀人,那就连吵架都不需要了。」这是赖泽东式《罪与罚》了。背向死亡迎来新生Lobot技术开始普及,成为随身携带的网路心理诊疗平台,但新型态心理病毒,也悄然成形……《潜脑侦查科》里有各式死亡,既血腥又离奇,简直是以死亡作烟花的马戏团。关于死亡,赖东泽自有一套实践与辩证。小学六年级时,赖东泽就思考:「我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什么?」那些看起来快乐的人,为何决定离弃这个世界,自杀这件事让当时的赖东泽困惑。 或许是拥有过多的感知能力,痛苦对他而言,是可触摸的。赖东泽不讳言,他曾从五楼跳下来,结果压坏人家车棚,也试过割腕和手臂。「但我不鼓励自杀。」赖东泽强调。《潜脑侦查科》探求死者的地狱,新的电影剧本《红星孤旅》则为我们上演火星任务官的求生之旅。故事讲述一趟单程火星任务,成员仅有一名人类和他的机器伙伴,以及量子电脑构成的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渴望人类陪伴,甚至惩罚不陪伴「她」的人类。在绝对孤寂的火星上,唯二的智慧体竟不是相互取暖,而是各怀所思,想掌控与拒绝被掌控;寂寞与逃离,原是一体两面。 此外,是「她」没错。这是一个女性化的人工智慧。是否隐喻两性关系?就留待读者与作者各怀所思吧。 《红星孤旅》最后,主角漂流在太空中,落入绝对的孤绝,那是巨大又无声的痛苦。我想起《潜脑侦查科》的主角曾说:「痛苦是精神的养分。」赖东泽则用幻觉带来的苦痛,与生在苦痛中所诞生的文字为我们示范这句话。「那些过得安逸的历史人物,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呢?」他以补刀的口吻继续说道。 不喜欢这个世界,所以透过剧本创造一个新的,这是他的写作企图。背对死亡,赖泽东迎向文字世界的诞生。「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死,才是制造浪费。所以我活著,非得创造点什么。」 所以赖东泽讨厌浪费食物。 他为我描述,试想:有一只猪必须活在狭窄的环境,成年后成为人类的食物,被宰杀,被支解。然后有人点了一份排骨饭──来自这只猪的躯体,必须切片、裹粉、油炸过。最后竟被嫌弃,岂可原谅? 我想起我浪费过的所有排骨饭,流下一阵冷汗──脑中浮现自己变成被人嫌弃的排骨饭。此刻,赖东泽成功在我脑海中描绘出属于他的地狱图。潜脑非关科技,而是赖东泽的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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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林庆祥:我只是写了三个想回家的人

【作家特写】林庆祥:我只是写了三个想回家的人

【书评】 现实一种,台湾警察小说的现形/翟翱「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张简家的孤子,对志雄来说,伊小弟几百个,不差这一个,阿瑞仔也不是会帮公司赚钱的干部,讲卡歹听,恁小弟生鸡蛋的无,放鸡屎的有,减一个没差,饲太多搁呷了米。若对我来说,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会害我呒头路,妳随便到警政署检举,我就下课了,尚盖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杀手打死,嘿嘿!拢无证据,我就安全了,但为何我要告诉你这些?因为人是有感情的,要讲义气,我陈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则,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气魄,我嘛不输他,阮拢是爱伊好、惊伊死」。 他最后再补一记回马枪:「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讲的话,妳去跟志雄讲嘛呒要紧,但是,未来的代志安怎变化,无人知道,我劝妳对任何人拢要有所保留,听听就好,对我、对志雄拢仝款(同样),妳尚好连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断,但别忘了,如果妳觉得需要我这个老大的时阵,可以来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约束跟立场,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杀手恐吓掳肉(绑票)来赚钱」。 短短两段叙述,或可稍稍拼凑出故事的样貌:对话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发话的男方是个刑警,在此无法判断官阶,主要目标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关系成了夹心饼,谁都信,也谁都不信。 这只是林庆祥首部长篇小说《刑警教父》中的一个场景,但已足够让人嗅到这部小说当中的气味:警察、黑道、江湖、义气、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与不得已。 没有英雄的世界 林庆祥的小说里没有俊男美女。他笔下的警察们,没有谁是可以一次打十个的不死英雄,也没有出入枪林弹雨还能一脸痞样谈笑风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里,无论是警界的刑事小队长陈江、黑道大亨陈志雄,或是双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锁定的头号枪击要犯小瑞,没有一个是英挺伟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视剧该由谁来演出时,林庆祥针对小瑞一角还特别强调:不能是帅哥)。却也因此,书中情节的种种描述,都不再是萤幕/银幕那端的云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两道的血淋淋人生。在当代为数不多的台湾犯罪小说中,《刑警教父》的出现,无疑为社会写实路数的类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军。 警政线跑了十多年的林庆祥,说老还不至于,但早也累积了一大资料库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写这部小说想了很多年。应该说,从我知道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写成小说。」摇笔杆的人,多半抱著写小说的梦,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轻时有很多时间可以写。那时还没结婚,那个年代在日报工作,压力也不像现在这么大。但说真的,那个年纪,写小说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业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么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写小说?当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庆祥说话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时警纪风气很差,我只要打三通电话,一定会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赶快过去。你还会回家写小说吗?时间就这样蹉跎了。」 在高雄市政府任职,每天与媒体打交道,与记者兄弟聚餐,那时喝酒也比写小说重要。初入行的记者,人脉重于文笔,「刚开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声,担心认识的人不够多。」记者最计较自己的联络资源够不够广,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问谁、能不能问到对的人?为什么别人问得到自己问不到?为什么这个分局的队长会把讯息透露给谁,就是不告诉你?凡此种种,都关系著记者生涯的光明顺畅与否。「所以你会把很多心力花在这里,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爱玩。」毕竟没有人就没有线、没有来源。「所以年轻时的确过得比较……纸醉金迷吧。」他干笑,流露出一点尴尬。「但写小说的念头一直在,午夜梦回时会很愧对,干,自己怎么这么不认真、这么鬼混。也想过要先写点短篇小说,但都没想到什么好的idea……」讲没两句他又大手一挥:「啊其实都只是想想而已啦,还不就是懒。」他放弃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后,林庆祥帮高雄市长陈菊打完选战后离开市府。「当时在家连续糜烂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个念头闯进来:干,我如果再不写,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动手了。于是电脑打开,想了开头,就写了。」他顿了一下,不无担心地问了一句:「所以开头很弱喔?」 还来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写到一半时无以为继,不知道怎么写,中间停了好久。写到后来甚至会觉得:它值得写吗?我写得完吗?这么烂,值得再写下去吗?」每一章写罢,林庆祥都没有多迈进一步的喜悦,而是从自己的写作能力到技巧,各种自我质疑反覆不断。「一直到后半我才有点自信要把它写完。」但不是终于认为自己写得好,「那时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烂,总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这样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结局。「我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很看好它。」他说。 每一个想动笔写小说的人,心里一定有你关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关心的。 「会写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隐约的想法和人物,没有先想好大纲,也没有结局,那种『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情况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于自己对警界生态的了解,光是开头的监听我就写了一大堆。这都不是好事。」对自己写作上的缺失,林庆祥看得比谁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纲都弄好再动笔」这句话,在整场访谈中大概出现了八百次,足见这种「边演边生剧本」是多么折磨。 善恶无关黑白 然也因为林庆祥对警界生态的了若指掌,让《刑警教父》拥有难以摧折的坚实骨架。他在台湾警纪风气由浊转清的关键时期进入新闻圈,那段警察比黑道还嚣张的年代,他虽未能躬逢其盛,却也耳闻不少。警政新闻的长期磨练,让他懂得什么时候可以适当探究,什么时候可以硬起来翻桌;什么时候该放软打声招呼,而什么时候该闭上嘴。这些都渗入了小说里,成了血肉。「写警察,这是我最熟悉的题材,我和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对警察很熟,一直想写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个想动笔写小说的人,心里一定有你关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关心的。」 在林庆祥的小说里,无论是游走黑白两道的刑事小队长陈江、试图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陈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双手染血的时分,也有显露人性光辉的瞬间。「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好人,也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只有三个想回家的人。」陈江想安全下庄退休养老,志雄想海捞一笔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乡侍奉双亲。他们各怀鬼胎,也各有心软。黑道不全为恶,警察更不是永远的正义代表。在林庆祥所认识的警察中,不乏陈江这样一手犯著某些恶行,转过身面对本业又兢兢业业者。「贪污索贿、智勇双全,都可能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职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违法的事情一件都没少干过,碰上要拼命的时候,热血一沸腾也是往前冲。所以你要怎么论定一个人?」 所以又回到陈江对小瑞胞姊讲的话:「……人是有感情的,要讲义气,我陈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则,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气魄,我嘛不输他,阮拢是爱伊好、惊伊死」。置身白道,却与黑道相互比拟、争一口气,刑事教父比谁都要更懂得翻云覆雨;善恶之间,或许连一线之隔,都称不上。 资深记者谈记者:关于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 年轻时的他,在马祖服役留影,当年为了放假回台湾,写违心之论的小说,还真的放了两航次的返台假。在和林庆祥聊他的工作经历时,他先讲结论: 「我这辈子只干过两个工作,一个就是记者,一个就是应付记者的人。」 林庆祥是宜兰孩子。中兴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觉得在家乡不好求职,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两个月还是没著落。某天一个朋友邀他到台中家里喝酒过夜,次日一早两人买了份报纸坐到麦当劳看台中的地方征才广告,发现有家《震撼》杂志在征记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闻路。「我从没想过要当记者,一生随波逐流。」他笑。 从泡茶聊天到公事公办 在《震撼》杂志待了一个多月,老板跑了;1996年年底辗转到彼时刚复刊的《台湾日报》,从环保、区里新闻开始跑,之后转到警政线,一待近10年,累积了他绝大多数的资源与人脉。2006年《台湾日报》收山后,他到《民众日报》沾了一下,随后进入公部门任职,成为他口中的「应付记者的人」。过几年撤出公部门,重新披上记者战袍,回到新闻现场。 20年前当记者,和现在几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态。「小时候多可怜啊,(为了新闻)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还带宵夜去请他们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线的记者与警察关系亦敌亦友,有亲密换帖的时刻,也很容易因立场相对而起冲突。和警察日夜「搏诺」(台语,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为了不知哪天会到来的大新闻做准备,更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当然我们和警察还是会互谯:『干,条子都靠不住』、『妈的,这些记者,说变脸就变脸』,但信任感都还是在。」然现在的年轻记者与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礼如仪的上班族,少了互动,也省了独家。一切都由秘书室发新闻稿,或用LINE发群组。公事公办,不需攀附谈交情,但也缺了冲激的火花。 「现在的记者,坦白说,比较没有实力。想(用报导)修理人,也不知道从何下笔,修理不到痛处,人家也不会怕你。这个社会很现实,很多东西都是交换来的,你有实力人家就会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时当道,技艺不再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来与警察朝夕相处的经验,写下精采绝伦的《刑警教父》所以现在记者比较好当吗?「难。」林庆祥简单吐出一个字。老鸟如他,也同样面临著即时新闻的压力。「现在报社重视即时,比重视一般新闻更甚,很多新闻专业就这样被牺牲掉了。」已经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认新闻它是一门技艺。从题目为何产生、怎么写、怎么了解事情的轮廓、怎么表现,都是技艺所在。」但现在这门技艺的原则和工法,为了抢时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双好的鞋,该怎么缝、该缝几针,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随便缝一缝,只求有个鞋样,当然穿不到几天就坏了。」林庆祥摇摇头,喷出一口烟,不知是替年轻同业叹息,还是替自己。 说起乡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话「少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林庆祥还是摇头。「记者这个行业,入行门槛很低,而且是愈来愈低。但无论时代怎么变,要当个好的记者,永远是那么难。」感觉上这个职业一直被贬低,「但你会发现,社会上有三种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没好话,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记者。为什么?因为这三种人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简单几句,带出记者令人又爱又恨的原罪。林庆祥把手上的菸弹熄,不再多说。再问他,那怎样是好记者?他沉默好半晌。 「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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