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有罪论──蒋亞妮读《亲爱的共犯》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写下：“我们在没有被忘记之前，就会变成一种媚俗，媚俗是存在与忘却之间的中途停歇点。”陈雪的新作《亲爱的共犯》逼近的核心，与它相近。与其说，这是一部悬疑小说、推理小说，其实它更是藉著一场绑架失踪案、借道小说中住在“白楼”里外的众人，将视线投向“媚俗”世间。像是以灯探照，什么是好、什么是爱，你的心真的为此震动吗？《亲爱的共犯》陈雪 著出版日期：2021/1/29与前作《无父之城》相同，故事始于一场失踪。这一回，住在“白楼”里显贵的张家三代，二子张镇东忽然被绑架，刑警周小咏展开调查。嫌疑者有财富、有爱情，当然也有妒恨，人类究竟会被什么驱动？当我们关心一个社会案件、当我们为了家人与爱情付出、伤痛、流下眼泪时，要怎么看待每一滴眼泪？眼泪，总有两种，第一种眼泪，是出于自己与对方的关系；第二种眼泪，却是因为仿佛能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同悲悯共感动，如此美好丰沛，流下的泪。两种眼泪，都是爱，或以为是爱。这也是米兰·昆德拉告诉我们的：“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如果可能，请把这本小说里所有的眼泪与选择，看作第二种。只因为，这个世界目前的眼泪，都更贴靠后者。复调之式神陈雪的小说总像是课堂里没教的文学核心。奇技淫巧与理论形式，那些可以被书明、曾经被论述的典籍，先变作了小说作品（work），再变成我们所见真正的文本（text）。从作品到文本的逸变，是一种精神视线，作品是可见的，文本是不可见、不可被计算与评价的；作品会占据空间，文本则是一座方法场，我们只有透过创作过程，才能检验文本。曾有个被单一化到极致的人物，那位像是一生只说了一句“作者已死”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其实他所知更多：“文本不只是符码、可见的物件，更是乌托邦、不可见及一个可流动的过程。”如此看向陈雪小说的轴心，尤其到了《摩天大楼》与《无父之城》后，更能理整出她小说的特长之处，课本里、理论上、简而化之的一个名词：“复调小说”。西方世界，从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威廉·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的小说到《冰与火之歌》；东方与之相对，亦有《罗生门》及上溯至《红楼梦》、近身如凑佳苗小说般的复调蓝本。于陈雪的小说中，不管是此本《亲爱的共犯》里，间次地以失踪者张镇东身边之人开章分述，从引梦办案的刑警周小咏、生于微处的张镇东妻子崔牧芸、张镇东的大哥大嫂，到白楼里的管家陈嫂、外佣阿蒂⋯⋯全都成了陈雪指点江山的各种乐音。一如她在《附魔者》里，似以魂力捻出烛绳般，点燃所有在爱中的不同伤者与叛者⋯⋯直至《亲爱的共犯》，读者终于可以笃定知晓，小说家完全自知她与她的小说之技，有著如阴阳师与式神般最强大的契约术法，不论是复调、悬疑与人性，她都握于掌、晓于心。大象灰色的梦游者小说和爱情总是相近，最近之处，是明明知道所有的道理、做好一切准备，却还是写不好一本小说、谈不好一场恋爱。这便是“复调小说”一词，在课堂外的核心，在陈雪手中的别样，更是陈雪在经过了几年的文学高强度写作计画（字母会）后，意外地，将她的自我与小说浓淡度调低，从墨黑漂成了大象灰。小说中几次以颜色寓阶级，先是“白楼”那难以言说的白之综合：“只见得一片雪白、粉白、雾白，纷纷落落地营造出一种濛濛的光晕，阳光底下看起来，眼睛都要闪痛了。”再来便是“大象灰”，“这世上竟然有某些颜色是昂贵的⋯⋯大象灰，听起来不起眼的名字，那灰色若不是使用高级皮革，并且透过特殊的调制鞣制印染，不可能呈现出来，没有经过复杂的工法，最后只会变成老鼠灰。”陈雪的小说便似那法国最奢靡的皮革名店，凡俗者总被满柜的时装或前头的金工珠宝所诱，可那以Madame小牛皮、Epsom牛皮精巧鞣制而成的大象灰或班鸠灰，稳当地收在暗架，必得等候暗语、确认眼神，才能成为那识货人。它才是每个名字后的一生历练，如玉髓、岩脑与树之琥珀。这本《亲爱的共犯》可被视为影像的衍生空间，另一部独立于陈雪“空间三部曲”中“大楼”（《摩天大楼》）、“小镇”（《无父之城》）、“海岛”（尚未出版）写作版图外的作品。虽然，小说也极大程度的贴著“文明街四十五巷”那座白色大宅的空间伸展枝枒。但陈雪大幅地缩砍独白与呓语般的文字句式，把枝枒留给颜色、形貌、建筑与故事情节，这使得它的文字也变得近似一座建筑。透过指令、听闻线索，读者便成为了观众，小说中长出楼宅、看见人影，影视化的野心由此可见。没有野心的书写，难以成就伟大的作品与作家。每当作家一开始写作，作品就脱离了他自身，从陈雪的写作段落中，偶尔剥离如降灵般的感受，比如写梦论梦，醒觉而别致。小说中能以梦探案的刑警周小咏，这么说起她的梦：“如今的梦，都像是白天工作的延续。”、“她知道这不是托梦或什么神奇能力，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思念父亲、努力破案，两者合一，就成了梦里办案的情节，但这就是她想要的。”在这里，梦不是神谕，梦是野心。小说家和刑警和世人相同，自以为通透如解梦者，皆为梦游者。正如写出《他们》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这样定义作家与梦的关系：“我们也许沉溺于梦境，但绝对不是出于对现实的恐惧或者篾视。我们写作的原因与做梦如出一辙，我们没法不做梦。写作的人是严肃的做梦者。”这是一部推理小说，小说理所当然的推向了犯罪者的谜底，却提供了另一个思考与暗号：“有罪等于可恨吗？”同时，这也不只是一部推理小说，因为它不断给予提示，几近心理暗示。翻开书页，小说之前，你首先会看到“天空是白的，但云是黑的。”这是出自经典法国电影《新桥恋人》里的一段台词——它更是确认彼此相爱的密语，虽然大多数的爱情，总是危颤、疯癫与不公平的。爱这件事，果然与小说很像，可能罪恶，却不一定可恨。本文作者蒋亚妮1987年生，台湾台中人。 摩羯座，狗派女子。无信仰但愿意信仰文字。东海大学中文系、中兴大学中文所毕， 目前就读成功大学中文博士班。 曾获台北文学奖、教育部文艺创作奖、文化部年度艺术新秀、国艺会创作补助等奖项。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请登入游戏》（九歌）， 2017年出版《写你》（印刻）， 2020年出版《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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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再放浪一点——蒋亞妮读成英姝《再放浪一点》
我很害怕单一化。不管是一件事、一种称呼、一个版块或一类性别，比如“女性文学”、“女性作家”与“女性书写”（替换成同志亦然），但我明白这些存在，依然有其必要性，因为世界确不存在专指男性书写的“男性文学”，我们只能不断催熟“其他”、壮大“之外”。成英姝的最新长篇《再放浪一点》，距前作《寂光与烈焰》整整四年，男赛车手开出记忆的荒漠，这次的小说主角是三个有欲望、有野心的女性。成英姝只使用了一个进行中的“剧本”，便将三者串连。三十多岁的女编剧高爱莫，一直期待写出畅销剧本，却总是心比手高；五十多岁的过气艳星巩丽莲，将最后翻红的机会压在请高爱莫为她打造的剧本上；最后是二十多岁的Z咖女演员林由果，为了演出机会极尽卖傻、卖疯、卖性感，抛售羞耻。不经意处，有著张艾嘉2004年电影《20．30．40》的女性年龄思考，或许一点1994年王晶电影盛世时期《恋爱的天空》（又作《四个好色的女人》）中的自觉与讥诮，偶尔闪过2013年黄真真执导的《闺蜜》里，少数精彩大胆的生动对白，叠影混搭。说穿了，《再放浪一点》是讲女性的小说，却不该被单一化为女性小说，这是我深以为戒的阅读整理。1990年“布克奖”得主，英国作家A.S.拜厄特说过：“如果要做为一个好的女作家，你首先要是一个好的作家，而不是仅仅和女作家在一起，大家只讨论女性的事情。”这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说过的：“在这个世上，我首先得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放在一起看，相当有趣。事情的优先顺序永远是，先是一个怎样的人、才是一个怎样的作家，至于性别，万万不需要沦落为少数族群与偏远地区一般的加分要点。成英姝虽然在《再放浪一点》不断拿针戳出女性的血点，像是谈到年纪时，她写四十多岁女人的屁股，会从短裤下缘垂出，但穿的却不是热裤；可四十多岁也不全然缺点，比如女人拉皮：“都说拉皮就要趁年轻，大概四十多岁最好，拉了能定型，还好看，老了才做，三两下就崩坏了。”幽默的最高级是开自己玩笑，这点成英姝与她小说中的三个女人都做到了（换成男性处理就容易落得政治不正确）。如果就只停留在此，三个女人一台戏，就算再加上一个畅销名作家梁梦汝与时尚设计师维若妮卡，五个女人大搞女性主义，唱得也还是过于单调了。还好，成英姝不需要女性加分，她在《男妲》跟《地狱门》等长篇作品里，已经自证这点。不管是暴力、类型、情色与异色，她都玩过了，所以我们必须看进深处，穿越性别、翻玩意识。大家应该都听闻过维吉尼亚·吴尔芙那如当代夏娃宣言般的“自己的房间”，女性（尤其写作者）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房间需能上锁。不过吴尔芙的原句不只这些，而是：“女性要想写小说或诗歌，必须有五百镑年金和一间带锁的房间。”散文集《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30年前后的英国，作个简单计算，那时的500英镑约等于如今的120万至150万新台币（相近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以上男性年收入）。吴尔芙与她“500英镑说”也非凭空发论，刚好是她姑妈留予她的遗产年金。可惜，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民国107至108年平均年收入，当代台湾女性大约落在57万至60万间，小说中的三个主角大约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当我们都少有“500英镑”年收时，就不再写了吗？答案很简单，不管你是男是女、优渥还是落魄，都得要写。反正生活再惨，小说里得暂时靠海苔片、泡面、豆腐撑过生活的女编剧也宽慰自苦地说了：“几个月接不到工作，明明过著清贫的生活，却一点也没瘦，又是一桩宇宙并非逻辑建构的证明。”编剧也好、作家也好、画家编辑老师都是，拿著笔的一个都逃不了，比起性别，《再放浪一点》的主体，更靠近一群无处可归、无路可出的现代人。这不禁让我想到多年前成英姝在“三少四壮集”发表的短文〈我们都太在意永远〉，她写喜欢的作家：“托尔金的世界是一个放置在真实的凡俗的平淡无奇的世界中的箱子，两者平行重叠，当浓雾遮盖了视线，有时拨开那白色的帘幕，就会置身在托尔金的世界中。有一种电影情节，主角意外或者为了某种目的，来到了另一个时空，大部分的剧情，最后都让他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这也是我在读这本小说的感受，当我在小说世界、他者时空，游历一场后，却发现听到的全是我自己世界的回音与困境。比如，故事的存在可能；比如，美好的总是往日时光。虽然美国小说家劳伦斯·卜洛克声明：“伪造正是小说的核心与灵魂。”而在一众台湾小说家中，成英姝很高程度地展演了她虚构（Fiction）的能力，私小说的座位，即使你拿著她生平门票一幕幕寻找，最多也只能看见经过了离解、脱墨、洗涤、漂白而还魂的再生纸，前人的名字与笔迹，你找不到。她是罕有地认真说故事的人，为我们展演她精心设计的一个又一个“灵晕”（aura）。灵晕就像故事的入场卷，你得透过它才能真正进入故事氛围。她通过小说中编剧角色的困局，狠狠敲击了当代文学一直讨论不休的：该怎么说故事、还有没有故事，以及有没有人还在说故事？于是在小说故事完结前，她忽然花了许多段落定义“故事”：“故事究竟有没有它自己？那个它自己又是什么，在什么时刻诞生的？人的一生说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无穷的故事散乱，充满矛盾、歧义，它们会被什么指向一处，变成同一个故事吗？⋯⋯事实上，每个故事在当下便已完成了，每一个瞬间就涵盖了过去和未来的可能，在那个点上，它已经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成英姝以故事作答故事存在，故事是有可能的，小说依然在说著不同故事与包裹故事，故事里又再藏著些许内在自我。小说随著主线“剧本”的完成，走向结尾，最聪明者显得蠢笨、最痴傻者却看得最清，撕逼的人说不定相知相惜，这样的安排在小说里并不特别，特别之处是成英姝洞悉世情的口吻，当她写道别人教训爱莫的编剧态度时，说的是：“你犯的这个毛病也反映在你的创作态度里，你鄙视陈腔滥调，你对于无论是别人或者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都认为没有价值重复，但你以为真理有多少？”过去了，才有来处可以回头，天真过，也才能说世故的语言。我和小说同时惊觉，现在的所有故事，都由“过往”触发至今，就像五十多岁的昔日艳星高谈自己仍有粉红色乳头一样，看似放浪的全是幻梦。每一个小说的角色都困于旧日，尚未发福的身材也好、捧在手心的爱或是充满可能的未来都结束了，于是小说为他们写下：“以为永远记住我们年轻时的样子，仿佛就能回到过去，但过去就和未来一样，从不在默默那里等待。”说的其实是，往日时光，早已远去。“回不去”的不只叫半生缘，方文山为南拳妈妈写的歌里，那年Lara也唱著：“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也都无家乡、无归途。既然无家无乡（也没有吴尔芙说的百万年金）、既然青春终究留不住（也活不成李宗盛一样的成功大叔），成英姝告诉我们，不如再放浪一点，反正，没有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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