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没有先知,只有错乱的好人——专访张国立《私人间谍》-鏡文學

大时代没有先知,只有错乱的好人——专访张国立《私人间谍》
文|翟翱 2022-04-01


张国立像永远的小说顽童,说话中气十足,结尾常常哈哈哈大笑,还有一套左右互搏的哲学。他说世界上最重要的莫过于“我”,“我做好我自己,我老婆高兴,我女儿也高兴,这两个人高兴我就高兴。”


“所以你说身为人,‘自己’是不是最重要?会把人贬低的社会,便是不好的。放到小说,就是只为自己写。因为这样,我写作时都很快乐。”正是这份快乐让张国立写小说其快无比,能同时交叉写三本小说,因为“一直埋在同一本很无聊。”





《私人间谍》

张国立 著

出版日期:2022/3/16




沙林杰或卜洛克,他选择卜洛克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张国立的职业小说家理论:既然是职业,得一直写,那就要快乐的写。他在不同访问提到的说法是,作家有两种——沙林杰式跟卜洛克式的;前者第一本书就轰动文坛,但至此成绝响,后者从软调色情写到推理小说,有说不完的八百万种死法,“这两种作家,我比较愿意当卜洛克。”


因此,写完三本《乩童警探》系列作,张国立很快便交出新作《私人间谍》。不过谈新作,张国立总会谈到更新一部,而且最新尚在构思的作品,还是他梦到的。仿佛小说路康庄大道,走马看花他都能记下。


与“我”的哲学看似相悖的,是张国立对希腊悲剧的信念。三年前我采访张国立,他自称是希腊悲剧的追随者,两千多年前希腊人写的故事告诉他,所有人的命运都跟自己的过去有关。所以活著就是在前进的时间里迎接过往决定的宿命。


尽管如此,信奉悲剧的张国立不悲观不萎靡,别的作家写作是苦闷的象征,他写作唯一的抱怨是需要抽烟,老婆会不高兴。世界再疯狂,他也有不尽的好奇。张国立的人生哲学让我困惑,就像悲剧读起来是爽朗的不搭调。直到我读完他的新作《私人间谍》,才明白他的追寻即是逃离。活得自我,才能外于这个世界,同时观察、欣赏它。




▲写完乩童警探三部曲,张国立交出追忆狂飙青春与荒谬时代的《私人间谍》。谈到那个还有匪谍的年代,张国立说“抓共匪其实很虚幻,但精神错乱的人很多,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错乱。”(图/镜文学)
文青间谍的自由幻梦

《私人间谍》透过三个章节讲述既狂飙又苦闷的70年代,一名说是间谍其实更像文青的自由梦。主角石曦明的父亲是有战功的荣民,因父亲之故,石曦明加入国民党,并在当兵时被警总吸收成间谍,负责监视代号水手的归国学人。


水手生活平淡无奇,唯一可疑的是有名妖娆神秘女子出现在水手窗台。最终女子不见其人也不知所踪,水手却因此遭罪。四年后,受水手读的《老人与海》启发,发奋读书的石曦明进了大学,又遇到当年的警总叔叔,向他打听学校里的匪谍名单。多年后,石曦明学成回台,搬进当年水手住的房子。然而退去的时代浪潮回卷,尝过自由滋味的他得面对过去间谍人生的这笔帐。


《私人间谍》书名有玄机,既名间谍却不为国,何以私人?因为间谍夹在国家与良心之间,也受困于父子般上对下的指导与掌控;小说描绘的这层关系与其说是国家机器与间谍个人,倒不如说是传统价值里如父如子的执念在作祟。


眼尖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主角的背景跟张国立很像。张国立说,他生命里真的有一位“警总叔叔”。“以前我在《中华日报》他常常出现,总是笑脸迎人,到哪里都看得见他,对谁都很客气。他看到我就说国立啊怎么没烟啊,就拿烟给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警总保安处的。他对年轻人都很好,但是有目的的。”如同张国立在小说里写的,这样的人物需要年轻人成为他布的键与人脉。



写不是先知的众生

这位总是笑咪咪的人物让张国立想写,“你说他是坏人吗?也未必。他从小受的教育跟人生环境告诉他,因为匪谍让国民党丢失中国,所以有仇恨,所以要抓匪谍。很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是白色恐怖的来源。但那个恨跟付出也是真的,人离开自己的时代就无处安放自己。你要他否定努力了一辈子的自己,太困难了,而且他可能比我们都努力。”


“你期望每个人都是先知吗?大家都是混啊,混到能靠关系就好。”张国立说。


认为小说是在写白色恐怖吗?张国立答没想过,认为这说法是种“束缚”。“这些人做不对但是自己理想的事,可谁告诉他们不对?就像美国也曾有麦卡锡主义。我不喜欢用这个白色恐怖这词,太模糊。这就像说我是个老先生,但我心里可能不老啊。好人坏人分太清楚,写小说就不好玩了。”


张国立的看法并非安全牌,或许还有些政治不正确,但《私人间谍》确实也是部讽刺小说,讽刺因为抓共匪而错乱的时代。这,关乎张国立从小到大的“想反抗”。


“社会与大人不断期望我成为某种面貌,我觉得很烦,难道我不能做自己吗?就像我十八岁决定写小说——你看我是不是很早熟。我妈妈很慌张的说,这样我以后怎么活。预官退伍我在家写小说,我妈说看样子我人生是不行了,只能替我多存点钱。后来我找工作就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还有小时候有一个沈伯伯常跟我讲故事,是我说故事的启蒙。后来我得奖,他拿报纸框起来贴在家里。我心想不要这样吧,我只是喜欢写而已,没有什么理想。”


回首青春,张国立总结是“念了文学,结果人人都在为我担心。”因此,写《私人间谍》是“趣味化那个人人都在给自己压力的时代。”





▲学生时期的张国立。张国立读日文,曾让母亲不开心,因为家里出身南京。回忆这段求学经历,他形容“命运会小心安排你,给你开扇窗,让你有机会跳出去本来的生活。”(图/张国立提供)




没有束缚,人生就能看多一点

很难说张国立是把一本悬疑小说写成了《家变》,还是把《家变》的主题写成了一本悬疑小说。毕竟张国立始终主张小说没有类型与纯文学之分,“小说里没有纯不纯,写得好就好。”谈到类型小说,张国立以最近看的影集《僵尸校园》为例,“《僵尸校园》其实是《苍蝇王》的变形。类型的架构永远存在,只是你用现代精神去诠释。”


或许,《私人间谍》是张国立用自己的“现代精神”——反抗时代对人的定义与塑造——诠释他经历过的年代,书写混沌的众生。同时,张国立在小说正文前写道“听说只要有人记得你的名字,你就永远存在/给张渟,我的母亲我一直记得”。谈到母亲,张国立说,“我妈从小放任我,我觉得很了不起;她会担心,但不会制止或要求我。”


接著张国立反问我,“你知道你爸妈为何结婚的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爸是再婚,而且我妈很匆忙嫁给他,我一直很好奇原因。后来去中国大陆问我大阿姨,我大阿姨说我妈抗战时认识一个男生,对方因为要打战而离开她。八年抗战完,她还没结婚。有天她接到电话,是那个男生从武汉打来的,二话不说飞去武汉,两个月后脸色很臭的回来,就嫁给我爸爸了。”


“我们平常都会忘记爸爸、妈妈有自己的人生,有可能你不是你爸爸、妈妈的最爱所生下的。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玩,一个人的人生真是丰富到难以想像。所以你说小说写得完吗?不可能嘛!哈哈哈。”所以,不是对世界有由衷的好奇,不懂得欣赏无聊的人生,无法成为张国立这般的小说家。


这般的小说家张国立讨厌被人摆布。有一个小故事是他当年在《中国时报》上班穿短裤,结果被高层长官骂,“后来我退休后只穿短裤,现在连一套西装也没。”张国立真的总也不老,因为把洒脱活得很中二,“当你人生可以摆脱各种束缚,就可以看到多一点,这样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