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薇談新作《山神》——山會接住謙卑的人
攀爬聖母峰也死在那的馬洛里被問到為何要爬山，回答「因為山在那裡。」山是永恆的綠色波浪，牽引人們。有一批人則日復一日入山，目之所及是熟悉的草木。上山像拜訪老友，這便是巡山員的日常，「很多巡山員可能數十年到同一個地方看同一棵樹還在不在、好不好。」海德薇說。山神 海德薇 著出版日期：2020/7/31去年十月我訪問海德薇，當時她剛完成奇幻小說《我綁架了文昌哥》，正連載另一部奇幻作品《魔藥獵人》。為何熱衷讓想像飛躍的寫作？她回答，「因為不想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世界。」這一回，她寫巡山員故事《山神》，首度嘗試現實之作。本是世俗的題材，海德薇卻因實際隨巡山員走過一遭而有感，「接觸他們，讓我覺得自己好市儈。唯有在山裡，才能與自然合一，天為被，地是床，什麼都沒有卻很豐足。」▲海德薇過去多寫奇幻作品，這一次寫《山神》也融入她對奇幻的喜好，將之化為對山林自然的崇敬。海德薇說，唯有巡山員所處的環境能與山「合一」，令她嚮往。（圖／鏡文學）台灣首部巡山員職人小說《山神》是台灣首部以巡山員為主題的職人小說，敘述女主角「葉綠儀」巡山員父親因公殉職後，隨其腳步成為「森林護管人員」。當年父親忙於工作，家庭失和，葉綠儀也不諒解父親。踏上山林前，她想「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面積，騎車環島只需要一週。我不禁懷疑，父親為什麼花上了一輩子的時間，都還無法收工回家？」上山，本想追尋父親的身影。葉綠儀初因女性身分感受歧視，隨故事進展，歷經各式挫折與克難，從雲杉苗圃育種失敗到遇登山隊山難，再到面對山老鼠及森林大火，最終贏得所有同仁肯定。葉綠儀上山的姿態，也由追逐成為立定，證明一己價值，道出「身為巡山員的我，看似什麼都沒有，實則擁有了一切。」《山神》翔實寫巡山員大大小小，甚至冒險犯難的境遇，也是不哀怨不傷感的女性成長故事。小說最後，葉綠儀看待山的方式也有了不同，從征服到臣服，再到融入。因此，對巡山員來說，不止是因為山在那裡，而是山成為了他們的樣子。他們也在那裡。▲巡山員深山特遣時得隨地而睡，往往練就以地為床的本事。（圖／海德薇提供）入山田調帶給她經驗衝擊從幻想題材到現實之作，為何有如此大的轉變？原來海德薇的弟弟森林系畢業後，曾任巡山員一年。她聽弟弟轉述，才知道巡山工作這麼有趣，「我弟是我最初的訪問對象，問他各式奇奇怪怪的問題，比較懂了，才敢問其他專業人士。」之後因林務局友人引介，她得以到南投水里工作站田調。海德薇分別在水里待了三天，到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分站考察一天；白天隨人員踏查訪問，晚上整理筆記。接觸巡山員，帶給海德薇很多衝擊，她弟弟最先讓她感到不可思議，「我家住桃園，我弟一早要到南投面試，結果他前一天穿著西裝睡在南投的公園長椅上，隔天直接去面試。後來我問其他巡山員，他們都說這很正常，因為在山裡就是要隨地可睡。」海德薇笑說，相較之下，她像要睡獨立筒床墊的碗豆公主。「這些人跟我在都市遇到的，完全不一樣。田調時遇雨，我問下雨了怎麼辦？他們說這不是雨啊，接著繼續往前走。也有老巡山員，在山上來去自如，獲優良護管員時，上台北到善導寺站附近的林務局接受表揚，卻在捷運站迷路。」所以在山裡，遠離世俗，欲望降至最低，真的會變成不同的人。海德薇說，巡山員跟寫小說的人很像，「前方可能一無所有，最後可能一無所獲，只靠熱情支撐。」她問受訪者做巡山工作的動力是什麼，他們都回答「就是喜歡山。」「巡山跟寫小說一樣，都是築夢的過程。」海德薇說。話雖如此，還是有許多現實條件待克服。巡山員巡山看似浪漫，實則職務包山包海，不但得管理森林租地，負責與當地居民交涉，發現有人侵占國有林地，更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處理。此外，還有步道維護、林政業務等工作，不時還會遇到上山救難，或搶救森林火災。巡視林班地，只是最基本的一環。▲問海德薇實際田調後，最出乎她意料的是什麼？她回答沒想到撲滅森林大火也是巡山員的工作。巡山員入山闢防火線，有時得睡在離火不遠處，發覺火勢燒近了，再起身拉遠睡墊。求快時，更索性用身子滾平草地闢防火線。森林大火，也是《山神》的重要橋段。（圖／海德薇提供）巡山，也不若登山閒情逸致。因為深山裡沒有路，巡山員白天要從森林裡找出比較好走的地形，然後開闢小徑通過；晚上則必須找近水源的地點紮營，隔天才有水喝。在山裡，一切得靠自己。女主角負責的第808林班，鄰近塔塔加，面積一百公頃，地形涵蓋高山深谷與溪流；最低點海拔五百公尺，至高點三千五百公尺。如此大的範圍，都由巡山員負責，可見其工作份量之重。至於小說以女巡山員為主角，海德薇表示，女性巡山員目前約占總體的十分之一，其實沒那麼少見。雖然體力可能比不上男性，一般人力氣大的能負重七八十公斤，女性成員則必須靠其他人分擔重量，但以巡山工作最困難的深山特遣來說，一趟要去四五天，所以重要的是團隊合作，能否跟他人相互分工、體諒才是重點。台灣巡山員除了所得與付出難成正比外，與家人聚少離多也是問題，「巡山員的另一伴得非常體諒，因為得駐守工作站，登記入山人員，他們都說『能回家是剛好撿到的』，很多人在父母病重時都無法回去。不過好消息是，巡山員薪水今年終於上調了。」海德薇彷彿自己調薪，興奮的說。但巡山工作仍面臨嚴峻考驗，年齡斷層就是其一。「目前巡山員（技術士與約僱護管員），技術士平均年齡53歲，約僱護管員平均年齡36歲，然而這工作非常需要經驗傳承，課本的知識無法直接落實在山上，要自己走過才知道。」小說就寫到女主角因腳踩乾草堆而摔空，因為草本或藤類植物過多的地方，看似有地可踏，其實無法光憑肉眼得知底下是什麼，必須倚靠步法，小心踩踏確認。▲遇崩塌地，巡山員更是克難，得用自己的腳走出一條不成路的路。（圖／海德薇提供）山反而讓人們更緊密連結正因山上險難不容分說，一旦遇上，都是危急時刻，小說便安排一位對女主角十分苛刻的角色「老劉」。海德薇說，「老劉不是壞人，只是用更嚴苛的眼光看女主角，懷疑這樣的新人會不會影響工作。」至於小說男主角「楊向陽」則扮演正面角色，引導女主角成長。兩人的愛情不慍不火，或許也唯有在密林才得以如此滋長，因為在山上他倆首先是夥伴，才是戀人。愛情建立在信任之後。「很奇妙，山裡空間距離遠，人與人之間反而更相近。有些巡山員還會固定去看山上獨居的老人，怕他們沒東西吃。在山裡，沒有人是孤獨的，會不自覺的與別人甚至自然連結。」因此，《山神》是一部溫柔的小說，懷抱謙卑入山的人，接住了在塵世茫然的女主角。也因為在山上，女主角與父親重疊了，成為已逝父親與母親和解的橋梁。海德薇說，這也是她自己與母親的關係。母親以前是老師，也是家族長媳，海德薇自小受權威式教育，不乏打罵，「以前總想我媽為什麼要這樣對我。」直到開始寫作，才漸漸理解母親。寫完《山神》，海德薇說，「我們的童年都必然有缺憾，成長就是逐步讓缺憾癒合的過程，山加速了女主角的癒合。」此時，海德薇的臉龐彷彿與女主角葉綠儀疊合。海德薇對我描述，巡山員遇到崩塌地，要靠自己的腳步「走出」一條路。寫作也一樣，直到自己成為讓他人走過的橋梁。▲遇崩塌地，巡山員更是克難，得用自己的腳走出一條不成路的路。（圖／海德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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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青是生活，用小說記住香港的樣子是志業——專訪 《下流人》《失魂男女》 海笑
一個人的失敗或許是不光彩的，但若同一整座城市失敗則否。因為深愛過，奮鬥過。可是一座城市怎會失敗呢？用文學折疊一座城市的身世——從西西的《我城》到海笑寫《下流人》《失魂男女》——便可看出端倪。海笑1986年生，離西西1974年寫的《我城》也遠了。時間與其上盤據的巨龍，讓我城香港有了質變，同時誕生更多傾注這座城市以生命的作品。投身寫小說前，海笑曾短暫任電影公司編劇，之後在雜誌社當記者五年。筆名海笑就是那時來的，「因為是公司裡年紀最小的，名字有個『海』字，便被暱稱『海少』。」後來他改「少」字為「笑」。但為何笑？或許是看透了，可以用笑面對不成功。▲海笑自言生活過得很廢，除了寫小說，現在以接案拍片為生。（圖／海笑提供）寫不成功謳歌自由人《下流人》便是一部擁抱不成功的小說。小說寫一對男女在颱風天香港天文台掛起風球時相遇，不尋常的機緣注定了他們不安分的愛情。他們半夜溜進知名家具店，在那進食、做愛。兩人分分合合，最後女方為了更遠大的生活離開了男方。到底，這是一段在例外狀態滋長的愛情，像李歐卡霍的《新橋戀人》，唯有在那圍起整修，半是廢墟半是工地的橋上，各有算計的男女才能看見彼此。愛情轟轟烈烈，卻也說散就散，或者兩者互為因果。小說最後，晉身上流的女主角自道：「我成功了。可是，我越來越不了解成功。」愛情事業都一無所獲的男主角則自稱「自由人」。海笑說，小說名「下流」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他們的階級，無法往上，只得向下；一個是他們的愛情，有不堪，也未必純潔，所以下流。儘管如此，也值得書寫。因為海笑說，那其實是「很實際的愛情」。「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真正愛的人，就是看你會不會、能不能抓住。例如我跟太太在中學認識，拍拖幾年分手，之後各過各的生活，也跟其他人交往，後來忘不了彼此，才又走在一起。」所以《下流人》主角是他自己嗎？海笑說，他寫小說喜歡把朋友的故事放進，男主角原型來自他朋友，「我的故事多是喝酒時聽來的。」杯酒人生，光彩的與黯淡的，都在此現身。此外，寫不成功的男女，也與他自小求學經驗有關。「從小到大，我就抗拒香港的某些價值——其實不止香港，全世界都這樣——父母要你好好讀書，找份好工作，最好是金融業或律師。我問自己：『是不是每個人都要過這樣的人生？我是不是要過這樣的人生？』不過小時候我沒反抗，是讀到中學，發現自己跟不上其他人。以前我只是平庸，中六（註：相當於台灣高三）才發覺自己可能被淘汰。」海笑開始逃學，常常稱病躲在家或跑到電影院，也就在那時，他看了很多電影。有天，他看了《驕陽似我》（註：台譯《心靈捕手》），覺得很震撼。電影說，「不完美才是好東西，能選擇讓誰進入我們的世界。」後來海笑向父母坦言不想上學，想學電影。父母答應了他，於是他研讀電影課程。回首求學之路，海笑說，「我發現沒有完成父母的期望，不跟著這座城市的價值走，也沒關係。現在我可以跟爸媽說，我不是沒能力，而是能力在其他地方。」海笑現從事自由業，接案拍片，同時寫作。▲正在拍攝MV的海笑。（圖／海笑提供）自言廢青卻也很踏實海笑自稱「廢青」。「沒辦法，我真的挺廢，每天睡到十點十一點，下午寫點東西，晚上就跑出去玩。」廢青如他，也在文學裡找到知音——太宰治。「讀太宰治，我受到很大的衝擊，原來文學可以這樣寫，可以這麼無賴。影響我的，還有《麥田捕手》。」或許這正是海笑作品微微抵抗世界又喪志的原因。海笑坦承，以前香港文學、華語文學看得不多，直到讀了劉以鬯《酒徒》，「他的作品讓我知道要寫香港人的生活，城市的面貌，寫很實在，很生活的事。」寫很實在很生活的事，便無可免的觸碰2014年占中運動以來的香港現實。2014年，海笑還在雜誌社工作，遇上抗爭，不曾寫長篇的他竟洋洋灑灑生出十萬字小說，想像十年後的香港會是如何，「每天看到香港這樣，我需要一個空間發洩自己的情緒。」為何用文字發洩？海笑說，他也不知道，但「寫完挺舒服的」。隔年，電影《十年》問世，同樣想像香港十年之後。不過海笑說當時寫的小說未曾發表，與電影完全無關，「有這樣的巧合，我不意外，因為每個香港人都在思考未來。」面對劇變靠小說治癒未來一直來，2019年香港迎來更劇烈的抗爭運動，海笑也參與其中。《失魂男女》便是一部寫運動中男女相遇相愛的故事。男子有恐慌症，女子有憂鬱症，所以「失魂」。然而，他們卻在烽火連天的運動裡不藥而癒。香港在燃燒，他們的愛情亦是。《失魂男女》是大國崛起後的《傾城之戀》，只是這一回，不止男女主角換人，連讓香港陷落的，也換了對象。《傾城之戀》裡女主角「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然而《失魂男女》明白他們在做什麼。小說裡，有人問：「輸了怎麼辦？」男主角說：「這或者就是上天給予這代香港人的意義。」女主角回答：「真可憐，上天一定很討厭香港人。」面對劇變，也不無自嘲。其實海笑寫完《下流人》後，「想寫溫柔一點的東西」，《失魂男女》本想寫一對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女相愛，寫到一半便遇到運動爆發，「我停筆了一個月，完全沒心情寫，後來我跟編輯說，想把小說時空換成當下。」這是他貫徹想寫「很實在，很生活的事」，現世險阻，愛情若是。《失魂男女》人物原型也來自海笑的朋友，「他們都有情緒障礙，卻加入翻天覆地的運動，情緒越來越差，仍相互扶持，幫助大家。這讓我想，我應該讓他們在運動中獲得痊癒。」所以《失魂男女》不止是男女主角，也指其他投入這場運動的香港人，「大家狀態都很差，但我想跟大家一起走下去，告訴人們不一定要去前線，要堅強的生活。我不知道香港會不會變好，但我希望我們都能過得更好。首先，就是不要放棄自己。」▲海笑跟朋友租有一塊地方，叫「六樓后座」，「除了開派對，也會做實事，每年都會做小劇場。」此為海笑在演出後台照，戴橙色假髮。（圖／海笑提供）我城不再還有下半場未來一直來，威脅不是惘惘的，而是有文字的。採訪當下，香港正要迎接一項未知的法律，而我打字的此刻，法律已詔告天下。當時我問海笑，還會繼續寫嗎？他說2017年結婚生小孩後，便想寫80、90年代的香港，讓自己小孩知道香港曾有的樣子。擔不擔心創作自由？「會，但我也不知道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什麼，這就是最危險的。但如果真的害怕，就不寫了，此刻我還會寫下去。」1974年，西西寫下一代香港人得以在文學中安身立命的《我城》。《我城》裡，西西寫道：「你的國籍呢？有人就問了，因為他們覺得很奇怪。你於是說，啊，啊，這個，這個，國籍嗎。你把身分證明書看了又看，你原來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近半世紀後，海笑《下流人》的男主角說：「我的故鄉是香港。」他父親則反問：「怎會？香港只是一個城市，你有你的故鄉。」用文學折疊香港，竟有點諷刺，原來，「只有城籍的人」，可以是一件幸福的事。海笑喜歡運動，有兩項運動特別啟發他。他說跑步跟寫作很像，都是一個人經歷一段很遠的路，只能靠意志力撐下去。另一個是足球，足球教他，「不到最後一刻不能放棄，」未來還在來，所以還有下半場、下下半場要踢。▲我問海笑有無一張你最喜歡的香港地景照片？他寄來這張夏慤道照片，附註：「其實沒有很喜歡夏慤道，只不過太多回憶，在這裡睡過不知幾多晚，也在這裡面對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攻擊。這是小時候從來未想過要面對的事。」（圖／海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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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王駿談《十信風暴》── 動搖國本背後，是強人的最後一擊
續【上篇】：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416小說中幾次出現晚年的蔣經國，寫到他總有些令人不寒而慄，像武林絕學高手，不輕易出招，然出招必見血。不同於我們現在熟悉的「小蔣勤政愛民」，小說裡的蔣經國形象──多聽少說，城府極深──是您觀察所得嗎？ 答：當年跑新聞時，許多財經官員私下閒聊時，都會講述自己與蔣經國互動細節。有些大員，層級比較高，能與蔣經國單獨談話；有些中級主管，則是隨著長官，向蔣經國簡報業務，聽取蔣經國指示。無論高階或中階，這些政府官員，對蔣經國都有詳細描述。此外，蔣經國去世後，若干士林官邸侍從人員、文臣武將，在各自回憶錄中，都會描述蔣經國。我曾給俞國華寫回憶錄，他長期跟在兩位蔣總統身邊辦事，前後超過半世紀，他曾對我講過極多兩蔣事蹟。這本書裡，對於蔣經國描寫，主要就是根據俞國華所言。《十信風暴》王駿 著出版日期：2020/7/3小說有段調查局局長與主秘閒聊，認為「沒有江南案，就不會有十信案。」且，十信案究責只追商不追官，牽連官員也多輕輕放下，甚且日後高升。十信案真是蔣經國為轉移江南案之注意力嗎？答：當時，整個台灣社會普遍相信這種說法，然而，誰也沒有明確證據。譬如，當年行政院公佈十信案行政責任調查報告之後，財政部金融司司長戴立寧受處分之餘，就曾忿忿不平，對我明確表示，政府挑起十信案，就是為了移轉媒體注意力，減輕江南案壓力。當時，我在報社工作，許多記者同仁，也都這樣說。這種說法當時普遍存在，許多人都持這種看法。然而，到底是否真是如此？其實並無信而可徵證據。頂多只能說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臆測」。只因當年普遍存有這種臆測，因而，我也把這種說法，放進這部小說裡。至於十信案只追商，不追官，牽連官員也輕輕放下，並且日後高升，這與當時政治環境、後來台灣經濟發展這兩個因素有關。先說政治因素，當時，蔣經國為糖尿病所苦，病情漸入膏肓，壽命只剩下兩年半左右，生命火焰慢慢熄滅，已經沒有血氣與精力，去承受政局震盪。蔣經國年富力強時，曾有好幾樁大案，或間接或直接與他有關係。譬如省主席吳國楨流亡美國、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被整下台、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長王正誼入獄。但十信案爆發時，蔣經國已體弱氣衰，沒力氣再掀大案。因而，後來案情就沒有往上發展。這裡面，不單單是輕放行政官員，連帶對涉案商場大號人物，也沒追究。譬如，十信、國信同時出事，十信自老闆蔡辰洲以下，包括十信、國泰塑膠、國泰塑膠關係企業，大量主管都被起訴，幾十人收押，關進牢去。而國泰信託，卻是清風明月，水波不興，老闆蔡辰男沒吃官司，整個國泰信託、二十幾家國泰信託關係企業，也沒有員工吃官司。以現在眼光、標準來看，當年蔣經國政府處理十信、國信弊案，確實頗為寬容，可說是雷聲大，雨點小。再說臺灣經濟發展因素，十信案爆發後那大半年，真有世界末日之感，全案牽涉太多弊端，例如到底哪些黨政軍大員，私下把鉅額資金，存入蔡辰洲國泰塑膠公司帳戶，領取年利率二四％高額利息？蔡辰洲所掏弄那三十億元資金，後來到底流向何方？ 所以這些問題，在當時看來，都是天大事情，都須查得水落石出。然而，所有這些天大事情，後來全都不了了之。因為合作金庫以「概括承受」方式，吃下十信之後，台灣撐過了第二次能源危機衝擊，經濟復甦，股票與房地產火箭一般，往上衝鋒。如此，十信冒貸案那些低價抵押品，價值不斷往上竄。還有，合作金庫合併吞下十信，光是十信17家分社，以及總社，房地產增值就極為可觀。如此一來，合庫等於吃了大補丸，不但填補了之前虧損，甚至更多出獲利。此外，十信案之後沒多久，頂多兩年時間，政府修法，廢除空頭支票刑責，如此一來，許多十信案受刑人都立刻釋放出獄。貸款人頭問題，後來報紙與雜誌都未進一步報導，究竟後續情況如何，也查不到資料，似乎不了了之。十信事件爆發那一陣子，這些人頭貸款戶，四處陳情，到處抗議。後來，就未曾再出現陳情、抗議事件，顯然，這問題也和平解決。▲1985年，蔡辰洲被控違反票據法，於台北地方法院開庭。（圖／鏡週刊資料畫面）您選擇以俞國華為主要視角，除了曾採訪過他外，還有其他原因嗎？您在小說裡形容：「只有俞國華一個人，進了門裡，與強人家人共處一戶。」據您所知，俞國華對此有何描述？ 答：《十信風暴》第一章關於七海官邸佈置、陳設，以及蔣經國一言一行，都是俞國華親口所言。俞國華父親，與老蔣總統少年訂交，追隨老蔣總統，一起到廣東，擔任縣長，後來殉職。因而，老蔣總統刻意培植老友後人，在俞國華幼年時期，老蔣總統就費心思，培植俞國華就學。俞國華這人，操守很好，膽子很小，做事忠心耿耿，沒有絲毫野心。太多太多例證顯示，蔣氏父子兩代，對俞國華完全放心。俞國華去世至今20年，我時時想念著這人。我在《十信風暴》當中，對這人頗為著墨。我規畫中的第三部小說，將對俞國華有更多描述。▲十信案時的王金平與劉松藩，兩人都是蔡辰洲結交的立院「十三兄弟」派系成員。小說對此多有著墨。（圖／鏡週刊資料畫面）裡頭立法院十三兄弟，您寫王金平最多。當時您就近觀察，就可見他未來必成氣候，任立院龍頭多年嗎？ 答：十信與國信爆發事件時，報紙、雜誌上常出現王金平名字，顯示他與蔡家兄弟，關係頗近。當時報紙與雜誌，只要登出王金平新聞，都不是什麼好事。比方說，這部小說裡，有一段內容，說是《聯合報》修理王金平，大標題為「王金平欠國信十億，從未付利息」、小標題為「手續費未入帳，恐有流入私人口袋之嫌」，就是真有其事，《聯合報》真有這樣標題與新聞。那時候，我對立法院了解不多，無法預見王金平後來發展。我只能說，我這部小說裡，涉及王金平部分（以及指名道姓，涉及其他人部分），全部都有報紙與雜誌書面證據。追述十信案，您覺得對當下台灣政治環境有何意義？我們可從十信案看見哪些政府或金融弊端的變與不變？答：十分巧合，關於這個問題，前司法院長賴英照在本書序言當中，就有精確答案。賴前院長在台灣法學界地位崇隆，我有幸請賴前院長替我寫序。在賴前院長序言最後，他回顧過去，展望將來，針對35年前十信風暴，從法律觀點，總結出兩點結論︰第一，1991年政府開放商業銀行大量設立之後，這三十年間，台灣的金融版圖發生本質的變化。過去公營銀行掌控金融業的局面已經完全翻轉。當年民營銀行出問題，由公營銀行接管的模式，不再可用。如果大型金控不幸發生擠兌，公營銀行固然無能為力，「金融重建基金」的財源也遠遠不足。屆時政府面對的窘境，恐更甚於十信風暴，主事者必須未雨綢繆。第二，要金控不出問題，政府的監理當然重要，但業者堅持正派經營的自覺，毋寧更為關鍵。銀行搞垮了，社會固然付出重大代價，但相關業者也難得善終。十信殷鑑未遠，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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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王駿談《十信風暴》── 動搖國本背後，是強人的最後一擊
1985年，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簡稱「十信」）因五鬼搬運爆發弊端，十信主事者蔡辰洲與財政官員攻防，一時之間政壇震盪，更爆發擠兌潮，堪稱台灣歷史上風暴最烈的金融弊案。 十信案何以尾大不掉？解嚴前政府權力隻手遮天，何以不到40歲的蔡辰洲卻能板蕩台灣政局？最後又是誰出手收拾？ 《十信風暴》是王駿繼《江湖無招》後第二本小說。當年案件爆發，他是線上記者，30多年後回首此事，以紀實之筆寫就這本非虛構小說。此中有政治角力，也有金融詐術，是《紙牌屋》加《大賣空》──只是以上皆有所本。 王駿人在加拿大，我筆訪他寫《十信風暴》的心路過程。王駿筆力強健，談小說之餘，不但解答我對他寫作上的疑問，更重燃了那個年代的記者魂。 因篇幅稍長，訪問拆為上下兩篇，上篇王駿帶我們重返當年現場，下篇論及政局秘辛與彼時行政院長俞國華，以及已屆暮年的蔣經國。十信案，或許是強人如他，最終卻也最無力的一次出手。《十信風暴》王駿 著出版日期：2020/7/3十信案發生時，您在哪家媒體任職？如今讀者可能很難想像沒有SNG車的年代，記者如何追新聞，可否描述追此案的過程？ 答：民國七十四年春天，十信案爆發時我在工商時報，任外勤記者。剛入行沒多久，正好趕上這檔大事。當時，尚未解嚴，以報紙而言，不但家數有限，而且張數也受限制，只有三大張。每一大張，四個版，總計十二個版。 那時沒有網路沒有手機，新聞來源只有報紙，因而每家報社都指派專人每天「比報」，比較自家報紙與對手報紙。如此一來，記者壓力極大。那時當記者，在報社內與同組記者競爭；在報社外，與同一條路線上其他所有報社記者競爭。此外，每個外勤記者都配有「呼叫器」，又稱「電子拴狗鍊」，二十四小時開機，不得關機。不定什麼時候，呼叫器就嗶嗶作響，擾人作息。那個時代沒有網路，加上政府管制，輿情較單純，不像現在百家齊鳴。兩相比較，那個年代媒體與受眾之間，資訊權力不對等，媒體無法充分反映民意；但另一方面，社會氣氛遠比現在祥和，新聞事件當事人免於「全民公審」壓力。當時跑十信風暴新聞，基本上報社或電視台追新聞過程與現在差不多。儘管科技不同，工具有異，但基本心法、手段，還是一致。日報記者都是晚上上班，深夜下班，次日上午休息，中午出門跑新聞，晚上回報社寫稿。不過，十信風暴期間，經常上午有大事，因而，外勤記者頗為辛苦，一大早就出門，在外頭奔波一天，晚上回報社寫稿，鬧到深夜才下班。▲1986年，王駿與時任財政部長錢純。十信案當時，蔡辰洲動員「十三兄弟」幫立委赴時為央行副總裁的錢純住宅，要求央行暫停對十信檢查，遭錢純嚴峻拒絕。（圖／王駿提供，鏡文學版權所有，請勿任意轉載）寫此書的資料蒐集花費多久，多取自何處？答：撰寫這部小說使用大量資料，尤其書中人物絕大多數以真名登場，因而所寫內容必須有所本，有根據有證據。寫書之前，我蒐集了大量資料。這些資料有兩大類，一類是自己早年收藏，第二類則是去圖書館蒐羅所獲。我當記者以後，就習慣保留資料。每天下午跑新聞，傍晚回報社，吃過晚飯之後，開始寫稿。每天寫稿前，必然把前一天晚上所寫，當天見報新聞、特稿，拿剪刀剪下來，貼在稿紙上，帶回家去，妥善保存。二十多年間，在報上所寫新聞、特稿、專欄、社論，全都留了下來。除了報紙剪報之外，我在雜誌所寫「外稿」，也都剪下，妥善保存。還有，就是當年訪談資料。譬如俞國華談十信始末；又譬如，陸潤康談十信始末，以及他自己日後遭遇。這些內容，都放進這部小說裡。訪談資料之外，我手邊還保存若干第一手文件，像是行政院十信案行政責任調查報告、監察院十信案行政責任調查報告。這部小說裡在多處地方，對徐立德財政部長任內十信違規放款坐大情況，有精確描述。所有這些描述，全文引自當年行政院、監察院調查報告，在自有資料之外，為了寫這本小說，我在2019年三月間，費時一個月，幾乎每週六天，天天下午走訪中山南路國家圖書館。那兒有當年報紙數位檔案、有雜誌數位檔案、雜誌實體檔案。從國家圖書館，獲致大量書面資料，據以撰寫這部小說。小說裡，凡是對真名實體人物，所做明確描寫，都有書面根據。因此，這整本小說，最高撰寫原則，就是「有多少報紙、雜誌書面資料，寫多少臧否內容」。自2019年四月中旬開始動手撰寫，至八月間寫畢全書，凡20萬字，費時約75天。▲1987年，王駿於中國新聞學會與工商雜誌所辦之討論會。（圖／王駿提供，鏡文學版權所有，請勿任意轉載）用小說回首35年前的事件，有何不同的觀點或當時未察覺的角度嗎？答：當年，我主跑財政部。十信風暴新聞範疇，大致可分為「災難核心」、「救援團隊」、「財金當局」、「司法機構」四大部門。災難核心，是指十信與國信，以及這兩家金融機構所有附帶關係企業；救援團隊，指的是進駐代管十信的合作金庫，以及進駐代管國信的銀行團。當時，我是財政記者。主跑財政部。整個十信、國信事件財政部幾年間處置過程，極為熟稔。對其他相關領域，我常與同事談論案情，也略知梗概，但也僅只是梗概，不能窺其全貌。事隔35年，許多細節早就遺忘，因而，撰寫這部小說，等於重新墜入時光隧道，重拾當年記憶。為此，我花費頗多時間，泡在國家圖書館，翻查當年報紙新聞、雜誌內幕報導。經過徹底翻查，對當年十信、國信風暴，有更全面了解，無論觀點或角度，都比當年要寬廣。當年只深切了解財政部作為，如今，則是所有領域，都擷取詳盡資料。當然，這也涉及個人成長。當年才20多歲，成熟度畢竟有限，眼界與見識都比較狹窄。35年後，重新再看十信案，當然有更深一層了解。既然有更深層了解，通過小說筆法，較之報導描述，有何不同？答：我當外勤記者那十幾年，正好碰上台灣經濟起飛年代，新聞業也蓬勃發展，雨後春筍一般，冒出許多雜誌。當時，我持續給多家雜誌撰稿。寫雜誌稿件，與寫報社新聞、特稿，完全是兩碼事。在報社寫新聞、寫特稿，得遵守一定格式，言論尺度也較狹窄，尤其，用字遣辭不能隨心所欲。給雜誌寫稿，稱為「寫外稿」，可以賺稿費外快。那種雜誌外稿，講究抖露內幕，套一句現在新名詞，那叫「爆料」，尺度寬闊，用字遣辭飛天遁地，隨心所欲。我寫了將近20年「外稿」，早就鍛鍊出寫稿本事，對於新聞事件，只要知道了內情，可以不加思索，心無懸念，一揮而就。寫這本《十信風暴》，形式雖是小說，骨子裡，就如同我當年給《財訊》、《新新聞》、《商業週刊》寫外稿。那種外稿，對於一樁新聞事件，要把人、事、時、物、地，交代乾淨，描繪清楚。這樣，稿子才引人入勝，雜誌社樂於採用，才能賺得到稿費。這次寫《十信風暴》小說，基本上，與當年給各家雜誌社寫「外稿」，並無二致。我當年寫「外稿」，有場景描寫，有人物表情，有故事經緯，有前因後果，原本就豐富立體，有層次感，只要一看，就引人入勝，會一直讀下去。35年後，我寫《十信風暴》，只是稍微轉變「外稿」形態，加入了對話，如此而已。我注意到小說小節皆以地點為名，或官邸或政府單位或私人俱樂部，這是刻意安排的嗎？ 答：這純粹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十信風暴》是我第二部小說，之前，我第一部小說，是一部武俠小說，名為《江湖無招》。我寫《江湖無招》，是且戰且走，事前並未勾勒故事大綱，而是現編現想，想出故事梗概，然後去蒐集資料，接著動手撰寫。寫了萬把字，素材耗盡，然後，再重頭來過，重新勾勒故事大綱。寫《十信風暴》，略有不同，但心法還是一樣。這一次，我先把所有資料蒐集齊全，接著仔細精讀所有資料，充分消化之後，依照時間先後順序，動手敲打鍵盤，開始撰稿。然而，我事前雖已蒐集全部、完整資料，也仔細精讀、消化，但撰稿時，並無完整故事大綱，而是看多少資料，寫多少內容。既然是依照時間軸撰寫小說，一開始當然要寫十信事件爆發源頭。我曾給俞國華寫過回憶錄，他曾講過十信內幕，但當時不許我寫，不准放進他回憶錄。十信事件爆發時，俞國華是行政院長，當然清楚整個過程，他老先生已經去世將近20年，當年他所說內幕，可以出土見光。因而，我就以俞國華當年所說內幕，為這部小說第一章。故事背景，在七海官邸，因而，第一章就以「七海官邸」為名。寫完第一章，寫第二章時，就不假思索，照著第一章模式，拿「展抱山莊」當名稱。如此這般，依序往下，每一章章名，就都是地點。當然，我這樣安排，有個前提：必須對民國74年間，整個台北市模樣，要有清晰記憶。這一方面，我佔優勢，我生性戀舊，對自己青春少年時期往事，銘刻於心，永恆不忘。因而，寫這部小說時，裡面場景就是民國74年景況。▲南京東路上的寶通大樓，民國74年事件爆發時是十信總部。現為合庫銀行。 圖／鏡文學提供所以可說是您在腦海中重建了30多年前的台北？答：例如第一章開始未久，俞國華座車離開行政院，走中山北路，前往大直總統官邸。小說裡，他座車從忠孝東路口右轉，上了「復興橋」。當年，台北市鐵路沒有地下化，鐵道把台北市切割成南、北兩大部分，也因而，當年台北市諸多南北向大馬路，都興建了天橋或地下道，以穿越鐵道。忠孝東路越過鐵道時，那橋樑就叫「復興橋」。現在，復興橋早拆了，成了中山北路一段前端起始那一部份。比方說，我寫來來飯店景致，就說這飯店斜對面，是行政院新聞局舊大樓。那新聞局舊樓，當時就在忠孝東路旁，後來拆了，現在是行政院大樓前面廣場。還有，我寫財政部，說是只有一幢大樓，後頭有空地，已決定興建第二幢大樓，將來兩樓相連，併做一處。當年財政部這新舊兩幢大樓，現在都已廢棄，財政部都搬家了。我寫《中國時報》，也是說，只有一幢老樓，後頭廣大停車場，要興建新樓。不但固定景致如此，我還在小說裡，添加大量民國74年十信案爆發時，同時期諸多時代元素。這些，都是我腦海裡所殘留，當年跑十信風暴新聞時，同一時期相關影像。凡此種種，都是回憶與戀舊。或許，一開始的確無意間，以「七海官邸」為章名，但細細回想，其實這也是一種內心深處思惟反射，投射出自己懷舊心態。這樣看來，以政府機構、建築、餐廳、特定地點，為章節名稱，也並非全然巧合。【下篇】：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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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海的深度依舊，原鄉就還在那裡——專訪Nakao Eki Pacidal
Nakao Eki Pacidal 人在荷蘭。疫情當前，人間艱鉅，我們透過Telegram聯繫，Nakao談創作，像遙遠的召喚，召喚她筆下的山風海雨，以及這座島嶼的另一種可能性。原住民身分曾讓她自我懷疑Nakao是花蓮太巴塱部落阿美族人，現年四十五歲。雖然她的小說常以部落為場景，然而在台北出生後，除了在花蓮念小學外，直到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前都在台北。在都市成長，會不會感到格格不入？她說投票時最有感，因為原住民要投山地或平地原住民立委，而投票箱前往往只有她一人。這話談得輕鬆，成長過程中還是不免被異樣看待，「我小學經常被同學笑，有次哭回家，爸媽說不要理他們就好，兩三次後也就習慣了。第一次真正感受自己跟別人不同，是高三考大學時以原住民身分加分。後來回想，當時（1992年）考大學壓力之大，難免有同學對此感到『不舒服』。」原住民考試加分聽起來像身分帶來的紅利，然而Nakao說所有曾動用這加分權益的原住民心裡都有陰影，會懷疑是不是沒有加分自己就沒資格上大學。「因為國家沒有給我們及非原住民正確認知這權益是從哪裡來的，以及這不是為了個人，而是整個群體。即使我在大學、職場都受肯定，可是直到我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才覺得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儘管從來沒有人質疑我。」「無可避免，我們在看別人時總是去脈絡。」或許這正是她台大法律系畢業後，橫跨不同領域，從科學史到歐洲史、史學方法的原因。同時，她自言對純知識非常有興趣，創作也不限於原住民元素，奇幻穿越、歷史宮廷，甚至ＢＬ，都在她點化之下成為小說長河的金沙。▲2014年，Nakao Eki Pacidal 參與原運，在路邊進行阿美族語教學。攝影／Savungaz Valincinan藉小說展示不同的文化框架2009年，Nakao赴荷蘭念歷史博士，2017年定居當地。2014年，她出版「台灣原住民族當代傳說第一部曲」《絕島之咒》，藉一樁原住民研究生離奇死亡，帶出賽夏族矮人詛咒之謎，以及環繞這座島嶼，如月牽引潮汐，影響主角的各式咒念。最終，主角們合力投身創作，想透過文字解除宿命般的咒力。一如夏宇的詩，「只有咒語可以解除咒語／只有秘密可以交換秘密／只有謎可以到達另一個謎」。圖騰與禁忌，在Nakao筆下不是迷信，而是觀看世界的不同框架。《絕島之咒》有十萬多字，Nakao卻在一個月內寫完。她說當時內心浮現不得不寫的念頭，「《絕島之咒》其實是我博士論文的小說版，談傳統流失後，文化怎樣延續？文化如果是理解自己和他者的鑰匙，鑰匙不見了，我們要怎麼打開鎖？」「這其實關乎你怎樣認知世界。在現今科學體系下，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其上沒有神靈或信仰，當人類覺得萬物都可以掌控，就會無限擴大，淪為貪婪。所以科學也是一種迷信，僅是理解世界的框架之一，不是絕對。」《絕島之咒》表面上講咒力，其實呈現了文化滲入肌理，牽引主角命運，「這樣透過小說傳達世界觀，也符合原住民的史觀。原住民不會講大道理，只會坐下來跟你說故事，讓你自己摸索。因為道理過了兩三代就會被遺忘，可是故事可以一代代口傳下去。」Nakao說演講時若談到祭典、禁忌等內容，開始前往往要酌酒點菸「告知一下」祖先。有幾次忘記她「祭祖」，結果講到一半不是螢幕黑掉，就是麥克風沒聲音。在外人看來或許是迷信，但一如她對科學的說法——世界是複數的，存有很多觀看的方式。有時，我們只需靜靜領受。小說來自博論，Nakao坦言《絕島之咒》是累積十多年思考而成，寫完後一度以為自己要再等十年才能寫出下一本。豈料之後她筆力雄健，陸續寫了好幾部長篇：《一個沒聽說過的燕雲舊夢》以今昔對比，談相聲沒落；《巡台御史六十七與來自遠方的科學家》借穿越形式解答歷史謎團；《天為誰春》在虛實之間寫納蘭性德生於權貴卻長於詞人的哀樂；《掌上珊瑚》以懷抱演藝圈夢想男子遇上滿族少女為主軸，談文化認同與被入侵；《維也納之春》則是原住民追尋自我，遠赴歐洲成為音樂家，擺盪在不同文化之間。對此，她說這跟2017年開始與鏡文學合作有關。「以前我是衝動型的人，做一件事要全部投入，結果就是整個人掛掉。寫《絕島之咒》時，白天寫博論，晚上寫小說，寫完好幾天下不了床。2017年我開始培養規律，寫作如果沒辦法寫滿字數，那就寫滿時數。也因為以前不規律，現在遵循規律，對我來說反而很有趣。」 ▲參與原住民族路邊論壇。攝影／羅永清新小說思辨正義的徬徨時刻新作《沒有蟬鳴的森林》以一場俐落的暗殺起頭，結合政治議題與成長故事，是原住民版的戀愛加革命敘事；敘述原運團體因土地議題組織恐怖攻擊，島上政客成為目標，一時之間人心惶惶。主角泰雅族人「徘徊」是小報記者，被指派追查兩名親中商業大亨及政界人物謀殺案，正當輿論將矛頭指向獨派人士之際，卻在凶案現場發現以阿美族語寫的密碼，同時他過往心儀同學「歌樂」出車禍。徘徊開始懷疑，島上無聲的殺戮與他大學時期的原住民同學有關。本該歌頌的青春，在死亡的陰影下成為遙遠的餘音，革命也終歸幻滅。《沒有蟬鳴的森林》探問何者才是正義？追求正義而行不義之事，又該如何自處？Nakao說，這類基進聲音確實存在原運裡，尤其是涉及土地正義或祭典時，「因為祭典是最不能妥協的東西，土地則是失去後就拿不回來了。」1997年大學畢業後她擔任國會助理，在前輩提攜下踏入原運，到今天已超過二十年，坦言「很多內傷」，「主流外界給我們壓力，部落對我們則有期待。一旦離開部落再回來，部落人們看你的眼光就會不同。問題是，你不是每次都能符合他們的期待。在外你要衝撞，在內又要『學習』、『受教』，很消耗。」創作原住民文學，可以回應他們的期待嗎？「我只能實踐，不能掌握結果。現在我理解如果要投身運動，就要做好心理準備，別人的反應可能不如你期望，所以最好不要抱期待。同時學會把時間拉長來看，對自己好過一點。」因此，她現在看待小說「有作者的思想，可以提供另一個理解世界的框架，當然最好。不過我更多作品出現原住民時，往往是小小的配角。我想讓原住民變成很尋常的背景，因為現實中你遇到的原住民就是一般路人，是很自自然然的，就像同性戀也是。唯有被歧視過的人，才會珍視自自然然這件事。讓焦點下的角色身分復歸平淡，成為讀者的日常，是我身為創作者可以做到的小小的事。」現在她寫小說如做運動，「每天花一點點時間做小小的貢獻，累積二十年就會很可觀。」若說《絕島之咒》是試圖用不同的文化框架展示台灣，《沒有蟬鳴的森林》則是原漢兩個不同文化框架的正面衝突。蔡政府上台時，小英曾以總統身分為百年來原住民受漢人歧視壓迫道歉，然而傳統領域問題仍未解。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卻不包括原住民，也讓Nakao錯愕，「更令我驚訝的是，我身邊很多漢人朋友在政界跟社運界，卻沒有發聲，連表示遺憾都沒有。那時我意識到，或許總有一天，我跟漢人朋友會站在對立面。」▲Nakao Eki Pacidal 攝於歐洲友人家。身處歐洲助她思考原漢關係此外，身在歐洲也讓Nakao思考文化衝突，對位原漢關係。「歐洲最大問題是恐怖主義，我跟歐洲人聊天說，當有別於歐洲文化的東西跑到你們眼前，你們就覺得『無法理解』，歸咎於文化衝突。然而明明是可以理解的，否則我們如何理解西方。所以重點其實是『單向性』，歸根究底便是懶得理解他者。就像原住民哪個不是在漢人主流社會長大，一生都在努力貼近主流，漢人卻無法反過來理解原住民。」因此，當森林沒有了蟬鳴，「暴力，是最後也最大聲的語言。」儘管如此，小說最後，Nakao仍以極溫柔的語言接住了裡頭人物的殞落：「重巒疊嶂的雪山山脈就像呼應大洋一般，也有一半隱身在淺藍灰色厚重的雲裡。又是平原上一個普通的春日午後，但這島嶼的不論山巔海濱還是城市裡，都有人為島嶼的無知無言付出了能夠付出的最大代價。」在所有物是人非裡，唯有山與海依舊，以同樣的心。訪問裡，Nakao常說自己老了，心態變了。現在她放棄完美主義，「以前從事原運會受傷，就是因為原運的核心概念是正義。政治運動要折衝衡量，正義卻是無法妥協的。」或許，《沒有蟬鳴的森林》她最後想接住的，也包括曾經的自己。後記：名字，還有過去可言嗎？《絕島之咒》曾提到：「名字，還有過去可言嗎？」小說裡，名字也是咒的一部分。她的名字也有段來歷，她2007年登記族名和族別，然而現行法律不允許使用沒有漢字的名字，所以她不願用漢字寫族名，因此並沒有改掉漢名，而儘量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族名。不過因爲她多數時間在國外，且護照上使用的是族名，所以形成很詭異的情況——她在台灣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可以不用漢字來寫族名。我問她這名字有何涵義（其實我很怕這問題給她一種「漢人設想原住民名總帶有草木鳥獸意義」的獵奇感）？Nakao為我解答，「這名字本身倒沒有意思，就只是名字。Nakaw是阿美族常見的名字，在很多老部落都有Nakaw作為母親（祖先）的傳說，在太巴塱也是。歌謠裡也有提到Nakaw是太巴塱的三個母親之一，奇美部落也有類似的祖源歌謠，不過，Nakaw是標準的阿美語寫法，我的名字寫成Nakao，是因為家裡比較日化，採用日語拼法。」所以，名字真的有過去，也需要爭取，才能真正屬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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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英姝談新小說—因為死亡很近，所以要《再放浪一點》
如果寫作是作者用筆努力抓住世界，生命的吉光片羽——童年嘗過的瑪德蓮，女人在檯燈下如米色蛾翅的睫毛，那場落在全都柏林與死者身上的雪。成英姝寫《再放浪一點》，卻開始「放掉」了。「以前寫作於我是那裡有好美的極光，我也想讓你瞧瞧，現在我會想你沒看見，關我什麼事？」一身長版寬T恤，紮起黃褐色頭髮的成英姝說。我想寫活得理直氣壯的女性是退化嗎？毋寧是更自在的境界。只是這自在求不得，而是哀樂中年後的自救之道。成英姝1994年出版《公主徹夜未眠》，在荒謬見人生的悲哀真章，1998年《好女孩不做》寫乖順背後的冷酷異境，2000年寫推理小說《無伴奏安魂曲》卻也反推理，殺戮變得虛無，寂寞才是釀罪。凡此種種與以降之作，都帶有手術刀般的銳利直取。這一回她寫《再放浪一點》，三個不同年紀身處娛樂圈的女性故事，有編劇、新興演員、過氣演員，都在娛樂圈外圍，努力靠近核心。有人成功了，有人放手，有人死了。聽起來一點都不逐夢勵志，成英姝說，「為何人們都想變得越多人知道越好，覺得這就是成功？我只是想寫有生命力的女人，她們活著，且活得理直氣壯。」所以失敗不是失敗，是你活過的未境之路。好女孩不做也沒關係，風風火火一回就夠。這也是成英姝的人生哲學，「現在寫東西我自問：『我想證明什麼？』或許是寫的片刻我有沒有努力做到活著的感覺，角色活著我就活著。所以寫小說我注重暢快感，甚至不覺得小說是虛構的。」我們習慣看到青春正盛的男女主角在三幕劇結構中受挫、成長，但《再放浪一點》反過來聚焦若有所失的中年後女性——「現在」好像沒有不好，然而再往前， 會觸底還是昇華？人生最難，便是難在不知該向前還是原地解散。沒有一番成就，沒有婚姻倚靠，女性該何去何從？成英姝敏銳捕捉這些感覺人生有點不對勁的女性，浮沉在自我與外物之間的險象。▲成英姝很早便因小說《公主徹夜未眠》聞名，被冠以天才作家、黑色幽默女王等名號。寫作多年，她說寫小說的過程就像在小說裡活一遭，上一本《寂光與烈焰》寫了五年，「簡直像在裡面住了一輩子。」《再放浪一點》雖僅花半年寫完，但背後是她近年對人生的想法轉折。（圖／鏡文學）不證明你自己，你就不存在《再放浪一點》三位主角中，「愛莫」是編劇，創造角色；她的室友「由果」是小演員，詮釋角色；愛莫的雇主——過氣女明星「鞏麗蓮」——則希望重新獲得角色。換上面具，扮演「角色」在小說裡變成一種渴望，驅使她們向前。成英姝說，「如果你不證明自己的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我的角色都是很自我中心的人。」除了自我中心，她筆下角色也幾乎是不傳統的女性，公主可以徹夜未眠，女流之輩似魔術也像奇花，「有時我也覺得奇怪，為何我筆下人物都無法好好談戀愛，結婚生子，當一個合格的妻子或母親，總是對抗傳統價值觀。但我不是故意的，因為我就是沒有這樣的經驗，也無法想像跟別人建立家庭。」成英姝善寫兼具刁鑽與美的女人，所以《再放浪一點》同樣有不甘平淡的女性，「我沒有刻意展現某種價值觀，對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就是寫不出別種樣子。」沒有別種樣子，就是成英姝。她說，「作家找尋自己的語言，是為了什麼？為了美學？不是，是找出你自己的角度。找出原來這就是『我』。你怎麼寫就是你怎麼活。」採訪到一半，成英姝點的拿鐵來了，便說好漂亮要拍張照。於是她開始選角度，擺姿勢，談攝影。「拍東西也讓我感到視角的重要，每個人看事物都是跟別人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展現『我怎麼看』。拍食物很尋常，可是一桌的人每個人都拍得不一樣。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每個時刻你用自己的視角看每個東西，串連起來，就這樣過了一生。」小說寫二十、三十、五十的女性，有的敢衝敢撞，有的裹足不前，還有鉛華洗盡，卻重新照見自我的，都是成英姝怎麼活的證明，「常有人問我某角色是不是我的寫照，其實整本書都是我，都是我站在她們的視角想出的，都是我的一部分。」因此，《再放浪一點》帶著成英姝專屬的灑脫。縱使寫娛樂圈，《再放浪一點》不紙醉金迷，而是透過女性在這由男性凝視建構的場域襯托其虛偽。小說幾位女主角最放飛自我的時刻，則讓人想起珍・芳達演的《同妻俱樂部》，笑鬧間，人生熙熙攘攘、兵馬倥傯都可以是姐妹的下午茶時光。▲拿鐵上桌，成英姝喬角度拍照。她興趣廣泛，從攝影到靈修甚至賽車，自言一直以來都對次文化潮流很有興趣，「因為次文化潮流是生命力的展現，有最多最新鮮的熱情。」（圖／鏡文學）死亡在前，你要留下什麼？《再放浪一點》其中一條主線是鞏麗蓮請愛莫為她量身打造劇本，因為可能命不久矣。生命花火最終，誰都想再亮一回。因此，小說無可免的觸碰死亡議題，但讀者可能會跟著笑。現實中，成英姝接連遭遇親友過世，一開始是養了多年的狗，隔一個月後她父親過世，兩年後她妹妹在她出國時動手術，兩個星期後也走了。最近她又送走交往二十年的男友。疫情期間，時不時傳來她對岸朋友突如其來失去身邊親人，「生命竟就是如此輕易無聲無息灰飛煙滅。」「現在我已經做好準備隨時會走。時時刻刻我都在想，人生說走就走，我留下了什麼？每天都在找答案，但找不到。」死亡已被預知，成英姝說那就活在當下吧，「但我發現活在當下不是把握什麼，而是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這些都不想。我的過去與現在無關，而我的當下也不影響我的未來，因為我連明天有沒有都不知道。」話雖如此，成英姝說死前還是有一定要做的事：刪掉電腦裡的草稿跟未完成作品。作品不重要了嗎？成英姝說，「沒了就沒了吧。」好像中年以後人生就是不斷的救死扶傷，直到自己成為最後一個。聽起來中年後就是一路下坡，但成英姝用喜劇面向死亡，她說寫《再放浪一點》寫到她自己都會笑。▲她第一個刺青是十年前刺的。本來不知道刺啥，但有一天想開，就果斷去刺了。會不會後悔刺青圖案？成英姝說，「會啊，人生就是一定會後悔，但誰在乎呢？人生不就這樣嗎？想法一定會改變。人生如果沒有改變，多可怕？」（圖／鏡文學）努力在現世與虛擬獲得補償《再放浪一點》最浪最好笑的是女人間的脣槍舌戰。成英姝愛寫對話，尤其是麻利的對話，「我喜歡表達人，要強調一個人的個性，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她的語言。」同時她愛講話，國小沒什麼朋友，上課卻總是跟坐旁邊的同學發表自己的見地，「那人甚至不是我朋友，我只是想說話。」以前跟作家友人動輒在咖啡館聊七八個小時也不會累。聽起來成英姝很需要熱鬧，可是她又享受絕對的自由與孤獨，想到再談戀愛，心中會牽絆他人，就讓她打退堂鼓，「所以一個人過活就好。」看似瀟灑，連作品都不在乎，但成英姝還是有生活之必須——寶可夢。難道不寫作時都在抓寶嗎？成英姝說，「寫作和抓寶並不衝突。事實上，遊戲跟人生一樣是虛擬的，虛擬的程度沒有不同。」然而，成英姝其實有段時間沒玩，重新迷上寶可夢是在她男友喪禮上，遇見二十多年來幾乎沒聯絡的男友姐姐。等火化時，成英姝發現他姐姐在抓寶，於是也跟著抓。對方還教她新出的團體戰要怎麼打。聽起來像卡繆《異鄉人》裡的情節，只是沒有人被抓去審判。女主角愛莫在裡頭說：「我認為戲劇的誕生，來自一種補償作用，對現實、真實生活的補償。」成英姝說寫小說也是這樣，「我覺得這是我可以一直寫下去的原因。」所以現世裡有很多遺恨嗎？要用小說給自己一個交代。就像她手臂上的刺青，也是給自己的交代——當初是為了證明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有你沒有才刺的，「現在我發現其實我跟別人本來就不一樣啊。」「不過至少死在哪裡時，別人馬上就知道是我的屍體。」成英姝摸著手腕上象徵靈性的蛇圖騰說。也似撫起發癢的傷口。《再放浪一點》新書上市博客來：https://reurl.cc/MvLbXp誠品：https://reurl.cc/ZOqrXW金石堂：https://reurl.cc/4Rv4QD讀冊：https://reurl.cc/NjLp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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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壞掉了，因為她不是她自己──四絃談《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
四絃寫《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四篇故事鋒利切開母職神話連結社會的臍帶。好殘酷，但四絃或許會說「抱歉，這就是現實。」何以看見如此之不幸？四絃說，小說靈感來自好友驟逝，「她一輩子沒被母親愛過，直到死前還在問『為什麼媽媽沒有愛過我？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太過巨大的提問。四絃用這本小說試著回答。《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四絃著 神格化母親其實很可怕四絃三十多歲，2012年左右開始創作，作品以BL、都會愛情為主。筆名出自〈琵琶行〉的「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當初只是為了參加徵文，隨便取的。」轉換之作《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結合犯罪與女性題材，收錄〈授乳〉、〈女孩與陰道〉、〈高塔上的公主〉三部中短篇，看似獨立又可合而觀之，共通的主題在小說前的引用的安徒生童話〈母親的故事〉便可看出端倪：所有的母親，都會用生命愛自己的孩子，不是嗎？難道不是嗎？四絃說，「你不覺得很奇怪嗎？為什麼我們總說為母則強，母親像月亮，彷彿母愛是自然而然的，卻很少談到父親。反之，大家很容易譴責母親，搬出血濃於水那一套，我覺得都是放屁。」於是，四絃在〈授乳〉寫被小孩與婆家逼瘋的女子——辛苦持家，因為只生下女兒，始終被婆婆嫌棄。這時，小嬸卻生下一名男嬰。女子開始發現她在這個家像外人，連乳水都不是自己的；「授乳」變成了「受辱」。〈女孩與陰道〉寫在班上邊緣的胖女孩偶然發現女神級同學的性事祕密，初經人事的她看見女神跟男友性交，面對性同樣不安、逼仄，竟感到一絲安慰。「同樣受難的陰道」讓女魯蛇與女神平起平坐。小說最終，女神墜地蒙塵。女神同學戀愛失敗，遇「性」不淑，還叫作「林郁涵」。我問四絃，可是有影射？她先是否認，後又說「或許是無意間寫了進來。」最末篇〈高塔上的公主〉寫病態的母女關係，有如電影《鋼琴教師》。讀到此，讀者才會發現《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其實是一個循環——不想成為母親的母親生下不被祝福的女兒，女兒重蹈母親覆轍。寫這麼悲？會不會強化了這個結構牢不可破的印象？「裡頭還是有人找到出路。」四絃說。「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也不能說是告訴，這太自以為是。我想說的是，不要神格化母親。她們是普通人，對她們抱持超乎人性的期待太變態。所以，不要用母親這角色綁架女人。」儘管如此，四絃其實沒生過小孩，也沒結過婚。媽媽是最好的觀察對象小說裡，四絃營造最恐怖的情節是女主角懷孕，因為那是不被祝福的生命，是會讓母體自我厭惡的生命。會不會想生小孩？「懷孕是身為女人非常大的自我放棄，我光想像就覺得很可怕。我身邊的女性都因小孩犧牲了人生，我常想這對一個人、一個女人的價值是什麼？每次有人用慈愛的臉孔對我說：『你不覺得生命的傳遞延續很神奇嗎？』我心底都想說我不要。我會想是我不正常嗎？其實我自己也很困惑。」一般女性會遇到父母逼婚，四絃也不例外。「我媽以前常逼我結婚生小孩，我說：『可是我不喜歡小孩。』我媽回：『生了你就會喜歡。』我就說：『不喜歡怎麼辦？又不能塞回去。』」結婚亦是，四絃母親生了四個女孩，她是最小的女兒，最後才生下她弟，「我小嬸生兒子時我媽很緊張，直到生下我弟，才覺得謝天謝地。」生男像擲筊，像拚搏，像證明自己有資格在這個家——一個與自己不同姓的家庭。「我媽是很傳統的女性。從小我就在觀察婆媳關係，看我媽跟我奶奶相處。走進家裡，就能感受兩個女人的氣勢消長。我常說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這麼辛苦，卻總是被嫌棄。我會想，她是不是被孝順制約了，無法放過自己。」四絃家食指浩繁，三個姐姐一個弟弟，我說好像《小婦人》會出現的場景，嘻笑打鬧的女孩們與換不停的衣裳。她回才不是，每天起床就要搶廁所，趕著吃早餐上學，加上老家龍潭人與人之間往來緊密，「走在路上就會遇到某個嬸婆，每個人時時刻刻都照看彼此在幹嘛，很多無聊的壓力。」「從小我就想一個人，甚至學校補課我都會很開心，大概是一種隱性的叛逆。」考五專時，四絃毫不猶豫選了台中的學校，就是想遠離人。到宿舍第一天，她看到因想家落淚的室友，心想：「你好不容易自由了，為何要哭？」▲四絃很低調，表示不想露面，又自言不大需要愛，聽起來很冷酷，可是她的小說不是談愛就是談愛的欠缺。提到過世友人，她最後說，「命運擊中你，你的人生就會歪掉了，上帝也太過分了。」同時，四絃說從事醫療業常常遇到要求過分的病患，所以「我就用小說，這個屬於我的方式嘲笑這些經歷。」《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是她對人生痛擊的一次痛擊。（圖／鏡文學）寫小說不止是登出現實寫小說質疑母愛並非先驗、與生俱來的，看似離經叛道，四絃說，「我對愛的需求很薄弱，從小覺得大人只關注其他小孩也無所謂。」寫作後，四絃也不愛與文圈朋友混，自道保持創作節奏的方式是「遠離文圈」，「大家聚在一塊都在抱怨，但我總想大不了就不要寫，為何要把自己丟入那麼大的痛苦？」我說與他人分享對世界的怨懟，其實是為了拉近距離——唯有苦痛能讓眾生平等。四絃則坦承無法與文圈好友這樣建立親密感，「苦痛都該是私密的。」對四絃來說，保持社交距離，是防疫也是建立自我心靈空間。對愛對他人無欲無求，如何寫BL這樣談情說愛的類型小說？「其實我會寫BL，是因為喜歡冷門的世界，BL是一個讓我逃離現實的地方，離現實很遠，所以沒有壓力。就像玩遊戲，遊戲很繽紛，可是是虛擬的。」「寫小說是登出真實世界，工作最好也跟寫作距離越遠越好。」所以真實的她於她的小說並不重要嗎？其實不然。《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的誕生來自她朋友的逝去。「去年我一個從小認識的女性朋友過世，她一輩子沒被母親愛過，她母親把所有愛都給她哥哥。直到她母親過世，甚至她自己過世前，她都在問：為何我媽沒有愛過我？提到母愛，她會用很悲憐跟生氣的口吻跟我說：這是因為你媽很愛你。」「然而她母親臥病時，堅持要她照顧，又對她百般刁難，兩個人相看相厭。她母親過世前跟她說，你不要怪我，以前我爸也是這樣對我。母親無法給她愛，讓她一生都在尋找代替品，所以她總是愛得很快，投入太多。之後她如願結了婚，可是老公在她過世一過月前也生病過世。我印象很深刻，當時我推著她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想去另一棟的病房看她先生最後一面，結果被她先生家人擋下，說他不想你看見他那樣。結果到死之前，她都在問我，她到底做錯了什麼？」「那一刻我彷彿失語，我無法用任何語言告訴她為何是這樣？」小說家無語的時刻，也是創造之時，「這是一個破口，讓我懷疑關於母愛，有另一個版本。」回想起友人，四絃說，「像一場無解的夢。她是那麼努力跟世界建立關係，卻那麼早走，我如此不想跟世界有瓜葛，卻還活著。為什麼？」四絃的疑問，很難有回應。我想起《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裡她說的「出路」，或許那也是另一個版本——關於不被愛還可以愛人，關於過世的友人。四絃說，小說讓她登出現實，但小說也可以是更好的現實，至少一階階步入無光的所在時，可以讓人摸黑拉起燈，說聲「嘿，所以你到這裡了。」最壞，也到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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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自己的科學怪人—專訪《危險情節》黃唯哲
關於寫小說，黃唯哲有個生動又恐怖的譬喻。他說寫作時就像走進黑暗的小房間，房間裡有無數孔洞；他貼著孔洞，窺視小說人物的一舉一動。因此，他寫作需要極高的專注，容不下絲毫視覺與噪音干擾。「不過他們有時會遮住，不讓我看。」可他們是誰？活著的小說人物。小說人物是活的——這便是他新作《危險情節》的出發點，源自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被創造者反撲造物者。 《危險情節》／黃唯哲著小說來自自身恐懼《危險情節》敘述過氣偶像劇編劇教母寫出一部有別她以往作品的犯罪小說，寫著寫著，現實開始跟小說同步，報紙出現小說裡的命案；她收到來自筆下人物的恐嚇，要她寫完小說，「你得繼續寫，是你把我創造出來，那你就應該負責任到底，把你該放的屁給放完。」一如科學怪人對他的創造者法蘭克斯坦帶著恨意：何以將「我」降生於世？「我」又是如此不幸？一切悲劇的誕生如果只是為了滿足作者的創作欲，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危險情節》整個小說就是我個人的最大恐懼。」黃唯哲說。怎樣的寫作者會自覺「筆下人物」可能跑出來追殺他？黃唯哲1990年生，筆名有「默郎」、「不暝人」，電影系畢業，曾任劇本研究員、劇本企畫，以及編劇。去年成為鏡文學簽約作家後，就辭掉正職，專事寫作。他說辭去正職後，最大的不同是，不用管「寫作以外狗屁倒灶的東西」，例如以前寫劇本企畫要趕政府補助案，往往要改好幾版。於是他專心窺視，在名為「危險情節」的小房間裡。現在他每天三餐飯後寫，像吃藥很規律，固定產出五百字以上。黃唯哲自承是一個想太多的人。小時候上廁所動輒半小時起跳，大人都敲門問他怎麼回事，其實是在裡頭想東想西。現在的筆名「不暝人」就是因常常想小說內容想到睡不著而來。至於舊筆名「默郎」，則是期許自己成為一個沉默的人，「雖然表面上很安靜，但內心波濤洶湧。」他說還在工作隔天要上班時，常因失眠困擾，後來想到一個心靈訓練法。「你知道《七龍珠》裡的精神時光屋嗎？裡頭一天等於外界一年，我會想我進去一天，可以寫一年份的小說，想著想著就能安心睡著。」所以黃唯哲對抗想太多的方法，還是靠想。因此，黃唯哲的作品，從獲第五屆BENQ華文電影小說首獎的《河童之肉》，到第四屆入圍之作《錢柏漢》，以及最新的《危險情節》都有共通的主題：幻想侵略現實，過去纏繞現在。《錢柏漢》敘述六名國中死黨重聚，發現少了第七人，然而每個人都想不起來那人是誰，只隱約記得當年走了一趟故鄉附近的「辣椒山」，從此眾人疏離，記憶模糊。於是他們決定在二十年後重回那山，找回失落的那人。年輕氣盛的哥兒們，離開又歸返小鎮，黑暗裡模糊的恐懼，以及長大的懊悔，怎麼看都像史蒂芬・金小說會有的元素。黃唯哲不諱言自己最喜歡的作家就是史蒂芬・金，「《錢柏漢》寫到一半才發現很像《IT》，但都寫了，只好寫完。」黃唯哲也大方承認2013年寫的《錢柏漢》是練習之作，「現在回頭看，可取的地方大概只有敘述方式，現在跟過去不斷交替。」《錢柏漢》的恐怖之處便在讀者不知道裡頭的段落來自過去還是現在，更甚者，當過往襲來，主角退回幼小的自己。因此，恐懼也是自身，害怕自己無助。▲黃唯哲大學念的是電影，問他當初為何不念文學相關？他說：「因為寫作會餓死。」當年遇到《海角七號》熱潮，以為國片要起飛了，才選填電影系，怎知國片還在等待風起。轉了一圈他還是回到小說路上，與鏡文學簽約，辭去劇本企畫工作，專心寫作。（圖／鏡文學）當現實與敘述衝突非線性的敘述方式，到了《危險情節》變本加厲，小說裡的「作者」跟小說外的讀者紛紛陷落於虛構與現實分野消逝的流沙。黃唯哲一邊為我講述小說敘述方式，一邊用手比畫說，「有時敘述遮住這裡，有時讓這段跑出來，」彷彿他眼前有一條線，小說在上頭流動。敘述方式的解放，也是他從劇本轉寫小說的心得，「電影是時間的藝術，是唯一把時間運用到極致的媒介，觀眾要從頭坐到尾看完，所以它是線性的。劇本就必須有嚴謹的編排，像編繩子。小說則否，可以有非線性的敘事時間。這也是我的寫作習慣，喜歡跳來跳去。」為什麼熱衷這樣的敘述方式？黃唯哲說，也跟他想太多有關，跟他所謂的黑暗的小房間有關，「常常在一個孔賴著不走，明明該換到下一孔看下一個角色，」窺探的欲望與寫出來的東西衝突。《危險情節》有兩個「危險」的地方，首先是小說建立在不可靠敘述者之上，打破了讀者跟作者之間的默契：前者的閱讀仰賴後者寫出可信的文字，一旦這個默契被打破，讀者就會無所適從。此外，《危險情節》一再強調女主角的「性徵」，無論是討喜或不討喜的部分。我問黃唯哲如果《危險情節》的主角不是女性，這部小說還會成立嗎？他想了一下說，「可能不會，因為小說建立在女主角的心魔。」有趣的是，黃唯哲也說自己寫小說是衝破一個又一個心魔，「遇到困難，才會知道不能這樣寫，改了寫法，才有後續，然後再遇到困難。」「我常常告訴自己不能被它打敗。」它又是誰？在黃唯哲口中，他的小說彷彿自有生命，會與他搏鬥，抗拒被寫出。我沒問出口的是，會不會害怕《危險情節》倒楣的女主角跑到現實向你追索？不過黃唯哲不像筆下主角可能「棄坑不寫」，寫東西一定會寫完，他說看著電腦裡一個個未完成的文章檔會抓狂。此外，他還有一個「三七十規律」，寫到三萬字、七萬字、十萬字分別會遇到坎，或者說心魔，「過了三萬字，就知道這部小說可以寫完。」▲「現實世界太無聊，太多可以預料的事。」所以黃唯哲喜歡寫幻想支配現實的恐懼。《危險情節》像《藍色恐懼》加《戰慄遊戲》，召喚創作者最深層的魔魅。（圖／鏡文學）創造欲望與其反撲採訪時，黃唯哲不時點著手機。一開始我以為他是手機重度成癮，後來才知道他有記錄每天活動軌跡的習慣。問答同時，他也在記錄今天的活動。他還記錄夢，每天起床都會把做過的夢寫下。彷彿文字是他的定錨，用以區分現實與非現實。我寫，故我在。關於是否破壞了與讀者閱讀默契，黃唯哲的回答是，「作品要怎樣講是作者的事，重要的是效果。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或者說，一百個《科學怪人》，因為按照他的說法，閱讀也是創造。 「寫作者是神，創造小說世界，把遇到的鳥事寫出來發洩，但也有代價。」於是我一邊閱讀《危險情節》，一邊想像黃唯哲是不是也會變成他筆下不幸的女主角。當年瑪麗・雪萊出版《科學怪人》，毀譽參半，有人批評是「恐怖而噁心的胡言亂語」。或許人們只是害怕胡言亂語有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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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者一無所獲——林慶祥談新小說《焰口》
林慶祥的《刑警教父》是鏡文學第一部售出影視版權的作品。買方原子映像拍過《血觀音》，當時監製在臉書上看到《刑警教父》專訪，連夜上鏡文學平台把小說讀完，還表示過去一直想拍真實的台灣警察與黑道故事，編劇卻總是寫不出來。看似走運，其實在此之前林慶祥懷抱文學夢投稿卻處處碰壁，本來想自己花二十萬印書分送親友，了卻此生夢想，怎知一出書就售出影視版權，激勵他立刻著手寫下一本《焰口》。《刑警教父》裡，林慶祥用記者之筆寫活了江湖中人捉對廝殺，殺到見骨，身不由己，《焰口》則病理切片式的帶讀者重歷八九零年代台灣——噴發的年代，金錢，權力，欲望，像油井的火，燃起黑色的煙。 焰口 林慶祥 著 出版日期：2020/3/27採訪時正逢疫情，沿街冷清，與《焰口》寫的井噴年代大相徑庭。《焰口》描述台中刑警隊組長孫啟賢搭上道上角頭李金生，本該如貓捉老鼠的警察與黑道變成患難兄弟，兩人聯手竟也步步高升。然而隨李金生當選議員，微妙的制衡關係失衡，這時是老鼠反咬，還是做貓的恢復本色之時？側記燃燒的年代《焰口》寫警察與黑道作伙，是當時台灣獨有的現象，也側寫了那個時代。林慶祥經歷過那個年代，不過已是「北風北」要結束時。「台灣八九零年是華人世界第一次經歷繁榮，像集體吸了興奮劑。很多人都懷念那時候，卻忘了那不是常態，而是台灣經歷那麼多年壓抑——無論政治還是社會經濟——才有的一次性爆發。」書名《焰口》用佛經裡餓鬼貪心不足，入口終成火團，因此永無飽足的典故，指的便是那個年代，「嘴巴燒起來也要吃，整個八九零年像大型祭典，餓鬼出籠，人人是餓鬼，也是祭品。」問題是，你是吃的一方，還是被吃的？那也是浮沉的年代，有人往上爬就有人跌下，更多的是不滿足的人，錢財來了又去。林慶祥形容，「真的是興奮劑，因為來得快去得也快。」那時他剛當記者跑警察線，常常聽老警察帶怨嘆又緬懷的口吻說：「啊，你是沒遇到，當時我們一個月賺多少錢，那時候哪有在靠薪水過日子的，喝一攤就花去半個月薪水。」「當時我們攏嘛先衝再說，搜索票？哈哈！我抽屜十幾張，全部檢察官蓋好印章，隨時可以填上日期。」那是警察跟黑道比黑，也是黑道漂白，黑金政治竄起之時。林慶祥說，現在台灣政治很多病徵都可在那時找到源頭。一談到警察，林慶祥便有很多小故事，比如有一次記者室打掃，原是警察辦公室的記者室天花板掉出一包毒品，「你以為是誰的？當然是警察的。但藏來不是自己用，是拿來當誘餌，給那些毒蟲線民，讓他們出賣別人。警察要養毒蟲，死薪水哪夠？只好搜查毒品時暗藏幾包。」或是當年南下支援的維安特警不大會執法，常常任務結束後讓老巡佐帶著跑去酒店尋歡，喝一喝一把MP5衝鋒槍掉下來，旁人也只淡定的說：「大欸，東西掉了。」在酒店馬桶撿到槍，也時有所聞。這些事聽來荒唐，林慶祥則不斷提醒，「要回到那個年代看。」就像小說主角孫啟賢，「你說他是壞警察嗎？不是，他就是那個時候警察的樣子，只是比較敢。現在的好警察，放到那年代也是那樣。」若說《刑警教父》告訴我們沒有非黑即白，《焰口》則道破背後原因，「誰不想當好人，都是被逼到了才當禽獸。」於是我們看著孫啟賢一步步走入灰色地帶，林慶祥說，「不是他想要，而是拒絕不了。」▲繼《刑警教父》後，林慶祥《焰口》再度以警察為主角，問他還會繼續寫警察嗎？林慶祥說寫到第三本就差不多了，「警察很多值得寫，但不值得寫一輩子。」（圖／鏡文學）寫人物避免影射小說主角孫啟賢有個設定——警大四十五期畢業。林慶祥說他有去查當年台中警界沒有四十五期畢業的刑事組長。現今警政署署長陳家欽跟新北市長侯友宜都是四十五期畢業的，是怕有人對號入座嗎？林慶祥說，也不是，只怕小說變成現實的改寫，藝術剪裁不好。但是否也暗示前面所說的，「好警察」在那個年代就是那樣子？至於李金生，林慶祥說這人物融合很多由黑漂白的政治人物，又不像鄭太吉、粘仲仁這些人，「我不想影射人，就要想出他的特色——奸詐，而且容易得意忘形。」於是我們看到李金生成為議員，幫國民黨在市議會「打天下」，有權有錢，最後還是落馬被整肅。然而李金生的下場，不是正義使然，「我沒想要告訴讀者什麼是正義。」林慶祥說。《焰口》如果讀來令人喪氣，一方面或因如此，另一方面也因為它暗示在那個時代，我們都只能成為灰色的人。小說後半，貓捉老鼠遊戲即將結束，回首兄弟情誼，敢衝敢拚的警察與八面玲瓏的角頭，也有相對無言的時刻。林慶祥說，海明威有本小說叫《勝利者一無所獲》，《焰口》就是如此，「好像做了很多選擇，但其實都不是自己的選擇。」相較於《刑警教父》是林慶祥把十多年記者經歷發為小說，反映跑警察線所見所聞，《焰口》則是想像加工居多。林慶祥說很多內容都是約老警察好友，喝幾杯問到的，「寫《刑警教父》沒有大綱，且戰且走，所以寫得很痛苦，寫《焰口》之前便有前半大綱，腦中構思的會比在寫的多一兩步。」與警察相混多年，林慶祥看起來海派，隨便一掐就是有頭有尾的地方警察故事。其實他大學就得過文學獎，退伍後在《台灣日報》當記者十多年，一度轉任高雄新聞局機要秘書，2011年才回歸媒體圈，幾經輾轉，後到鏡週刊社會組擔任資深記者。既有文學夢，又是現役記者，怎樣邊跑新聞邊寫作？林慶祥說他以十天為單位，每十天寫五千字，就這樣花了一年寫了二十萬字。「現在有即時新聞，還要弄影音，工作量越來越大，找時間寫東西很難。」不過也是有從酒店回來，突然文思泉湧時，「酒沒喝幾口，小說倒是想到很多，」林慶祥曾從兩點寫到早上七點，寫了五千多字。在新聞看似貶值的今天，問他寫小說還是寫報導有成就感？林慶祥沒有猶豫太久說，「兩個都有，前提是那個報導是你想做的。」只是寫報導要動起來追，還可能跟丟或沒下文，不像小說，想寫的永遠在腦中。▲採訪前，林慶祥說，「有點不大習慣，以前都躲在攝影師後面，自己是採訪者。」我好奇他認識警察這麼深，還愛看警匪片嗎？他神色一亮道，「愛看啊！」儘管很多都拍得不到位。他自己最推荐鄭文堂的《眼淚》跟《菜鳥》，直說是他看過描寫最深刻的台灣警察電影。（圖／鏡文學）經整肅才能清明從《刑警教父》到《焰口》，黑白兩道一樣黑，不過林慶祥卻在序中引用2017年台灣民意基金會「台灣人對政府官員的感覺」全國民調，其中對警察好感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四，是所有政府官員裡好感最高的。林慶祥說道理很簡單，因為只有警界經過一次次清洗淘汰。1996年台北警界爆發「周人蔘案」，眾多高階警官被辦；此前台中發生同樣是電玩弊案的第四第五分局案，八十多名員警遭起訴；2001年高雄「儂儂案」多達三十四名警察、官員涉包庇色情遭起訴判刑；2010年翁奇楠命案暴露台中警紀問題。此外，刑事訴訟法修改，改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警察得出庭作證，也讓警察辦法手法「不得不」清明。因此，林慶祥說，「當檢察官、法官與調查局被整理一輪，這國家才能真正行政中立。」至於什麼時候才能發生？「再政黨輪替兩次，互相清洗之後。因為很多我們看到的政治進步其實來自權力的恐怖平衡。」一如《焰口》揭示的，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需求。如何達到？各憑本事。跑警察線那麼多年，是不是改變了他對正義的想法？「我看見底層結構的因素，很多時候人不是壞，是窮。」這結構不只是犯罪人口，也包括警察。我想起著名警察小說家麥伊・荷瓦兒、培爾・法勒寫的《大笑的警察》稱「警察是一種必要之惡。」小說透過一位清白的警察說道：「每個人，就連職業犯罪都知道，他們可能突然陷入只有警方能幫上忙的情況之中。當夜賊半夜醒來，聽見地下室有怪聲音的時候，他該怎麼辦？當然是打電話叫警察，但只有這種情況不出現，大部分人在警方干擾他們的生活、讓他們不安的時候，都會有恐懼或輕蔑的反應。」當他的同仁說：「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是必要之惡，那不就完了？」清白的警察回道：「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一種自相矛盾的事實。做警察的人需要頂尖的智慧和出眾的心理、生理及道德品質；然而實際上，這個職業完全無法吸引擁有以上條件的人。」所以許多時候警察不是染黑，只是回到了他最初的樣子，是怎樣條件的人。林慶祥說，「好警察只是心有忌憚。」寫在1968年的《大笑的警察》於是有了來自林慶祥的呵呵笑聲回音。《焰口》寫一個島嶼的年代，餓的祭典，飽嘗了一切的食傷。輸家一無所有，贏的人卻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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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王國亦是熱帶幻夢——李旺台寫《蕉王吳振瑞》
《蕉王吳振瑞》李旺台 著 李旺台見過國王。 那是江山成空，已經老得很平凡的香蕉大王吳振瑞。吳振瑞1908年出生屏東，1993年於東京逝世。1960年代任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將台灣香蕉大量外銷日本，一度占日本市場百分之九十，每年賺取六千萬美元外匯；開啟台灣香蕉出口傳奇，被稱為「香蕉大王」、「蕉神」，卻在1969年被指操控香蕉價格、舞弊官員，淪為蕉蟲入獄。吳振瑞案牽連眾多，喧騰一時，人稱「剝蕉案」。蕉王隕落，當年卻有許多蕉農因吳振瑞懂得跟日本人做生意，連帶改善家計。本來沒種香蕉的，種了一兩期，也蓋起磚瓦房，有錢讓小孩讀大學。李旺台家就是其中之一，「那個年代種香蕉很幸運，長大才知道幸運不是憑空，來自高雄青果社，來自一個很會賣香蕉的吳振瑞。」退休後寫作歷史小說李旺台七十多歲，當過記者、編輯，2009年退休後開始寫小說。他說十六七歲時是文藝青年，常常投稿副刊，「不過都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東西。」為何重拾創作？李旺台說，「不是沒事做寫好玩，是因為心底有文學夢。」文學夢來自他從小會編故事。以前在鄉下因為有小孩在河裡溺死，李旺台母親因而嚴格禁止他跟兄弟去河裡游泳，他母親每天從田裡回來都會檢查小孩子的手臂，看有無晒痕。「可是去河邊玩是我們的最大樂趣。」 因此，小孩子常常要編個理由或故事騙過大人，李旺台從那時就知道自己有個能力，兄弟裡只有他編的故事有伏筆、合情合理的情節，不會穿幫，「雖然這能力不會讓我考試一百分或升官發財，但我在心裡一直很自豪。」退休後，寫長篇小說成為發揮這本事的最好方式。因此，「碰到好題材，都會努力抓住。」怎樣的題材好？李旺台的體悟頗值得參考，「不只是要寫得好看，還要寫來輕鬆愉悅。一個故事能大量用到自己的生活經驗，寫起來就會輕鬆愉悅；也比較能『鑽進去』，鑽到書中人物的靈魂裡面去書寫，還跟書中人物一起笑一起哭。」李旺台的小說因此不只是虛構故事，還帶有活過那個時代的況味。「寫小說我只一心將故事說好。寫作中不時回頭重讀，自問：『這樣寫，讀者會看得津津有味嗎？會一路看下去嗎？會被感動嗎？會對我創造的人物印象深刻嗎？』我沒有什麼主義、學說、文學流派。我相信作者的思想、情感、人生觀、人品都會隨他講的故事流淌出來。」《蕉王吳振瑞》在歷史迷霧與政治疑雲中重現曾經叱吒的國王，獲第四屆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小說自日本時代寫起，以二二八事件為轉捩點，前半部追憶吳振瑞與日本農業技術官員結下不解之緣，為日後香蕉事業立下基礎。後半部眼看吳振瑞樓起樓塌，有香蕉盛世的熱錢，也有戒嚴年代的肅殺。從與日本人周旋到應付情治單位，《蕉王》補足了轉型正義喊得震天價響下卻少有人知的剝蕉案始末。▲2019年李旺台憑《蕉王吳振瑞》獲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 圖片來源／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曾在東京訪問吳振瑞耳順之年才開始寫作，李旺台一出手就是大手筆。2016年出版《播磨丸》，取材自二戰後從海南島漂流回台的日本人與台灣人事蹟。他們是一群想回家的人，但家已改弦易轍，哪裡又是真正的家？有人在歷史迷航，有人則莫名消失在歷史舞台。例如吳振瑞。創作《蕉王》，檯面上是從2017年末寫到2019年，但李旺台說這題材在他心底醞釀了二十多年。四分之一世紀前，四十多歲的李旺台在東京窄巷間的旅館跟吳振瑞訪談，兩人斷斷續續聊了三天兩夜。當時他在《台灣時報》當副總編輯，某天有位已是建商老闆的好友跟他說：「我們當年寫的吳振瑞在東京，我很想知道他的近況，你幫我跑一趟去看看他好不好？回來還可以寫點東西。」那位建商老闆是《聯合報》退休的記者，1970年代剝蕉案發生時在採訪線上，寫過冤枉吳振瑞的報導和特稿。「當時工作不忙，還有人出錢，加上從小聽父親說過非常多吳振瑞的故事，就答應對方，飛到東京。」就這樣，出身屏東，父親也是蕉農，自稱是當年香蕉盛世中「一個小小的參與者」的李旺台見著了他心目中的蕉王。可是蕉王垂垂老矣。「從小，大人們都說吳振瑞是大人物，我在東京初見他時卻沒這種感覺。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老人家嘛！一家小旅館的經理，只把我當成普通的旅客。」李旺台回憶，後來，吳振瑞聽說他是某某地方來的蕉農子弟，又隱約認識他父親，才有興趣坐下來跟他聊天。談起當年的香蕉盛世，「吳振瑞言語中不見熱情，沒有特別激動，講話的口氣也平平靜靜。可能年歲大了，對當年的榮辱已經放下了，看淡了，忘了那個曾是蕉王的自已。」「交談中，我會故意刺激他，提起當時某某報有一篇文章曾經怎樣批評他，他才有激昂的反應。」此時，李旺台才能在老人的表情中捕捉當年叱吒風雲的香蕉大王，聽他侃侃述說一整串香蕉故事。二十多年後，李旺台將這段時移事往卻仍深埋他心底的會晤發為小說，「寫完像了卻一樁心願。」李旺台父親有一本報紙剪貼簿，上頭貼滿吳振瑞剝蕉案的相關新聞，還會用日文寫眉批。蕉王失勢後，日本人因同情吳振瑞，加上商業條件「回不去」，便不再大量進口台灣香蕉。當時香蕉賣不出去，李旺台家也受波及，香蕉堆滿晒穀場，最後統統煮了拿去餵豬。▲▼剝蕉案時的報導，讓吳振瑞從蕉神跌落蕉蟲。 圖片來源／林語堂，在台灣的故事粉絲專頁鄉土的滋味在語言裡 國王與他的子民，因為政治命運折疊在一塊。誰會想到多年後在蕉王傳奇裡渡過童年的人，成為延續蕉王故事的小說家。然而，《蕉王》不只是吳振瑞的傳奇人生，也有蕉農子弟李旺台回望那個年代的視野。《蕉王》有李旺台對當時政治的批判，最銳利的段落，令人想起1980年代拔尖的鄉土小說——寓政治諷刺於插科打諢，「那雙看不見的手」讓純樸民風變瘴鄉惡土。例如李旺台透過典型農村甘草人物阿壯伯說道：「這是一個充滿快樂的時代。世間充滿了樂捐，快樂的捐獻；被捐獻的人更快樂，怹快樂收錢，又閣給人快樂。」指的便是當年婦聯會等威權機構插手青果社，要求香蕉外銷一籠就要捐一元；國民黨更常以各種名目要求「自由樂捐」，從與匪鬥爭到興建總統騎馬銅像，不一而足。小說更虛設了似神人又癲狂的「阿煥叔公」。小鎮無奇，惟阿煥叔公會相牛，能從牛中看得天機。這號人物既是指引吳振瑞前半生的角色，也是台灣鄉土魔幻又在地的象徵。在阿煥叔公的告別式上，吳振瑞誦唸弔祭文，道出阿煥叔公面對豬來狗去的「不變」，也濃縮了台灣人百年來的命運：「世事變來變去，但是你只有活在自己的世界內底，活在牛的世界內底。清朝來統治你，你阿無去學滿州話；日本人來統治你半世紀，你嘛無去學日本話；最近這幾年，中華民國來統治你，你也無去學國語，你只有用父母的話過一生，嘛過得輕鬆自在。你在生時，四界走闖，穿著簡單，吃食清彩，你並嘸知影自己是那麼重要的人物。」語言是《蕉王》非常重要的元素。李旺台成長在講方言（母語）會被罰錢掛牌的時代。儘管他的母語其實是客家話，卻用小說道盡了當時人物講福佬台語的神采。努力讓對話有「氣口」，是因為李旺台面對許多群族的母語因國語運動消失有感。「語言消失，我很傷心；不是憤怒，是傷心。台語、客家話或華語都有其豐富的生命、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卻因政治的壓制而快要消失，這很缺德呀！」李旺台1980年代參與黨外雜誌，回首那個年代，「那時沒什麼藍色綠色紅色等政治立場，全社會都是藍軍，只有大藍小藍或正藍偏藍的差別。各路社會精英比賽誰比較乖順，向當權者比賽拍馬屁。」在此，李旺台把《蕉王》裡的微言大義說分明了，「我希望透過書中吳振瑞等人的生命故事，讀者能了解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對了解現今台灣很重要。只是很抱歉，讀到後半段時你可能會感到難過、痛心，但我相信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是享受。」 蕉王失勢也未曾後悔我問李旺台，當年吳振瑞是否跟他說過剝蕉案的真相，到底是誰出手「整治」他？「吳振瑞只淡然的說，很清楚，就跟唐傳宗一樣。」唐傳宗和他父親唐榮當年是台灣鋼鐵大王，然因站隊陳誠，多次遭到磨難。唐傳宗亦是《蕉王》書中的重要角色。小說裡，李旺台透過吳振瑞之口向唐傳宗說：「做關係，要捧，就是要行姓蔣的路線，『皇后』或者『太子』攏可以，只要是蔣家的就可以。」皇后是蔣宋美齡，太子便是正積極準備接班的蔣經國。李旺台回憶，他那時故意向吳振瑞說，如果你當時照「上面」的話去做，談好條件，讓蔣經國收編，不但蕉農大眾依然有錢賺，你吳振瑞還可以在政壇占一席之地。李旺台說，吳振瑞一聽這話，眼睛一瞪，罵了一句「馬鹿野郎」，正色對他說，「少年啊，你不能這樣想，那些都是不平等條約。」不願被摸頭，從蕉神到蕉蟲，李旺台說吳振瑞不後悔。政治讓蕉王與他的子民同起同落，文學則讓他的子民賦予蕉王新生命，李旺台透露，「吳振瑞的兒子看完這本小說，說：『你好像比我更了解我爸。』」多年前，李旺台當記者時遇見小說家李喬。李喬跟他說寫小說，進入自己虛構的故事時，筆下人物會牽你的手去寫。「以前我笑笑沒當真，現在才知道是真的。小說是你跑到人物的靈魂裡，虛構出很真實的東西。」吳振瑞大起大落的故事伴隨台灣香蕉外銷奇蹟，像真實的南國幻夢，一代人曾經活在裡頭。蕉風椰雨過去了，在幻夢裡長大的孩子打開龍宮寶盒，說起傳奇，自己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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