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純愛系搞笑藝人：肉文也可以很純情，悲傷時更要搞笑——在BL的最大公約數之外
立刻閱讀：《荷生》 江湖傳言，一開始讀她的小說就停不下來，不但下腹燥熱，還會眼眶泛淚，直到天色發白雙腿發麻才甘休。她正是本名鄒永珊的「㊣純愛系搞笑藝人」，堪稱大B板（BB-Love，PTT的ＢＬ討論板）「發最多面紙」的小說家。 然而，比起蕩氣迴腸、賺人熱淚的劇情，「㊣純愛系搞笑藝人」更在意文字內裡，「我覺得好故事並不是小說的重點，重點是你如何去感受這個世界」。例如寫男男裁縫師之戀的《裁縫師傅》這段：「高遐邇很輕柔很清晰地說出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像一顆顆晶瑩卵石投入克里斯的心湖，那些漣漪串成迭迭的水波，傳向遠方，拍向克里斯自覺踏在水中，光裸的腳邊，並且那水波持續在他腳邊蕩漾。」 愛的言語是晶瑩的卵石；愛就是要所愛之人水波盪漾，讓他光裸的腳感受你的浪。這就是她透過《裁縫師傅》小說語言讓我們感受的事。 ＢＬ類型彈性大方便施展拳腳 從《玫瑰園先生們》、《裁縫師傅》到《荷生》，「㊣純愛系搞笑藝人」習慣把「把悲慘的事情講得很好笑」，但是依然純愛。 不過，既然寫的是類型，自然有其循規需要蹈矩。ＢＬ是「Boys' Love」的縮寫，指愛好男性之間戀愛者創作的「虛構幻想的男同性戀」；男體的展現、「肉香四溢」的橋段，都是ＢＬ的精髓。「㊣純愛系搞笑藝人」筆下的ＢＬ確實有顏有肉，但她想寫的更在肉文之外。 「我寫的這些小說很多性場景，可是都是純愛，卻沒什麼人相信，所以我只好用筆名表明立場。」文字瑰麗而精煉，號稱一心一意描繪純愛的她說：「ＢＬ這個文類在特徵上的最大公約數，是呈現男性的戀愛關係，但是最大公約數之外的彈性很大，我常常在最大公約數之外。」 「實不相瞞，開始想寫小說是基於很現實的動機──想要投文學獎。那時有朋友著迷《聖鬥士星矢‧冥王神話》的同人，我就跟著看，看著就覺得別人寫的都怪怪的，我不是很喜歡， 便開始以『自耕農』起家。 」 若以本名筆名兩個品牌畫分，「㊣純愛系搞笑藝人」一手寫相對嚴肅的文學作品，一手寫ＢＬ類型；前者有兩本小說、一本有聲書及專欄。從創作順序來看，2010年到2012年之間年她開始寫ＢＬ小說，相繼完成《玫瑰園先生們》、《裁縫師傅》、《荷生》。 看似緊密的創作，其實是十多年在BBS累積的能量迸發，同時橫跨她個人的創作峽谷，「寫完《荷生》後，我覺得自己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以全新的自己寫了《鐵道共乘旅遊手冊》。」《鐵道》是部發生在德國柏林到慕尼黑中間十小時四次轉車的故事，裡頭有她德國旅程或個人軌跡，然而更多的是她一直在追求的：遠離個人歷史的創作。「我認為小說是表現心裡所勾勒的舞台場景，跟現實沒有什麼關係。個人的人生經驗有限，所以重點是你如何去感受這個世界。」循此，我們可以發現她施展嚴肅文學與類型文學的功夫，其實無二。 自許觀念藝術家傳達事物的狀態 除此之外，「㊣純愛系搞笑藝人」還有另一個身分──裝置藝術創作者。目前，她的作品正在北美館聯展，「作為藝術創作者，我以書寫為主要形式，但不是出版而已，出版只是其中一種可能。」聽起來很玄，進一步說明便是她將寫完的小說視為「物件」，考量其體積、物理性質、裝幀方式，包括要不要有字──一部沒有字的書還能算書嗎？這是她的「artist’s book」。 「比較清楚的說法是：我是以書為形式的觀念藝術家。」也就是說，書只是她的載體，在此脈絡下，她用書寫、製作、再造等形式來傳達「觀念」。這些形式有一個共通點──介於之間。 「分類跟分類之間有夾縫或交集，這就是『介於之間』的狀態。」例如喜好女裝的雙性戀荷生搖擺於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也處於跨性別與順性別「之間」；約炮卻崇尚傳統家庭價值的男同志克里斯也處於「之間」；愛上裁縫師傅卻發現自己也愛克里斯的高遐邇也站在個人情感的「之間」。 在鄒永珊的小說裡，很難找到不在「之間」的處境。她說：「我自己就是介於之間的人。」 活在他方也活在兩個品牌之中 活在社會這個集體主義裡，大家習慣「西瓜偎大邊」，選擇輕鬆的或偏向同溫的生活方式。然而，鄒永珊對此抱持問號，不論擁抱的是困難還是怪誕，她都希望自己在那最大公約數之外。 「對於所謂的少數，我都會比較關注，不過不要扣上『關懷少數』這個大帽子，我只是覺得沒人寫的東西，那就我來寫吧。少數，包括各種層面，所以我創作的最大主題便是『介於之間』。」 她在《裁縫師傅》後記提到：「貼標籤是化約的行為，它沒有讓人生變得比較容易，也沒有讓小說變得比較容易，許多豐富細緻並且重要的東西卻在化約的過程被過濾、被刪減，……根據標籤來協助辨識（但是辨識什麼）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方便。只是這個方便在我看來非常危險，它可以很輕易地抹消我在小說裡所作的處理——這還算是小事，更可議的是它毫不費力地強化應該要打破的歧視與偏見。」 她一再檢討我們如何在標籤與標籤之間喪失真義，不過她的兩個品牌──嚴肅文學與ＢＬ類型其實也是種標籤。「可能我不夠勇敢，對於自揭馬甲（網路用語：指曝光自己的其他筆名），我不見得擔心讀者想法，比較擔心的是要申請補助時，評審會怎麼想。」在「鄒永珊」這個品牌下，有旅德藝術家、文學獎得主、駐村藝術家等光環，一旦加上ＢＬ小說家，她在別人（評審？）心裡的位置會不會動搖？ 對此，她始終有點「不舒服」。「德語有一個形容詞是，你把人分類就是你把人塞到抽屜裡，但塞到抽屜裡的潛台詞是：『你給我好好的待在這個框架裡，不要出來。』」 選擇將自己分成兩個品牌，她說：「這就像是台灣目前藝文界的縮影吧！」ＢＬ歸屬的次文化是目前出版市場銷售主力，卻常被貼上負面標籤。她坦言：「採訪前，我朋友就說，重點不是別讓ＢＬ讀者知道你是誰──因為他們都已經知道，而是那些不知道你在ＢＬ界混，或是不知道你在同人界的人會怎麼看待你」 純文學之於ＢＬ，難道真是九仞宮牆，兩者毫無對話的可能？「㊣純愛系搞笑藝人」或者說鄒永珊不認為兩者的質有差別，差別僅在於「看我想要在這部作品裡放什麼東西」。 作品是作者的導師帶她領會未知 ＢＬ界有個說法，會稱作者是作品的「親娘」或「後媽」，前者代表作者給主角（以及讀者）發糖，後者則是虐主角千萬遍。鄒永珊則是又虐又愛，「我和我的作品關係不是這樣，」不論是親娘或後媽，鄒永珊都認為：「作品是作者的『老師』，但何時才能明白它對自己的教導，則是未知。」 她舉創作中的小說《萬福瑪莉亞》為例，「之前零零星星寫了短篇，但都不是很滿意，我一直思索這些短篇到底要寫什麼，這就是我一直回去看自己作品的原因。我的作品裡有很多東西是寫作當下我不知道的 。這對創作來說絕對是好事──你的作品越過了你，這表示透過這個作品，你可以進入另一個世界，一個你更好奇，也覺得更有意思的世界。」 作品是老師，那它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問題嗎？鄒永珊說：「這樣想太樂觀了，人生不是打怪破關，不是你過了這個關卡之後就會一片光明。」因此，關於寫作，鄒永珊更試圖廓清的，是創作與自我的距離。 「常有人問我：『你寫的小說是不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是不是你的故事？』接著，我的發言就完完全全等於我的作品，等於我本人。我很反對這樣，所以回答問題的時候，我會用很長的文字，而非關鍵字。」 身為生理女性，鄒永珊總把話語權讓給男性，其實是刻意操作。「我認為重要的是，當我的角色跟我的性別不同時，我到底要處理他什麼？又同理他什麼？ 我在意的是他的困境，他在社會上的優勢，他利用了什麼人？又被什麼人利用？」 小說不只是策略的藝術，也是鄒永珊給自己的挑戰。如果書寫僅是自我抒發，不時耍耍傻白甜秀秀高富帥，是把讀者想得太簡單了。「小說可能符合部分讀者的期待，但不可能每本都符合。到底小說還是一個界線，處理我們在人際關係中一再碰到的問題：你忠於誰？你又為誰去做這件事？」 鄒永珊說：「不過，創作在這一切之前就發生了，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誰。」如同回到ＢＢＳ的黑白世界，沒有自拍照，沒有過多的作者個人訊息，沒有社群媒體的比讚給愛心。在最低限度的資訊量之下，愛意依然可以萌生：讀者可以透過作品喜歡作者就好，男人與男人之間也可以只愛陌生人。
+ More
【作家特寫】我在我不在的城市——張維中與他的戀愛小說
立即閱讀：《餐桌的臉》 《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發售時，書腰上有一句：「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百分之百所指為何，眾說紛紜，但據稱小說因此大賣。 閱讀張維中的筆下愛情故事，讓我想起這「百分之百」──每個人物都全心全意將自己投注於這個世界。戀愛小說，不只是角色跟角色談戀愛，也是小說家跟所書寫世界的一場愛戀。他要相信這個世界值得被愛，才能也才願意寫出其中的甜蜜與苦楚。 人海中的機運之謎 張維中就是如此。他著迷於都會裡人與人之間的萬千可能，諸如初識之人何以愛上彼此，錯過的人又能否在種種機運之謎中再次相遇。同時，他寫愛的變奏，從第一部長篇小說《岸上的心》寫男學生與女教授之戀；《三明治俱樂部》寫兩男一女在千禧年的台北「多元成家」，乃至最近一部《餐桌的臉》以台北、首爾、東京三城連線，探討人們潛藏在各式面具之下，如何看見彼最真實的彼此。 追索他的創作來時路，我們會發現「城市」其實是張維中真正戀愛的對象。他的散文專欄與旅遊書更是不斷在東京晃蕩，用文字貼近行過之路，同時俯身觀察城市人。 這一天，張維中一身oversize現身，搭配鮮亮的顏色，年輕得有如他筆下愛得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物。在此之前，因為他久居東京，我都是透過其粉絲專頁管理員與之聯繫，見到本人倒有種見網友的感覺。我問他每次回台北會不會感覺這座城市──他小說的戀愛對象在變化？ 在日本企業上班，一年回台灣兩次的他說，「台北越來越陌生，例如我以前可以在捷運上睡覺，現在都不敢了，常常一睡就過頭，我腦中的捷運圖已舊了。現在像觀光客在看台北，每次回來都做好功課，像是要去哪些新開的咖啡館。」 小說封存也復興城市 談及台北，成書於千禧年前後的《三明治俱樂部》有如時光膠囊，不但封存台北地景，還有當時的流行文化。最顯著的例子是，張維中在每個人物登場前羅列其生活物件，例如當時流行的減肥餐、出版物（吉本芭娜娜《廚房》、紀大偉《戀物癖》），以及彼時伴隨電音文化流行的搖頭丸藥理作用。 回顧這部十多年前的作品，張維中說，「我當初刻意把現下周遭帶入小說，希望書中主角好像真的活在那時空那城市；當讀者走過小說場景，會感覺這些人彷彿上一刻才在這裡上演小說情節。」 因此，讓讀者身歷其境，是張維中寫小說的動力，也是他寫作之餘的喜好。「我喜歡走訪文學、偶像劇景點，也希望有人因為讀到張維中寫的故事而來這個地方，說道：『啊，我曾經看過一個故事在這發生。』」 「一個沒有生命力的地方，因為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有了生命，是非常神奇的力量。」張維中如是總結小說的魅力。 張維中自己的文學追星之路也不妨多讓。他之所以喜歡到日本、美國，都是因為當初看了很多日劇跟美國電影、影集。「當年《魔女的條件》有很多台場景點，我就到台場坐摩天輪。這兩年去紐約也完全走《慾望城市》走過的路線。」 回到《三明治俱樂部》裡的台北，張維中說，那時他剛買筆記型電腦，喜歡帶著它到處跑，常常在兩個地方寫小說：信義區「紐約紐約」（現ATT 4 FUN）樓下的咖啡館，以及東區某咖啡館——物換星移，兩者皆不復存。老台北大稻埕迪化街。以前對這裡很不熟，反而是來到日本以後，因為日本朋友愛來，必須當起導遊，重新認識而喜歡。 《三明治俱樂部》的主要場景是當時發展正好，於今沒落的東區。張維中寫作的地方如同他寫的地方，多不復在。因此，讀者捧讀小說也憑弔台北。張維中這樣追憶那個時候：「兩千年前後的台北有一種『一切要開始了、充滿希望』的感覺，也是跨越一個世紀的喜悅，例如101正在蓋，地景與時代都有往上的態勢。」 「台北地景的今昔落差讓我感覺走在裡頭的人沒有光了。」張維中進一步說。 話題一轉，他坦承他好久沒讀近乎少作的《三明治俱樂部》，最近重看反倒覺得新鮮，新鮮來自「自己在那個年紀就有這些想法很有趣」。「我讀著讀著會懷疑自己頭腦到底塞了什麼，竟然可以想到這些對白，彷彿這不是我寫的。」 「誰會那麼無聊讀自己的小說呢？」張維中彷彿跳脫小說家這個職業說道。 表裡不一的旅日經驗 由是我們來到《餐桌的臉》，這部藉由三種職業描摹當下年輕人輪廓的小說。「寫作時，我腦中會先有人物職業的雛形。一開始，我就想寫料理造型師跟網紅，因為自己也經營粉絲頁，看到其他作家朋友也在經營覺得很妙。比如說經營模式，還有讀者或網友的反應，這又影響作家或網紅的心態，所以吸引我深究。」 《餐桌的臉》顧名思義，是關於「面貌」的小說。小說有三位主角，他們卻有六張面孔，或出於事業考量或恐懼去愛或因遭受遺棄，不得不擺出有別於真實人生的面貌，是偽裝，也是生活。或者說，生活即是一種偽裝。 因此，張維中說《餐桌的臉》也是一部玩結構的小說。「我決定從三位角色的立場來寫一部小說，在一章的有限篇幅內看見其他角色的不同反應；透過這樣的結構，讓讀者感受：一轉身才知道他人心裡想的是另一件事情。」 這個「一轉身之差」，來自張維中的日本經驗。「我在日本才發現我以為的循規蹈矩，其實未必如表面，例如我曾目睹公司前輩在嘻嘻哈哈中回覆客戶道歉信。然則，那封信因為有日文語法結構包裝而顯得極其嚴肅。對日文來說，只用語言結構就能『做到』道歉，但背後有多少道歉的心，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家最艱難也最危險的一本書 《餐桌的臉》其中一位主角是網紅收納大師，常在臉書上分享精美圖片，佐以心情小語。我好奇張維中在寫這位角色時，動用到多少「自身經驗」？張維中不諱言，有段時間很介意為何自己花很多時間寫的文章，人氣比不過吃東西拍的食物照。不過，他現在已調整好心態，「網路本來就是娛樂，你又沒付錢要人來看，看書很累的。」 我們的話題因此來到作家與臉書的關係，兩者真能相輔相成嗎？對作家而言，是多了一個宣傳利器，還是增添自爆危機？過來人張維中的看法是：「視你的性格而論」。 「有的作家不喜歡拋頭露面，那就算了。我的話大不了當成抒發心情的管道，而且我的專欄比較多，編輯會希望我有發聲的平台。與其沒有人看，我更希望有一個平台讓大家看到。」 然而，我更好奇：小說家建立一個或虛擬或半虛擬的世界給讀者，倘若他同時給予讀者太多已身的訊息，會不會與他的小說世界相斥，或者說侵蝕了那個平行於現實的小說世界？因工作所需，經常需要拍攝食物照。就像《餐桌的臉》裡的主角孫浩強，食物擺盤跟攝影角度是一大功夫。 張維中認為，如果單純作為小說家，這會影響讀者對小說的想像──因為讀者閱讀小說還是基於小說家建構出的世界，如果提供太多現實素材，且作家又拿這些素材寫小說，讀者讀時就會感覺：「啊，我找到了線索。」不免給人露出馬腳的感覺。 張維中這樣作結：「雖不排斥臉書，但會拿捏分寸，決定要透露多少自己的生活。」至於他拿捏的方式，則是把臉書文章當作散文的一部分。「我覺得比較難處理的是讀者，讀者會私訊五花八門的問題，例如有人曾問我她在東京買衣服要買怎樣的尺寸，或是我提到的鞋子是什麼品牌。」 偽裝非小說家時間 顯然，對許多讀者而言，張維中的旅遊散文作家或日本達人的色彩更鮮明。我好奇他如何在專欄作家跟小說家之間轉換？他說文字的「時間感」是最大差異之處。「散文字數少，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完成，所以不會有情緒臨界點的問題。小說往往要花一下午時間，最多也只能寫三千字，而且寫之前都得回頭看之前寫的，你可能要花時間『回到』三個星期前寫的段落。同一章同一場景可能要花三個星期才寫完，然而，你不能讓讀者發現這一點。」 雖然喜歡小間的個性咖啡館，但寫作時卻偏好吵雜的連鎖咖啡店。看人來人往，更接近人間煙火一些。 最後，我們聊起他這次回台新踏足的咖啡店。他說他這次跑了一家繪本咖啡店，且出乎意料的，看起來非常文青的他很怕所謂的文青咖啡店。他的理由是：「裡頭的客人給人很大壓力」。 「有次我坐在吧台，發現旁邊男生在看一本很厚的書。我很好奇是什麼書，結果一看發現竟是《尤里西斯》。過了一會，男生跟店員聊天，聊的是小說創作。那個瞬間，我感覺這裡已非凡間。」 這才知道，張維中很少跟不熟的人聊文學。「我很害怕他們突然開始臧否小說家，說出『張維中最近寫得很糟』之類的話。」這一刻，我感覺張維中的小說家面孔在我面前崩裂。「小說家」或「文學創作者」這個身分，也是屬於他自己的「餐桌的臉」。 擺脫小說家，撕下文青樣，是逃離還是回歸？我想人可以百分之百去戀愛一個人，卻無法讓自己成為百分之百的人。這是張維中，也是他小說帶來的依違迷人之處。
+ More
【作家特寫】卸下千金假面——倪采青：寫作是我的自救之道
立刻閱讀：《再見後，開始香戀》「女主角的黑眼圈是我的寫照。」《再見後，開始香戀》的作者倪采青，左腦從商右腦寫字，集多重角色於一身，是小說家、晶荷花精的社長、塔羅作家，也是妻子、七歲小孩的母親，以及父母眼中的寶貝，身分轉換，看不出一絲勉強。唯一線索，大概是她妝容下微微透出的黑眼圈。 倪采青有三個筆名，凡事認真、渴望完美的性格也彰顯於此。「倪采青」寫愛情、小說教學；「向日葵」寫占卜書籍；「Sunny社長」分享芳療資訊，宛如美少女戰士不停變身，隨角色功能穿卸鎧甲。公主掙脫家世枷鎖，迎戰外界層層挑戰。 模範女兒寫小說反骨 「我的每一本小說，都是生命經驗的一部分。」成為母親以前，倪采青扮演模範女兒的角色：徹夜讀書、台大榜首、投身家族事業。就連她在房間偷偷寫小說時，都不忘計算時間，偶爾走到客廳給爸媽望一眼，深怕被他們發現自己在做閒事。「很多事情，我不敢講出真心話，所以隱藏在小說裡，用故事說出我想說的話。後來想想，那其實是一種膽怯。」因此，她將自己命名為「倪采青」，寫出現實中無人聆聽的憤怒，道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雖然倪采青研究芳療花精與靈性療癒，但她直言：「最初治癒我的其實是『小說創作』。」父母的情感問題造成她童年陰影及創傷，甚至一度影響自己的兩性交往，「我害怕因此不能去接受男朋友，或者，開始一段正常的男女關係。」後來她明白，難以單靠努力驅散陰影，所以，把它寫下來，是一場自救的療傷。 「小說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都是自己的故事，我也是。」倪采青畢業後隨即進入家族事業工作。一個意外，使她開始下筆第一部作品。「有天晚上，躺在床上無所事事，突然間聽到有個聲音告訴我：『要寫小說！』」當時她感到莫名其妙，但聲音持續了三個月，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急促──儘管在那之前她從來沒有想過寫小說，更別說透過文字爬梳自己。 「我只是隻黑色的大甲蟲，穿著黑西裝硬殼，其實裡面是白色的心，一被踩，就啪啦流出裡面白白軟軟的東西了。 」《金匙小姐不矜持》中的這段話，成為她不為人知的自況。「完成小說後，我的創傷就徹底被療癒了。」寫作以前，外界看見的倪采青，是含著金湯匙的公主。然而在鑲金的背後，她曾對貧富不均困惑，亦對處理童年創傷感到猶疑。她希望藉由成為一名「暢銷作家」，證明自己值得被愛。 努力成為讓自己輕鬆的人 「過去的我比較像梅堇岩，堅持一個計畫過的人生。認識身心靈療癒後，我發現用輕鬆的方式也能達到同樣的成果。」轉念後的倪采青，懂得放鬆了，金匙小姐自此不矜持。在倪采青的部落格和寫作教學書裡，不難發現她用力讀書、苦練執行的痕跡。例如，為準備〈處女作就成名的秘密〉一文，倪采青熬夜找出24位一夕成名的作者，研究他們的生平。她的塔羅占卜和芳療事業更是如此。 「當初我看到一則女孩跳樓的新聞，她口袋裡竟然放著塔羅牌！」原本只是好奇女孩自殺動機的倪采青，認真查看塔羅牌原文，意外促成出書的機會。「我接觸芳療，也是因為香氣能夠改變人的情緒，對心靈的功效更直接，想用它來幫助治癒自己，才開始代理引進。」也許是渴求完美的人格特質「作祟」，倪采青又一次變身──成為「社長Sunny」，走出陰影，讓陽光狠狠的直射自己。 她的轉變可從她對筆下小說人物的認同找尋蛛絲馬跡。《再見後，開始香戀》兩位男主角：梅堇岩認真負責、在意名譽、追求崇高理想；夏燦揚則是開朗真誠、做自己。「過去的我比較像梅堇岩，堅持一個計畫過的人生。認識身心靈療癒後，我發現用輕鬆的方式也能達到同樣的成果。」轉念後的倪采青，不再像小說裡的金匙小姐，在書裡抱怨：「想要改變這社會，理想、恐懼，有誰能懂？」她懂得放鬆了。「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我只管助人，外界說我什麼，請自便。」金匙小姐自此不矜持。 自生活提煉愛情的香氣 為金匙小姐取名鄭昭陽，化名Sunny創立晶荷花精品牌，以向日葵創作《塔羅葵花寶典》，都是倪采青本名的延伸。在《再見後，開始香戀》女主角身上，更存放了她的愛情故事。「我第一任男朋友是個很了不起的男人，大我六歲，聰明有歷練，卻也讓我感覺自己是個附屬品。」近三年的感情雖無太多波折，但倪采青內心的挫折感隨著時間逐漸擴大，備感壓力，「接著我遇到現在的老公，覺得就是他了！」 在《變身暢銷小說家》裡倪采青寫道：「小說不只是提供兩三小時的消遣。經典為何經典，關鍵在於主題表達是否深刻。」她的《再見後，開始香戀》也不例外，透過女主角的視角，倪采青傳達自己在愛裡的領悟：「究竟要選擇一個偉大的男人，讓自己過得辛苦，還是，願意讓一個人來把你寵成女王？」 「一個女人選擇什麼樣的男人，基本上就決定了她下半生的命運。」這句話聽起來像是要女人嫁雞隨雞，實則是她身體力行後的箴言。她笑言直至目前，「老公」是她人生中最有智慧的選擇。有偉大的男人在背後支持，她不僅能兼顧事業與家庭，更保有「創作小說」的興趣。同時，她的療癒之旅，已達更遠的靈媒界。 倪采青再一次變身，她透露下一本小說是靈修題材，「像是我最近認識的賽斯心法：你相信什麼，就會創造什麼。」她相信，心有所願，就能改變現實。離開金碧輝煌的牢籠，公主旋轉跳躍，七十二變之外，還有陣陣香氣，療癒你我。 集多重角色於一身，是小說家、晶荷花精的社長、塔羅作家，也是妻子、七歲小孩的母親，以及父母眼中的寶貝。宛如美少女戰士不停變身，隨角色功能穿卸鎧甲。公主掙脫家世枷鎖，迎戰外界層層挑戰。
+ More
【作家特寫】一個人的刺客列傳──劉兆玄談新作《阿飄》
立刻閱讀：《阿飄》司馬遷作《史記‧刺客列傳》，用了一個不大尋常的筆法。從春秋魯國的曹沫到戰國末年荊軻刺秦，自號太史公的司馬遷以「其後數餘年而有某某之事」接續五名刺客，隱然拉出一條俠義接力的傳統。 太史公不會想到，他的〈刺客列傳〉有來自兩千年後、遠方蕞爾小島的回音。且這一回，故事主角不是別人，正是太史公之子──擁有奇異身世的「阿飄」。 重出江湖筆力依然遒勁 《阿飄》是上官鼎停筆近半世紀後復出的第四部作品。說來傳奇，在武俠世界裡，上官鼎早於六○年代便享有文名，還獲金庸青睞，稱其為「第二喜愛的作家」。在真實人生中、「上官鼎」這個筆名背後，是出入學政界，總能輕擺塵埃的前行政院長劉兆玄。 這一天，我們來到劉兆玄現職「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的辦公室。坐定後，他的第一句話是：「這個辦公室常常讓我失禮。」原來他是指沙發坐位擺設──客人只能坐在主人左側，讓主人像是不禮賢下士的莽夫。 劉兆玄行事帶古風，新作卻是披科幻外衣的政治諷刺小說。小說以司馬遷得罪漢武帝入獄，其正室與小妾正想方設法救援開始，隨後跳接到兩千年多年後的台北，台北幾個軍政要處出現浮在空中的人頭「阿飄」，一時之間人心惶惶。 廣大島民不只為異象惶惑，同時，台北正經歷一連串政治風暴，有隻手遮天的立法院院長主導黑箱土地開發案，牽涉台美關係的「戰機國造計畫」，以及小記者企圖對抗政治黑手，重拾無冕王之魂。 從漢代到今日台北及華府，從司馬遷到不名飛行物體阿飄，以及太平洋兩岸的政治黑幕與來自高科技星球「塞美奇晶」的外星異客，看似跳脫的組合如何湊成一桌，就留待讀者領會。 融科幻政治諷刺於一爐 劉兆玄以武俠起家，復出後浩浩蕩蕩共五冊的《王道劍》（2014）寫明朝建文帝下落之謎，《雁城諜影》（2015）重構國民政府戮力抗日本事，《從台灣來》（2016）則是受電影《大敵當前》啟發的諜報小說；一年一本，距離武俠越來越遠，《阿飄》更是集政治諷刺與科幻穿越於一書。劉兆玄如此定義這本類科幻小說：「把不合理之處寄託在合理之中。」 劉兆玄坦言他不看科幻小說。那麼，不合理之處所指為何？從劉兆玄的語境裡，分不出是小說裡的外星人與穿越戲碼，還是他直書官場三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他表示：「最近的四部小說，第一部寫六百年前，第二部寫抗戰，第三部寫索契冬季奧運，時間越寫越近，第四部就自然放眼未來，想以科幻為題材。」 為小說創作到貴州取材，因天眼現場禁止拍攝，只能在小紙本上速寫。中央那顆小圓點就是《阿飄》小說中的饋源艙。至於筆下的政治風暴，則來自他對時事的感觸，「每天看全球政治，讓人覺得民主在墮落。」現下此刻，我們已經歷兩次政黨輪替，他卻說「民主在墮落」，這句話的背後，或許有他官場走一回的心得吧。何以言墮落？劉兆玄說當民主缺乏克制權力的機制，往往就變成有民意背書的獨裁；人民又被極化成兩端，一邊上位就對另一邊落井下石。劉兆玄認為，不只是台灣，這已成全球現象。 在書裡，劉兆玄安排「阿飄」前往美國考察政治制度。阿飄直擊矽谷知名的「Hotel 22」──矽谷最長、唯一24小時營運的公車路線，只需花八塊美金，就可整夜來回不停的坐，所以成為當地遊民的移動式旅館。同時，主人翁之一在華盛頓特區正逢美國因警察及擁槍者濫殺引起的反槍枝運動。當他站在林肯紀念堂緬懷建國先賢的偉大理想，更多的卻是對民主現況的失望。 從兄弟共筆到一人寫作 劉兆玄是出了名的快筆，復出後一年一部小說，動輒數十萬字。談到寫作習慣，則是從三人合體轉為單槍匹馬。早年劉兆玄以上官鼎之名寫武俠小說，是三兄弟連袂；三人有時可能同時各寫一段，有時還得隨時商討其他兩位寫的段落。 如今，上官鼎這名號只靠劉兆玄單打獨鬥，寫故事的本領像武學，刀背藏身，力上筆尖。他說他寫東西無須醞釀，得空就寫。倒是《阿飄》這本書，寫的時候常常跳著寫，「有時會停下來先去寫最想寫的段落，之後再慢慢把它們接起來。所以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我的小說有的地方寫得一氣呵成，有的地方就差了點。」劉兆玄自承。 那麼，《阿飄》哪一段是他自覺最有「靈感」的呢？答案不是小說最機鋒關鍵處，而是一段描寫主人翁阿飄鑑賞梵谷畫的文字。劉兆玄說他想像自己是第一次看到梵谷的畫，通過初生之犢般的雙眼，觀看這位自絕而亡的畫家生前最後一幅自畫像：「整幅的背景中充滿了漩渦水紋般的線條，綠色的、藍色的，參雜著灰黃色，構成了一種悸動、亢奮的符號，但整張畫在老練精準的各色線條勾勒之下，把畫家澎湃的感情約束在傳統的刻板框架中；這時再細看他略帶呆滯的眼神，忽然就明白了，他熊熊的生命之火漸成餘燼，剩下的是一股不忿的無奈……」劉兆玄賞梵谷，此中體悟有多少來自一己之心境？至少，在他的小說裡只有不忿未見無奈。 直書官場不怕對號入座 《阿飄》寫現下政治的荒謬直躍紙上，不僅塑造一個執政七零八落的政府，連小說裡的重大事件如「土地開發計畫」、「戰機國造計畫」等都很有既視感。外星人以高科技探測台灣，發現全台「負能場」最高的地方在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也就是立法院。書裡的大魔王要角擅長「藏賄於民」。凡此種種，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簡直是布滿「彩蛋」，讀者當可邊閱讀邊拾掇邊驚呼。 這樣說來，政治的歸政治，小說的歸小說，對《阿飄》是否不成立？對此，劉兆玄開玩笑說，寫完時他還問人：「要不要找律師看一看？」問他怕不怕有人對號入座？劉兆玄說他小說中的角色沒有針對特定人物，「沒有所指，但書裡寫的故事要讓讀者看了有所感。」 有趣的是，書裡的中華民國總統台詞很少，其他人總用「總統」、「大老闆」稱呼之，不見人稱代名詞。談及此，劉兆玄說，他刻意不在書裡寫出總統的性別。不過，小說裡的行政院長倒是位女性。劉兆玄說，台灣還沒出過女行政院長，寫了也不會有人說是在影射誰。話題談到這位女行政院長，劉兆玄突然飄出一句：「行政院長很辛苦的啊。」說的是小說內還是小說外的行政院長，是他筆下的小說人物還是自己，不言自明。至少在座的大家包括攝影大哥都會心一笑了。 行政院長時期，於立法院答詢不改組之後，劉兆玄正色說：「我在政府高層待過八、九年，寫這本小說不是因為我寫得比較好，而是我剛好有這位的機會可以觀察這些人這些事。」劉兆玄用觀察這個詞，似乎讓他跳脫了政治人物，彷彿是隔著動物園玻璃窗走馬看花政治生態。我問說：「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像政治的過客？」劉兆玄說：「是過客，也是演員。」演的是哪齣？又是為誰演？我沒追問，也沒有答案。 小說裡立法院長與人鬥法是一大看點，表面上是土地開發利益之爭，實則政治奪位，讓我想到前陣子火紅的國片《血觀音》。劉兆玄說他看《血觀音》時，發現部分情節居然這麼像，自己也嚇了一跳，不過小說早在電影上映之前就有了。為何撞題？劉兆玄說：「因為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搞這一套。」也就是說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可嘆的是，這個巧合是台灣政治結構下的共業。 寄王道理想於科幻小說 訪談尾聲，我說這部小說是沒有王道的王道小說。劉兆玄彷彿開啟開關，興致勃勃的分享他正著手的「王道永續指標計畫」──想找出有別於西方的指標體系，用來評價各國的發展之道。其結果與傳統常見的排行有所差異，一些大國未必有很高的排行。 那麼哪些國家得高分呢？劉兆玄賣個關子，只說多是小國寡民的國家。難道大國崛起了就無法秉持王道嗎？環顧劉兆玄辦公室書櫃，裡頭有好幾本孟子相關著作，或許這也是劉兆玄念茲在茲者。我想到劉兆玄在書中，借急公好義的記者丘守義之口所問的：「為什麼人老了會變得成熟，台灣的政治環境卻越老越墮落？」我問劉兆玄這可是心底話？他只說了句：「或許成熟就是墮落。」 不過，劉兆玄也安排一個非常有俠義精神的結尾，主人翁之一犧牲自己，幫助記者揭發弊案。我想起〈刺客列傳〉裡漆身吞炭的豫讓，無怪乎有人說司馬遷寫出了最早的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劉兆玄用他的前半生寫俠之大者懲奸除惡，反映的是正義在現實中失闕。這次，他不再訴諸童話，直指政治亂象，反倒像自己扮演了一回太史公，寄春秋褒貶於《阿飄》，也以他人酒杯澆胸中壘塊；談笑間，官場強虜灰飛湮滅。 環顧劉兆玄辦公室書櫃，裡頭有好幾本孟子相關著作，或許這也是劉兆玄念茲在茲者。我想到劉兆玄在書中，借急公好義的記者丘守義之口所問的：「為什麼人老了會變得成熟，台灣的政治環境卻越老越墮落？」我問劉兆玄這可是心底話？他只說了句：「或許成熟就是墮落。」 《阿飄》時報文化出版，歡迎訂購博客來：https://goo.gl/CijjH1誠品：https://goo.gl/teynjw金石堂：https://goo.gl/zDuAGd讀冊：https://goo.gl/zRcsyd
+ More
【作家特寫】愛引戰又愛說理性勿戰——祁立峰：說話書寫都源自慾望
立刻閱讀：《台北逃亡地圖》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引戰？」兩小時的採訪裡祁立峰說了五次這句話。出版過小說《台北逃亡地圖》，散文《偏安台北》、《讀古文撞到鄉民》的祁立峰現實生活是位大學教授，在臉書世界則是位「網紅」。平均一則貼文都有兩百人按讚，引戰或是活動文七、八百讚也不在少數。引戰，引得雖不是真槍實彈，卻也滿城烽火。祁立峰說：「我覺得可以戰的人，要有一種心理素質。清楚了解網路世界，脫離便脫離，但我覺得，我不行。」因此，會把網路情緒帶入真實生活的他，每逢貼文進入熱戰，開始有「長輩」或老婆關切時，祁立峰立馬「刪除」。他笑說：「逃避雖可恥，但有效。」這麼不能戰還每天一則貼文，三天批判一次時事？「有些話題還是想發表一下呀。我覺得這是源自於人類發表創作的慾望。」初衷源自於理解「我最近才跟學生上到《文心雕龍》的〈神思〉，那篇便是在講寫作者的靈感。為什麼會想要寫作？我覺得現在出版萎縮，很多人寫作也許根本就不是為了給別人看，就是有慾望把它寫出來，出書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博士班畢業成為流浪教師的時間，祁立峰寫了《台北逃亡地圖》，「也許陳德宇最像我的投射吧。」祁立峰說。 陳德宇是他小說的主角，失業在家號稱準備考公職，但其實人生迷惘，只能天天玩線上遊戲。當時全台尋找教職卻處處碰壁的祁立峰，跟他筆下的陳德宇一樣。雖然拿到了台北文學獎年金，卻也「好像某種透明膠膜罩住他，讓他瀕臨窒息。」《台北》一寫寫了四年，「這本書尋求出版也不是很順利，所以我一直在改。」儘管現在已為大學教授，但正因為經歷過那段迷惘狂亂，卻又得處處假裝好過的日子，祁立峰感同身受地說：「那是很卑微又寂寞的呀。」 在散文《讀古文撞到鄉民》中祁立峰寫到：「這部作品，它或許沒那麼正經卻不完全是戲謔，沒那麼考究卻不至於在瞎掰，認真地悲傷，同情地理解，這也是我寫作之初衷。」祁立峰出版過的兩本散文風格迥異，《讀古文》與時事不可切割，以古論今但說有網路語言的深刻鑿痕好像也不過分。而另一本《偏安台北》則是爬梳台北，寫流行寫資訊寫疏離也寫悵然，可以說是出自文學獎文絡卻也開創新局走上後現代。至於已出版的小說《台北》和即將在鏡文學展開連載的《樂園》倒是有著一貫的類型脈絡，「我喜歡看日本推理，所以受他們不少影響。例如吉田修一跟湊佳苗吧，他們都將鄉下男女扭曲無助的心理寫得很深刻。」 儘管過去學校老師曾說：作家應該要有固定的風格供讀者咀嚼、讓社會檢驗。但在各種文類裡以不同面貌游刃的祁立峰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多工的年代，人腦就像手機，隨時跳不同的 App 出來。回這個、回那個，像前兩天我看到的一則網文說， Po 臉書是穿褲子，Po Instagram 是穿內褲，Po Twitter 是穿丁字褲。」同一個人原本就有不同的面貌，從不同平台上蒐集到的資訊牽連著自己想要呈現的自我。但不論哪一種筆法、在哪一種文類裡，祁立峰的眼光都沒有離開無助、悲傷，或是同情。 或許正因為熟悉網路世界的操作，對話現場的祁立峰以散文裡鄉民的口吻一邊說著「我抖抖的」、「我比較魯洨」，一邊把自己埋藏在一條條BBS語言的謎題裡。每則回答後他總會補上一句，不是反論，就是「不知道這會不會引戰」。但他又說：「理性勿戰其實本來就是要引戰，預期可能會引戰所以先講。」 究竟是愛戰還是不愛戰，論調之外他把贊成與反對自己的都想過了一輪。所以他的面貌迷散在他的作品、我們的眼前，比起他曾經想要寫的「繼承像駱以軍、黃錦樹、童偉格的寫作傳統」，朝向類型的本格推理，似乎更像他，符合他說的：「我真正可以發揮的角度。」 小說的進程 帶著詭謎本格小說的氣味，即將發表的《樂園》超越過去《台北》將謎題埋得更深刻複雜。不同於《台北》，《樂園》是部沒有門檻的小說，祁立峰說：「《樂園》裡，我刻意把學者性跟理論性都拿掉了。」不再有著文學獎包袱，這本新作祁立峰清楚拋棄文學性寄託，把純文學裡常見的技藝稀釋，換成較堅固的故事結構、推理詭謎，《樂園》將校園鬼故事推向了驚險離奇的挑戰。 「米澤穗信的《冰菓》有給我一些啟發，也參考了三浦紫苑的《強風吹拂》便覺得可以從青春的題材，加上些熱血，還有推理來創作，於是《樂園》就從我大學時代很重要的話劇之夜寫起。」一間山上大學的中文系，系上有核心的女孩圈，有宅男、邊緣人，而這些人都因為一場話劇比賽而成了命案事件的主角。 祁立峰說大學時代的他就是宅男，甚至可以說是「系邊」，只是當時的他並不這麼感覺。為了追女孩他跑遍大台北：「正因為這樣，那時對中、永和變得很熟，這也算是一種邊緣性格吧，一直苦追核心女生、一直被打槍，付出很多沒有意義的勞動。」也因此在《台北》一書中，祁立峰展現了超越常理的地理概念。也因為這樣的青春觀察，《樂園》有著蜷川實花的瑰麗：「把那些被欠貸虧空的玫瑰色給一次加倍討回來，綻放出如花朵般嬌艷的大學生活。」學生時代我們都可能因為某件事燒壞腦袋，有的人是戀愛、有的人是社團，也有的人是突如其來的學韓文之類的興趣。青春是不可預測的，祁立峰的小說便是從這裡出發：宅男精蟲燒腦後被二一了、跟風成癮的女孩被踢出了小團體，還有受到打擊陷入瘋狂的教授……一場命案，讓所有人都轉出原形。 關起門來面向讀者小說是瑰麗的，但小說家的生活卻很簡單。儘管在網路世界裡他引眾注目，但真實生活，「我就是一個不喜歡出去的人。能不去旅行就不要旅行，在外面就很想回家。」祁立峰說。回到創作，他又說：「我一直想把餅做大，開一門課讓更多人來上，講一篇古文讓更多人來學，寫一本小說看能不能有更多讀者來看。」想要做一個疏離的人，但又想要面對讀者。 「在台灣有一批文青可能一直都會買書，雖然可能不一定會讀，讀了也不一定懂。以前的年輕讀者可能會讀侯文詠，而現在這些讀者都流失，去玩手遊了。」這幾年透過跟大陸網路作家的交流，祁立峰發現在仙俠幻武等兩、三百萬字的小說領域裡，對岸擁有著我們所沒有的數以千萬的讀者。沒有太多娛樂選擇的農村青年，平常不讀書，但卻因為有了一支手機而開始在網路上讀小說。「這讓我很震撼。很多人都跟我說是因為大陸市場大，但我覺得他們做的不是市場大的事，是把讀者吸進來的事。」「我覺得這是一個加號跟減號的問題。我自己的觀察啦，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引戰。」 因此他希望面向讀者，做些改變，以自己為例，「畢竟是讀文學的人，我還是喜歡文學沉重跟不可解的荒謬，不過未來的作品還是希望可以更偏向類型一點。」要如何存有文學的重量又具備類型的娛樂性來吸引讀者，乍聽矛盾，但祁立峰舉例已有不少作家在實踐了，例如《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妖鬼神遊卷》、《幻之港》的作者何敬堯就是他心中的成功案例。 真相只有自己最知道祁立峰是一位不出門、卻擁有廣大粉絲的作家。他沒有戰爭素質，卻天天引戰。不同面向的祁立峰成天都在出難題給另一面的自己，活得像一道道詭謎，但他說：「我可以學習。」身為八○後的我們，小時候是沒有網路世界的，但三十年間，科技使我們學習成了不一樣的人。有些事逐漸消失，例如我們深愛過的紙本書，有些事卻也無限膨脹，像是一直從螢幕上跳出的笑臉、哭臉、愛心、讚。不過，也有些事情恆久不變，《台北逃亡地圖》寫著「在這虛幻的詐騙之城，誰沒說過謊？」以謊言包裝現實歷久彌新，過去我們寫在學校的回條上，現在我們寫在一天可能只有於睡眠時間才下線的網路世界裡。
+ More
【作家特寫】拼命撐開現實的夾縫──沈默：武俠是處理人性極限的藝術
立刻閱讀：《英雄熱》 沈默自封「武俠人」，彷彿「武俠」是個地方，他從那裡來。沈默鬻文為生，寫武俠也寫詩，同時評論文學。按照武俠的理路，他是最難纏的那種，你飛簷，他走壁，你用內力，他運氣擋回，大刀砍去，闊斧就來。 像沈默這樣的難纏人物談論自己時，並不沉默，且喜歡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萬千武器。在短短不到兩小時的訪談裡，他從好萊塢英雄片《羅根》談到駱以軍《西夏旅館》，還談到日本漫畫《烈焰赤子》、《聖堂教父》；從沉積在歷史裡的武俠作家司馬翎、東方玉等談到拉美大爆炸的馬奎斯、波赫士。簡直是場文學與武俠的大亂鬥。 因此，閱讀沈默的小說總給人「複數」體驗。例如2011年出版的《天敵》來自馬奎斯《百年孤寂》；2012年的《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對仗村上春樹《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2013年的《七大寇紀事》有黑澤明《七武士》的餘音；更不消說2014年《在地獄》那揮之不去的存在主義闇影。 藉英雄書探討武俠小說的未來 這一回出版《英雄熱》，寫的仍舊是非典型武俠，上部寫退隱江湖，專寫英雄書的大俠「麒麟人」後繼無人（或有人？），下部寫三位武林高手身不由己，有人想當英雄反遁入邪道；有英雄已老，視茫茫，髮蒼蒼，曾經稱霸武林又何奈；更有天生奇才卻不想當高手的奇女子。全書圍繞在「英雄書」的書寫與未竟，「英雄書」說穿了就是武俠小說。《英雄熱》其實在反思：武俠小說究竟該如何走下去？ 書裡最反骨的，當屬身為武林聖地鳳凰臺繼承者的「鳳凰遊」。她是天生的武學奇才，卻志不在武林而想當作家，藉文字沙盤推演逝去的武林。這樣的書寫姿態，可是沈默自況？沈默說，「每個主角和配角都帶有我的碎片，雖然『英雄書』是武俠小說，但也指向漫畫英雄電影。對我而言，二者是互通的，很容易帶入個人書寫角色和位置。因為我想繼承武俠小說，也想反叛，或者說，反叛也是一種繼承。」 書名《英雄熱》，擺明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充滿英雄熱，甚至是英雄過剩的時代，就連沈默的T恤上也印有大大的Marvel（漫威）。武俠小說對話英雄電影，也是沈默的企圖，「自2000年開始，漫畫英雄電影逐漸從一個支系變成一個龐大的宇宙。我想追問漫畫英雄電影還有可探討的嗎？例如人是否一定要成為英雄？就像《羅根》或《神力女超人》。成為英雄一定是美好的嗎？雖然我以武俠為天命，但我寫很多非武俠的東西，所以這也是對我個人文學路的追問：『我一定要寫武俠嗎？』」 叛逆繼承武俠傳統 以武俠人自居，又不斷挑戰、質疑自我，沈默對武俠的愛恨情仇，可見於他對武俠的叛逆繼承。沈默說當年他看吳君如與古天樂演的港片《神奇俠侶》，雖然成片粗製濫造，卻討論到武俠非常核心的部分──英雄不是英雄時，武俠的要義何在？沈默在心底自問：「就連這樣的電影都能討論武俠的核心，為何武俠小說本身無法做到呢？」 沈默認為這與武俠的先天不良有關。「我在90年代開始讀武俠，當時武俠已沒落。武俠最輝煌是60年代，70年代出了古龍，80年代有金庸跟溫瑞安，90則是黃易。60年代可能有三百到六百位武俠作家，現在了了無幾。」 「雖然我以武俠為天命，但我寫很多非武俠的東西，所以這也是對我個人文學路的追問：『我一定要寫武俠嗎？』｣ 充斥陳舊之物，得拉新的東西進來。這是沈默回首武俠發展得出的破與立。 「武俠在過往可能是『經濟作物』，寫來是要賺錢的，有既定的內在規範，而非純然的創作，這是武俠沒落的原因之一。然而，武俠看似與現實無關，其實是現實的投影，可看到與人性千絲萬縷的關係。武俠有太多包袱，如何把它們全數解散，要心中不把那些武俠小說前輩當一回事，非常困難，就像我在書中討論無敵：無敵不是凌駕全部人之上，而是心中沒有敵人。」對此，沈默的藥方是：「在武俠小說中投入非武俠的元素，藉此探索可能性，並努力把真實人生帶入武俠，或者說，還給小說。」藉由人物的真實來說服讀者。 回饋雖少，不改其志 沈默的嘗試不是以喝采鋪陳的道路，他表示，「很多人會問我：『武俠真的有必要逼視人性嗎？』」我也好奇武俠讀者怎麼看待他劍走偏鋒寫武俠？沈默說，他在寫小說時，內心是沒有讀者的，「書寫時只能考慮自己想寫的。」他舉「對話要不要加上下括號」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例子，來說明內心沒有讀者是怎麼一回事。「編輯希望我的小說對話能加括號，但我很喜愛的薩拉馬戈、黃碧雲等作家的小說對話是沒有引號的；對話就是對話，書寫者應該要有本事讓讀者去理解這件事。沒有對話的小說才是真正的對話，因為能讓讀者專心。」沈默想「引起一個驚嘆號」，讓讀者發覺：原來武俠可以這樣寫，可以更深，也不用害怕嚴肅。 像沈默這樣的人物談論自己時，並不沉默，喜歡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萬千武器，簡直是場文學與武俠的大亂鬥，從家中書牆便可略知一二。 話鋒一轉，沈默自承：「武俠很難做到這一點。老實說，我目前獲得的回饋都不值得我寫下去。然而，這樣的困境更讓我確認困境所在，也是《英雄熱》裡討論的英雄書書寫。」 劍走偏鋒，乃為披荊斬棘，但路上同行者寂寥，會不會因此感到孤獨呢？ 「我不是孤獨的，因為寫的時候很開心，當然其中有痛苦，在於寫到最後是逼問自己：英雄（武俠）在世上到底有無存在的必要？寫小說是倒插一把刀，不斷質疑自我。」 武俠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 武俠在現代是否有必要，讓我想起賈樟柯的《天注定》，有人說這是一部武俠電影，是以俠的精神在對抗國家機器的不義。循此，我們討論到武俠的定義。沈默給的答案頗出人意外，他說《西夏旅館》是一部好極了的武俠小說。何解？ 「武俠給人最原始的感受是爽快，我讀《西夏旅館》時，只要駱以軍開始天花亂墜在胡扯，就有這樣的爽快！」另外，他提到也有人在爭論《刺客聶隱娘》與徐皓峰的《師父》算不算武俠？沈默說，「武俠還有很重要的元素──武。《刺客聶隱娘》裡頭的『武』是一擊必殺、一閃而過那種，對觀眾來說會覺得：『嗯？就這樣。』對我來說，這是武俠電影，乃因其中仍有對武俠的理解。不過《天注定》就只能是俠電影，因為少了武這塊。至於徐皓峰的《師父》，也有人覺得不是武俠。我認為有人在爭論這些是一件好事，有助於突破武俠既有框架。」 那麼「俠」呢？或者說，沈默為何堅持站在反叛的位置上繼承武俠──這個可能式微的類型？「武俠對我而言，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可以將人性處理得更極限。純文學在處理現實議題時，往往受限於現實束縛，需要拆解許多框架，可是武俠能很簡單的拆解框架。因為武學是最大的隱喻系統，只要你開發出某個武學系統，你就可以讓人活在極限之中。」 「武俠對我而言，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可以將人性處理得更極限。純文學在處理現實議題時，往往受限於現實束縛，需要拆解許多框架，可是武俠能很簡單的拆解框架。因為武學是最大的隱喻系統，只要你開發出某個武學系統，你就可以讓人活在極限之中。」 曾患強迫症，靠老婆得以與之共處 俠是夾縫中的人，武俠人沈默也曾活在夾縫中。他1999年出道，到2002年之前幾乎一年寫一本小說。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患上強迫症，總覺得外面很髒，出現儀式化行為：戴黑帽，戴護鏡，戴黑色手套，穿黑色夾克。患病期間，連續好幾年都在重複刪刪寫寫的徒勞。沈默強迫自己體驗「活著的感覺」，例如在冬天穿短袖騎機車，感覺寒風刺骨的激爽，或是半夜連看《咒怨》這類恐怖片好幾集嚇自己。直到遇見他的太太夢媧。 談起夢媧，沈默說：「她重新創作了我這個人。」彷彿夢媧真似女媧捏土造人。太太讓沈默明白：自己的怪其實很平常，接受它不代表否定自我，何況搞文學藝術的哪個不怪呢？ 隨著太太而來的，還有女兒。女兒誕生這件事，讓沈默開始思考武俠裡的養育議題。因為我們在過往武俠中看不到養兒育女，或是生小孩的故事。為何其中沒有為人父母的掙扎或思辨？沈默說，「因為在武俠小說裡，主角是俠之大者，要以天下為已任，眼前有非常龐大的正義標準必須遵照。然而，正義應該更貼近現實。」因此，沈默說下一部小說想處理親子養育在俠之中要如何實現。「這也是目前我對自己的疑問。」沈默指向自己與女兒的相處。「我陪伴女兒的時間太少，前陣子帶女兒，像是在跟她搏鬥。」 或許人生就是不斷在與現實搏鬥，沈默選擇用武俠對抗世界，同時對抗武俠既有框架。武俠在邊界中看見人性，沈默有道沒有邊界的門，使他超克這個有邊界的世界與武俠。
+ More
【作家特寫】憂傷時代──台北人：寫給那些不曾滿足的愛情
立刻閱讀：《台北故事》「人活在世上就是為了忍受摧殘，一直到死。想明了這一點，一切都能泰然處之。」歷經文革、插過隊、做過工人的王小波在《黃金時代》裡透過女主角陳清揚悠悠道出這句名言。愛情要在絕處才能逢生，慾望是靠潮溼豢養的。《黃金時代》已遠，現在我們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樣講述愛情不可為而為之的小說。 《台北故事》：側寫時代的碎心曲 小說裡程瀚青與高鎮東兩個男人在九○年代末，愛上彼此，然後死之而後生。在狹促倥傯的時代裡，兩個處在低層階級的男人何以發覺自身，以及對彼此的慾望？慾望升騰成愛，中間又要經歷多少代價？這不是一般愛情故事，更刻畫八九○年代那個蒸蒸日上的台灣，以及無法隨時代上升的人又將何去何從？ 《台北故事》在鏡文學發表後，迅速成為回覆最火的作品。讀者追得勤，也不吝於承認自己「看哭」了。讀者暱稱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這樣更親密、更接近作者。未見台北人之前，我以為這樣的小說，該是出自年紀稍長的人吧，還不無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滾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豈料出現在我面前的，是名不過三十歲上下女子。 年紀輕輕，何以寫出痛感十足又充滿畫面的文字？在與她短短相談的一個小時半裡，很難說我得到了答案，毋寧更像是在霧中縮短了彼此的距離。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圍繞在她周身的霧，或城牆。 一個例子是，台北人不善於詮釋自己。「你要說……」是她回答問題時常見的開頭，彷彿她努力將回答塞進我的問題──帶有「是因為你要這樣說，所以我才這樣回答」的語感，又或許是在確認問題真的是「問題」。 寫小說不過是將腦中畫面訴諸文字 同時，我很難想像這是她第一部小說。台北人說，在此之前她寫的東西談不上創作，大多寫得很雜很隨興，甚至寫過就扔，也不回頭看。書寫對她而言，不是紀錄，不是為了保存被時間之河淘洗的種種。已發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個朋友》都是男男戀情，而且還是苦戀、虐戀，為何她鍾情於訴說這個題材呢？台北人說寫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寫小說時，我不會一開始就去想要傳達什麼，常常是聽到一首歌，觸發了我的視覺畫面。畫面出現了，我不得不把它寫下來。」 至於為什麼要寫，對台北人而言，那是後來的事，非關寫作。「我覺得講出來為什麼就匠氣了，因為這可能不是一開始我做這件事的念頭。」很少會在訪問中聽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氣」，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會覺得訪問我很無聊吧。」似乎是害怕給出的東西不夠，台北人補上這句。 用老華語歌召喚時代氛圍 八九零年代的華語音樂貫穿台北人的小說，甚且有狂熱讀者一一找出小說裡的歌，搭配服用。音樂確實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須。「我只在家寫東西，因為要聽音樂，而且要開很大聲。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音樂，甚至可以一首歌重複聽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幾天都在聽同一首歌。它們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談到音樂，台北人頓時放鬆不少。她說她最近在聽的是王傑〈忘了你忘了我〉，還直接用手機放起歌來。「愛情終究是一場空，誰說我倆的過去盡在不言中……」王傑的歌聲開始作伴，我們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個華語音樂的美好時光。 「音樂就像媒介一樣，能觸發我許多小時候的畫面。」 台北人有一個由黑膠唱盤、音樂錄影帶堆疊起來的童年。「我第一張卡帶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帶錄音機到處跑，還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時，每天都在聽父母的黑膠，無論是吃飯或做其他事都在聽歌。音樂就像媒介一樣，能觸發我許多小時候的畫面。當時家裡還有一面牆都是音樂錄影帶。不過後來這些都隨父母離異丟了。」 台北人喜歡聽回首時代的歌，但她從不回頭看自己寫的東西。當《台北故事》面臨修改時，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為發表在中國平台，會審文。我幾乎每章都被鎖。鎖文不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常常不知為何被鎖，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東西來修改。」讀到此，讀者可能會想原來現今的《台北故事》是潔本？莫非有一個「比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讓讀者稍稍放心，「其實情慾戲沒減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機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親密行為時脖子以下不能描寫太清楚。」 不過，我們很難否認是性愛連結了程瀚青與高鎮東，也是他們的性連結了作品與讀者。寫實近乎肉搏的情慾描寫是台北人小說的好看之處，也是她反覆辯證靈與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慾望由此蔓延。讀她的小說，我想起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台北人說，她喜歡的其實是王家衛電影裡張叔平的美術設計。「我看王家衛的電影會恍神，常常投注在畫面裡，電影在講什麼反而不是重點。」 小說裡的悲劇來自現實的無常 話及王家衛，台北人提起某位影響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帶她欣賞王家衛，也是那人領她更廣泛的聽音樂。「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些故事。可以說我的很多生活習慣都是被他影響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訴了我一個祕密：「他已經過世了，這些書寫都是對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裡頭程瀚青的一句話：「有時痛苦能提醒一個人不要忘記，我不想他一轉頭就忘了我。」這或許說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帶痛感。 悲劇是台北人的小說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時候，也有揮之不去、陰慘慘的死亡。為什麼總要讓筆下人物飽嘗悲離？台北人說，「現實生活很多意外就是這樣發生的，你沒有預料，它就來了。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情形，認識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當時還上過報。」因此，台北人寫小說沒有大綱，自己也不知道情節走向。「它（故事）就是來自生活，生活與故事並非誰輕誰重，而是因果關係。」 雖然很多讀者反映《台北故事》結局太虐，但台北人寫完時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樣也有點訝異。」面對逝去，台北人說，「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 媽媽也是她最有感的讀者 「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在網路發表小說至今，台北人累積相當的讀者，讀者回應踴躍，還會私信她。不過她坦言與讀者互動壓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應他們，只好說謝謝，謝謝他們願意閱讀這個故事。其中有位讀者很特別，住在新疆烏魯木齊。他說他看過我每本小說，跟他互動最沒有壓力──我們用音樂交流，他丟一首歌，我丟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說什麼。」 還有一個讀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媽媽。「我媽看完《台北故事》跑來跟我說：『我給你一首歌，我覺得很適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劉德華的〈真永遠〉。巧的是，有一位讀者也傳給我這首歌，說很適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諱言媽媽有點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說後對同志的觀感有了變化。「媽媽看完當下沒說什麼，只問我：『還有嗎？』我就再丟了作品給她看。過了幾天，她寫了封信，說覺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對的。這或許是我寫小說的一件好事吧。」 訪問尾聲，台北人說了個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濱公園跑步，有位穿西裝、看起來非常頹喪的先生向她搭話。她當下想逃離，但聽他開口後，她留了下來。結果那位先生一講就是三個小時。三小時中台北人幾乎沒有說話。回想這段經歷，台北人說，「我覺得當時如果我沒有站在那聽他說話，他或許就會去自殺。」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樣的特質能吸引人向她訴說？「對方想講，我就聽。」台北人說。彷彿這是很簡單的本領。我開始覺得台北人寫小說是在回放這些她生命中的傷心人傷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為人知而透過文字傾訴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縮小成一個小小的錄音機。那是《春光乍洩》快結束時，彼時生嫩無比的張震告別梁朝偉，要他對錄音帶說幾句話。梁朝偉只對著錄音帶哭泣，張震就這樣把他的哭泣帶到美洲大陸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過小說告訴我們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實相裡，纏繞出最通透的愛情。因為世界是如此粗礪的一頭獸，所以要小心對待愛。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
+ More
【作家特寫】青春是件奢侈品──明星煌：重新定義台灣青春文學
立刻閱讀：《浮華世界：職場生存指南》 2015年5月，一名大三男學生因俊俏的外表，在速食店被拍下照片，上傳至PTT。男孩的輪廓，神似在《甄嬛傳》中飾演果郡王的演員李東學，挾著這部彼時紅遍大街小巷的戲劇，男孩一夕爆紅，鄉民神出他的來歷，封他為「台大果郡王」。 網路上的人氣，讓男孩一腳踏入演藝圈，成了人氣談話節目的班底。2016年9月，男孩以「青春文學教主」之稱，推出他的第一部小說《花漾心計》；市場的好評，讓他在短短三個月內，又出版第二部作品《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沒來過》，奠定了男孩代言青春的地位。熱衷文學的他，回頭沉潛琢磨自己的寫作，醞釀到2017年8月，才在眾多讀者的期盼之下，推出他的第三部作品《浮華世界：職場生存指南》，更進一步售出電影版權。 對年方23歲的明星煌來說，這是他夢般的經歷，也是他所擁有的真實。 夢般的經歷是他擁有的真實 剛過去的這兩年多，可說是完全顛覆了明星煌原本的人生計劃。「我應該就是社會主流認定的那種乖孩子、好學生吧。」中上家庭、名校出身，畢業後要找個穩定的好工作應該也不難。明星煌坦言，父親對他的設定，就是一直念書，學歷能念多高就念多高，拿到學位後求職，順順遂遂無風無雨。「他希望我生活快樂、簡單就好。」父親的樸實要求，體現在當初明星煌選填大學科系志願上，「我的成績讓我可以選擇任何想要的科系，但我爸希望我別填中文系，他覺得當作家太辛苦了。」然從高中就習慣隨手書寫、累積故事的明星煌，心裡始終抱著寫作的夢，最終還是違背了父親的意思。只是在踏進文學大門之前，上天先安排他往演藝圈開開眼界。「我應該是我們家族中最浮華的人吧。」他笑。 台大出身的明星煌，至今仍認為在中文系的學養積累是創作的重要基礎來源。 許是繞進花花世界的那一趟，讓年少的繁華想望得以滿足，才使得明星煌能夠安下心來，驅策自己認真面對書寫。「以前老想著要當個作家，但就只是一個想法，沒有太認真落實。是到了快大四時，決定趁著自己還是學生、時間還很充足，給自己一、兩年試試。」 嘗試的念頭一萌芽，明星煌將自己從高中就開始動筆的《花漾心計》整理定稿，投至出版社，很快獲得回應。這部被譽為《紅樓夢》現代校園青春版的小說，不只是明星煌多年的文字累積，也足可見出他慣於精雕細琢的文筆，甫推出即為台灣的青春文學設下明確的定義：情感豐沛、氣氛輕巧，角色們面容姣好、生活無憂；而在看似天下太平的設定中，暗藏著一絲伏流般的躁動──是成長的必要條件，不至於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 台灣的青春文學自有其清新與時髦度明星煌的出現，讓台灣的青春文學不再只是抓住中國青春文學的衣角。有別於顧漫《微微一笑很傾城》、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或郭敬明《小時代》，明星煌認為，相較於中國，台灣的青春更保有一股純摯的氣息。「雖然兩岸都有青春文學，但我們有我們的清新與時髦度。」在明星煌身上，這兩者都能得見。「青春其實是件奢侈品。並不是每個年輕人都能擁有青春，這是很殘忍的現實。」從家庭、學養、外貌到年齡，青春的確必須要有某種生活水準才能伴隨，進而準確掌握、書寫，這也讓明星煌大感自己的幸運。「我接觸到的生活圈，以致於我寫下的世界，恰恰擊中了所謂青春文學的寫作元素。現在的我之所以能代言青春文學，真的就是剛剛好。如果我不符合這些符碼，我也扛不起這些作品。」天時地利人和，明星煌不諱言，這些都是上天賜與他的厚禮。 然他對這份禮物也用得小心翼翼。「我也擔心自己出道的方式，以及在演藝圈既定的形象，如果直接出書，會讓我被視為靠外表、人氣來轉型賣書的藝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文字魅力，明星煌私下經營一個匿名的粉絲專頁，不放照片，不做任何譁眾取寵的宣傳，就只是日復一日地書寫療癒系的正能量短文，鼓舞眾多疲累、受傷的心靈，一字一句、紮紮實實地累積出三萬多名粉絲。青春教主躲在簾幕後方，為讀者端上一碗又一碗溫暖撫慰的雞湯，最後才以《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沒來過》集結現身，驚豔四方，那是他貨真價實的努力。 新作《浮華世界：台北凰城霧語》很大篇幅是在咖啡館撰寫。 明星煌從不避諱將自己的背景，或是在生活與工作中的見聞寫入小說。「第三部作品之所以取名叫『浮華世界』，那是我現階段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沒有見過最繁華的喧囂，或是最糜爛的噁心，不會知道什麼叫做真與質樸。」從一個只會讀書的典型好學生，一腳踏入五光十色的演藝圈，明星煌坦承他也有過目眩神迷的時候。但在見識、甚至親身經歷過鬥爭、陷害與矛盾等等的人性醜陋，知曉台北這座城可以如此喧囂，才明白質樸的珍貴所在。「年輕世代對上流、繁華一定都很嚮往，我也是。中國的青春文學，無非也是在打造這樣的氛圍。但愈打造，就是愈缺乏。」 青春的賞味期限於是他讓北唐洋洋從一開始如初生之犢般地積極求進：「想跟前輩們請教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他具備勝過新聞業同仁的文字感與媒體素養，又有豐富的電視談話經驗，以及加上一張就算不迷人也堪稱討喜的臉蛋，那他還需要具備什麼絕對不可少的條件，才能當上主播？」到最後「一個人走在台北，偶爾寂寞，偶爾對未來充滿憧憬，有時也會為何去何從感到徬徨，不過這又有甚麼關係呢，他依然欣賞這座浮華又功利的城市，如同他深愛暮春的飛花，天晴後的微雨和被落日照紅的雲和霞。」箇中轉變，是明星煌為台灣與中國的青春文學隔出的差異，也是他暗藏給讀者的密語。「我很希望告訴和我一樣的年輕讀者，主角們之所以勇於拋棄那些浮華事物，因為真正值得看重的，都不是那些。」世界繁花滿眼，有誰不愛？連他自己到現在還是會受其誘惑。「但你總是要有著正確的價值觀，知道自己該如何選擇。」 青春是轉眼即逝的流光，值得珍惜品味，只是不應耽溺其中。「我後來決定打破浮華世界的夢幻，是因為我覺得，這才是我真正的生活態度。」對境成迷夢紅塵，繁華落盡見真淳──明星煌唸起這段詩句，「只不過，青春還是有它的得天獨厚，有它的賞味期限。既然我還在這個時候、擁有這些幸運，那我就好好把握吧。」
+ More
【作家特寫】當醫學碰上推理──冷言：讓我來示範，這才是推理小說！
立即閱讀：《人間蒸發事務所》「這盞路燈設置在圍牆邊，剛好是兩條巷子交接處，兩面牆以銳角相接，圍牆內可以看到種在庭院的樹和平房。 阿豐抬頭看到的是在明亮水銀路燈下，一具兩眼圓瞪、四肢癱軟，被吊在半空中的屍體……才剛從人行磚道上爬起來的阿豐，兩腿頓時一軟，又癱在地上。他曾經一度懷疑是不是自己喝醉酒眼花，又抬頭看了一眼。這次他很確定沒看錯，屍體雖然在搖晃，但那雙眼睛卻彷彿盯著他看……」 這是台灣推理小說家冷言2015年作品《輻射人》的開場。短短幾行文字，即預告了接下來劇情將圍繞著這具吊在路燈下的屍體發展。「我用高雄的自強新村當故事背景。這座眷村剛好在我們家附近，現在幾乎都沒有人住了。」怎麼會把自己家附近當成是凶案現場，不覺得有點怪怪的嗎？「就……某天開車經過那座眷村前的三叉路，路口有一盞特別矮的路燈，我突然想到：如果那盞路燈下面吊著一具屍體，應該滿恐怖的吧？」從這個念頭作為起點，一邊發想故事，一邊蒐集眷村的相關資料，現場勘查周邊位置與相對關係，進行記錄、拍照。準備就緒後，將腦海中的情節一一落入據實建置好的場景，一部虛實交映的推理小說，就此誕生。 冷言的長篇作品，幾乎都有著這樣的本地設定。推理小說其實是一種很適合架空的類型，為什麼要讓故事上演在你我真實生活的大街小巷？ 專屬台灣的推理小說 「十多年前，推理迷時常談論『該如何寫出屬於台灣的推理小說』。推理小說的確很適合架空，例如日本新本格時期就常常這麼做：將地點設定在一座沒人聽過的島嶼，或一處不知道在哪裡的村莊，然後莫名死了一個或幾個人。台灣的推理小說要這樣寫也不是不行，但如果把作者名字蓋掉，就看不出來是台灣的創作者寫的。所以，針對『如何寫出台灣的推理小說』這個重點，最簡單就是直接用台灣實際的場景──這是我的思考。」 所以讀者會在冷言的作品中看到台灣各地路名，看到「順這條路直走到底就是鼓山三路，鼓山三路以西，從61巷到241巷這一段是一大片眷村，沿著鼓山三路成帶狀分佈。從馬卡道路走到這裡，大約需要十多分鐘。」這樣猶如指路的敘寫；又或他作品其中一部系列主角葉正華，從出沒的地點到從事的職業，轉個身幾乎就是冷言自己──一名執業中的牙醫。「其實這樣取材最容易，你不需要再花腦筋去設想畫面。實際去現場看過，按照拍回來的照片的去寫就好。」感覺像是個偷懶的招數，卻反而讓小說有了紮實穩當的基礎。 高明詭計的易讀性 冷言在2000年時，以刊載在《推理》雜誌的短篇小說〈偷臉〉出道，短篇輕快幽默兼帶諷刺，長篇則走本格推理路線，風格較為沉重。唯獨十幾年來，冷言累積的作品不算多。「平常都是隨手把點子記下來，遇到文學獎或邀稿才寫──有目的比較好驅動自己。」原以為推理需要各種天馬行空的想法，但冷言卻不是。「點子多數是從電視、電影，甚至某些旅遊情報來的；有時遇到某個有趣的人，也會思考如果把對方變成角色會是怎樣。」是把那人變成屍體的角色還是活著的角色？冷言笑得神祕。「總之是到處撿拾這樣的片片段段，要寫的時候再把屬性類似的整合在一起。」他說。 書房有一面六公尺寬的書牆，各種推理小說與寫作用的參考書擺滿了書架，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創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轉折，有人著眼動機，冷言獨愛的，始終都是詭計與解謎。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創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轉折，有人著眼動機，冷言獨愛的，始終都是詭計與解謎。「詭計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的意外性。一個能和故事完美契合的詭計，讀起來很過癮，讓人非常佩服。」怎樣算是好的詭計？要困難到除了神探無人能破，還是要華麗得令人目眩神迷？「都不是。」 「好的詭計不必難，但一定要合理。一個寫到完全沒人能推理出來的詭計，再華麗也是唬爛。」冷言常被某些作者筆下過於複雜的詭計弄到暈頭轉向，甚至失去閱讀的耐心。「如果一個詭計要反覆看兩、三次才能了解作者的意思，那對讀者來說是一種折磨。」冷言認為，最理想的詭計要掌握住「三七法則」：讓三個讀者可以隨著劇情拆解、七個讀者發出意外驚嘆，這才是高明的鋪陳與趣味所在，也是對作者最大的挑戰。「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讓讀者在讀到解答時發現，其實線索前面都有，只是自己有沒有掌握到。」不能最後才突然冒出線索，甚至把一切都推給巧合或外星人，那是最糟的手法。 醫學背景成為犯案助手 醫師的職業背景，對創作有什麼影響？「有啊，就是醫學觀念會非常正確。」冷言笑說。雖然不見得要有屍體才有謎團，但命案還是推理小說佔比最大的起手式。端看如何描繪相關細節，就可判斷作者的用心與否。「有些推理小說，要嘛光用一把小刀就把心臟挖出來，或是一個人失血那麼久還沒死，或是地上的血字三、四個小時都不會乾……我讀了就覺得，還是要有基本的醫學知識啊。」冷言一一細數。「詭計要合理，殺人現場也要合理。把屍體剁碎沖進馬桶？人有骨頭，你怎麼剁得碎呢？」醫學訓練讓冷言在寫作時格外重視有憑有據，即使是虛擬的小說，也要站在知識面說話。 所以葉正華是他的分身嗎？「本來是，後來就不這麼想了。因為除了職業，其餘都差太多了。」冷言勾勒出的葉正華雖然不是熱血型的，然卻極富正義感，「但在目前的台灣現實社會，正義感已經很難發揮了。」所以他只能將正義感寄託在角色上，而非將自己化身主角。「我的重點還是在於寫出既精采又符合邏輯的詭計，讓謎團能夠合理地獲得解決，希望更多人知道──這才是推理小說。」
+ More
【作家特寫】不只做球場上的守望者——陳葒：接住網外的每一個孩子
立刻閱讀小說：《青春出於籃》 都說英雄出少年，但成人世界總以百般方法阻擾少年成為英雄。求學階段的你我，只需要乖乖讀書，然後平平安安的，離開校園，以進入下一個常軌。陳葒是少數願意讓少年不死守升學冷板凳的師長。同時，他寫作，出了一本鼓勵少年成為英雄的小說──《青春出於籃》。 《青春出於籃》敘述兩名熱愛籃球的少年，因為校隊選拔不公，毅然召集夥伴，組成「挑戰者」隊，經歷種種磨難，終獲成功；是標準的青少年成長故事，也是節奏明快的運動小說。 對台灣讀者來說，來自香港的陳葒或許很陌生，不過他在當地是甚有名望的教育家，曾是香港最年輕的校長。2011年，他放棄高薪，創辦「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組織教師義務為基層學生補習。看完此等經歷，再回首他寫於2000年的《青春出於籃》，不禁讓人好奇：這本小說是如何誕生的？又乘載何等力量？ 籃球場上不問出身，只求進球 陳葒的出發點是：「在教語文時，發現給中學生讀的文學作品很少，既有題材又偏向戀愛，不然就是太過老套。我希望為本土青少年小說盡一份力，寫的時候（九○年代初）《灌籃高手》非常火紅，我覺得我們也有類似的故事。」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陳葒身上，「我讀書時就愛打籃球，街場（街頭籃球）、半職業都打過。」因此，雖然《青春出於籃》不可免的有說教成分，但它說得很「好看」，寫籃球場上的故事一點也不含糊。極為寫實，有如文字轉播的籃球賽事情節，撐起了這本小說。如何透過文字呈現籃球比賽的精采瞬間與緊迫節奏？陳葒表示，他會先在腦海中「順過一次」比賽過程，或親自打一次，確保他筆下的籃球技術是可行的。「當然，除了小說最後的神來一球之外。」 熱愛打籃球的陳葒，街場（街頭籃球）、半職業都打過，也因此更能夠行雲流水的描寫出故事裡振奮人心的比賽場景。 小說戛然而止在最後的神來一球；它是球場奇蹟的化身，顯然與極度寫實的比賽過程相悖。陳葒說：「球場上永遠都有奇蹟。所謂的奇蹟，其實來自旺盛的意志力，人人都有發動奇蹟的本事。」 發動奇蹟，仰仗無比的意志力，陳葒不過是把這個可能還諸筆下人物，也告訴青少年讀者：「你也有可能做到。」籃球之迷人，來自此，也來自場上不分你我。 「我的學生都來自基層，家庭多不健全。因此，小說刻意選擇不同的階級和政經背景。我想示範：貧富可用籃球來抹平。主角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是刻意拉出的對比，但我沒有把它放得很重。讀者可以注意到，這五人的家庭背景都不相同，也各有困難，他們互相扶持成長，同時認清自己為何、為誰而戰。」 籃球能弭平歧異，模糊背景，只要用最大的力量打好自己的位置，無論你出身為何，在場上你就是前鋒、中鋒或後衛。陳葒說：「這也跟街場經驗有關，人來了就打，不問背景。即使是黑社會也會好好打球，裝修工人也可能打得一手好球！」 熱血教師，磨功一流 陳葒是熱血教師，小說裡也有一名鼓舞人心的益友良師──張修儒。張修儒面對問題學生不輕言放棄，還透過籃球砥礪主角，是全書最為正面的人物。不過，陳葒自認比張儒修好，「因為我比他年輕，也比他帥嘛，而且更能跟學生打成一片！」原來陳葒除了打籃球，還會跳街舞，演話劇──如果透過校園體制無法接近孩子，就用其他更有趣的方法。 「我和學生相處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大守規矩，所以很難扳起面孔凶學生，我用的是『磨功』，用盡耐心跟學生耗，讓他們知道老師就是這麼堅持。學生通常無可奈何。」 陳葒說，他在女校任教時，有位學生跟家裡處不好，想離家出走去當模特兒，「我對她說，我不反對你出走，但我跟你一起走。當時我在麥當勞跟她耗了四、五個小時。之後，她拗不過我，就回家了。」「不做，我就等著你做。」這就是陳葒的磨功之道。 和學生相處就像朋友一樣打成一片，善用「磨功」的陳葒，希望能用更有趣的方式，讓孩子擁有另一片天空。 這看似戲謔的教學相長，其實是陳葒從基層教學經驗裡得出的。寫《青春出於籃》時，陳葒剛當老師沒多久。「是學生讓我明白：成績不佳，其他方面未必差；不守規矩，是因為學校沒有找出他們的『規矩』」。當年他教中文，也帶籃球隊，用學生對比賽的熱情驅使學生好好讀書，例如成績要達到標準才能出賽。在熟悉且認可的規矩下，他們往往能盡情發揮。 「他們已在打罵中成長，家庭環境就是如此。如果這樣有效，他們就不會變成現在這樣了。」陳葒總結。 是了，他們為何變成這樣？青少年何以在年華之時為生活所折損？ 近年香港青少年自殺事件頻傳，儼然產生連鎖反應。陳葒認為，香港學校競爭加劇，老師時間縮減難以顧及學生，校園安全網因而產生缺口，漏接了那些失足的孩子。「此外，追求價值過於單一也是問題。當考試科目成為唯一目標，學生就缺乏其他機會建立自信。許多學生學習成就低，然而這僅僅是一個面向。他們還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人。」 試想：你的人生目標在教室之外，當教室之外的「空間」越來越少；之外，就是懸崖，離開教室，就是墜落。陳葒也表示，成書時，類似的自殺事件很少。是以，《青春出於籃》封存了香港某段時間的師生情誼，現下校園環境則成為對教育之心的試煉。 陳葒舉例，他當校長時，某班級上有個學生上課都在睡覺，不過陳葒注意到她很愛化妝。「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找位國畫師父教她畫畫？』後來我真的找了一位國畫師教她習畫。現在那位學生是香港很厲害的化妝師。」這看似風馬牛不相干的雞婆之舉，卻造就了一位學生的不凡。陳葒提及此時，不無得意。 出了校園，還有更多不公義之事 小說裡最重要的一場賽事，最後變成一不公的對決。陳葒筆下的主角有挺身而出的勇氣。然而我好奇：離開校園之後呢？他筆下的青少年長大後，面對社會上更多不公不義，乃至香港的許多問題，該如何是好？然而，我其實想問的是：當政府不公不義時，我們該怎麼辦？或許我跑題了，不過陳葒的回答倒也受用：「到社會上當然會遇到更多不公義，正因如此，我們不能用不公義的手段來面對。」 我想起陳葒在小說中安排了一個民初傳奇隊伍──天鷹隊。小說寫到1931年，天鷹隊的阿虎靠著「驚天一球」反勝日本「大和」隊，結果竟遭不甘落敗的日本特務炸死。陳葒說，天鷹隊沒有史實依據，只是停留在小說裡的傳說，「雖是天馬行空的設定，但鼓舞了主角投出奇蹟的最後一球。」 現實不斷挫敗我們，只好交於小說逆轉；小說裡的人物遭遇逆境，也需要小說裡的傳說慰藉。 不讀小說的話，就去打籃球吧。透過陳葒的經歷與小說，我們知道：籃球是享受與人互動的藝術，讓你知道自己為誰而戰。即使你在人生中迷惘，無所適從，抄起籃球，你就有了方向。陳葒會在場邊守望那些仍在猶豫的學生。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