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为一个新的人，于是先成了猎物——专访吴晓乐《致命登入》
听吴晓乐说话，让我想起运动球员在抽球，速度加力量，一球必杀电掣般。她说自己最讨厌理所当然这四个字，所以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开始，她就努力用小说跟社会商榷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散文集《你的孩子》给亲子教养议题一记杀球，吓坏望子成龙的爸妈；长篇小说《上流儿童》瞄准阶级，是晋身上流的讽刺剧也是道德剧；到了第二本长篇《我们没有秘密》，吴晓乐更是频频走位，捕捉性侵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面貌，以及难以言传、说出来过于毁灭的情感欲望。不漏接一颗球，以及人物一丝丝的心理变化，哪怕再幽微再刁钻，她都有能力命中。《致命登入》吴晓乐著出版日期：2021/12/31《致命登入》是吴晓乐第三本长篇小说。她说这本是与距离自己最近，调动她最多生命经验的一本，“里头有很多部分是从我身上切出去的”；也是她放松来写，写最快乐的一本，“这本小说是我献给网路游戏的情书。”“但这样说好像有点𫫇。”吴晓乐随即补上这句。躺平再努力起身的主角《致命登入》写内卷躺平的主角陈信瀚沈迷网路游戏“世界树”，爸妈镇日为此担心，害怕儿子成为媒体报导、主流社会眼中的“御宅族”、“茧居族”。通过“世界树”，陈信瀚结识女孩夕梨，又因为夕梨，陈信瀚起身面对这个他早已厌弃的世界。原来陈信瀚二十岁那年出了场车祸，自此获得超能力，能看见人之将死，身上有黑雾缠绕。夕梨身边，也有黑雾。随著陈信瀚追索夕梨的下落，发现背后有个先勾引后要胁女性的组织，以当下的话语来说，就是大型PUA（pick up artist，是19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男性搭讪女性教学。最初是为了“帮助”社交技巧较差的男性接近女性，之后演变为利用心理学技巧，包括虚假人设、孤立目标、情绪勒索、贬低对方、情感虐待等勾搭、引诱女性，以发生性关系）集团，只是更恐怖更血腥。不善言语足不出户的宅男，面对擅长用语言罗织陷阱的玩家，怎么看都会输。在此，吴晓乐设计了一个旋转门——网路游戏“世界树”──动摇既有关系。人们以为自己只是登入游戏，却不知道也是向陌生人打开自己，而且在匿名与虚拟的保护色中，人们更坦露无遗，更容易受伤。陈信瀚登入游戏，打开自己；想躺平的年轻人，最后却在现实中站了起来，“这不是一个要解谜的小说，而是主角的英雄之旅，只是有点烂，但我很喜欢陈信瀚拯救人的方式，很拙，摇摇晃晃的，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走得很逊也没关系，这是吴晓乐写这本小说想分享给大家的。因为自绝于社会的主角原型其实来自她身边友人。“他以前都很成功，考上很好的国立大学，但社会好像就因此不允许他失败。我们社会有个线性的想像，人到了几岁就该怎样，不随著线性前进的人，就好像卡住了。问题是当事人知道自己‘暂时卡住了’，而且旁人对他的认知一定没比他自己多，可是他没有能力去讲自己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其他人的守望，很容易变成功利性的刺探与对异己的畏惧，吴晓乐说。就像陈信瀚的父母整天怀疑儿子会变成罪犯。吴晓乐的结论是，“人在长大的过程中会结蛹羽化，不要去打扰正在结蛹的人。”三十岁之后跟写作和解这样温柔的提点，也源于吴晓乐反过来想自己的人生。“我很多朋友工作到想自杀却不敢辞职，仿佛辞职是对自己努力的否认。这让我想到，原来我早就做过这种看起来好像在否认自己努力的决定。”吴晓乐指的是几年前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她放弃考国考，自此走上一个旁人眼里有点颠簸的道路，包括写作。“写前面几本时我还不确定要不要创作，我是一个比较飘撇的人，常常觉得什么都很好玩，很难对某个东西专情。写第二三四本时，都在很痛苦的阶段，我一直想证明自己是一个职业写作者，告诉自己出手都要有八十分才及格，所以写的时候很焦虑。反而是31、32岁后，我开始认真去想成为一个写作者，便放松了下来。写《致命登入》，就是跟自己说‘OK啊，已经做了这么多次，你可以的。’”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写作者，为何反而可以放松？“到了30岁，我发现很多朋友都羡慕我，但我很纳闷，因为我工作很不稳定，也没年终。他们告诉我，我所有的工作成果都可以留下来，而且上面会写我的名字，这是我从没想过的看待写作的角度。”“以前我只觉得写作是需索无度的朋友，我得付出很多才能换取它的陪伴。当其他人焦虑自己拼死拼活可以留下什么，我才发现写作一直陪著我，忽然间就觉得很幸福。”吴晓乐谈写作，像是在谈论一段曾经紧张兮兮的关系。而现在，她开始享受了。正因为这样，《致命登入》成为你最乐观的一本小说吗？我问吴晓乐。“是，写上一本《我们没有秘密》，会觉得快乐是比较肤浅的感情，现在觉得快乐或许肤浅，至少可以让人活下去。另一方面，这本小说每个东西都是我衷心想讲的。最核心的是而且我希望大家做到的是，人一定要原谅自己，就算现在很想死；亲友们或许看不起你，但他们更不想看到你的尸体。”“赖活比好死好太多了。”总是试著得分的吴晓乐似乎有了小小的休息片刻。▲正在玩《血源诅咒》的吴晓乐。吴晓乐称自己很多对世界的理解都是透过网路游戏来的，所以《致命登入》写尽了网路跟现实如何双向渗透，彼此影响，“是一本献给网路游戏的情书。”《致命登入》出现许多游戏关卡，也都是吴晓乐凭借过去玩《仙境传说》跟阅读尼尔盖曼《北欧众神》来的灵感。吴晓乐说，设想游戏跟写小说带给她同样创造的乐趣。（图／吴晓乐提供）谁让女性容易成为猎物在网路时代都要进入元宇宙的现在，为何回头写网路游戏？吴晓乐说她热爱玩游戏，“我家有四个PS4把手，每次朋友来都会问我是不是我男友的。我很讨厌有人开玩笑说‘PS5到了，还好我老婆认不出来，说那是数据机。’我只想说，那些人好落伍，拜托，我甚至会加价，只为了早点买到最新的PS！”《致命登入》里，内缩的主角通过游戏连结世界，而这个虚拟的连结改变了他与别人的现实。吴晓乐说，“我真的相信打电动的小孩不会变坏，因为这就是一项技艺，是中性的，端看人们怎么操作它。我想的是，我们在匿名性很高的领域可以达到很亲密状态吗？如果达到了，会变得怎样？”吴晓乐的思考是，网路世界不是缺乏现实的领域，相反的，它紧紧与现实连结。如同小说里写的，“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够好的形容词，描述这个存在已久的世界。”人们在网路游戏创建新的角色，投射出成为一个新的人的期待，而这个期待会使人成为猎物——通过强大的诉说欲望形塑新的自己。然而正在倾听你的人也有欲望，那就是捕获你。所谓的PUA。吴晓乐认为，社会让女性更容易被PUA。“因为女生从小到大常常被告知自己低人一等，例如长辈会跟女生说不会做家事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她自身的经验是，“我以前会在脸书写自己的忧郁，现在不会做这件事了，因为总会有人敲我，跟我说他们很看好我，但我哪里做得不好可以更好——他们通常有老婆，我也有男朋友。如果我当时是在找爱的话，可能就会让自己落入危险。”吴晓乐说，《致命登入》摸到这个容易让女性遭受PUA结构的边了，但意识到结构之后呢？“我们不该先要求女生，而是该要求社会。我很讨厌以爱为名的骂，或带羞辱的教养。这脉络放在男女关系上，就是PUA的情人。社会谈教养都是动机决定一切，只要动机是善良的，不管当事人多痛苦，都可以被原谅，而当事人还得去谅解对他PUA的人。我想要商榷这件事。”那是当PUA者摆出自己的脆弱面。“他们讲出自己的痛苦，只会让受害者更痛苦，因为受害者无法单纯、好好的受害，还得体谅他们。伴随的道歉，也是有目的的，往往是为了缩小伤害范围的道歉。”“为什么好好道歉这么难？”吴晓乐丢出一个没有回应的球。写《致命登入》的过程中与完成后，发生好几件与小说相应的社会事件，从台湾疫情期间暴增的网路交友诈骗，到小玉Deepfake案与立委家暴案，以及各领域层出不穷的 PUA受害故事，“这让我开始思考身为写作者，我能做的是什么？作家得做到哪个地步？一个作家跟文坛的距离该保持到怎样？而这些跟我个人的身分有冲突吗？”为何有冲突？“女性的书写常常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而女性的书写身分总是很轻易就被剥夺，就像立委被家暴，大家只会记得她是被打的立委，不会记得她提过什么法案。”“如果我倡议过多，会不会被定义成一个爱惹麻烦的女性，而不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作家。”尽管前面说《致命登入》是她放松写的作品，然而吴晓乐仍像比分落后的选手，拼命瞄准回击。是因为对手太无形又太具体，且总是遥遥领先吗？或许，书写本身就是抵抗，她在不知不觉中保持了战斗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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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的人，问起公理与正义的问题──专访唐福睿《八尺门的辩护人》
《八尺门的辩护人》是第二届镜文学百万影视小说首奖作品，讲述来自三个族群的三位陌生人，同为一个不能发声的异乡客死刑犯请命，直球对决废死议题；获评审一致同意给予首奖，且得奖后已开启影视化。作者唐福睿法律系毕业，曾任律师五年，转换跑道来创作顺风顺水，因为他从律师训练悟出创作之道，同时抱持「要写，就要写最争议题材」的决心。他表示这部作品写来就是要拍的，先是剧本概念才写成小说。创作欲望强烈，是当过律师对法律失望，发现正义只能在文字中实现吗？他的答案很直观，影像文本就是要接手现实难以处理的议题。当人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那就拍给他们看。社会有其形状，层层迭迭的网，筛掉某些想往上爬的人，同时有人自大小不一的孔洞间坠落——坠到最底粉碎时，人们一边收拾自己，才一边发现原来这就是社会具体的样子。名为安全的网，却总是有缺口的结构。唐福睿曾是结构里的人。法律系毕业的他，曾任律师五年，之后考上公费留学，赴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读电影导演硕士学位。回台后，他拍了第一部长片《童话世界》（2022年上映），之后交出小说《最刑岛》（后改名《八尺门的辩护人》），获第二届镜文学百万影视小说首奖，并将亲自改编影集。《八尺门的辩护人》唐福睿 着出版日期：2021/12/10从律师转创作，唐福睿不讳言过程很顺利，「一方面我从小就有创作梦，学生时代会拿V8拍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有法律训练。律师训练其实有助创作，写诉状陈述事实很重要，必须在矛盾的信息中尽力找出合理的说词，然后将它写得很真实很具说服力，再来是帮助我找资料与整理。」「写剧本甚至小说，都需要有条理，大众化的故事尤其需要条理。」唐福睿点出一般人对创作抱持天马行空的迷思。从披着律师袍的人到持摄影机的人——还当了几回拿笔的人，出入法律建构的的世界，唐福睿看见了结构，并且要其他人一起看见。唐福睿谈创作的动力，「就是看见了有趣的事，心想啊居然是这样，不能只有我知道。」把不被看见的，拍给你看。看见了什么？当过律师，却总是在文字里挑战法律，是因为走过一遭才发现正义只能在虚构中实现吗？唐福睿「哇」了一声说：「你这个问题很好。」以虎口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接着说：「理想跟现实当然有落差，但我不是钻牛角尖的人，所以不会绝望。」尽管如此，从《童话世界》到《八尺门的辩护人》，唐福睿持续塑造被现实绝杀又奋力一搏的律师主角。他曾在《童话世界》获「拍台北银剧本奖」的感言提到，「如果真实发生的事件都无法改变这个社会，那么电影就该从那边接手。」照见现实不见之处如何接手？唐福睿说：「要写，就要写最争议的。」首先是《童话世界》。电影剧本于2018年完成，聚焦补习班师生恋，探讨法律体系中残存的父权，「最初我想写一个跟权势性侵议题有关的作品，于是开始胡思乱想，想说那就来写『法律三部曲』。接着，我想到死刑。」「死刑存废是法律系都碰到的议题，而且社会歧见很大。」于是我们迎来《八尺门的辩护人》——至今最直球对决死刑的本土创作，质问且撼动每一派人马对死刑的立场。小说讲述基隆八尺门部落出身的阿美族律师佟宝驹，以公设辩护人身分为一起移工杀人案辩护——印度尼西亚渔工Abdul-Adl于八尺门持刀杀害前船长一家三口，包括一名幼儿。不幸的巧合是，被害者正是佟宝驹的族人。背负乡亲的愤怒与新闻炒作，佟宝驹一度想放弃，接连遇到即将当法官的替代役男连晋平与印度尼西亚看护Leena；前者助攻，帮佟宝驹找出法律死角，后者担任被告的印度尼西亚方言通译。一个奇妙的组合于焉诞生：年过五十的原住民公设辩护人与法官世家出身的替代役青年，加上笃信伊斯兰，试图从信仰中找寻自我的印度尼西亚少女。三个陌生人，三个族群，为一个不能发声的异乡人请命。▲唐福睿（左二）带领《八尺门的辩护人》剧组读本。小说得奖后旋即启动影视化改编，评审一致认同小说完成度高，角色有挑战性，议题具急迫性，更是台湾少见的法庭类型。（图／镜文学）挣扎且迷人的角色这组合看来突兀，却有不得不的使命。唐福睿说自己创作最先想到角色，「让角色在故事中对照，既冲突又相互成长。」佟宝驹跟连晋平的父执辈便是其一，前者背弃、逃离自己的出生地，才获得相对不错的社经地位，却因不认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而挣扎；后者连晋平的爸爸是法官，还有一票法官叔伯，回家就坐拥法律男孩俱乐部，并且很轻易的晋身其中。这样的阶级不对等，透过佟宝驹，便成为铿锵有力的陈词：「一个人要有多幸运，才能像诸位一样，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认定这世界十分温柔，而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对罪犯残忍？」然而，唐福睿说：「他们很不同，却有相同要对抗的东西——父执辈加诸他们身上的。」佟宝驹面对的是父亲那边部落的不谅解，为什么要帮一个杀死自己族人的外人辩护，为什么不认同自己的出身；连晋平则要对抗「像父亲一样」的期待，要他乖乖顺着法律男孩俱乐部指引，成为一样平庸的优秀大人，「先是幻灭，而后成长。」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的Leena与Abdul-Adl也是一组对照，同样漂流异乡，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Leena或许是小说中最振奋人的角色，因为她是一个被唤醒的灵魂；从怯懦到坚毅，从对信仰动摇到藉由反省教义，获得更强大的信仰。值得注意的是，一别总是被人拯救的女性角色，小说里的Leena能够自救——不用被男人，也不用被台湾人拯救，反倒看见了佟宝驹与连晋平都未能察觉的自我优越，「我想要有一个非台湾人角色在看着台湾人，带出第三方的想法，从自我怀疑到长出自己的力量。」小说还有许多组对照，其中最终极的，或许是书里的角色与读者。面对无力申辩的罪人，你会如何选择？是转头检视法律——思考他为何这样？还是阖上书本关掉电视，让他或她的遭遇留在小说或新闻里。不过是又一个倒霉鬼，反正不是我，你告诉自己。当小说不止于虚构真是如此吗？这关乎小说的创作起源。「构想阶段我还在美国读书，有次遇到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官员，他跟我提到台湾有所谓的黑户宝宝——失联移工所生子女。因为她曾处理领务，所以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些黑户宝宝总有一天会长大，也就是说会有更多不被看见的族群。」据移民署统计，截至109年6月止，有超过5万名失联移工，其中生理女性有3万多人。若其中三分之一女性怀孕，就有将近1万名黑户宝宝诞生。最近，失联移工议题也因疫苗政策浮上台面。唐福睿表示，写《八尺门的辩护人》时想到以前家里的外籍看护，「我自认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回想起来却完全不认识她。我们同在一个空间那么久，却完全不了解彼此。这让我想，这会不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是，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便是《八尺门的辩护人》的终极叩问：一个无法帮自己辩护的人，一再落进台湾法律的未尽之处，除了被这个有缺漏的司法系统判死刑，还能如何？其中的讽刺是，那个不曾接住他的网，最终却不放过他。「最可怕的是，小说里的案例真的有可能发生。」唐福睿说。不谙台湾法律系统与语言的移工，如果有犯罪嫌疑，将没有资源也缺乏为自己发声的能力，而这关系到台湾司法有所缺漏的通译制度。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发觉《八尺门的辩护人》的案例并不新鲜，其实有所本——1986年的汤英伸案。邹族少年汤英伸被诱骗到台北工作，遭雇主扣留身分证，还被迫超时工作，酒后与雇主起冲突，杀死其一家三口，最终被判死刑。这是唐福睿有意为之。他也让小说提到本案与汤英伸案的相似，「三十多年，什么都改变了，也什么都没变。那种对于杀戮的执着，依旧炙热而浓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重述一遍汤英伸的故事？答案便是唐福睿说的「这一切真的有可能发生。」小说之外，历史也可能重演，打脸我们自诩的文明。因此，《八尺门的辩护人》看似讲了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其实是台湾社会残酷的回音。▲唐福睿说自己没有想当大律师，所以对法律没有太多失望，然而他笔下的律师主角仍燃烧理想，奋力一搏。他曾用「不施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形容角色，我觉得也是他个人的投射。（图／镜文学）不要只想说服读者我好奇，写死刑，唐福睿是否在写之前就有个人的价值判断？「写之前，我的立场就很清楚，反对死刑，但写完反而不那么肯定了。写小说让我可以整理想法，写完更能感受死刑的艰难。而我同时自我要求，小说不能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想法，要有其他见解，不要让读者觉得就是在看一部说服他的教科书。」「我不想指责，而是让各种声音出现。」唐福睿说。或因如此，《八尺门的辩护人》里有一位坚定反对死刑的法务部长陈青雪，堪称全书最复杂最迷人的角色。然而她不乡愿也不滥情，只有她明白台湾该如何面对死刑的艰难。小说最后，她维护了自己相信的价值，并且成为小说最大爆点。谈到陈青雪，唐福睿说，「念法律的大多反对死刑，我想要找出其中的共通点，于是放在陈青雪身上。反对死刑，当然是理想化的东西，而法律是社会进步的下一个阶段，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世界，直到所有人都可以被保护。只是这个过程，要如何运作？」「不施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啊。」唐福睿如此形容这角色。最后我问唐福睿，希望读者看完这个故事，更相信法律还是更勇于质疑？「我希望能让大家轻轻晃动脑袋里的想法，哪怕只是心底有个很微弱的声音说『或许我可以重新思考这件事。』这样就够了。」「现实中法律永远有盲点，但人们努力让它接近完美，是那个让它接近完美的冲动，让我想探究死刑。」唐福睿捡起网破掉的地方，悉心修补，以文字接回现实。以免有人再次掉落，问起公理与正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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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阿亚梅《喜欢是深深的爱》：写出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才发现最里面的恶
捕捉爱情梦幻泡影的小说家，会比一般人更懂爱情吗？还是会因为写过太多浮世男女，而对爱情产生惶惑？因著偶像剧《我们不能是朋友》原著作者头衔，一开始我对阿亚梅的想像只有前者。然而阿亚梅比我更察觉创作及讨论爱情小说存有怎样的陷阱——当我们讨论爱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掂量爱情的纯粹。《喜欢是深深的爱》阿亚梅 著出版日期：2021/9/3阿亚梅身兼编剧，求学期间开始写作，出版过十四本小说，2002年在BBS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十七岁的法文课》，2017年发表《我们不能是朋友》，不只是都会男女情爱，还多了逡巡道德边缘的张力，2019年改编电视剧播出。《我们不能是朋友》大受欢迎，行内的说法是“有中”，或许是因为阿亚梅写出了很多人心中对爱情的不安想像——这样，也算是爱吗？纯粹的爱就是幸福吗？我跟阿亚梅透过视讯访问，窗外午后阵雨欲来，阵阵雷声差点盖过她的回答。“当编剧写主流爱情故事，让我意识到我们一直在追求纯粹的爱情，包括这段访问也是。观众往往期待女主角不会嫌贫爱富，男主角则必须看到女主角藏在各种伪装下的真心。”“这种对纯度的追求永无止尽。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爱情只有在未完成时才最可贵。”访问未完，阿亚梅便为当我们讨论爱情是在讨论什么定音。这时雷声同步穿越我俩的视讯画面。爱情的绝对纯度是何种面貌？得以触碰它，就会幸福吗？这便是阿亚梅新作《喜欢是深深的爱》想回答的。阿亚梅称这本小说是“一直想写的题材的完成体。”《喜欢是深深的爱》小说时空回到千禧年前夕。1999年网路发展蠢蠢欲动，台湾偶像剧还等待《流星花园》萌芽，男孩女孩的爱情教养还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就读保守私校的主角余家睿踏入网路游戏类型“MUD”，遇到同校学姐米芷姗。男孩在家隔著终端机倾诉爱意——尽管他根本不认识她，回到现实才发现米芷姗另有所爱，对象是学长赵季威。出于妒嫉，余家睿举发两人，逼使米芷姗离开校园，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十五年后，余家睿相继重逢米芷姗、赵季威；后两者藕断丝连，余家睿则为了赎罪，用尽一切心力给予米芷姗爱。故事梗概看起来不脱校园恋爱，但除了书名《喜欢是深深的爱》的等式，阿亚梅丢出更多看似对立的等号，包括爱与恶、赎罪与诿过、快乐与苦痛的一体两面。爱的恶意在哪？余家睿出于妒嫉，伤害深爱的人，是最表浅的展现，更残酷的是，阿亚梅看待爱情如同小说里引用的〈野玫瑰〉歌词，“男孩说我要采你，荒地上的野玫瑰，玫瑰说我要刺你，使你常会想起我。”伤害人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初衷不是因为想让对方受伤，而是出于溢满的爱呢？牵涉爱的小说常常暗示读者，爱情离不开痛苦，也乐于品尝痛苦。阿亚梅则是从痛苦中找到解答——因为其中包含了爱的成分。至于小说，是她借由人性实验找答案的方式，“写作，是在释放心中的恶魔。”恶魔从何而来？这正是阿亚梅写爱情小说的领悟——爱情不是善良的抉择，更多时候指向或隐含恶。所以修道不是立地成佛，而是晤见恶魔的存在。“研究所时期，我写第十一本小说《非法移民》，体会到我们爱一个人很难不伤害对方。这本小说探讨的是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男女主角各有对象却常来往，最后发现彼此都喜欢对方，又都觉得如果交往，感情无法持久，所以选择当朋友，透过朋友身分相互依赖，保存爱。”“这里头蕴藏的是，你知道这样做对另一半不大好，对当事人双方可能也不大公平，但还是选择这样做。这种选择，就是恶。可是你说他们不爱彼此吗？当然爱，只当朋友，就是爱的选择。”爱情无法比较也不等值在《喜欢是深深的爱》，阿亚梅将这个命题延展得更极致。成年的余家睿付出真心，想帮助因为自己而大好前程毁于一旦的女主角，但这未偿不是一种自我循环：摧毁女主角是为了拯救她，拯救她又得以说“这就是爱”。余家睿的救赎在此有了更多探讨的维度。女主角米芷姗也发现：“她原以为这是爱情，直到这一刻她才恍然，爱情，根本无法推著一个人为另一个人付出这么多。”余家睿当年在游戏里贸然爱上米芷姗，多年后重逢，又把自己全然交付给她。我问阿亚梅这种感情会不会太恐怖？“一厢情愿，自取灭亡。”阿亚梅为余家睿的救赎与寻爱下了这八个字注解，不过她随即说，“我们没有立场质疑这种爱，因为爱情无法比较。”阿亚梅写爱的犯忌，小说中除了这一对，米芷姗与男二赵季威的多年纠葛亦是。赵季威对质问他跟米芷姗情感的余家睿说：“你有没有想过，她之所以无法动弹，就是因为她需要那个状态？而不是无法逃脱？”在关系中被困住，不是出于动弹不得，而是因为“就是想要”。爱的痛苦此时也是快乐。爱情无法比较，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或她的痛苦是否也是快乐。用正确的方式打开故事从《我们不能是朋友》到《喜欢是深深的爱》，作品被改编有没有影响阿亚梅的写作方向？她的回答是，“让我更确信故事一直在那，只是等待被正确的方式打开。”阿亚梅说了一个“故事的故事”。2014年她写了一个影视企画案，提案给业主，对方说“这有点脏”，意思是放到商业上不大OK，不够让观众感觉主角的真心。2017年底她协助改编《我们不能是朋友》。电视剧播完，她重看之前写的东西，发现当年那个被打枪，连她自己都忘记的故事出现在《我们不能是朋友》电视剧版本，“这让我很震惊，一方面我享受故事一直在那，往往殊途同归，一方面又体悟创作不是在写完小说就结束了。”“真正想说的故事是一道潜流，汇集又暗伏，等待有一天你有勇气面对它。”《喜欢是深深的爱》也是如此，这故事本是阿亚梅几年前的弃案之一，“原本写一写我卡住了，后来重新打开档案，我才明白这个故事应该这样写。”“故事从提案成立到执行剧本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可能丢失你真正想写的部分。创造故事时有很多阻碍，包括来自自己——没有自信，觉得不该这样写，下意识想套入商业逻辑，趋吉避凶。”阿亚梅以自身为例，如果故事一直都在，那其中必然有某个核心是创作者念兹在兹的。阿亚梅的答案是，“出于恶的爱。那是很美的景观。”“以前我写的故事都很纯爱，虽然以都会情爱当框架，但都很狭窄。大学时我发现这些已无法满足我，所以想往框架的边边角角去写。真正在创作时，我不想考虑商业。”“如果一开始就想著影视化，你的故事就会坏掉。”阿亚梅这样结论。之所以不断试探爱让人不安这件事，是不是表示她对爱情悲观？阿亚梅说，“可以这样说，爱情走入生活，一定会变调，所以大家才一直想看从复杂回望纯粹的青春怀旧故事。”可是阿亚梅的小说偏偏不如此。她对爱情的纯粹想像本身就是复杂的。爱人的真谛是伤害人；恋爱的痛苦与快乐都是各取所需；爱不能让你免于被拯救，反而更加深陷。回到我最初的疑问，写了那么多爱情故事，有比较了解爱情吗？阿亚梅说，“每写完一本，都觉得应该比较懂爱情了吧，结果却没有。小说可以处理很幽微的东西，回到现实，还是会很直观，付出真心就不想受伤。”小说家用文字试炼爱，现实中爱却不容试炼。这样的反讽或许正是阿亚梅乐此不疲书写的原因。📖购书连结：博客来：https://bit.ly/3zFonIM诚品：https://bit.ly/3jtka5G金石堂：https://bit.ly/2WEf4KU（#独家限量亲签版）momo：https://bit.ly/3mFB0A9readmoo：https://bit.ly/2WPqh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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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路上相会——宴平乐谈《起驾，回家》
去年六月，宴平乐第九次走完大甲妈祖绕境，并将这些年的经验写为小说《起驾，回家》。起驾是出发，回家则是为了再出发。参加九天八夜的绕境，耗尽体力又得餐风露宿。有志者如他，年复一年参加，想必有很强烈的动机吧？然而宴平乐说，“每年都没特别为什么而走，还能走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起驾，回家》宴平乐 著出版日期：2021/7/30融合绕境与浪子的故事宴平乐国中开始创作，之前多写奇幻武侠。《起驾，回家》是现实中的现实题材，不但以大甲妈祖绕境为背景，更融合小时候回台中海线外婆家的经历——海线人靠捕鱼为生，每次出海都是拼搏，正如小说开篇写的“一个浪头打来，说翻就翻，早上出门，下午可能就回不了家的鱼寮。”海的丰饶与无情，让宴平乐体会到生命的冲突与讽刺，“小时候我常听长辈用台语说‘谁谁流走了’，表示在海上出事了。海不会管你是好人坏人或老弱妇孺，流走就是流走了。习以为常后，死亡就变成很淡的哀伤，再来是无奈。长大后我发现靠海生活的人，生命很有韧性，可是生命又很不值钱。”大海，也像酷刑，“老一辈不爱吃牡蛎，因为小时候他们都要赤手挖，伤口遇到海水会很痛。牡蛎对他们而言，不是美味，而是鲜血的记忆。”宴平乐谈起海，像遥远而沉淀的回忆。生长于此的人们不免受其影响。生命的意义在凶险的环境里，不是与天逞凶斗狠，就是看透生死，变得很轻很轻，“出海跟拿枪一样危险，反过来说，一船回来也像干一票大的，要发家致富，”也就不难想像为何海线不缺道上兄弟。这成为《起驾，回家》连结绕境与浪子的原因。《起驾，回家》讲述一对好友陈肇仁、蔡正国，一个为还愿一个要跑路，走上大甲妈绕境，一路上是鬼使神差的际遇，也是江湖恩怨的缩影。在路上，终究要告别，此后陈肇仁与蔡正国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如同现实中人们走绕境，“尽管路是一样的，每个人上路的方式却不同。”因此，这是关于回家的故事，也是无法回家的故事。“我看到很多人浪子回头，但也有很多人不想回头，认为自己走的是成功之道。这之间的冲突很有趣，因为妈祖是稳定人的力量，但兄弟拜的是关公；海线出生的他们，原生家庭拜妈祖，长大后自己改拜关公。然而在江湖闯荡，回到家还是想追求安定，重新拜起妈祖婆。”落实在小说，便是一开始陈肇仁、蔡正国在关公面前结拜。绕境改变对生命的看法小说中血气少年的江湖壮游看似要展开，实则却是走向自省的旅程。这点跟宴平乐开始走绕境的转变有关，“以前我对陌生人比较冷漠，走妈祖绕境后，理解到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跟意义，开始比较认真看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他对死亡的态度，也有了不同，“小时候死亡很日常，是淡淡的，走妈祖后才发觉生命有它的重量，开始觉得为何人命就这样没了？一样是生命，为何有的人要与海争？”走绕境如何改变宴平乐？他表示，第一年完全没准备，走得很痛苦，烧裆（跨下内侧皮肤互相摩擦，引起皮肤肿痛甚至破皮）、脚起水泡都遇上，“我爸请一位72岁走了29年的老先生带我走，我看著他的背影一直走，只感到痛苦，没有其他。完成后，我就想是我能力不足，所以没能感受到别的。第二年我做了体能训练，才有馀力体会路上风景跟人情味。走了两年后，前辈就建议走完三年，无三不成礼。”于今已走完三个三年，宴平乐也从菜鸟阶段有了些许心得，一路上的种种奇遇，让他相信力量是人走出来的。“有一年我走到龙井还大肚，已经半夜两点多，天气很冷。想到庙睡觉，结果挤满人。正当我摸摸鼻子走出来，忽然一个大叔跑向我——打扮像农夫，仿佛刚从田里走出来——塞了两颗地瓜给我。很神奇，他没有要给别人，而是直接锁定我。后来我边走边吃边哭。”席地而睡的人们。（图／宴平乐提供）最难熬的一次，是宴平乐感冒。“即使天气冷，因为一直走会流很多汗，我走到吴厝时没注意体温掉太快，不小心感冒了。头晕到天摇地晃，走著走著，看到一个大姐远远走过来，手中拿著一杯姜茶，递给我说‘喝一点会比较好。’我就沿路喝姜茶，走到了新港奉天宫。”“路上总会有人在你不行时推你一把。”宴平乐说。“参加绕境前要先‘起马’，掷筊问妈祖能不能让你加入，圣杯的话，只要你自己不放弃，妈祖会派天兵天将保佑你走完。”在《起驾，回家》里，这成为主角得以遇到天外救星的机关。“你可以选择相信是遇到贵人，也可以相信是妈祖显灵，前提是你想继续走下去，自助才可能天助。”之后宴平乐走绕境，看到有人走路姿势怪怪的，疑似烧裆或起水泡，都会主动帮忙，例如向烧裆的人递上免洗三角裤，“很多人不好意思接受帮助，我们就说没关系你收著，给它一次机会试试看。”或许信仰并非形而上的东西，走完这条路的力量，就是信仰；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他人的天兵天将。有趣的是，宴平乐的父亲是民俗摄影师，颇有名气。然而，以前他只觉得这个拿著相机追绕境、烧王船、炸寒单、蜂炮的爸爸，常常不在家，不过是回家时带了个奖杯而已。这几年父亲反倒跟随他的脚步，从拿摄影机的人变成摄影机里的人一起走绕境，父子间的话变多了。小说里陈肇仁母亲帮他做的绕境推车，现实中其实是宴平乐父亲做给他的。我好奇，宴平路走绕境是受到爱好民俗活动的父亲影响吗？宴平乐不这么认为，“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为何喜欢民俗，他也不知道我为何走绕境，我们就莫名其妙走在同一条路上。”信仰在荒芜中是存是灭《起驾，回家》最终也触碰到信仰的存否：当你所相信的不如你意，信仰还存在吗？小说里有人物向妈祖许愿，祈求病榻中的母亲康复，因而走上绕境，最终却不如所愿。宴平乐说，这其实来自绕境路上遇到的经验，“有位船长跟他太太走了好几年，某年船长跟太太都没出现，只见他儿子。儿子跟我们说他妈妈重病在医院，他向神明祈求走完妈妈就能出院。然而他出发时掷筊没过，要过大甲溪桥时就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说妈妈走了。”这该是万念俱灰的时刻，然而宴平乐说，“他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他‘承诺了，就要完成。’就这样，他待在大甲溪桥，等过了子时，一个人走进镇澜宫。”是信仰推动人们，还是人推动自己的力量成为了信仰？或者，这本是一体两面，无从追究因果。我问宴平乐还会继续走吗？他说每年大家分别时都会说明年见，但他总不敢说出口，因为说了就是承诺。尽管如此，宴平乐隔年都会现身，“这些年我的体会是，绕境很神奇，这么多人朝同一个方向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全心全意。尽管我们只是在这短暂相会，等等就会分开。”然而分开仍会在路上相见。“同队里有个老先生对我说过‘你们要把这条路传下去，以后我投胎还要来走。’”生命本是无路的，走著走著，也就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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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飨宴流动——裴伟与他的《裴社长厨房手记》
去年四月开始，裴伟在《镜周刊》网站连载“裴社长厨房手记”，一开始只有一两句文字搭配食谱，到后来文字变长了，开始记人叙事。八月初更将专栏集结成书，篇幅拉长，用飨宴记录故事，有食谱，更有家族往事、商贾轶闻。大家都说裴伟懂吃，裴伟称自己“不是美食家，只是记下一道菜的过程。”所谓述而不作。懂这个字，也在《裴社长厨房手记》里辐射出更多意义，懂得餐桌上的规矩与美学，餐桌下的人情与政治；懂得过世父亲教给他的一道道菜；懂得成为父亲是怎么一回事。《裴社长厨房手记：名菜复刻及大厨秘方，还有父子记忆中的家常滋味》裴伟 著吃过那么多好料，本来我想像裴伟写食谱有如普罗米修斯，小心翼翼从名厨那取走秘传的食谱。怎知没那么戏剧化，裴伟说，“我从来不记食谱，为了写书才回头问厨师，他们都很大方的给我。”裴伟是《镜周刊》社长，海洋大学航海系毕业后当过一年水手周游列国，之后在《工商时报》当记者，一开始跑休闲产业线，当年台湾好几家大饭店开张，裴伟都去试菜；中国大陆开放旅游，他也是最早一批去的。“当记者一年多，我就胖了二十公斤。”穿著招牌藏蓝色西装的裴伟笑吟吟的说。裴伟最近出版《裴社长厨房手记》，书中常用“精彩”形容他遇过的好手艺。怎样的食物称得上“精彩”？翻开书，一开始是磅礴的宴客菜，山海楼、华国大饭店、明福台菜、汉来名人坊；还有从辜濂松到邱复生等政商名流的私房菜，尽是大开大阖餐桌气象。裴伟却自认“不是美食家，只是记下一道菜的过程。”怎样记下、为何记下，关乎他书中的八个字“故事迁延，味道嬗递”。不同的人做起相同的菜，味道因为传承而有变化，过程中也有了更多故事。▲藏青色西装是裴伟的正字标记，过去在《工商时报》穿西装跑新闻，后来穿西装出庭，现在穿西装进办公室，甚至著西装下厨。西装不只是身分表征，也是安全感来源。（图／镜文学）▲麻油香煎野生鲈鳗，裴伟父亲过去常做。每当做这道菜， 裴伟就会想起父亲带他走进家乡基隆暖暖的溪流，他用灯光照溪中洞穴，鲈鳗被光线吓到僵住，父亲用鱼叉叉一尾手臂粗的鲈鳗的身影。写食谱接棒记忆其实华丽的飨宴来自裴伟朴实的心愿——教两个儿子做菜。“前年冬天，那时台湾疫情还没爆发，他们准备出国念书。我说留学自己做菜比较省，不如利用周末回家吃饭时我做菜你们跟著学。从煎牛排开始，怎么化冻，怎么撒盐，何时翻面，我把过程po在脸书上让他们看。慢慢的，我开始教家里常吃的菜。刚好接近过年，就把过年吃的熏鱼、十全如意菜一并教给他们。”随著越教越多家中记忆的味道，裴伟发现时间被折叠在厨房里了。“我爸爸在我当兵时因为癌症过世，儿子们没见过他，对他完全不了解。家里常煮的菜都是我爸教我的，我教给儿子，儿子也更靠近他们的祖父。”写〈麻油香煎野生鲈鳗〉时，裴伟想起父亲带他走进家乡基隆暖暖的溪流，用灯光照溪中洞穴，鲈鳗被光线吓到僵住，父亲再用鱼叉叉一尾手臂粗的鲈鳗。”儿子跟著裴伟将鲈鳗从中间切段，老姜切薄片，加入大火热过的麻油，煎香姜片后取出，换煎鲈鳗，煎至焦黄再磨入岩盐，麻油的香气锁入饱满的鱼肉里，裴伟称这味道有“满满的元气与童年回忆”。他与两个儿子循著童年的味道，在暖暖的溪水里遇见祖父。儿子们学会裴伟的厨艺了吗？“大致会了。过程中一定有失败，可是你会慢慢在脑海中形成那个味道。人说富三代才懂得吃，因为长期在吃的环境下才懂得原来味道是有记忆的。我们家虽然不是大家庭，但我很注重吃，因为餐桌能维系家庭。”怎么维系？“吃到属于你的味道，很多东西就会打开，或是传承下去。”因此裴伟招待客人时不喜欢在厨房一直忙，而是会设计好烹煮时间刚好或交错的菜单，好有空跟人聊天。所以食物的精彩，来自做菜的人的故事，牵引吃到的、一起做的人重返旧记忆，摩挲新滋味。《裴社长厨房手记》让飨宴伴随记忆流动。在厨房聆听父亲也因此，《裴社长厨房手记》有了更深层的前世今生，已逝父亲的手艺。“我爸爸很爱宴客，做的都是宴客菜，我们家是山东鲁菜系统，我印象最深的是烩海参。有次他请客，打算做这道菜，发现家里盘子不够美，就带我去买盘子，那盘子现在还在我们家。”在裴伟印象里，父亲是个颇有雅兴，注重生活的人，讲究吃饭与餐桌礼仪。“以前我被教育筷子只能拿靠近你的，夹菜不能挑，夹起来又放回去会立刻被打。在外面吃饭，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要去拿第二块。”为何？“因为你觉得好吃，别人也会觉得好吃，多吃一块就有人少吃。”父亲兴趣广泛，会钓鱼打猎，喜欢做菜也爱养鱼赏鸟，裴伟长大后也不知不觉复制了过往父亲的环境。“我妈妈是教师，婚后被分配到暖暖国小教书，我们家因此搬到暖暖。到暖暖的第一个中秋节，我爸爸看上一对文鸟，就把买月饼的钱拿去买文鸟，所以他们那一年中秋是看文鸟过的。后来我也开始习惯家里有鱼在游，有鸟在叫。”现在裴伟家阳台有一整排鸣禽，顶楼还有一块花园，做菜到一半缺什么花摆盘，直接到顶楼去剪。用做菜贴近过往，可过往不完全美好，裴伟坦言写家里的菜心情很复杂，有些菜不大想碰，例如卤牛腱。“因为我爸爸跟哥哥都是肝癌过世，卤牛腱是我哥哥教我的。他在病中坐在床上指挥我怎么卤，没多久就走了，一写就会想起那画面。”此外，还有书中收录的鲤鱼挂面。高三时裴伟面临升学压力，一回家父亲就钓鲤鱼烹鲤鱼，求他联考鲤跃龙门。“那时候年轻，不大能体会父母的爱心，总觉得这鱼味道是好，但每一口都被期待，滋味太重了。”食物之所以精彩，或许也包含了回忆的苦涩。从餐桌领悟人生裴伟常跟大人物吃饭，《裴社长厨房手记》收录了许多政商名流的食物脾性。他们在餐桌上有何不同，是否人如其食？“懂得吃的人家，跟突然有钱的人很不一样，像辜家宴客喜欢刚刚好，精致而不过，味道不会太重，餐桌不会摆满，或许是吃多山珍海味，反过来留心寻常食材能变出怎样的滋味，把每一项食材都发挥到最好。辜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坐下来旁边一定有片酒精棉片，供客人消毒。辜仲谅一吃完，还会立刻去跟厨师说今天这顿饭哪里好哪里不好，说这样厨师才会有印象。”谈到政治人物，裴伟想了一下说不方便举例，但他看过那么多总统在吃这件事上，归纳出一个道理：“懂不懂得吃，对施政很重要。我通常觉得一个不在乎每天吃什么人，他的能力一定不大好。”道理很简单，连生活中吃了些什么这么小的事都不顾，怎么在意更庞大的事物？反之，拿捏妥当这些小事，大抵能更细腻的处理国家大事。裴伟常举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当作治理的标准。“时间是美食的必备条件，时间到，味自美。管理也是一样，忌讳翻搅，要有耐心。”他把管理分成两种，种花跟做菜。“老板如果是用种花心态来管理，员工会很痛苦。你知道莲雾为何甜吗？因为农民在莲雾周围画出一圈铲断根系，又用水淹果树，让莲雾以为生命受威胁，得开出最甜的果实来繁衍。又如种花，也需要剪枝，才能开得漂亮。所以种花哲学是残酷的。如果老板的管理心态是做菜，就会懂得等待有潜力的人。”那么裴伟管理镜周刊，是依循哪种哲学？裴伟说，“我会做菜，家里还有一个花园。”《裴社长厨房手记》除了出书，目前已在网上连载一百多篇。我好奇，一年多来父子齐进厨房，感情有因此更好吗？裴伟老实的说，“不知道。”“跟父亲一起做一件事，感情会进步吗？对我来说，是否定的。因为在我记忆里，我爸爸带我从事他的嗜好，我都是不愉快的。例如以前他养鱼，那时设备不像现在先进，我跟哥哥每周都要去山边挑水，很辛苦。爸爸的喜好变成我们的负担。我发现我也有这倾向，教儿子做菜就变得很严格，我怕重蹈我爸爸覆辙。” 我想起裴伟一再说的，他不是美食家，他只是记下父亲做菜的样子。关于父亲的记忆，有美好的，也有不那么愉快的，有想成为的，也有害怕成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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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死了，正义一息尚存——天地无限谈新作《滞留结界的无辜者》
失却的正义，如何讨索？推理小说已为我们演绎过无数遍，天地无限亦是。2012年，他写〈举手之劳的正义〉谈恐龙法官与私刑；2015年《第四名被害者》描写台湾记者“成为加害人”，被改编成影集《谁是被害者》。影集热播，续订第二季，“被害者宇宙”扩张，天地无限仍在问：被害者死了，正义究竟要如何赎回？还可以赎回吗？《滞留结界的无辜者》天地无限 著出版日期：2021/3/26于是我们来到天地无限新作《滞留结界的无辜者》。《无辜者》叙述台湾一项崭新的除鬼方式——无憾行动——借由化解灵体的执念，让盘据作祟的死者离开我执构成的“结界”，才能重入轮回。死而无憾，方能超脱。人鬼因此双赢。双重类型框架讲故事“小说灵感来自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人上吊自杀留下一张纸写‘谁动我屋，必索谁命。’我想，之后处理的人要怎么办。对死者来说，他也很可怜，他只是留在那里。”天地无限说道。无憾行动的领队者吴Ｐ因为幼时父亲意外死亡，灵体因道士符咒而魂飞魄散，永不得超生，所以想以无憾行动取代传统除鬼，却在一次化解残忍凶案现场怨灵的过程中，团员“赵薇芝”无意间滞留结界，成为人不人鬼不鬼的存在；肉身则被神秘的凶灵占据。这个凶灵在人间的种种行动，看似作恶，也是控诉。看似崭新的科技除鬼，到最后要探问的，仍是正义的天人之际。倘若天道好还，为何无辜者会滞留结界？死去的人如果得以还阳，是不是表示天道昭显，让“祂”了却未完心事？二者看似冲突，天地无限却在《无辜者》灵异加推理的框架中找到了解答。从《被害者》到《无辜者》，天地无限更尖锐的逼问正义的准则，以及它是否一体适用——从人到鬼，从阴间到阳界。用归纳法创造世界观选择以灵异题材切入，天地无限透露很爱看灵异故事，还会看鬼屋探险直播。他正是从普遍观测的现象来归纳、创造小说的世界观，“很多灵异经验古今中外都很类似，例如鬼压床、鬼附身、灵骚现象。有没有可能这就是真正人死后会发生的事？我把它们搜集起来，依照这些原则设计故事核心。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房子会闹鬼？一般会说死者怨念太深。”有死者就有命案，因此天地无限能理所当然的套上推理框架，“然而我们看到的套路通常是房子闹鬼，主角开始寻找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要玩不一样的，就设计了所谓的‘结界’。”所以《无辜者》的故事线一分为二，一边是结界里，一边是结界之外，“前者像密室逃脱，后者是现实案件的推理。”《无辜者》有推理有灵异，两个类型框架得以并存运作，世界观的设定因此非常重要。天地无限表示，设定细节要丰富，又不能违背读者的既有想像，太过背离常情或科学。此外，虽然有庞大的世界观，但小说不会一次写全部，“例如我选择写一两个结界，而不是一整个阴间，就是因为比较小的规模创作上较容易，之后也可推展更多更大的结界作为小说舞台。”IP导向写作掌握情节天地无限的写作可调可控，一步步都精算过。此外，“签约镜文学后，可以更大胆，这是我第一次写灵异题材，上一本《办公室风云》也是以前没写过的情境喜剧。”至于下一本小说，天地无限透露预计是科幻加推理题材。此前访问，天地无限认为在大IP时代，写作者需要掌握“越在地越国际”。随《第四名被害者》改编影集播出，写作上有受到什么影响吗？天地无限的回答是：“只有销量上有影响，影集播出后效益大概有四倍之多。”一如之前的访问我问他的“被改编心得”，天地无限对作品被改动没有太多抗拒。“当然《谁是被害者》影集跟小说有很大不同，本来我觉得被改得体无完肤，不过后来发现改编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因此，原著跟改编之间没有谁主谁从。“我的写作就是IP导向，把握情节紧凑跟人物立体。”天地无限说。不过我好奇天地无限看待自己的作品改编，真的没有某个核心是他会坚持吗？天地无限说“真的没有。”天地无限为我讲了一则佛家公案。“有一个人被老虎追到悬崖边。他拉住藤蔓跳下悬崖，旁边突然冒出一条蛇要咬他，这时他的藤蔓也快断了。他刚好看到旁边有一颗小果实，就顺手摘来吃说‘好甜啊。’故事在此结束。当年我读这个故事以为书没印好，成年才明白这就是告诉人要活在当下，把握一瞬间的美好。”《无辜者》加入因果业报探讨正义，“民间常常说遭遇不幸是因为上辈子怎样。小说里有角色上辈子被杀害，变成鬼觉醒了想复仇，你说这是正义的追求吗？对不知道因果的人来说，祂就是一个作恶的鬼。”如果追回正义，在旁人眼中是让自己变成厉鬼，值得吗？追回的正义，还是正义吗？“个人的正义跟群体的利益其实是冲突的，这正是推理小说可以发挥的空间。”天地无限说。用佛家公案化解遗憾正义在《无辜者》中看似变得消极，天地无限却说“反过来想，也是那则公案给人的启示，生前把握当下，及时行乐行善行孝，死后才不会不得安宁。”这大概是天人之际的极致了——好好活著，让自己不会变成厉鬼，利人又利己。天地无限看似洒脱，每回提案写新作前都会用《易经》卜卦。我问这次写《无辜者》，他得到了什么卦？“第十八山风蛊，事业上表示面临破败，需要壮士断腕、振衰起敝。”“我还在想这个卦象是什么意思。”天地无限说。或许要活成公案那般洒脱，毕竟不是那么容易。从《被害者》到《无辜者》，正是因为人们对公道与正义的想像时而齐一时而相异。“人的遗憾不能被一笔勾消，鬼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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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僻小说家与他的青春致幻物语 ——贾彝伦谈新作《延平北路十段再进去的李姓人家》
“我写作就是为了取悦读者，看他们爽我就爽。”贾彝伦说。贾彝伦以肉文出道，出道原因颇有当文字肉身菩萨的况味。2008年左右，他常逛的男同志情色文学论坛遭警察以违反“刑法235条”扫荡（注1），许多创作者吓到不敢写，网站收摊，便索性下海，“我发现台湾人写的东西变很少，就想不如我来写吧。”也因此，贾彝伦的小说从情欲禁忌到青春校园、家庭想像，还多了一份“台湾味”。《延平北路十段再进去的李姓人家》贾彝伦著台湾同志情欲文学第一品牌2015年，贾彝伦出版《Twins－我和他》，写一对成长于南台湾、天差地别的双胞胎，阴错阳差在台北重逢后相互吸引。游走在乱伦犯禁边缘固然引人侧目，更稀奇的是，贾彝伦在小说中使用台语文，还坚持用台语文“正字”。此外，他将主角设定为平埔族，谈性说爱之馀，也铺展台湾文化。“后来编辑要我把主角的衣服穿回去，这让我很挣扎。我没有要以作家这名号跟人自我介绍，也没想在文坛混，为何不能成为台湾同志情欲文学第一品牌？”话虽如此，16年贾彝伦出版《回家／17.34.51》，故事毕竟有了更多向度，开始临摹家的可能。其后自行出版《夜行列车》，依然是“穿起衣服比不穿衣服多的故事”。对此，贾彝伦说，“我发现我可以让读者的大头小头都感动到。”小说风格从肉欲到清水，读者不会反弹吗？“如果有人不爽，那我就再写肉文给他们看，然而，读者其实是会跟作者一起成长的。”贾彝伦表示，很多老读者像他的朋友，“我大概知道一百多个读者的年纪，所以知道他们真的跟著我一起变老，人生也渐渐有不同的烦脑。”新作像青春同志版《孤味》新作《延平北路十段再进去的李姓人家》，正是集结贾彝伦拿手的青春校园与家庭变奏的大成之作。小说以住在社子岛的“李勤”自述他热闹又混乱的大家庭开场。李家男弱女强，从阿嬷到李勤母亲都是虽然传统但强悍的女性，此外还有两个姊姊两个妹妹。小说一开始，李勤母亲正怀著最小的妹妹，大姊却也未婚怀孕——一场家庭风暴正要上演，李勤则误打误撞进入学校棒球队。李家人仰马翻之际，青春蒸腾的热气与色气也到来，李勤发现他有一个神秘仰慕者，队上其他男孩也与他产生似伙伴又若情人的遐想。因此，《延平北路十段再进去的李姓人家》既是同志故事，也是成长小说。尤其，李家突然冒出一位多年不见的“黄姓阿公”，则让《李姓人家》变成对家庭想像更前卫的同志版《孤味》。社子岛是小说舞台，也让《李姓人家》有了些许阶级与同志的矛盾。贾彝伦说小说主角原型来自他的一位读者。“几年前我到台北办读者见面会，有一个身形瘦小面容清秀的大学生到现场。我们聊了一下，知道他住在社子岛，就请他带到我社子岛晃。社子岛不同于台北市其他地区，因为禁止开发，是一个只有迁出没有迁入的地方，所以人跟人之间很紧密，乡里的氛围可能更像中南部乡村，随便就会撞上亲戚。到了之后，他急忙要我走小巷，因为很怕被亲戚或邻居看到。”“毕竟一个不认识的大叔配大学生，看起来很醒目。”贾彝伦开玩笑说。小说以住在社子岛的男同志切入，让主角李勤成为边缘中的边缘；他之于其他同学，就像社子岛之于台北市，表面上一样，内里却不同。然而，李勤的阶级出身小说中仅点到为止。贾彝伦表示，球队的向心力与制服其实会弭平彼此的差异，“不过对李勤来说，社子岛这个故乡多少有点像‘原罪’，让他缺乏自信，也绑住了他。”面对喜欢的人，李勤纠结这样的出身让他跟不上别人的生命节奏，同时自叹“别人生来就是要跑、要逃，要飞翔的，而我却无法切断与家庭、土地之间紧密的关系。”故土、家庭是羁绊也是牵绳，带给人自信与自卑，使《李姓人家》的男男校园情有了更复杂的讨论——当爱情让人飞翔，却有可能选择留在原地。返还家族女性被遗忘的能量《李姓人家》写尽家族、土地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贾彝伦其实来自小家庭，“我家只有三个人，所以常常想像大家庭会是怎样。这也让我体会到人生就是有得有失，孤僻也有好处，我就是比较孤僻的人。”因此，“写这本小说多少也是我向往那样热闹的家吧。”至于《李姓人家》女强男弱，贾彝伦的原生家庭却是以父亲为主。“去年我母亲过世，我回南部的家，发现少了母亲，变得一团乱。过年我花了好几天整理，半个月后再回家，又是一团乱。”“这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们家是靠我妈撑起的。女性其实是很强大的力量，只是我们通常太过习惯而忽视，只是很多时候她们都被男人绑住了。她们之于丈夫乃至家庭，就像一个结与另一个结，相互拉扯。尤其我妈那一辈的女性更辛苦，于上她们面对的是再传统不过、过去靠威权管教的长辈，于下又要面对可能已不甩规则的新世代。”“她们就像夹在不同材质的板块间，不断被挤压，同时动弹不得。”贾彝伦结论。写著写著也把自己织进小说我本以为《李姓人家》看似过分青春浪漫的同志爱情是幻想，怎知小说的家庭模样其实也是——来自贾彝伦撑开自身现实的逼仄。贾彝伦透露母亲生前常常为父亲烦恼，甚至得恐慌症，后来才知道父亲可能有亚斯伯格倾向，“我爸跟我妈就像两个不同星球的人，无法沟通，然而直到她过世前几个月，她才发现这件事。”言谈间，称不上为母亲抱屈，而是看透世事的语气。因为贾彝伦发现自己跟父亲与母亲越来越像。“我爸是理工宅男，当年我要读历史，他出动全家人阻止我。以前我总觉得我们南辕北辙，连政党倾向都完全不同。他买很多书，家里有一整排电子工程书籍，我也买很多书，有哲学有文学的。这两三年我才惊觉，我跟我爸其实很像，只是各在两端。我们都爱买书，也都很固执。我妈生前常把‘歹势’、‘失礼’挂嘴边，很怕麻烦人，我现在的口头禅也是‘歹势’、‘麻烦你了’。到头来，我们常常复制父母的样子，只是我们一直不愿意相信。”这或许解释了《李姓人家》中李勤感到被家庭绑住的无奈。飞行，对习惯走在地上的人来说，仍是想像。访谈间，贾彝伦透露自己是投手，带领一个业馀野球队，“真的是‘野球’，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出身，而我莫名成了类似教练的角色，还负责投球。”“这让我想，为何我笔下的主角通常很没主见？是不是因为现实中的我是控制狂？然而，那些看似很有主见的自信，是不是为了遮掩我内在的不自信？”从实到虚，又从虚到实；小说是人生的幻影，人生也是小说的一部分。访问最后，我好奇贾彝伦擅长什么球路？他回答“快速球”，不知为何他天生投球就是比一般人快。因此，贾彝伦是三振型投手，靠直球解决打者。我问，这样不会很耗球数，很容易受伤吗？“会啊，但就是爽。”投手丘的直球与小说里弯弯曲曲的生命折射，都是贾彝伦。写小说既是逃避也是直球对决自己的人生。注1：“刑法235条”是警察取缔所谓“猥亵”图文、影像之法源。民国95年大法官释宪“释字第617号”，认定具“适当安全隔绝措施”者，如加封套、警告标示等，可使“一般人无法得以见闻”便不在此法范围。此后，法院在实务判决上才纳入是否具“适当安全隔绝措施”衡量。如成人网站的“你是否达18岁”、“是否知悉网站内容是给成人看的”等设计，可作为“适当安全隔绝措施”，因此不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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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为家的人——专访陈雪《亲爱的共犯》
陈雪一直在浪头上。从90年代开始，她是弄潮儿也是酷儿，时代迎面而来，便理所当然的用尽生命书写。我问陈雪，“现在还有人用‘酷儿文学’称呼你吗？”她回答，“很久没听到了，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是什么。”2019年陈雪随同婚法制化结婚成家。看起来，90年代那个披酷儿文学先锋标志上阵的陈雪已远。然而要到新作《亲爱的共犯》，我们才发现成家后的她成了潜行者，矗立一座家，悄悄从内引爆。“如果没有原生家庭，只能自己去寻找家的话，这个可能性是什么？”陈雪说。这或许可从她在小说前引用的电影《新桥恋人》台词“天空是白的／但云是黑的”看出端倪。盲女与流浪汉在废弃的桥上相遇，不见于社会的爱只能在不是家也非一般人栖身之所的桥上滋长。当爱始自荒芜，家的意义便同步塌缩。亮丽的家埋藏著什么过去陈雪创作出一个个罢家女孩（藉逃离原生家庭，反省亲密关系），现在她一手写恋爱课散文，一手搭起《摩天大楼》，具象化社会结构与受困其中的人；再来她搭建《无父之城》，搬演终极的暴力——白色恐怖。《亲爱的共犯》以一桩富二代绑架案开始，自幼失父的女警“周小咏”进入豪门调查，却发现侯门似海之外，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位置也开始混淆不清，最终成为《白夜行》式爱与恶的辩证。我们到最后才明了爱是救赎，也是诿过。陈雪在《亲爱的共犯》里搭建一个整洁美满又安康的家，里头的人却不幸福。再明亮宜人的家对不幸的人来说，也只是有屋顶的天葬。《亲爱的共犯》触及不同阶级对家的想像，来自陈雪过去对家的不满及憧憬，“小时候我很讨厌家里的巧拼跟三层柜，心想为何大人都买这种东西。后来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家充满廉价家具，毫无美感可言，我却感到家的感觉。渐渐的，我发现你去很高级的地方，即使像饭店美好，但你不会称为家。”“现在大家常常谈断舍离，想要干净清爽的家，更好的生活，然而里面的人的状态是什么？当我们期望干净整齐的美感，就很容易不自觉的高人一等。使用美的东西，其实不会让人心里变美，更多时候是为了隔开混乱与肮脏，同时画地自限。”因此，《亲爱的共犯》开篇便是富豪“张大安”盖的“白楼”。陈雪这样描述：“一栋白色的建筑在夕阳映照中，呈现出几近金色的光辉，倘若有一双眼睛从空中俯瞰，将会看到那一栋市区巷弄里的独栋楼房，在一片灰色乐高玩具堆起的矮矮楼房中，站立著白色的庞然大物。”在不成家的地方守望陈雪写家，是颠覆，同时也小心呵护另一种家的可能。《亲爱的共犯》另一个重要场景是育幼院。陈雪说她一直对育幼院很感兴趣，小时候常觉得自己会被送到那，“因为我父母曾经分开，我始终有种不安全感。那时候《小甜甜》正红，我跟小甜甜一样有雀斑，大家就叫我小甜甜。可是卡通里小甜甜待的孤儿院很温馨，我的家却不成家了。”“我对特定空间著迷，总想著这里面住著怎样的人？”从《摩天大楼》到《无父之城》，陈雪在封闭的空间中试验人性。在《亲爱的共犯》里，人物则被放到两个极端——白楼与育幼院。育幼院培育没有家的人，那些人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会是犯罪者的面貌吗？答案当然绝非如此简单。这便碰触到小说另一个主题——爱与恶的等值。“爱一个人何时会变成恶或罪？”陈雪问道。《亲爱的共犯》以绑架案开篇，然而陈雪志不在写复杂的犯罪，“我不是写推理，小说里的杀人都来自人性，而非一个哏，只是想让人猜不到。”《亲爱的共犯》之前，她其实想改写真实刑案，但发现这些案件原因看起来都很简单，“可是人是这么复杂，这些简单或许有他们无法言说的部分，我想知道人在怎样的情形下会杀人。”“透过小说，我补足真实案件我看不到的复杂面，更千丝万缕的看待犯罪，试著找出一个人的生命在何时产生分歧。”因此，《亲爱的共犯》看似是侦案故事，到头来却展示——陈雪习惯用“展示”描述小说里的道德困境——令人怵目惊心的悲剧，“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活得很小心，往往还是被命运拉了过去。你想摆脱过去的恶，可是挣扎的同时也沾染了恶。”当暴力散发甜腻滋味如何书写恶，涉及陈雪近年关注的议题——暴行。“这几年，我一直想写暴行，施加于人却无形的暴力，例如控制与剥夺。吊诡的是，这其中有个反复的模式，伤害之后又呵护。施暴者都有一套说词，‘我是为你好’、‘连你都不相信我’等。我想展示这种暴力的形成，以及它如何黏著人。”大至国家机器，小至亲密关系。暴力深入脊髓，甚至散发甜腻的滋味，教人错觉是爱。《亲爱的共犯》里的许多人物正是透过家这个结构，用爱去实行错。陈雪透露，她曾经历一段有言语暴力的亲密关系，“对方一下贬低自己，一下贬低我，让我处在是非对错难分的处境。我一直不愿相信自己是受害者，直到对方动手。”“很多时候，爱是只有一个信徒的邪教，对方成为你的教主。”过去陈雪小说常出现青春女孩献祭的模式——女孩受了伤，用自身的不幸见证社会的残酷。然而陈雪说，“这一次我的小说人物的爱没有荒芜，还有能力并努力去爱。”“不健全的生命，不会去爱。然而我们从小到大会受到各种伤害，因此我们怎样通过伤害反过来肯定自己，而不是怀著负罪感。”《亲爱的共犯》一方面毁家废婚，一方面展现了最纯净的爱。陈雪写恋爱课散文，帮助读者经营亲密关系，自认写散文跟写小说的人格不同，我好奇两者差在哪？“写散文比较接近我自己，写小说的‘我’很淡；写小说比较能把人放到极端，写散文是中间值。”不过《亲爱的共犯》最后其实带著异常温柔的质地。对此，陈雪说或许是自己有了家庭后，对家的想像更有自信。“我发现家未必要在一个房子里，也可以有照顾与归属感。”《亲爱的共犯》是桥上的孩子长大了，曾经无以为家的人回头探望现在无以为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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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可以如此凶猛的幻灭——陈思宏谈新作《佛罗里达变形记》
陈思宏像催化剂。触发一切，却不会消耗自身能量。在安静空间里，他是最具活力的拔尖。访问前，他说回台行程多，先应了一场VR电影试映。别人看VR有各种论述，他则好奇：“看到哭怎么办？戴上VR眼镜，眼泪要流到哪？”他在威尼斯影展看完一系列VR电影这样问设计眼镜的工程师，对方语塞。 陈思宏也是不甘低迷的咏叹调。无论写景还是写人，他的文字都像有节奏的歌唱与花式抒情。“我这个人就是不懂得节制。”陈思宏自承。所以，丝毫的情感或触动都能被他放到最大，本来默默无名的故乡永靖成为人何奚落鬼何多的《鬼地方》。新作《佛罗里达变形记》则将场景搬到美国，将七名男孩女孩的成长痛写成了绚烂明艳又惊骇摄人的夏日烟火。美国与青春的梦醒时分《佛罗里达变形记》叙述同是龙年出生的十六岁三男三女参加宗教团体举办的美国游学团，来到燠热生猛的佛罗里达。其中五人来自上流社会，含金汤匙出生，也带原生家庭的不幸。其中一名男孩想找住在海明威故居所在“基韦斯特”小镇的父亲，计画逃亡。于是，男孩拉著其他男孩女孩，逃离游学团也逃离家庭自太平洋另一边延伸而来的阴影。他们以为来到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最终却遭受青春最无情的曝晒，各自变形，不成人形。因此，美国之于主角，不是电影里的都会风情或好莱坞印象，而是一场永无止尽的莽林大暑。为何写美国？陈思宏说，一方面这其实来自他真实经验，“1991年，我十六岁真的参加了一场美国游学团到佛罗里达。我们宿舍前有棵大树，上面有条大蟒蛇，我的美国同学看它像看天上的云，完全不惊讶。”另一方面，则是他对美国——“一个能在百货公司同时买到枪枝跟肉的国家。”——的好奇使然。佛州的美国经验带给陈思宏观看美国非常不同的切入点，三十年后写这段美国经验，他为此又到了佛州两次，再次感受那里的风土。回到定居的柏林后，因为疫情封城，陈思宏关在家写小说，《佛罗里达变形记》于是成为他最痛苦的写作过程，因为“写小说时我需要听见看见人们的声音跟颜色。”上一本《鬼地方》是陈思宏在异乡柏林写故乡永靖，这次《佛罗里达变形记》则是在异乡写异乡。比起《鬼地方》不畏惧于翻开家族内里，《佛罗里达变形记》是陈思宏一次更翻天地覆的坦露，那剧烈来自他对1991年美国经验的迟来回应与想像——如催化剂的他遇见一个疯狂的国度。“美国的一切都很大，天大地大，连人都很巨大。我们来自小岛小国，对美国一直以来都有憧憬跟幻想。”然而，陈思宏在巨大的美国梦中看见了孤绝，“在美国开车的风景就是麦当劳、汉堡王、麦当劳，再汉堡王、麦当劳、汉堡王，不然就是无境的黄沙红土。”就连草莽与热闹并存的佛州，在陈思宏看来都是“忧郁的热带”，“不那么完美，也不那么剔透。”“人在美国变得很渺小，仿佛会被吃掉。”陈思宏说。《佛罗里达变形记》写的便是天真烂漫男孩女孩被吃掉再被吐出来的过程。天真在大暑中蒸发，并且幻灭。逆反继承美国纯真传统美国令陈思宏神往，“我一直在想‘美国’是什么？为何能在强大的资本主义逻辑运作下蕴藏更强大的野蛮？同时，美国人又怀有他们独有的‘美国纯真’。”何谓美国纯真？陈思宏解释，美国人对家国有至高的信仰，认为是上帝天命赋予他们的，所以会说“天佑美国”；看待世界，也总以美国为中心。然而这样的“纯真”到了相对世故复杂的欧洲大陆常会发生不少碰撞，陈思宏说包括亨利詹姆斯与伍迪艾伦的“欧洲三部曲”都描述过美国纯真在欧洲的促狭与窘迫。在《佛罗里达变形记》里，陈思宏则将美国纯真与岛国少年的青春嫁接在一块，一同璀璨，也一同幻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接合剂的，是小说里不断提及的海明威，“我一直对海明威很著迷，他非常美国，如此阳刚，又曾打过战，并且总是枪不离身，最后甚至用枪自杀。你看海明威的脸，就是最立体的美国纯真。”《佛罗里达变形记》的少年们开车到海明威的故居，便是公路电影结构的幻灭之路。从佛州到海明威，陈思宏说他对美国南方文学情有独钟。“人在燥热中会有变形的感觉，身体变得黏腻，气味变得明显，你会因此一直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存在，同时为此焦虑。”陈思宏举的例子是田纳西威廉斯，“他的《欲望街车》跟《玻璃动物园》可以在我脑海中不断上演，看一万遍也不会腻！”因此，欲望不但是潮湿的，更是汗淋淋的，关乎湿度也关乎气味。身体总能最诚实的诉说我们的欲望。《佛罗里达变形记》里，陈思宏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描述少年们的身体到了美国大陆后的变化正在此。试看下列文字将身体写成地景，又将地景写得活色生香：“热带是五花肉，油脂饱满，撞上这些清瘦的青少年身体，留下饱满的油腻汗水。油汗润浸衣裤，干燥的腋下原本是寒带荒原，走一小段路，就变成灌木丛生的沼泽地。月亮肥满，撒下丰盈光束，在校园铺上柔软的银白稠缎。微风坐在秋千上荡啊荡，柔软的海潮声是棉花棒，伸入耳朵里绕一绕，搔一搔，挖出新鲜的耳垢。耳垢是沃土，冒著蒸腾热气，埋一颗种子，可培育粗壮阔叶树木。”圣洁与否身体清楚知道早在2018年的散文集《第九个身体》陈思宏就宣示了“身体的主体性”。借由文字，他敞开身体，“一步一步，夺回身体的自主权。”到了《佛罗里达变形记》，陈思宏把青少年身体的原始跟成人世界的虚伪对比，小说里出资让少年们游学的宗教团体“莲观基金会”崇拜从不露脸的圣人，要少年们穿著印著一朵莲花的白净T恤；看似光明，却行不能见人的勾当。对此，陈思宏说，“没有人是纯洁的，那些宣称自己纯洁的往往最肮脏。”他在小说里不断写“屁”，“一切圣洁都是假的，只有屁是真的。因为人只有在放屁的时候是最诚实的。在那一刻，我们也因为对彼此最诚实而产生连结。”陈思宏告诉我们，圣人的光辉其实是网美灯，迷人气息来自香氛蜡烛。《佛罗里达变形记》写尽了青春幻灭的姿态，童叟无欺，揭露一切。一个来自台湾的小说家在一块大陆上写另一块大陆，陈思宏说，“很多欧洲作家或知识分子到了美国，都会把在那的冲击写成小说，《佛罗里达变形记》就是我一本乱七八糟的美国小说。”何谓“乱七八糟”？因为青春与幻灭并行，生机与死亡同在，圣洁与污秽对比，美国与台湾也被陈思宏折叠了起来。此时，我耳边响起唐麦克林的〈American Pie〉，以陈思宏的独有咏叹调，既欢乐又似悲鸣，那样的丰饶又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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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与大说谎家——卧斧谈新作《一开始就是假的》
“我笔下的主角常常看什么都不爽，不怎么合群，所以很适合冲撞体制。”卧斧如此形容他小说中那些“发觉生活有哪里不对劲，所以开始探头找寻真相”的主人翁。 “也很像冷硬派的侦探。”这形容似乎也指向他自己。写小说抬起屁股敲门去有人以“推理一匹狼”比喻卧斧。除了伴随冷硬派侦探的踽踽独行，还有看准目标便紧咬不放的决心。2014年以来，卧斧的小说都瞄准议题，“碎梦三部曲”以都更、移工、宗教团体为主题；《FIX》则与废死联盟合作，改写台湾冤案。到了新作《一开始就是假的》，顾名思义，探讨假消息当道，浊世何清。套句卜洛克在《八百万种死法》说的：“办案本来就是这样。抬起屁股敲门去。”想找出答案，就认份起身，挨家挨户敲门找线索。写小说，当如是。卧斧对写小说有很清楚的轮廓与目标，“小说是我希望跟大众讲话的东西。我不想制造门槛，而是最大化读者。因此，读我的小说不用太伤脑筋。然而，这样的作品背后仍需要很精密的计算或想探讨的议题。”这时，服务生端上卧斧点的热美式咖啡。卧斧顺水推舟的给了我一个比喻，“写小说就像眼前这杯美式。端上来之前，我得选好豆子，再烘好磨好，同时顾及压力与水质。每个步骤都谨慎有意义，但我不期望每个读者都能明白每个步骤的用意。单纯把我的小说当作搞笑讽刺也很好。”因此，小说是手段，不是终极目标；它没有一定样貌，端看读者怎么接收。出版之后你影响了谁？卧斧像独行的狼，也跟他的小说策略与所处文学场域有关。1999年他出版第一本书《给S的音乐情书》，便决定不再出版，“我进出版社工作后，对出版的想像与文学奖都有了大概认知。文学奖经验反而让我充满疑惑：‘为何这些人有资格评出哪些是好的？标准又是什么？’2003年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文学奖，当时投稿的作品便是后来成书的《舌行家族》，决审会议有评审说这作品是一篇乡野传奇。然而，乡野传奇只是《舌行家族》的外壳。”《舌行家族》真正要谈的是话语权被操弄、垄断——总有一群人，总被一群人把持。讽刺的是，或许也似卧斧对文学场域的心得。之后卧斧有一阵子把写好的极短篇放在自己架设的网站上，有电子报想刊便随之取用。不以出书为目标，不参加文学奖，也不在副刊发表，在台湾文坛简直是自断双臂。然而这几年卧斧创作能量丰沛，陆续出版。对此，他说，“我要服务的对象很清楚，就是读者。要让他们读了不会觉得浪费时间。”“能复制、散布的文字作品不是被艺评家炒作出的单幅油画，不能想像只有一两个富豪会收藏会看，必须想办法让更多人看见。阅读也是一种休闲。”更重要的是，“你的作品影响了谁？”这个转变确立在2014年的《碎梦大道》。“《碎梦大道》后，我开始想写跟台湾有关的作品，动笔之前我注意到国内很多地方发生火灾，可能是老社区或旧市场，印象中大家会觉得这很正常。后来才发现，某些失火市场根本查不出原因，即使新闻提到可能有人纵火，也往往没后续，这让我起疑。2007年我写完初稿，之后看到火灾新闻都会特别留心，结果近十年全国有百起相关事件。2012、2013年土地正义议题浮上台面。我发现这跟我想讲的有关——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拉扯，于是我重写《碎梦大道》。”“写小说要想著，这是只有我才能写出的小说。”卧斧总结。因为“我”在意，因为“我”想找出答案。这个“我”既是他的小说主角，也是他自己。都只有“我”自己，可曾感到孤单？卧斧说，创作本就是孤独的事，“同时，创作是我觉得最爽的事，我工作就是为了创作，有稳定的收入才能写下去。常有人问我，为何能稳定的写？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不创作，其他事就会失去意义。”影射政治讽后真相时代写是为了让人生有意义，然而“意义”在当下却显得暧昧不堪。后真相时代，追寻真相的小说家，是将遍寻不著还是虚晃一招？循此，我们到了《一开始就是假的》。小说紧贴当下政治现实，以死亡议员尸体下葬后却出现在海滨开场，带出白党新兴政治明星“韦朝”的崛起，以及白党过往统治台湾的血腥历史。此中真真假假，死去的历史与活生生的现实相混，道尽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虚妄。讽刺的是，小说主人翁是八卦小报编辑，结果却是由他来寻找答案。为了销量，他煞有其事的编造报导——死亡议员握有白党秘辛，一旦揭露将动摇党本。“一开始就是假的”怎知却越演越真，报导提到的人物一一横死。“主角是本该知道真相的人，却制造假消息。这本小说与《舌行家族》有关，主人翁都是掌握话语权的人，这一本问题更进一步：掌握话语权的人说谎，我们该怎么办？”《舌行家族》写于2006年，时隔14年的小说却能映照台湾当下。是历史太讽刺，还是我们毫无进步？卧斧表示，小说于2018年选举后动笔，其中人物包括议员佘偬、市长韦朝，乃至白党，都可轻易连结现实中人。写作当下正是影射人物风头最健时。时隔一年多，这些人物从无地起楼台到眼看他楼塌了。卧斧或许会说，历史很滑溜很狡猾，不要想抓住它。这也是卧斧不直接写明人物的原因，“不能拿小说按图索骥现实，或指证这就是作者的意图。如同很多杀人魔或炸弹客，都会说自己是受沙林杰启发。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一个人所宣称的。”焦虑现况那就努力改变到头来，《一开始就是假的》便是一个聪明的演练。小说确实一如其名，然而卧斧说，“当读者发现‘获得的讯息可能是操作过的’，后来在接收讯息时，就会停下来思考。我公司的工程师读了《FIX》，跟我说他以后看到社会新闻都会想一想。那时我想，这就是小说的力量。”“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被洗脑，一切是不是就会不同。”历史没有如果，所以卧斧变出一条很像历史的蛇，要读者感受被咬。很痛，之后会免疫吗？或许不会，但至少能试著学习教训。“我很实际，如果你对现况焦虑，就努力用别的方式让大家看见对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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