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纯爱系搞笑艺人：肉文也可以很纯情，悲伤时更要搞笑——在BL的最大公约数之外
立刻阅读：《荷生》 江湖传言，一开始读她的小说就停不下来，不但下腹燥热，还会眼眶泛泪，直到天色发白双腿发麻才甘休。她正是本名邹永珊的「㊣纯爱系搞笑艺人」，堪称大B板（BB-Love，PTT的ＢＬ讨论板）「发最多面纸」的小说家。 然而，比起荡气回肠、赚人热泪的剧情，「㊣纯爱系搞笑艺人」更在意文字内里，「我觉得好故事并不是小说的重点，重点是你如何去感受这个世界」。例如写男男裁缝师之恋的《裁缝师傅》这段：「高遐迩很轻柔很清晰地说出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颗晶莹卵石投入克里斯的心湖，那些涟漪串成迭迭的水波，传向远方，拍向克里斯自觉踏在水中，光裸的脚边，并且那水波持续在他脚边荡漾。」 爱的言语是晶莹的卵石；爱就是要所爱之人水波荡漾，让他光裸的脚感受你的浪。这就是她透过《裁缝师傅》小说语言让我们感受的事。 ＢＬ类型弹性大方便施展拳脚 从《玫瑰园先生们》、《裁缝师傅》到《荷生》，「㊣纯爱系搞笑艺人」习惯把「把悲惨的事情讲得很好笑」，但是依然纯爱。 不过，既然写的是类型，自然有其循规需要蹈矩。ＢＬ是「Boys' Love」的缩写，指爱好男性之间恋爱者创作的「虚构幻想的男同性恋」；男体的展现、「肉香四溢」的桥段，都是ＢＬ的精髓。「㊣纯爱系搞笑艺人」笔下的ＢＬ确实有颜有肉，但她想写的更在肉文之外。 「我写的这些小说很多性场景，可是都是纯爱，却没什么人相信，所以我只好用笔名表明立场。」文字瑰丽而精炼，号称一心一意描绘纯爱的她说：「ＢＬ这个文类在特征上的最大公约数，是呈现男性的恋爱关系，但是最大公约数之外的弹性很大，我常常在最大公约数之外。」 「实不相瞒，开始想写小说是基于很现实的动机──想要投文学奖。那时有朋友著迷《圣斗士星矢‧冥王神话》的同人，我就跟著看，看著就觉得别人写的都怪怪的，我不是很喜欢， 便开始以『自耕农』起家。 」 若以本名笔名两个品牌画分，「㊣纯爱系搞笑艺人」一手写相对严肃的文学作品，一手写ＢＬ类型；前者有两本小说、一本有声书及专栏。从创作顺序来看，2010年到2012年之间年她开始写ＢＬ小说，相继完成《玫瑰园先生们》、《裁缝师傅》、《荷生》。 看似紧密的创作，其实是十多年在BBS累积的能量迸发，同时横跨她个人的创作峡谷，「写完《荷生》后，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全新的自己写了《铁道共乘旅游手册》。」《铁道》是部发生在德国柏林到慕尼黑中间十小时四次转车的故事，里头有她德国旅程或个人轨迹，然而更多的是她一直在追求的：远离个人历史的创作。「我认为小说是表现心里所勾勒的舞台场景，跟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个人的人生经验有限，所以重点是你如何去感受这个世界。」循此，我们可以发现她施展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功夫，其实无二。 自许观念艺术家传达事物的状态 除此之外，「㊣纯爱系搞笑艺人」还有另一个身分──装置艺术创作者。目前，她的作品正在北美馆联展，「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以书写为主要形式，但不是出版而已，出版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听起来很玄，进一步说明便是她将写完的小说视为「物件」，考量其体积、物理性质、装帧方式，包括要不要有字──一部没有字的书还能算书吗？这是她的「artist’s book」。 「比较清楚的说法是：我是以书为形式的观念艺术家。」也就是说，书只是她的载体，在此脉络下，她用书写、制作、再造等形式来传达「观念」。这些形式有一个共通点──介于之间。 「分类跟分类之间有夹缝或交集，这就是『介于之间』的状态。」例如喜好女装的双性恋荷生摇摆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也处于跨性别与顺性别「之间」；约炮却崇尚传统家庭价值的男同志克里斯也处于「之间」；爱上裁缝师傅却发现自己也爱克里斯的高遐迩也站在个人情感的「之间」。 在邹永珊的小说里，很难找到不在「之间」的处境。她说：「我自己就是介于之间的人。」 活在他方也活在两个品牌之中 活在社会这个集体主义里，大家习惯「西瓜偎大边」，选择轻松的或偏向同温的生活方式。然而，邹永珊对此抱持问号，不论拥抱的是困难还是怪诞，她都希望自己在那最大公约数之外。 「对于所谓的少数，我都会比较关注，不过不要扣上『关怀少数』这个大帽子，我只是觉得没人写的东西，那就我来写吧。少数，包括各种层面，所以我创作的最大主题便是『介于之间』。」 她在《裁缝师傅》后记提到：「贴标签是化约的行为，它没有让人生变得比较容易，也没有让小说变得比较容易，许多丰富细致并且重要的东西却在化约的过程被过滤、被删减，……根据标签来协助辨识（但是辨识什么）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方便。只是这个方便在我看来非常危险，它可以很轻易地抹消我在小说里所作的处理——这还算是小事，更可议的是它毫不费力地强化应该要打破的歧视与偏见。」 她一再检讨我们如何在标签与标签之间丧失真义，不过她的两个品牌──严肃文学与ＢＬ类型其实也是种标签。「可能我不够勇敢，对于自揭马甲（网路用语：指曝光自己的其他笔名），我不见得担心读者想法，比较担心的是要申请补助时，评审会怎么想。」在「邹永珊」这个品牌下，有旅德艺术家、文学奖得主、驻村艺术家等光环，一旦加上ＢＬ小说家，她在别人（评审？）心里的位置会不会动摇？ 对此，她始终有点「不舒服」。「德语有一个形容词是，你把人分类就是你把人塞到抽屉里，但塞到抽屉里的潜台词是：『你给我好好的待在这个框架里，不要出来。』」 选择将自己分成两个品牌，她说：「这就像是台湾目前艺文界的缩影吧！」ＢＬ归属的次文化是目前出版市场销售主力，却常被贴上负面标签。她坦言：「采访前，我朋友就说，重点不是别让ＢＬ读者知道你是谁──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而是那些不知道你在ＢＬ界混，或是不知道你在同人界的人会怎么看待你」 纯文学之于ＢＬ，难道真是九仞宫墙，两者毫无对话的可能？「㊣纯爱系搞笑艺人」或者说邹永珊不认为两者的质有差别，差别仅在于「看我想要在这部作品里放什么东西」。 作品是作者的导师带她领会未知 ＢＬ界有个说法，会称作者是作品的「亲娘」或「后妈」，前者代表作者给主角（以及读者）发糖，后者则是虐主角千万遍。邹永珊则是又虐又爱，「我和我的作品关系不是这样，」不论是亲娘或后妈，邹永珊都认为：「作品是作者的『老师』，但何时才能明白它对自己的教导，则是未知。」 她举创作中的小说《万福玛莉亚》为例，「之前零零星星写了短篇，但都不是很满意，我一直思索这些短篇到底要写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回去看自己作品的原因。我的作品里有很多东西是写作当下我不知道的 。这对创作来说绝对是好事──你的作品越过了你，这表示透过这个作品，你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你更好奇，也觉得更有意思的世界。」 作品是老师，那它可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吗？邹永珊说：「这样想太乐观了，人生不是打怪破关，不是你过了这个关卡之后就会一片光明。」因此，关于写作，邹永珊更试图廓清的，是创作与自我的距离。 「常有人问我：『你写的小说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是不是你的故事？』接著，我的发言就完完全全等于我的作品，等于我本人。我很反对这样，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会用很长的文字，而非关键字。」 身为生理女性，邹永珊总把话语权让给男性，其实是刻意操作。「我认为重要的是，当我的角色跟我的性别不同时，我到底要处理他什么？又同理他什么？ 我在意的是他的困境，他在社会上的优势，他利用了什么人？又被什么人利用？」 小说不只是策略的艺术，也是邹永珊给自己的挑战。如果书写仅是自我抒发，不时耍耍傻白甜秀秀高富帅，是把读者想得太简单了。「小说可能符合部分读者的期待，但不可能每本都符合。到底小说还是一个界线，处理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一再碰到的问题：你忠于谁？你又为谁去做这件事？」 邹永珊说：「不过，创作在这一切之前就发生了，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如同回到ＢＢＳ的黑白世界，没有自拍照，没有过多的作者个人讯息，没有社群媒体的比赞给爱心。在最低限度的资讯量之下，爱意依然可以萌生：读者可以透过作品喜欢作者就好，男人与男人之间也可以只爱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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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我在我不在的城市——张维中与他的恋爱小说
立即阅读：《餐桌的脸》 《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发售时，书腰上有一句：「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百分之百所指为何，众说纷纭，但据称小说因此大卖。 阅读张维中的笔下爱情故事，让我想起这「百分之百」──每个人物都全心全意将自己投注于这个世界。恋爱小说，不只是角色跟角色谈恋爱，也是小说家跟所书写世界的一场爱恋。他要相信这个世界值得被爱，才能也才愿意写出其中的甜蜜与苦楚。 人海中的机运之谜 张维中就是如此。他著迷于都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万千可能，诸如初识之人何以爱上彼此，错过的人又能否在种种机运之谜中再次相遇。同时，他写爱的变奏，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岸上的心》写男学生与女教授之恋；《三明治俱乐部》写两男一女在千禧年的台北「多元成家」，乃至最近一部《餐桌的脸》以台北、首尔、东京三城连线，探讨人们潜藏在各式面具之下，如何看见彼最真实的彼此。 追索他的创作来时路，我们会发现「城市」其实是张维中真正恋爱的对象。他的散文专栏与旅游书更是不断在东京晃荡，用文字贴近行过之路，同时俯身观察城市人。 这一天，张维中一身oversize现身，搭配鲜亮的颜色，年轻得有如他笔下爱得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物。在此之前，因为他久居东京，我都是透过其粉丝专页管理员与之联系，见到本人倒有种见网友的感觉。我问他每次回台北会不会感觉这座城市──他小说的恋爱对象在变化？ 在日本企业上班，一年回台湾两次的他说，「台北越来越陌生，例如我以前可以在捷运上睡觉，现在都不敢了，常常一睡就过头，我脑中的捷运图已旧了。现在像观光客在看台北，每次回来都做好功课，像是要去哪些新开的咖啡馆。」 小说封存也复兴城市 谈及台北，成书于千禧年前后的《三明治俱乐部》有如时光胶囊，不但封存台北地景，还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最显著的例子是，张维中在每个人物登场前罗列其生活物件，例如当时流行的减肥餐、出版物（吉本芭娜娜《厨房》、纪大伟《恋物癖》），以及彼时伴随电音文化流行的摇头丸药理作用。 回顾这部十多年前的作品，张维中说，「我当初刻意把现下周遭带入小说，希望书中主角好像真的活在那时空那城市；当读者走过小说场景，会感觉这些人彷彿上一刻才在这里上演小说情节。」 因此，让读者身历其境，是张维中写小说的动力，也是他写作之余的喜好。「我喜欢走访文学、偶像剧景点，也希望有人因为读到张维中写的故事而来这个地方，说道：『啊，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在这发生。』」 「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地方，因为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有了生命，是非常神奇的力量。」张维中如是总结小说的魅力。 张维中自己的文学追星之路也不妨多让。他之所以喜欢到日本、美国，都是因为当初看了很多日剧跟美国电影、影集。「当年《魔女的条件》有很多台场景点，我就到台场坐摩天轮。这两年去纽约也完全走《欲望城市》走过的路线。」 回到《三明治俱乐部》里的台北，张维中说，那时他刚买笔记型电脑，喜欢带著它到处跑，常常在两个地方写小说：信义区「纽约纽约」（现ATT 4 FUN）楼下的咖啡馆，以及东区某咖啡馆——物换星移，两者皆不复存。老台北大稻埕迪化街。以前对这里很不熟，反而是来到日本以后，因为日本朋友爱来，必须当起导游，重新认识而喜欢。 《三明治俱乐部》的主要场景是当时发展正好，于今没落的东区。张维中写作的地方如同他写的地方，多不复在。因此，读者捧读小说也凭吊台北。张维中这样追忆那个时候：「两千年前后的台北有一种『一切要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感觉，也是跨越一个世纪的喜悦，例如101正在盖，地景与时代都有往上的态势。」 「台北地景的今昔落差让我感觉走在里头的人没有光了。」张维中进一步说。 话题一转，他坦承他好久没读近乎少作的《三明治俱乐部》，最近重看反倒觉得新鲜，新鲜来自「自己在那个年纪就有这些想法很有趣」。「我读著读著会怀疑自己头脑到底塞了什么，竟然可以想到这些对白，彷彿这不是我写的。」 「谁会那么无聊读自己的小说呢？」张维中彷彿跳脱小说家这个职业说道。 表里不一的旅日经验 由是我们来到《餐桌的脸》，这部藉由三种职业描摹当下年轻人轮廓的小说。「写作时，我脑中会先有人物职业的雏形。一开始，我就想写料理造型师跟网红，因为自己也经营粉丝页，看到其他作家朋友也在经营觉得很妙。比如说经营模式，还有读者或网友的反应，这又影响作家或网红的心态，所以吸引我深究。」 《餐桌的脸》顾名思义，是关于「面貌」的小说。小说有三位主角，他们却有六张面孔，或出于事业考量或恐惧去爱或因遭受遗弃，不得不摆出有别于真实人生的面貌，是伪装，也是生活。或者说，生活即是一种伪装。 因此，张维中说《餐桌的脸》也是一部玩结构的小说。「我决定从三位角色的立场来写一部小说，在一章的有限篇幅内看见其他角色的不同反应；透过这样的结构，让读者感受：一转身才知道他人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情。」 这个「一转身之差」，来自张维中的日本经验。「我在日本才发现我以为的循规蹈矩，其实未必如表面，例如我曾目睹公司前辈在嘻嘻哈哈中回覆客户道歉信。然则，那封信因为有日文语法结构包装而显得极其严肃。对日文来说，只用语言结构就能『做到』道歉，但背后有多少道歉的心，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家最艰难也最危险的一本书 《餐桌的脸》其中一位主角是网红收纳大师，常在脸书上分享精美图片，佐以心情小语。我好奇张维中在写这位角色时，动用到多少「自身经验」？张维中不讳言，有段时间很介意为何自己花很多时间写的文章，人气比不过吃东西拍的食物照。不过，他现在已调整好心态，「网路本来就是娱乐，你又没付钱要人来看，看书很累的。」 我们的话题因此来到作家与脸书的关系，两者真能相辅相成吗？对作家而言，是多了一个宣传利器，还是增添自爆危机？过来人张维中的看法是：「视你的性格而论」。 「有的作家不喜欢抛头露面，那就算了。我的话大不了当成抒发心情的管道，而且我的专栏比较多，编辑会希望我有发声的平台。与其没有人看，我更希望有一个平台让大家看到。」 然而，我更好奇：小说家建立一个或虚拟或半虚拟的世界给读者，倘若他同时给予读者太多已身的讯息，会不会与他的小说世界相斥，或者说侵蚀了那个平行于现实的小说世界？因工作所需，经常需要拍摄食物照。就像《餐桌的脸》里的主角孙浩强，食物摆盘跟摄影角度是一大功夫。 张维中认为，如果单纯作为小说家，这会影响读者对小说的想像──因为读者阅读小说还是基于小说家建构出的世界，如果提供太多现实素材，且作家又拿这些素材写小说，读者读时就会感觉：「啊，我找到了线索。」不免给人露出马脚的感觉。 张维中这样作结：「虽不排斥脸书，但会拿捏分寸，决定要透露多少自己的生活。」至于他拿捏的方式，则是把脸书文章当作散文的一部分。「我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是读者，读者会私讯五花八门的问题，例如有人曾问我她在东京买衣服要买怎样的尺寸，或是我提到的鞋子是什么品牌。」 伪装非小说家时间 显然，对许多读者而言，张维中的旅游散文作家或日本达人的色彩更鲜明。我好奇他如何在专栏作家跟小说家之间转换？他说文字的「时间感」是最大差异之处。「散文字数少，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所以不会有情绪临界点的问题。小说往往要花一下午时间，最多也只能写三千字，而且写之前都得回头看之前写的，你可能要花时间『回到』三个星期前写的段落。同一章同一场景可能要花三个星期才写完，然而，你不能让读者发现这一点。」 虽然喜欢小间的个性咖啡馆，但写作时却偏好吵杂的连锁咖啡店。看人来人往，更接近人间烟火一些。 最后，我们聊起他这次回台新踏足的咖啡店。他说他这次跑了一家绘本咖啡店，且出乎意料的，看起来非常文青的他很怕所谓的文青咖啡店。他的理由是：「里头的客人给人很大压力」。 「有次我坐在吧台，发现旁边男生在看一本很厚的书。我很好奇是什么书，结果一看发现竟是《尤里西斯》。过了一会，男生跟店员聊天，聊的是小说创作。那个瞬间，我感觉这里已非凡间。」 这才知道，张维中很少跟不熟的人聊文学。「我很害怕他们突然开始臧否小说家，说出『张维中最近写得很糟』之类的话。」这一刻，我感觉张维中的小说家面孔在我面前崩裂。「小说家」或「文学创作者」这个身分，也是属于他自己的「餐桌的脸」。 摆脱小说家，撕下文青样，是逃离还是回归？我想人可以百分之百去恋爱一个人，却无法让自己成为百分之百的人。这是张维中，也是他小说带来的依违迷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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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卸下千金假面——倪采青：写作是我的自救之道
立刻阅读：《再见后，开始香恋》「女主角的黑眼圈是我的写照。」《再见后，开始香恋》的作者倪采青，左脑从商右脑写字，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是小说家、晶荷花精的社长、塔罗作家，也是妻子、七岁小孩的母亲，以及父母眼中的宝贝，身分转换，看不出一丝勉强。唯一线索，大概是她妆容下微微透出的黑眼圈。 倪采青有三个笔名，凡事认真、渴望完美的性格也彰显于此。「倪采青」写爱情、小说教学；「向日葵」写占卜书籍；「Sunny社长」分享芳疗资讯，宛如美少女战士不停变身，随角色功能穿卸铠甲。公主挣脱家世枷锁，迎战外界层层挑战。 模范女儿写小说反骨 「我的每一本小说，都是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成为母亲以前，倪采青扮演模范女儿的角色：彻夜读书、台大榜首、投身家族事业。就连她在房间偷偷写小说时，都不忘计算时间，偶尔走到客厅给爸妈望一眼，深怕被他们发现自己在做闲事。「很多事情，我不敢讲出真心话，所以隐藏在小说里，用故事说出我想说的话。后来想想，那其实是一种胆怯。」因此，她将自己命名为「倪采青」，写出现实中无人聆听的愤怒，道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虽然倪采青研究芳疗花精与灵性疗愈，但她直言：「最初治愈我的其实是『小说创作』。」父母的情感问题造成她童年阴影及创伤，甚至一度影响自己的两性交往，「我害怕因此不能去接受男朋友，或者，开始一段正常的男女关系。」后来她明白，难以单靠努力驱散阴影，所以，把它写下来，是一场自救的疗伤。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都是自己的故事，我也是。」倪采青毕业后随即进入家族事业工作。一个意外，使她开始下笔第一部作品。「有天晚上，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突然间听到有个声音告诉我：『要写小说！』」当时她感到莫名其妙，但声音持续了三个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促──尽管在那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写小说，更别说透过文字爬梳自己。 「我只是只黑色的大甲虫，穿著黑西装硬壳，其实里面是白色的心，一被踩，就啪啦流出里面白白软软的东西了。 」《金匙小姐不矜持》中的这段话，成为她不为人知的自况。「完成小说后，我的创伤就彻底被疗愈了。」写作以前，外界看见的倪采青，是含著金汤匙的公主。然而在镶金的背后，她曾对贫富不均困惑，亦对处理童年创伤感到犹疑。她希望藉由成为一名「畅销作家」，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努力成为让自己轻松的人 「过去的我比较像梅堇岩，坚持一个计画过的人生。认识身心灵疗愈后，我发现用轻松的方式也能达到同样的成果。」转念后的倪采青，懂得放松了，金匙小姐自此不矜持。在倪采青的部落格和写作教学书里，不难发现她用力读书、苦练执行的痕迹。例如，为准备〈处女作就成名的秘密〉一文，倪采青熬夜找出24位一夕成名的作者，研究他们的生平。她的塔罗占卜和芳疗事业更是如此。 「当初我看到一则女孩跳楼的新闻，她口袋里竟然放著塔罗牌！」原本只是好奇女孩自杀动机的倪采青，认真查看塔罗牌原文，意外促成出书的机会。「我接触芳疗，也是因为香气能够改变人的情绪，对心灵的功效更直接，想用它来帮助治愈自己，才开始代理引进。」也许是渴求完美的人格特质「作祟」，倪采青又一次变身──成为「社长Sunny」，走出阴影，让阳光狠狠的直射自己。 她的转变可从她对笔下小说人物的认同找寻蛛丝马迹。《再见后，开始香恋》两位男主角：梅堇岩认真负责、在意名誉、追求崇高理想；夏灿扬则是开朗真诚、做自己。「过去的我比较像梅堇岩，坚持一个计画过的人生。认识身心灵疗愈后，我发现用轻松的方式也能达到同样的成果。」转念后的倪采青，不再像小说里的金匙小姐，在书里抱怨：「想要改变这社会，理想、恐惧，有谁能懂？」她懂得放松了。「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我只管助人，外界说我什么，请自便。」金匙小姐自此不矜持。 自生活提炼爱情的香气 为金匙小姐取名郑昭阳，化名Sunny创立晶荷花精品牌，以向日葵创作《塔罗葵花宝典》，都是倪采青本名的延伸。在《再见后，开始香恋》女主角身上，更存放了她的爱情故事。「我第一任男朋友是个很了不起的男人，大我六岁，聪明有历练，却也让我感觉自己是个附属品。」近三年的感情虽无太多波折，但倪采青内心的挫折感随著时间逐渐扩大，备感压力，「接著我遇到现在的老公，觉得就是他了！」 在《变身畅销小说家》里倪采青写道：「小说不只是提供两三小时的消遣。经典为何经典，关键在于主题表达是否深刻。」她的《再见后，开始香恋》也不例外，透过女主角的视角，倪采青传达自己在爱里的领悟：「究竟要选择一个伟大的男人，让自己过得辛苦，还是，愿意让一个人来把你宠成女王？」 「一个女人选择什么样的男人，基本上就决定了她下半生的命运。」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要女人嫁鸡随鸡，实则是她身体力行后的箴言。她笑言直至目前，「老公」是她人生中最有智慧的选择。有伟大的男人在背后支持，她不仅能兼顾事业与家庭，更保有「创作小说」的兴趣。同时，她的疗愈之旅，已达更远的灵媒界。 倪采青再一次变身，她透露下一本小说是灵修题材，「像是我最近认识的赛斯心法：你相信什么，就会创造什么。」她相信，心有所愿，就能改变现实。离开金碧辉煌的牢笼，公主旋转跳跃，七十二变之外，还有阵阵香气，疗愈你我。 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是小说家、晶荷花精的社长、塔罗作家，也是妻子、七岁小孩的母亲，以及父母眼中的宝贝。宛如美少女战士不停变身，随角色功能穿卸铠甲。公主挣脱家世枷锁，迎战外界层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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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一个人的刺客列传──刘兆玄谈新作《阿飘》
立刻阅读：《阿飘》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用了一个不大寻常的笔法。从春秋鲁国的曹沫到战国末年荆轲刺秦，自号太史公的司马迁以「其后数余年而有某某之事」接续五名刺客，隐然拉出一条侠义接力的传统。 太史公不会想到，他的〈刺客列传〉有来自两千年后、远方蕞尔小岛的回音。且这一回，故事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太史公之子──拥有奇异身世的「阿飘」。 重出江湖笔力依然遒劲 《阿飘》是上官鼎停笔近半世纪后复出的第四部作品。说来传奇，在武侠世界里，上官鼎早于六○年代便享有文名，还获金庸青睐，称其为「第二喜爱的作家」。在真实人生中、「上官鼎」这个笔名背后，是出入学政界，总能轻摆尘埃的前行政院长刘兆玄。 这一天，我们来到刘兆玄现职「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的办公室。坐定后，他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办公室常常让我失礼。」原来他是指沙发坐位摆设──客人只能坐在主人左侧，让主人像是不礼贤下士的莽夫。 刘兆玄行事带古风，新作却是披科幻外衣的政治讽刺小说。小说以司马迁得罪汉武帝入狱，其正室与小妾正想方设法救援开始，随后跳接到两千年多年后的台北，台北几个军政要处出现浮在空中的人头「阿飘」，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广大岛民不只为异象惶惑，同时，台北正经历一连串政治风暴，有只手遮天的立法院院长主导黑箱土地开发案，牵涉台美关系的「战机国造计画」，以及小记者企图对抗政治黑手，重拾无冕王之魂。 从汉代到今日台北及华府，从司马迁到不名飞行物体阿飘，以及太平洋两岸的政治黑幕与来自高科技星球「塞美奇晶」的外星异客，看似跳脱的组合如何凑成一桌，就留待读者领会。 融科幻政治讽刺于一炉 刘兆玄以武侠起家，复出后浩浩荡荡共五册的《王道剑》（2014）写明朝建文帝下落之谜，《雁城谍影》（2015）重构国民政府戮力抗日本事，《从台湾来》（2016）则是受电影《大敌当前》启发的谍报小说；一年一本，距离武侠越来越远，《阿飘》更是集政治讽刺与科幻穿越于一书。刘兆玄如此定义这本类科幻小说：「把不合理之处寄托在合理之中。」 刘兆玄坦言他不看科幻小说。那么，不合理之处所指为何？从刘兆玄的语境里，分不出是小说里的外星人与穿越戏码，还是他直书官场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表示：「最近的四部小说，第一部写六百年前，第二部写抗战，第三部写索契冬季奥运，时间越写越近，第四部就自然放眼未来，想以科幻为题材。」 为小说创作到贵州取材，因天眼现场禁止拍摄，只能在小纸本上速写。中央那颗小圆点就是《阿飘》小说中的馈源舱。至于笔下的政治风暴，则来自他对时事的感触，「每天看全球政治，让人觉得民主在堕落。」现下此刻，我们已经历两次政党轮替，他却说「民主在堕落」，这句话的背后，或许有他官场走一回的心得吧。何以言堕落？刘兆玄说当民主缺乏克制权力的机制，往往就变成有民意背书的独裁；人民又被极化成两端，一边上位就对另一边落井下石。刘兆玄认为，不只是台湾，这已成全球现象。 在书里，刘兆玄安排「阿飘」前往美国考察政治制度。阿飘直击矽谷知名的「Hotel 22」──矽谷最长、唯一24小时营运的公车路线，只需花八块美金，就可整夜来回不停的坐，所以成为当地游民的移动式旅馆。同时，主人翁之一在华盛顿特区正逢美国因警察及拥枪者滥杀引起的反枪枝运动。当他站在林肯纪念堂缅怀建国先贤的伟大理想，更多的却是对民主现况的失望。 从兄弟共笔到一人写作 刘兆玄是出了名的快笔，复出后一年一部小说，动辄数十万字。谈到写作习惯，则是从三人合体转为单枪匹马。早年刘兆玄以上官鼎之名写武侠小说，是三兄弟连袂；三人有时可能同时各写一段，有时还得随时商讨其他两位写的段落。 如今，上官鼎这名号只靠刘兆玄单打独斗，写故事的本领像武学，刀背藏身，力上笔尖。他说他写东西无须酝酿，得空就写。倒是《阿飘》这本书，写的时候常常跳著写，「有时会停下来先去写最想写的段落，之后再慢慢把它们接起来。所以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我的小说有的地方写得一气呵成，有的地方就差了点。」刘兆玄自承。 那么，《阿飘》哪一段是他自觉最有「灵感」的呢？答案不是小说最机锋关键处，而是一段描写主人翁阿飘鉴赏梵谷画的文字。刘兆玄说他想像自己是第一次看到梵谷的画，通过初生之犊般的双眼，观看这位自绝而亡的画家生前最后一幅自画像：「整幅的背景中充满了漩涡水纹般的线条，绿色的、蓝色的，参杂著灰黄色，构成了一种悸动、亢奋的符号，但整张画在老练精准的各色线条勾勒之下，把画家澎湃的感情约束在传统的刻板框架中；这时再细看他略带呆滞的眼神，忽然就明白了，他熊熊的生命之火渐成余烬，剩下的是一股不忿的无奈……」刘兆玄赏梵谷，此中体悟有多少来自一己之心境？至少，在他的小说里只有不忿未见无奈。 直书官场不怕对号入座 《阿飘》写现下政治的荒谬直跃纸上，不仅塑造一个执政七零八落的政府，连小说里的重大事件如「土地开发计画」、「战机国造计画」等都很有既视感。外星人以高科技探测台湾，发现全台「负能场」最高的地方在台北市中山南路一号，也就是立法院。书里的大魔王要角擅长「藏贿于民」。凡此种种，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简直是布满「彩蛋」，读者当可边阅读边拾掇边惊呼。 这样说来，政治的归政治，小说的归小说，对《阿飘》是否不成立？对此，刘兆玄开玩笑说，写完时他还问人：「要不要找律师看一看？」问他怕不怕有人对号入座？刘兆玄说他小说中的角色没有针对特定人物，「没有所指，但书里写的故事要让读者看了有所感。」 有趣的是，书里的中华民国总统台词很少，其他人总用「总统」、「大老板」称呼之，不见人称代名词。谈及此，刘兆玄说，他刻意不在书里写出总统的性别。不过，小说里的行政院长倒是位女性。刘兆玄说，台湾还没出过女行政院长，写了也不会有人说是在影射谁。话题谈到这位女行政院长，刘兆玄突然飘出一句：「行政院长很辛苦的啊。」说的是小说内还是小说外的行政院长，是他笔下的小说人物还是自己，不言自明。至少在座的大家包括摄影大哥都会心一笑了。 行政院长时期，于立法院答询不改组之后，刘兆玄正色说：「我在政府高层待过八、九年，写这本小说不是因为我写得比较好，而是我刚好有这位的机会可以观察这些人这些事。」刘兆玄用观察这个词，似乎让他跳脱了政治人物，彷彿是隔著动物园玻璃窗走马看花政治生态。我问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政治的过客？」刘兆玄说：「是过客，也是演员。」演的是哪出？又是为谁演？我没追问，也没有答案。 小说里立法院长与人斗法是一大看点，表面上是土地开发利益之争，实则政治夺位，让我想到前阵子火红的国片《血观音》。刘兆玄说他看《血观音》时，发现部分情节居然这么像，自己也吓了一跳，不过小说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就有了。为何撞题？刘兆玄说：「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这一套。」也就是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可叹的是，这个巧合是台湾政治结构下的共业。 寄王道理想于科幻小说 访谈尾声，我说这部小说是没有王道的王道小说。刘兆玄彷彿开启开关，兴致勃勃的分享他正著手的「王道永续指标计画」──想找出有别于西方的指标体系，用来评价各国的发展之道。其结果与传统常见的排行有所差异，一些大国未必有很高的排行。 那么哪些国家得高分呢？刘兆玄卖个关子，只说多是小国寡民的国家。难道大国崛起了就无法秉持王道吗？环顾刘兆玄办公室书柜，里头有好几本孟子相关著作，或许这也是刘兆玄念兹在兹者。我想到刘兆玄在书中，借急公好义的记者丘守义之口所问的：「为什么人老了会变得成熟，台湾的政治环境却越老越堕落？」我问刘兆玄这可是心底话？他只说了句：「或许成熟就是堕落。」 不过，刘兆玄也安排一个非常有侠义精神的结尾，主人翁之一牺牲自己，帮助记者揭发弊案。我想起〈刺客列传〉里漆身吞炭的豫让，无怪乎有人说司马迁写出了最早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刘兆玄用他的前半生写侠之大者惩奸除恶，反映的是正义在现实中失阙。这次，他不再诉诸童话，直指政治乱象，反倒像自己扮演了一回太史公，寄春秋褒贬于《阿飘》，也以他人酒杯浇胸中垒块；谈笑间，官场强虏灰飞湮灭。 环顾刘兆玄办公室书柜，里头有好几本孟子相关著作，或许这也是刘兆玄念兹在兹者。我想到刘兆玄在书中，借急公好义的记者丘守义之口所问的：「为什么人老了会变得成熟，台湾的政治环境却越老越堕落？」我问刘兆玄这可是心底话？他只说了句：「或许成熟就是堕落。」 《阿飘》时报文化出版，欢迎订购博客来：https://goo.gl/CijjH1诚品：https://goo.gl/teynjw金石堂：https://goo.gl/zDuAGd读册：https://goo.gl/zRcs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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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爱引战又爱说理性勿战——祁立峰：说话书写都源自欲望
立刻阅读：《台北逃亡地图》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引战？」两小时的采访里祁立峰说了五次这句话。出版过小说《台北逃亡地图》，散文《偏安台北》、《读古文撞到乡民》的祁立峰现实生活是位大学教授，在脸书世界则是位「网红」。平均一则贴文都有两百人按赞，引战或是活动文七、八百赞也不在少数。引战，引得虽不是真枪实弹，却也满城烽火。祁立峰说：「我觉得可以战的人，要有一种心理素质。清楚了解网路世界，脱离便脱离，但我觉得，我不行。」因此，会把网路情绪带入真实生活的他，每逢贴文进入热战，开始有「长辈」或老婆关切时，祁立峰立马「删除」。他笑说：「逃避虽可耻，但有效。」这么不能战还每天一则贴文，三天批判一次时事？「有些话题还是想发表一下呀。我觉得这是源自于人类发表创作的欲望。」初衷源自于理解「我最近才跟学生上到《文心雕龙》的〈神思〉，那篇便是在讲写作者的灵感。为什么会想要写作？我觉得现在出版萎缩，很多人写作也许根本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就是有欲望把它写出来，出书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博士班毕业成为流浪教师的时间，祁立峰写了《台北逃亡地图》，「也许陈德宇最像我的投射吧。」祁立峰说。 陈德宇是他小说的主角，失业在家号称准备考公职，但其实人生迷惘，只能天天玩线上游戏。当时全台寻找教职却处处碰壁的祁立峰，跟他笔下的陈德宇一样。虽然拿到了台北文学奖年金，却也「好像某种透明胶膜罩住他，让他濒临窒息。」《台北》一写写了四年，「这本书寻求出版也不是很顺利，所以我一直在改。」尽管现在已为大学教授，但正因为经历过那段迷惘狂乱，却又得处处假装好过的日子，祁立峰感同身受地说：「那是很卑微又寂寞的呀。」 在散文《读古文撞到乡民》中祁立峰写到：「这部作品，它或许没那么正经却不完全是戏谑，没那么考究却不至于在瞎掰，认真地悲伤，同情地理解，这也是我写作之初衷。」祁立峰出版过的两本散文风格迥异，《读古文》与时事不可切割，以古论今但说有网路语言的深刻凿痕好像也不过分。而另一本《偏安台北》则是爬梳台北，写流行写资讯写疏离也写怅然，可以说是出自文学奖文络却也开创新局走上后现代。至于已出版的小说《台北》和即将在镜文学展开连载的《乐园》倒是有著一贯的类型脉络，「我喜欢看日本推理，所以受他们不少影响。例如吉田修一跟凑佳苗吧，他们都将乡下男女扭曲无助的心理写得很深刻。」 尽管过去学校老师曾说：作家应该要有固定的风格供读者咀嚼、让社会检验。但在各种文类里以不同面貌游刃的祁立峰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工的年代，人脑就像手机，随时跳不同的 App 出来。回这个、回那个，像前两天我看到的一则网文说， Po 脸书是穿裤子，Po Instagram 是穿内裤，Po Twitter 是穿丁字裤。」同一个人原本就有不同的面貌，从不同平台上蒐集到的资讯牵连著自己想要呈现的自我。但不论哪一种笔法、在哪一种文类里，祁立峰的眼光都没有离开无助、悲伤，或是同情。 或许正因为熟悉网路世界的操作，对话现场的祁立峰以散文里乡民的口吻一边说著「我抖抖的」、「我比较鲁洨」，一边把自己埋藏在一条条BBS语言的谜题里。每则回答后他总会补上一句，不是反论，就是「不知道这会不会引战」。但他又说：「理性勿战其实本来就是要引战，预期可能会引战所以先讲。」 究竟是爱战还是不爱战，论调之外他把赞成与反对自己的都想过了一轮。所以他的面貌迷散在他的作品、我们的眼前，比起他曾经想要写的「继承像骆以军、黄锦树、童伟格的写作传统」，朝向类型的本格推理，似乎更像他，符合他说的：「我真正可以发挥的角度。」 小说的进程 带著诡谜本格小说的气味，即将发表的《乐园》超越过去《台北》将谜题埋得更深刻复杂。不同于《台北》，《乐园》是部没有门槛的小说，祁立峰说：「《乐园》里，我刻意把学者性跟理论性都拿掉了。」不再有著文学奖包袱，这本新作祁立峰清楚抛弃文学性寄托，把纯文学里常见的技艺稀释，换成较坚固的故事结构、推理诡谜，《乐园》将校园鬼故事推向了惊险离奇的挑战。 「米泽穗信的《冰菓》有给我一些启发，也参考了三浦紫苑的《强风吹拂》便觉得可以从青春的题材，加上些热血，还有推理来创作，于是《乐园》就从我大学时代很重要的话剧之夜写起。」一间山上大学的中文系，系上有核心的女孩圈，有宅男、边缘人，而这些人都因为一场话剧比赛而成了命案事件的主角。 祁立峰说大学时代的他就是宅男，甚至可以说是「系边」，只是当时的他并不这么感觉。为了追女孩他跑遍大台北：「正因为这样，那时对中、永和变得很熟，这也算是一种边缘性格吧，一直苦追核心女生、一直被打枪，付出很多没有意义的劳动。」也因此在《台北》一书中，祁立峰展现了超越常理的地理概念。也因为这样的青春观察，《乐园》有著蜷川实花的瑰丽：「把那些被欠贷亏空的玫瑰色给一次加倍讨回来，绽放出如花朵般娇艳的大学生活。」学生时代我们都可能因为某件事烧坏脑袋，有的人是恋爱、有的人是社团，也有的人是突如其来的学韩文之类的兴趣。青春是不可预测的，祁立峰的小说便是从这里出发：宅男精虫烧脑后被二一了、跟风成瘾的女孩被踢出了小团体，还有受到打击陷入疯狂的教授……一场命案，让所有人都转出原形。 关起门来面向读者小说是瑰丽的，但小说家的生活却很简单。尽管在网路世界里他引众注目，但真实生活，「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出去的人。能不去旅行就不要旅行，在外面就很想回家。」祁立峰说。回到创作，他又说：「我一直想把饼做大，开一门课让更多人来上，讲一篇古文让更多人来学，写一本小说看能不能有更多读者来看。」想要做一个疏离的人，但又想要面对读者。 「在台湾有一批文青可能一直都会买书，虽然可能不一定会读，读了也不一定懂。以前的年轻读者可能会读侯文咏，而现在这些读者都流失，去玩手游了。」这几年透过跟大陆网路作家的交流，祁立峰发现在仙侠幻武等两、三百万字的小说领域里，对岸拥有著我们所没有的数以千万的读者。没有太多娱乐选择的农村青年，平常不读书，但却因为有了一支手机而开始在网路上读小说。「这让我很震撼。很多人都跟我说是因为大陆市场大，但我觉得他们做的不是市场大的事，是把读者吸进来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加号跟减号的问题。我自己的观察啦，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引战。」 因此他希望面向读者，做些改变，以自己为例，「毕竟是读文学的人，我还是喜欢文学沉重跟不可解的荒谬，不过未来的作品还是希望可以更偏向类型一点。」要如何存有文学的重量又具备类型的娱乐性来吸引读者，乍听矛盾，但祁立峰举例已有不少作家在实践了，例如《妖怪台湾：三百年岛屿奇幻志．妖鬼神游卷》、《幻之港》的作者何敬尧就是他心中的成功案例。 真相只有自己最知道祁立峰是一位不出门、却拥有广大粉丝的作家。他没有战争素质，却天天引战。不同面向的祁立峰成天都在出难题给另一面的自己，活得像一道道诡谜，但他说：「我可以学习。」身为八○后的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网路世界的，但三十年间，科技使我们学习成了不一样的人。有些事逐渐消失，例如我们深爱过的纸本书，有些事却也无限膨胀，像是一直从萤幕上跳出的笑脸、哭脸、爱心、赞。不过，也有些事情恒久不变，《台北逃亡地图》写著「在这虚幻的诈骗之城，谁没说过谎？」以谎言包装现实历久弥新，过去我们写在学校的回条上，现在我们写在一天可能只有于睡眠时间才下线的网路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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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拼命撑开现实的夹缝──沈默：武侠是处理人性极限的艺术
立刻阅读：《英雄热》 沈默自封「武侠人」，彷彿「武侠」是个地方，他从那里来。沈默鬻文为生，写武侠也写诗，同时评论文学。按照武侠的理路，他是最难缠的那种，你飞簷，他走壁，你用内力，他运气挡回，大刀砍去，阔斧就来。 像沈默这样的难缠人物谈论自己时，并不沉默，且喜欢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万千武器。在短短不到两小时的访谈里，他从好莱坞英雄片《罗根》谈到骆以军《西夏旅馆》，还谈到日本漫画《烈焰赤子》、《圣堂教父》；从沉积在历史里的武侠作家司马翎、东方玉等谈到拉美大爆炸的马奎斯、波赫士。简直是场文学与武侠的大乱斗。 因此，阅读沈默的小说总给人「复数」体验。例如2011年出版的《天敌》来自马奎斯《百年孤寂》；2012年的《传奇天下与无神年代》对仗村上春树《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2013年的《七大寇纪事》有黑泽明《七武士》的余音；更不消说2014年《在地狱》那挥之不去的存在主义闇影。 藉英雄书探讨武侠小说的未来 这一回出版《英雄热》，写的仍旧是非典型武侠，上部写退隐江湖，专写英雄书的大侠「麒麟人」后继无人（或有人？），下部写三位武林高手身不由己，有人想当英雄反遁入邪道；有英雄已老，视茫茫，发苍苍，曾经称霸武林又何奈；更有天生奇才却不想当高手的奇女子。全书围绕在「英雄书」的书写与未竟，「英雄书」说穿了就是武侠小说。《英雄热》其实在反思：武侠小说究竟该如何走下去？ 书里最反骨的，当属身为武林圣地凤凰台继承者的「凤凰游」。她是天生的武学奇才，却志不在武林而想当作家，藉文字沙盘推演逝去的武林。这样的书写姿态，可是沈默自况？沈默说，「每个主角和配角都带有我的碎片，虽然『英雄书』是武侠小说，但也指向漫画英雄电影。对我而言，二者是互通的，很容易带入个人书写角色和位置。因为我想继承武侠小说，也想反叛，或者说，反叛也是一种继承。」 书名《英雄热》，摆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英雄热，甚至是英雄过剩的时代，就连沈默的T恤上也印有大大的Marvel（漫威）。武侠小说对话英雄电影，也是沈默的企图，「自2000年开始，漫画英雄电影逐渐从一个支系变成一个庞大的宇宙。我想追问漫画英雄电影还有可探讨的吗？例如人是否一定要成为英雄？就像《罗根》或《神力女超人》。成为英雄一定是美好的吗？虽然我以武侠为天命，但我写很多非武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我个人文学路的追问：『我一定要写武侠吗？』」 叛逆继承武侠传统 以武侠人自居，又不断挑战、质疑自我，沈默对武侠的爱恨情仇，可见于他对武侠的叛逆继承。沈默说当年他看吴君如与古天乐演的港片《神奇侠侣》，虽然成片粗制滥造，却讨论到武侠非常核心的部分──英雄不是英雄时，武侠的要义何在？沈默在心底自问：「就连这样的电影都能讨论武侠的核心，为何武侠小说本身无法做到呢？」 沈默认为这与武侠的先天不良有关。「我在90年代开始读武侠，当时武侠已没落。武侠最辉煌是60年代，70年代出了古龙，80年代有金庸跟温瑞安，90则是黄易。60年代可能有三百到六百位武侠作家，现在了了无几。」 「虽然我以武侠为天命，但我写很多非武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我个人文学路的追问：『我一定要写武侠吗？』｣ 充斥陈旧之物，得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沈默回首武侠发展得出的破与立。 「武侠在过往可能是『经济作物』，写来是要赚钱的，有既定的内在规范，而非纯然的创作，这是武侠没落的原因之一。然而，武侠看似与现实无关，其实是现实的投影，可看到与人性千丝万缕的关系。武侠有太多包袱，如何把它们全数解散，要心中不把那些武侠小说前辈当一回事，非常困难，就像我在书中讨论无敌：无敌不是凌驾全部人之上，而是心中没有敌人。」对此，沈默的药方是：「在武侠小说中投入非武侠的元素，藉此探索可能性，并努力把真实人生带入武侠，或者说，还给小说。」藉由人物的真实来说服读者。 回馈虽少，不改其志 沈默的尝试不是以喝采铺陈的道路，他表示，「很多人会问我：『武侠真的有必要逼视人性吗？』」我也好奇武侠读者怎么看待他剑走偏锋写武侠？沈默说，他在写小说时，内心是没有读者的，「书写时只能考虑自己想写的。」他举「对话要不要加上下括号」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明内心没有读者是怎么一回事。「编辑希望我的小说对话能加括号，但我很喜爱的萨拉马戈、黄碧云等作家的小说对话是没有引号的；对话就是对话，书写者应该要有本事让读者去理解这件事。没有对话的小说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能让读者专心。」沈默想「引起一个惊叹号」，让读者发觉：原来武侠可以这样写，可以更深，也不用害怕严肃。 像沈默这样的人物谈论自己时，并不沉默，喜欢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万千武器，简直是场文学与武侠的大乱斗，从家中书墙便可略知一二。 话锋一转，沈默自承：「武侠很难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目前获得的回馈都不值得我写下去。然而，这样的困境更让我确认困境所在，也是《英雄热》里讨论的英雄书书写。」 剑走偏锋，乃为披荆斩棘，但路上同行者寂寥，会不会因此感到孤独呢？ 「我不是孤独的，因为写的时候很开心，当然其中有痛苦，在于写到最后是逼问自己：英雄（武侠）在世上到底有无存在的必要？写小说是倒插一把刀，不断质疑自我。」 武侠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 武侠在现代是否有必要，让我想起贾樟柯的《天注定》，有人说这是一部武侠电影，是以侠的精神在对抗国家机器的不义。循此，我们讨论到武侠的定义。沈默给的答案颇出人意外，他说《西夏旅馆》是一部好极了的武侠小说。何解？ 「武侠给人最原始的感受是爽快，我读《西夏旅馆》时，只要骆以军开始天花乱坠在胡扯，就有这样的爽快！」另外，他提到也有人在争论《刺客聂隐娘》与徐皓峰的《师父》算不算武侠？沈默说，「武侠还有很重要的元素──武。《刺客聂隐娘》里头的『武』是一击必杀、一闪而过那种，对观众来说会觉得：『嗯？就这样。』对我来说，这是武侠电影，乃因其中仍有对武侠的理解。不过《天注定》就只能是侠电影，因为少了武这块。至于徐皓峰的《师父》，也有人觉得不是武侠。我认为有人在争论这些是一件好事，有助于突破武侠既有框架。」 那么「侠」呢？或者说，沈默为何坚持站在反叛的位置上继承武侠──这个可能式微的类型？「武侠对我而言，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可以将人性处理得更极限。纯文学在处理现实议题时，往往受限于现实束缚，需要拆解许多框架，可是武侠能很简单的拆解框架。因为武学是最大的隐喻系统，只要你开发出某个武学系统，你就可以让人活在极限之中。」 「武侠对我而言，是人在夹缝中的艺术，可以将人性处理得更极限。纯文学在处理现实议题时，往往受限于现实束缚，需要拆解许多框架，可是武侠能很简单的拆解框架。因为武学是最大的隐喻系统，只要你开发出某个武学系统，你就可以让人活在极限之中。」 曾患强迫症，靠老婆得以与之共处 侠是夹缝中的人，武侠人沈默也曾活在夹缝中。他1999年出道，到2002年之前几乎一年写一本小说。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患上强迫症，总觉得外面很脏，出现仪式化行为：戴黑帽，戴护镜，戴黑色手套，穿黑色夹克。患病期间，连续好几年都在重复删删写写的徒劳。沈默强迫自己体验「活著的感觉」，例如在冬天穿短袖骑机车，感觉寒风刺骨的激爽，或是半夜连看《咒怨》这类恐怖片好几集吓自己。直到遇见他的太太梦娲。 谈起梦娲，沈默说：「她重新创作了我这个人。」彷彿梦娲真似女娲捏土造人。太太让沈默明白：自己的怪其实很平常，接受它不代表否定自我，何况搞文学艺术的哪个不怪呢？ 随著太太而来的，还有女儿。女儿诞生这件事，让沈默开始思考武侠里的养育议题。因为我们在过往武侠中看不到养儿育女，或是生小孩的故事。为何其中没有为人父母的挣扎或思辨？沈默说，「因为在武侠小说里，主角是侠之大者，要以天下为已任，眼前有非常庞大的正义标准必须遵照。然而，正义应该更贴近现实。」因此，沈默说下一部小说想处理亲子养育在侠之中要如何实现。「这也是目前我对自己的疑问。」沈默指向自己与女儿的相处。「我陪伴女儿的时间太少，前阵子带女儿，像是在跟她搏斗。」 或许人生就是不断在与现实搏斗，沈默选择用武侠对抗世界，同时对抗武侠既有框架。武侠在边界中看见人性，沈默有道没有边界的门，使他超克这个有边界的世界与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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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忧伤时代──台北人：写给那些不曾满足的爱情
立刻阅读：《台北故事》「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历经文革、插过队、做过工人的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透过女主角陈清扬悠悠道出这句名言。爱情要在绝处才能逢生，欲望是靠潮溼豢养的。《黄金时代》已远，现在我们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样讲述爱情不可为而为之的小说。 《台北故事》：侧写时代的碎心曲 小说里程瀚青与高镇东两个男人在九○年代末，爱上彼此，然后死之而后生。在狭促倥偬的时代里，两个处在低层阶级的男人何以发觉自身，以及对彼此的欲望？欲望升腾成爱，中间又要经历多少代价？这不是一般爱情故事，更刻画八九○年代那个蒸蒸日上的台湾，以及无法随时代上升的人又将何去何从？ 《台北故事》在镜文学发表后，迅速成为回覆最火的作品。读者追得勤，也不吝于承认自己「看哭」了。读者暱称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这样更亲密、更接近作者。未见台北人之前，我以为这样的小说，该是出自年纪稍长的人吧，还不无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滚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岂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名不过三十岁上下女子。 年纪轻轻，何以写出痛感十足又充满画面的文字？在与她短短相谈的一个小时半里，很难说我得到了答案，毋宁更像是在雾中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围绕在她周身的雾，或城墙。 一个例子是，台北人不善于诠释自己。「你要说……」是她回答问题时常见的开头，彷彿她努力将回答塞进我的问题──带有「是因为你要这样说，所以我才这样回答」的语感，又或许是在确认问题真的是「问题」。 写小说不过是将脑中画面诉诸文字 同时，我很难想像这是她第一部小说。台北人说，在此之前她写的东西谈不上创作，大多写得很杂很随兴，甚至写过就扔，也不回头看。书写对她而言，不是纪录，不是为了保存被时间之河淘洗的种种。已发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个朋友》都是男男恋情，而且还是苦恋、虐恋，为何她钟情于诉说这个题材呢？台北人说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写小说时，我不会一开始就去想要传达什么，常常是听到一首歌，触发了我的视觉画面。画面出现了，我不得不把它写下来。」 至于为什么要写，对台北人而言，那是后来的事，非关写作。「我觉得讲出来为什么就匠气了，因为这可能不是一开始我做这件事的念头。」很少会在访问中听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气」，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会觉得访问我很无聊吧。」似乎是害怕给出的东西不够，台北人补上这句。 用老华语歌召唤时代氛围 八九零年代的华语音乐贯穿台北人的小说，甚且有狂热读者一一找出小说里的歌，搭配服用。音乐确实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须。「我只在家写东西，因为要听音乐，而且要开很大声。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乐，甚至可以一首歌重复听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几天都在听同一首歌。它们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谈到音乐，台北人顿时放松不少。她说她最近在听的是王杰〈忘了你忘了我〉，还直接用手机放起歌来。「爱情终究是一场空，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王杰的歌声开始作伴，我们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个华语音乐的美好时光。 「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 台北人有一个由黑胶唱盘、音乐录影带堆叠起来的童年。「我第一张卡带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带录音机到处跑，还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时，每天都在听父母的黑胶，无论是吃饭或做其他事都在听歌。音乐就像媒介一样，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当时家里还有一面墙都是音乐录影带。不过后来这些都随父母离异丢了。」 台北人喜欢听回首时代的歌，但她从不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当《台北故事》面临修改时，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为发表在中国平台，会审文。我几乎每章都被锁。锁文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常常不知为何被锁，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东西来修改。」读到此，读者可能会想原来现今的《台北故事》是洁本？莫非有一个「比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让读者稍稍放心，「其实情欲戏没减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机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亲密行为时脖子以下不能描写太清楚。」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是性爱连结了程瀚青与高镇东，也是他们的性连结了作品与读者。写实近乎肉搏的情欲描写是台北人小说的好看之处，也是她反覆辩证灵与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欲望由此蔓延。读她的小说，我想起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台北人说，她喜欢的其实是王家卫电影里张叔平的美术设计。「我看王家卫的电影会恍神，常常投注在画面里，电影在讲什么反而不是重点。」 小说里的悲剧来自现实的无常 话及王家卫，台北人提起某位影响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带她欣赏王家卫，也是那人领她更广泛的听音乐。「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些故事。可以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都是被他影响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诉了我一个祕密：「他已经过世了，这些书写都是对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里头程瀚青的一句话：「有时痛苦能提醒一个人不要忘记，我不想他一转头就忘了我。」这或许说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带痛感。 悲剧是台北人的小说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也有挥之不去、阴惨惨的死亡。为什么总要让笔下人物饱尝悲离？台北人说，「现实生活很多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没有预料，它就来了。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情形，认识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当时还上过报。」因此，台北人写小说没有大纲，自己也不知道情节走向。「它（故事）就是来自生活，生活与故事并非谁轻谁重，而是因果关系。」 虽然很多读者反映《台北故事》结局太虐，但台北人写完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样也有点讶异。」面对逝去，台北人说，「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 妈妈也是她最有感的读者 「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可惜也无法改变什么。」在网路发表小说至今，台北人累积相当的读者，读者回应踊跃，还会私信她。不过她坦言与读者互动压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们，只好说谢谢，谢谢他们愿意阅读这个故事。其中有位读者很特别，住在新疆乌鲁木齐。他说他看过我每本小说，跟他互动最没有压力──我们用音乐交流，他丢一首歌，我丢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说什么。」 还有一个读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妈妈。「我妈看完《台北故事》跑来跟我说：『我给你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刘德华的〈真永远〉。巧的是，有一位读者也传给我这首歌，说很适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讳言妈妈有点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说后对同志的观感有了变化。「妈妈看完当下没说什么，只问我：『还有吗？』我就再丢了作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写了封信，说觉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对的。这或许是我写小说的一件好事吧。」 访问尾声，台北人说了个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滨公园跑步，有位穿西装、看起来非常颓丧的先生向她搭话。她当下想逃离，但听他开口后，她留了下来。结果那位先生一讲就是三个小时。三小时中台北人几乎没有说话。回想这段经历，台北人说，「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站在那听他说话，他或许就会去自杀。」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样的特质能吸引人向她诉说？「对方想讲，我就听。」台北人说。彷彿这是很简单的本领。我开始觉得台北人写小说是在回放这些她生命中的伤心人伤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为人知而透过文字倾诉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那是《春光乍泄》快结束时，彼时生嫩无比的张震告别梁朝伟，要他对录音带说几句话。梁朝伟只对著录音带哭泣，张震就这样把他的哭泣带到美洲大陆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过小说告诉我们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实相里，缠绕出最通透的爱情。因为世界是如此粗砺的一头兽，所以要小心对待爱。 「我喜欢听故事，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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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青春是件奢侈品──明星煌：重新定义台湾青春文学
立刻阅读：《浮华世界：职场生存指南》 2015年5月，一名大三男学生因俊俏的外表，在速食店被拍下照片，上传至PTT。男孩的轮廓，神似在《甄嬛传》中饰演果郡王的演员李东学，挟著这部彼时红遍大街小巷的戏剧，男孩一夕爆红，乡民神出他的来历，封他为「台大果郡王」。 网路上的人气，让男孩一脚踏入演艺圈，成了人气谈话节目的班底。2016年9月，男孩以「青春文学教主」之称，推出他的第一部小说《花漾心计》；市场的好评，让他在短短三个月内，又出版第二部作品《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没来过》，奠定了男孩代言青春的地位。热衷文学的他，回头沉潜琢磨自己的写作，酝酿到2017年8月，才在众多读者的期盼之下，推出他的第三部作品《浮华世界：职场生存指南》，更进一步售出电影版权。 对年方23岁的明星煌来说，这是他梦般的经历，也是他所拥有的真实。 梦般的经历是他拥有的真实 刚过去的这两年多，可说是完全颠覆了明星煌原本的人生计划。「我应该就是社会主流认定的那种乖孩子、好学生吧。」中上家庭、名校出身，毕业后要找个稳定的好工作应该也不难。明星煌坦言，父亲对他的设定，就是一直念书，学历能念多高就念多高，拿到学位后求职，顺顺遂遂无风无雨。「他希望我生活快乐、简单就好。」父亲的朴实要求，体现在当初明星煌选填大学科系志愿上，「我的成绩让我可以选择任何想要的科系，但我爸希望我别填中文系，他觉得当作家太辛苦了。」然从高中就习惯随手书写、累积故事的明星煌，心里始终抱著写作的梦，最终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思。只是在踏进文学大门之前，上天先安排他往演艺圈开开眼界。「我应该是我们家族中最浮华的人吧。」他笑。 台大出身的明星煌，至今仍认为在中文系的学养积累是创作的重要基础来源。 许是绕进花花世界的那一趟，让年少的繁华想望得以满足，才使得明星煌能够安下心来，驱策自己认真面对书写。「以前老想著要当个作家，但就只是一个想法，没有太认真落实。是到了快大四时，决定趁著自己还是学生、时间还很充足，给自己一、两年试试。」 尝试的念头一萌芽，明星煌将自己从高中就开始动笔的《花漾心计》整理定稿，投至出版社，很快获得回应。这部被誉为《红楼梦》现代校园青春版的小说，不只是明星煌多年的文字累积，也足可见出他惯于精雕细琢的文笔，甫推出即为台湾的青春文学设下明确的定义：情感丰沛、气氛轻巧，角色们面容姣好、生活无忧；而在看似天下太平的设定中，暗藏著一丝伏流般的躁动──是成长的必要条件，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台湾的青春文学自有其清新与时髦度明星煌的出现，让台湾的青春文学不再只是抓住中国青春文学的衣角。有别于顾漫《微微一笑很倾城》、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或郭敬明《小时代》，明星煌认为，相较于中国，台湾的青春更保有一股纯挚的气息。「虽然两岸都有青春文学，但我们有我们的清新与时髦度。」在明星煌身上，这两者都能得见。「青春其实是件奢侈品。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拥有青春，这是很残忍的现实。」从家庭、学养、外貌到年龄，青春的确必须要有某种生活水准才能伴随，进而准确掌握、书写，这也让明星煌大感自己的幸运。「我接触到的生活圈，以致于我写下的世界，恰恰击中了所谓青春文学的写作元素。现在的我之所以能代言青春文学，真的就是刚刚好。如果我不符合这些符码，我也扛不起这些作品。」天时地利人和，明星煌不讳言，这些都是上天赐与他的厚礼。 然他对这份礼物也用得小心翼翼。「我也担心自己出道的方式，以及在演艺圈既定的形象，如果直接出书，会让我被视为靠外表、人气来转型卖书的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文字魅力，明星煌私下经营一个匿名的粉丝专页，不放照片，不做任何譁众取宠的宣传，就只是日复一日地书写疗愈系的正能量短文，鼓舞众多疲累、受伤的心灵，一字一句、扎扎实实地累积出三万多名粉丝。青春教主躲在帘幕后方，为读者端上一碗又一碗温暖抚慰的鸡汤，最后才以《不怕青春太疼痛，只怕青春没来过》集结现身，惊艳四方，那是他货真价实的努力。 新作《浮华世界：台北凰城雾语》很大篇幅是在咖啡馆撰写。 明星煌从不避讳将自己的背景，或是在生活与工作中的见闻写入小说。「第三部作品之所以取名叫『浮华世界』，那是我现阶段对这个社会的理解──没有见过最繁华的喧嚣，或是最糜烂的恶心，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与质朴。」从一个只会读书的典型好学生，一脚踏入五光十色的演艺圈，明星煌坦承他也有过目眩神迷的时候。但在见识、甚至亲身经历过斗争、陷害与矛盾等等的人性丑陋，知晓台北这座城可以如此喧嚣，才明白质朴的珍贵所在。「年轻世代对上流、繁华一定都很向往，我也是。中国的青春文学，无非也是在打造这样的氛围。但愈打造，就是愈缺乏。」 青春的赏味期限于是他让北唐洋洋从一开始如初生之犊般地积极求进：「想跟前辈们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他具备胜过新闻业同仁的文字感与媒体素养，又有丰富的电视谈话经验，以及加上一张就算不迷人也堪称讨喜的脸蛋，那他还需要具备什么绝对不可少的条件，才能当上主播？」到最后「一个人走在台北，偶尔寂寞，偶尔对未来充满憧憬，有时也会为何去何从感到徬徨，不过这又有甚么关系呢，他依然欣赏这座浮华又功利的城市，如同他深爱暮春的飞花，天晴后的微雨和被落日照红的云和霞。」个中转变，是明星煌为台湾与中国的青春文学隔出的差异，也是他暗藏给读者的密语。「我很希望告诉和我一样的年轻读者，主角们之所以勇于抛弃那些浮华事物，因为真正值得看重的，都不是那些。」世界繁花满眼，有谁不爱？连他自己到现在还是会受其诱惑。「但你总是要有著正确的价值观，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 青春是转眼即逝的流光，值得珍惜品味，只是不应耽溺其中。「我后来决定打破浮华世界的梦幻，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生活态度。」对境成迷梦红尘，繁华落尽见真淳──明星煌唸起这段诗句，「只不过，青春还是有它的得天独厚，有它的赏味期限。既然我还在这个时候、拥有这些幸运，那我就好好把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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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当医学碰上推理──冷言：让我来示范，这才是推理小说！
立即阅读：《人间蒸发事务所》「这盏路灯设置在围墙边，刚好是两条巷子交接处，两面墙以锐角相接，围墙内可以看到种在庭院的树和平房。 阿丰抬头看到的是在明亮水银路灯下，一具两眼圆瞪、四肢瘫软，被吊在半空中的尸体……才刚从人行砖道上爬起来的阿丰，两腿顿时一软，又瘫在地上。他曾经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喝醉酒眼花，又抬头看了一眼。这次他很确定没看错，尸体虽然在摇晃，但那双眼睛却彷彿盯著他看……」 这是台湾推理小说家冷言2015年作品《辐射人》的开场。短短几行文字，即预告了接下来剧情将围绕著这具吊在路灯下的尸体发展。「我用高雄的自强新村当故事背景。这座眷村刚好在我们家附近，现在几乎都没有人住了。」怎么会把自己家附近当成是凶案现场，不觉得有点怪怪的吗？「就……某天开车经过那座眷村前的三叉路，路口有一盏特别矮的路灯，我突然想到：如果那盏路灯下面吊著一具尸体，应该满恐怖的吧？」从这个念头作为起点，一边发想故事，一边蒐集眷村的相关资料，现场勘查周边位置与相对关系，进行记录、拍照。准备就绪后，将脑海中的情节一一落入据实建置好的场景，一部虚实交映的推理小说，就此诞生。 冷言的长篇作品，几乎都有著这样的本地设定。推理小说其实是一种很适合架空的类型，为什么要让故事上演在你我真实生活的大街小巷？ 专属台湾的推理小说 「十多年前，推理迷时常谈论『该如何写出属于台湾的推理小说』。推理小说的确很适合架空，例如日本新本格时期就常常这么做：将地点设定在一座没人听过的岛屿，或一处不知道在哪里的村庄，然后莫名死了一个或几个人。台湾的推理小说要这样写也不是不行，但如果把作者名字盖掉，就看不出来是台湾的创作者写的。所以，针对『如何写出台湾的推理小说』这个重点，最简单就是直接用台湾实际的场景──这是我的思考。」 所以读者会在冷言的作品中看到台湾各地路名，看到「顺这条路直走到底就是鼓山三路，鼓山三路以西，从61巷到241巷这一段是一大片眷村，沿著鼓山三路成带状分布。从马卡道路走到这里，大约需要十多分钟。」这样犹如指路的叙写；又或他作品其中一部系列主角叶正华，从出没的地点到从事的职业，转个身几乎就是冷言自己──一名执业中的牙医。「其实这样取材最容易，你不需要再花脑筋去设想画面。实际去现场看过，按照拍回来的照片的去写就好。」感觉像是个偷懒的招数，却反而让小说有了扎实稳当的基础。 高明诡计的易读性 冷言在2000年时，以刊载在《推理》杂志的短篇小说〈偷脸〉出道，短篇轻快幽默兼带讽刺，长篇则走本格推理路线，风格较为沉重。唯独十几年来，冷言累积的作品不算多。「平常都是随手把点子记下来，遇到文学奖或邀稿才写──有目的比较好驱动自己。」原以为推理需要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但冷言却不是。「点子多数是从电视、电影，甚至某些旅游情报来的；有时遇到某个有趣的人，也会思考如果把对方变成角色会是怎样。」是把那人变成尸体的角色还是活著的角色？冷言笑得神祕。「总之是到处捡拾这样的片片段段，要写的时候再把属性类似的整合在一起。」他说。 书房有一面六公尺宽的书墙，各种推理小说与写作用的参考书摆满了书架，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创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转折，有人著眼动机，冷言独爱的，始终都是诡计与解谜。在形形色色的推理创作者中，有人偏重心理转折，有人著眼动机，冷言独爱的，始终都是诡计与解谜。「诡计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的意外性。一个能和故事完美契合的诡计，读起来很过瘾，让人非常佩服。」怎样算是好的诡计？要困难到除了神探无人能破，还是要华丽得令人目眩神迷？「都不是。」 「好的诡计不必难，但一定要合理。一个写到完全没人能推理出来的诡计，再华丽也是唬烂。」冷言常被某些作者笔下过于复杂的诡计弄到晕头转向，甚至失去阅读的耐心。「如果一个诡计要反覆看两、三次才能了解作者的意思，那对读者来说是一种折磨。」冷言认为，最理想的诡计要掌握住「三七法则」：让三个读者可以随著剧情拆解、七个读者发出意外惊叹，这才是高明的铺陈与趣味所在，也是对作者最大的挑战。「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读者在读到解答时发现，其实线索前面都有，只是自己有没有掌握到。」不能最后才突然冒出线索，甚至把一切都推给巧合或外星人，那是最糟的手法。 医学背景成为犯案助手 医师的职业背景，对创作有什么影响？「有啊，就是医学观念会非常正确。」冷言笑说。虽然不见得要有尸体才有谜团，但命案还是推理小说占比最大的起手式。端看如何描绘相关细节，就可判断作者的用心与否。「有些推理小说，要嘛光用一把小刀就把心脏挖出来，或是一个人失血那么久还没死，或是地上的血字三、四个小时都不会干……我读了就觉得，还是要有基本的医学知识啊。」冷言一一细数。「诡计要合理，杀人现场也要合理。把尸体剁碎冲进马桶？人有骨头，你怎么剁得碎呢？」医学训练让冷言在写作时格外重视有凭有据，即使是虚拟的小说，也要站在知识面说话。 所以叶正华是他的分身吗？「本来是，后来就不这么想了。因为除了职业，其余都差太多了。」冷言勾勒出的叶正华虽然不是热血型的，然却极富正义感，「但在目前的台湾现实社会，正义感已经很难发挥了。」所以他只能将正义感寄托在角色上，而非将自己化身主角。「我的重点还是在于写出既精采又符合逻辑的诡计，让谜团能够合理地获得解决，希望更多人知道──这才是推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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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写】不只做球场上的守望者——陈荭：接住网外的每一个孩子
立刻阅读小说：《青春出于篮》 都说英雄出少年，但成人世界总以百般方法阻扰少年成为英雄。求学阶段的你我，只需要乖乖读书，然后平平安安的，离开校园，以进入下一个常轨。陈荭是少数愿意让少年不死守升学冷板凳的师长。同时，他写作，出了一本鼓励少年成为英雄的小说──《青春出于篮》。 《青春出于篮》叙述两名热爱篮球的少年，因为校队选拔不公，毅然召集伙伴，组成「挑战者」队，经历种种磨难，终获成功；是标准的青少年成长故事，也是节奏明快的运动小说。 对台湾读者来说，来自香港的陈荭或许很陌生，不过他在当地是甚有名望的教育家，曾是香港最年轻的校长。2011年，他放弃高薪，创办「陈校长免费补习天地」，组织教师义务为基层学生补习。看完此等经历，再回首他写于2000年的《青春出于篮》，不禁让人好奇：这本小说是如何诞生的？又乘载何等力量？ 篮球场上不问出身，只求进球 陈荭的出发点是：「在教语文时，发现给中学生读的文学作品很少，既有题材又偏向恋爱，不然就是太过老套。我希望为本土青少年小说尽一份力，写的时候（九○年代初）《灌篮高手》非常火红，我觉得我们也有类似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陈荭身上，「我读书时就爱打篮球，街场（街头篮球）、半职业都打过。」因此，虽然《青春出于篮》不可免的有说教成分，但它说得很「好看」，写篮球场上的故事一点也不含糊。极为写实，有如文字转播的篮球赛事情节，撑起了这本小说。如何透过文字呈现篮球比赛的精采瞬间与紧迫节奏？陈荭表示，他会先在脑海中「顺过一次」比赛过程，或亲自打一次，确保他笔下的篮球技术是可行的。「当然，除了小说最后的神来一球之外。」 热爱打篮球的陈荭，街场（街头篮球）、半职业都打过，也因此更能够行云流水的描写出故事里振奋人心的比赛场景。 小说戛然而止在最后的神来一球；它是球场奇蹟的化身，显然与极度写实的比赛过程相悖。陈荭说：「球场上永远都有奇蹟。所谓的奇蹟，其实来自旺盛的意志力，人人都有发动奇蹟的本事。」 发动奇蹟，仰仗无比的意志力，陈荭不过是把这个可能还诸笔下人物，也告诉青少年读者：「你也有可能做到。」篮球之迷人，来自此，也来自场上不分你我。 「我的学生都来自基层，家庭多不健全。因此，小说刻意选择不同的阶级和政经背景。我想示范：贫富可用篮球来抹平。主角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刻意拉出的对比，但我没有把它放得很重。读者可以注意到，这五人的家庭背景都不相同，也各有困难，他们互相扶持成长，同时认清自己为何、为谁而战。」 篮球能弭平歧异，模糊背景，只要用最大的力量打好自己的位置，无论你出身为何，在场上你就是前锋、中锋或后卫。陈荭说：「这也跟街场经验有关，人来了就打，不问背景。即使是黑社会也会好好打球，装修工人也可能打得一手好球！」 热血教师，磨功一流 陈荭是热血教师，小说里也有一名鼓舞人心的益友良师──张修儒。张修儒面对问题学生不轻言放弃，还透过篮球砥砺主角，是全书最为正面的人物。不过，陈荭自认比张儒修好，「因为我比他年轻，也比他帅嘛，而且更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原来陈荭除了打篮球，还会跳街舞，演话剧──如果透过校园体制无法接近孩子，就用其他更有趣的方法。 「我和学生相处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大守规矩，所以很难扳起面孔凶学生，我用的是『磨功』，用尽耐心跟学生耗，让他们知道老师就是这么坚持。学生通常无可奈何。」 陈荭说，他在女校任教时，有位学生跟家里处不好，想离家出走去当模特儿，「我对她说，我不反对你出走，但我跟你一起走。当时我在麦当劳跟她耗了四、五个小时。之后，她拗不过我，就回家了。」「不做，我就等著你做。」这就是陈荭的磨功之道。 和学生相处就像朋友一样打成一片，善用「磨功」的陈荭，希望能用更有趣的方式，让孩子拥有另一片天空。 这看似戏谑的教学相长，其实是陈荭从基层教学经验里得出的。写《青春出于篮》时，陈荭刚当老师没多久。「是学生让我明白：成绩不佳，其他方面未必差；不守规矩，是因为学校没有找出他们的『规矩』」。当年他教中文，也带篮球队，用学生对比赛的热情驱使学生好好读书，例如成绩要达到标准才能出赛。在熟悉且认可的规矩下，他们往往能尽情发挥。 「他们已在打骂中成长，家庭环境就是如此。如果这样有效，他们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陈荭总结。 是了，他们为何变成这样？青少年何以在年华之时为生活所折损？ 近年香港青少年自杀事件频传，俨然产生连锁反应。陈荭认为，香港学校竞争加剧，老师时间缩减难以顾及学生，校园安全网因而产生缺口，漏接了那些失足的孩子。「此外，追求价值过于单一也是问题。当考试科目成为唯一目标，学生就缺乏其他机会建立自信。许多学生学习成就低，然而这仅仅是一个面向。他们还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人。」 试想：你的人生目标在教室之外，当教室之外的「空间」越来越少；之外，就是悬崖，离开教室，就是坠落。陈荭也表示，成书时，类似的自杀事件很少。是以，《青春出于篮》封存了香港某段时间的师生情谊，现下校园环境则成为对教育之心的试炼。 陈荭举例，他当校长时，某班级上有个学生上课都在睡觉，不过陈荭注意到她很爱化妆。「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找位国画师父教她画画？』后来我真的找了一位国画师教她习画。现在那位学生是香港很厉害的化妆师。」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干的鸡婆之举，却造就了一位学生的不凡。陈荭提及此时，不无得意。 出了校园，还有更多不公义之事 小说里最重要的一场赛事，最后变成一不公的对决。陈荭笔下的主角有挺身而出的勇气。然而我好奇：离开校园之后呢？他笔下的青少年长大后，面对社会上更多不公不义，乃至香港的许多问题，该如何是好？然而，我其实想问的是：当政府不公不义时，我们该怎么办？或许我跑题了，不过陈荭的回答倒也受用：「到社会上当然会遇到更多不公义，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用不公义的手段来面对。」 我想起陈荭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民初传奇队伍──天鹰队。小说写到1931年，天鹰队的阿虎靠著「惊天一球」反胜日本「大和」队，结果竟遭不甘落败的日本特务炸死。陈荭说，天鹰队没有史实依据，只是停留在小说里的传说，「虽是天马行空的设定，但鼓舞了主角投出奇蹟的最后一球。」 现实不断挫败我们，只好交于小说逆转；小说里的人物遭遇逆境，也需要小说里的传说慰藉。 不读小说的话，就去打篮球吧。透过陈荭的经历与小说，我们知道：篮球是享受与人互动的艺术，让你知道自己为谁而战。即使你在人生中迷惘，无所适从，抄起篮球，你就有了方向。陈荭会在场边守望那些仍在犹豫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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